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开始发现了人民的力量和价值，提出了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哀公》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从来没有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西方的民主制是一种审美意识，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发现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两种力量，主张以民权制约、抗衡君权，在这一点上，似乎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近。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点：君权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甚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却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到秦王朝几近凋敝。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及帝制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
《韩非·外储说右下》认为，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好看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但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供驱使的“民力”，而非“民心”，更不是民在社会中的主体价值。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反说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者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法家思想的本意，虽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抛弃了民本思想。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
如果得到天下，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奴仆。不过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可以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尉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了下来，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也就日益暴露了出来。秦始皇认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奴役天下。他视人民如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公卿大臣们都仰承秦始皇的暴君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违背他意志或惹他不高兴的人，随时会招来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国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