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韩非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君主专制帝国的政治学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强调君主本位的独断主义；二是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
1. 君主本位的独断主义
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术”思想的时候，同时吸收了其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不害的话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在于申不害所说的“君主要独断”。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个昏主暴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认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韩非这些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意识，却比儒家更卖力地、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的工具而已。
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中说：“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辇，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则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国的功业。
韩非还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如，不要相信人。韩非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他反复向君主进言：“依赖势而不要依赖信，依赖术而不要依赖信。”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再如“告奸”。韩非认为，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互相怀疑，互相“告奸”，就能使君主调查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裁专制理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统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2. 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
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是说，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
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揽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主：君臣之间无非是“君重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春秋时鲁国人，曾篡夺鲁国政权）。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甚至主母、后妻、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权。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主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成群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换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主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主要独操裁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大权力，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尊”“至贵”，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头上。
以上这些韩非关于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之中。如：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绝对掌握宦官、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等。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国家形态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调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显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以后的两千年中，韩非的理论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如三国时诸葛亮就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忠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说：“丞相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国家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近代的严复，也因感于当时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在中国人头上，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
3. 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以下几点：
（1）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危亡。在韩非的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主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2）无限制地扩张君权。韩非以为应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3）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的是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4）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也是先秦法家的一个通病。
（5）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成为**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代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迅速灭亡，显然与韩非学说内在的理论缺陷有关。
比如，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轻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于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
因而，鉴于亡秦的教训，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不得不重建君主专制帝国的理论基础。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等消极因素，将儒家思想推向前台，形成一种“阳儒阴法”的统治模式。
点 评
韩非一生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以人性的阴暗面为基础创建了他的政治学说。他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他竭力为君主专制独裁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被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他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他是一个远见而明察的人，却又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他的悲剧人生，令太史公司马迁感慨万千，因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分析得那么周详完备，甚至写出了《说难》这样周密透彻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
将军俑头像
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