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作家，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致力于把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日本民族性格相融合，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深刻的人性含义，并展开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所表现的主题集中于对核问题和残疾问题的反思，具有超出狭隘民族界限的人类眼光。
大江健三郎的《饲育》是他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成名作。这篇作品以“二战”时期日本一个偏僻小山村所发生的一件美国飞机坠毁事件为引子，展开了作者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
故事的主人公、第一人称“我”以一个十来岁的山里孩子的眼光，讲述了他在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夏季的大雨使得山村与镇子断绝了消息，一天凌晨，巨大的爆炸声把“我”和弟弟以及身为猎人的父亲从睡梦中惊醒，天亮后，村人们在飞机坠毁的山上抓到了一个黑人俘虏，这在这个小山村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孩子们兴奋极了，都跑去围观这匹被捕获的“猎物”。他们看着他被大人们簇拥着，脚上带着套野猪的铁索走进村子，看着他停下来小便，看着他被关在“我”一家人所住的仓库底下的地窖里，还从地窖的小窗里向里面窥视。等到爹回来，“我”问爹打算把黑人俘虏怎么办，爹说：“先喂着，看看镇上怎么说。”“我”吃惊地问：“喂着？像牲畜似的？”“他跟牲畜没两样，浑身一股牛臊味。”爹一本正经地说。他这句话为小村人对待俘虏的态度定下了基本的模式，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把黑人俘虏喂养起来？我紧紧地抱着膀子想，我真恨不得脱光身子大声叫喊：‘把黑人喂养起来，像牲口一样……’”但又担心黑人养在村里会有危险，怕他“从地窖里钻出来，杀光村里所有的人和猎狗，烧光所有的房屋”。
“我”跟随父亲走山路去镇上请示如何处置俘虏，但镇上的负责人都怕担风险，要小村的人把俘虏暂时养着，不要跑掉了，等候县里的指示。父亲只好回到村里。全村的人不顾自己每天都在忍饥挨饿，还得给这个“猎物”准备一日两餐，送饭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最初“我”送饭时是由爹端着上膛的猎枪在旁边警惕地监视，但当黑人犹豫了一下开始大嚼送来的食物时，“我和爹并排靠在墙上，在万般感慨中看着黑人大吃大嚼。他埋头用餐，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存在。而不得不同饥饿搏斗的我，却正好得到了仔细观察这头大人们捕获的出色‘猎物’——这一令人窒息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猎物’啊！”“我”开始欣赏黑人那“造型优美的头颅的卷发”，他的“透着黑紫色的光泽”的皮肤，“肥壮的脖子呈现出强韧的褶皱，真令人为之倾倒”。只有他的体臭“催人呕吐”，激起一种“类似发狂的情感”。
第二天，镇里的书记亲自来到小村视察。“我”从小窗里看到黑人“像一头挨了狂鞭的牲畜，屈身瘫倒在地面上”。“我”以为人们揍了黑人，感到无比愤怒：“腿被绑着，还揍他？”后来知道并没有人揍他，他一直就是那样躺着的，才平息了愤怒。书记向村人们宣布，看管黑人俘虏是村里的义务。这时“我”的朋友豁唇儿得意地喊起来：“我说过不会杀他的吧！”“黑人压根儿就不是敌人。”弟弟也高兴地说：“杀了多可惜。”“我”第二次送饭，看着黑人狼吞虎咽的样子，“简直是一头温柔驯顺的动物”，父亲也不再端着猎枪。“已经不再惧怕黑人的事实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除了送饭之外，“我”还担负着为俘虏倒便桶的任务，于是请求增加了豁唇儿一起来完成这件工作。几天后，大人们不再监视黑人，各自去做自己的事，只剩下孩子们和他做伴，“黑人名副其实地成了仅仅为充填孩子们日常生活而生存于地窖里的动物了”。
从此，“我”、豁唇儿和弟弟三人每天围着黑人席地而坐，这是一项特权。倒粪桶的事已交给外面恭敬等候的其他孩子去做，那些孩子为此而欢天喜地。“我”们三人甚至擅自决定解除了黑人脚上的锁链。“即使他腿上少一条锁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危害呢？不过是一匹黑猩猩而已。”解除了锁链的黑人高兴得站起来直跺脚，把豁唇儿吓得逃出了地窖，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晚上爹回来看到锁链解开了，也没有责备孩子们，“黑人给人的像家畜一般驯服的感觉，宛如空气，随着呼吸溶进了大人、孩子，以及我们村里所有人的肺腑”。清晨，黑人正在摆弄那只坏了的野猪套，见到孩子们来，示意要他们拿工具箱来。孩子们面面相觑，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喜悦，“黑人对我们说话了，就像家畜对我们说话一样，黑人对我们说话了！”他们不顾危险，拿来了工具箱，“毫不犹豫地把它交给了黑人”，他们不相信这家畜一般的黑人会用这工具干什么坏事。“黑人看着工具箱，又抬头看了看我们，我们也看着他，兴奋得浑身发热。‘这家伙，和人一样呢。’豁唇儿低声对我说。我拍着弟弟的屁股，笑弯了腰，感到无比的幸福、惬意。”黑人也笑了，“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黑人也会笑。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和黑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深厚激昂的、近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黑人用他灵活的双手修理好了野猪套，微笑地看着“我”和弟弟，“我”和弟弟也笑着望着他。“我们就像对一只山羊或者一只狗那样，久久地看着他那双诚实的眼睛。天很热，而这酷热又像是把我们和黑人结合起来的某种共同的愉快因素。我们不由得相视而笑……”一种真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黑人后来还修好了书记摔坏的假肢，并且和书记、孩子们一起来到地窖外面，看书记试验那条假腿。书记点烟给黑人，黑人也送给书记一只烟斗。从此黑人就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出来玩，甚至一个人走出地窖。“当黑人来到外面，躺在树阴下小憩，或是弓着腰缓慢地在石板路上踱步时，无论孩子还是大人，都向他投去若无其事的目光。黑人像猎犬、孩子和树木一样，正在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看父亲剥黄鼠狼的皮，看铁匠打铁，还和孩子们一起到泉水中去游泳。“他湿漉漉的躯体在强烈的日照下闪着光，像一匹黑色的马，丰满而俊美。”当他展示出他那“英雄般威风凛凛，粗大壮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美的**”时，所有的孩子都为之惊倒，“我们都在想，黑人真是一匹无比出色的家畜，一头天才的动物。我们多么喜欢黑人！”这个夏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充实的夏天，“一种奇异的感情震慑了我们，——这给我们强健的肌体涂上光彩的夏天、像突然喷涌而出的油井在我们身上洒下一层漆黑的重油的夏天，将永远持续不断，永远也不会完结。”在孩子们心目中，黑人虽然还是像“马”，像“家畜”，像“动物”，但那已经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就像对一个日常亲密的朋友一样。他的人性已经得到全村人的接受和认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战争，这位“无比出色的家畜”一定会在这个小村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决不会比在他的家乡生活得差。
然而，好景不长。书记终于带着县里的处置意见来到了小村，召开了全村大会。县里指示由村里派人把黑人俘虏押送到镇上去。这个消息对于孩子们无异于当头一棒，“简直是把我们投进了惊恐和失望的深渊。把黑人送走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夏天只剩下空虚的外壳！”于是“我”惊慌地跑到地窖去告诉黑人这个坏消息，可是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使黑人了解“我”的意思，反而激起了黑人的惊恐，他大概以为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于是他一把抓住“我”作为他的人质，用野猪套索把地窖门捆死。“我看着他那双充血失神的眼睛，突然觉得黑人又同刚捕到时那样，像一只毫无理智的黑色野兽——一种危险的剧毒物质。”大人们赶来，发出了怒吼，要他放了人质，并把猎枪从小窗伸进来对着黑人，黑人更加以为是要置自己于死地，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于是死死地抱住“我”来抵挡可能射来的枪弹。“一切都残酷地告诉我，我成了俘虏，成了黑人与大人们交易中的砝码。黑人变成了‘敌人’，而我的一伙却都在地窖盖板的那一边喧嚣。”“我束手无策，像一只中了圈套的小野兔，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生命便要毁灭了。我是多么愚蠢，竟像信任朋友一样信任黑人。可是我又怎么能怀疑浑身汗臭、总是露着笑脸的黑人呢？”
当大人们在外面砸地窖门的时候，黑人大喊一声，掐住了“我”的脖子，意思是再要砸门，他就掐死这个孩子。外面的大人们停止了一会儿，但又更猛烈地砸起来。“所有的人都把我抛弃了。大人们眼看着我被黑人扼杀也不肯住手。……我感到愤怒、绝望，屈辱地流着泪听着大锤的声响。”人们终于打碎了盖板，涌进了地窖。“黑人紧扼住我的身体，叫喊着退到墙角。我内心充满了敌意，对大人的、对黑人的、对所有一切的敌意。”最后爹拿着厚刃刀扑了上来，砍碎了黑人的头颅和黑人用来保护他的头的“我”的手掌。受伤的“我”躺在病**，对一切都感到恶心，“而正是这些龇着牙，高举着厚刃刀向我扑上来的大人让我感到恶心和困惑。我不住地叫嚷，直到他们全都离去。”这就表明了“我”对于大人们、包括自己的父亲所代表的所谓“大义”原则的彻底拒绝和愤恨。当所有的人都陷入这场残酷血腥的战争中时，这场战争与孩子们有什么关系？与一个温驯的、无害的牲畜般的黑人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么可能成为“敌人”的？黑人最终并没有掐死孩子，应该说还是手下留了情的；但穷凶极恶的父亲却宁可牺牲孩子的手掌，也要置黑人于死地。战争使人们变得疯狂，哪怕是这么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村民，也被绑在战争机器上，成为无情的齿轮和螺丝钉。战争使人们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使一个最普通的人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一个明知其无害的黑人，甚至向自己的亲生儿子举起屠刀。
十岁的孩子开始用一种叛逆的眼光来看这个“大人们”的世界了。“不断有匆匆忙忙的大人挺着胸，默默地走下山谷。我只感到大人们使我作呕，使我恐惧，每每把头从窗前移开。在我沉睡期间，大人们好像全变了，变成了其他星球上的怪物。”大人们正在山谷底下为开始腐烂的黑人尸体建栅栏，以防被野狗吃掉，因为上面指示不能火化，要保留尸体。山谷里弥漫着黑人的体臭和尸臭。“我”的包着绷带的手也发出臭味，但“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臭味，是黑人的”。他开始与死去的黑人认同，因为他的血的确和黑人的流在了一块。“一个天启般的思想浸遍我全身，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已经与那个世界彻底无缘了。”书记过来安慰“我”，他抽着黑人送给他的烟斗，“我”却执拗地保持沉默。“我”在内心里说：“战争，血流成河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争还在继续着。在遥远的国度里，尽管它像席卷羊群、柴草而去的洪水，但它绝没有理由波及我们的村庄。可是，现在爹却挥舞着厚刃刀扑上来把我的手掌打得粉碎。战争突然支配了村里的一切，使爹也失去了理智。”小说结尾，“我”对于书记在山上意外地摔死也无动于衷了。“这突如其来的死，死者的表情，时而充满悲哀，时而又不无微笑。这一切我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作者所描述的这场黑人和村民的冲突，表面上是一个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的阴差阳错的误会，但实际上是一场人性的悲剧。在这里，语言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人们还保持有人性的底线，悲剧就不会发生。村民无意杀掉黑人，黑人也无意杀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发生了。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一个丧失了人性的世界。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宁可离弃这个世界，而不愿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这就是作者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对这场战争的人道主义的反思。
（本篇中引文采用沈国威译文，载《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死者的奢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