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产阶级的初步发展
随着洋务运动时期资本主义工矿交通业产业的发生、发展，加上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统金融业和商业的资本主义化，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这里所说的早期资产阶级，一是指其在产生和发展阶段上处于开始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二是指其在内涵成分上包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的产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主要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从他们所从事的经济领域来说，已经有了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产业资产阶级。其中的产业资产阶级是在这一时期中产生的，其他则在此前已经产生，但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商业资产阶级是最早产生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除了外商设立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之外，中国人也陆续设立一些商贸行号从事进出口贸易，或以原有的商业行号兼营进出口贸易，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化的商业。这些专营或兼营进出口贸易的行号，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便开始产生，如专门经销进口洋布的洋布店、专门经营丝茶出口的“丝茶专栈”和兼营洋货的京广杂货店等。到1860年后，除先前已经产生的那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行业有了较快发展之外，还出现了新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如进口方面的五金、洋杂货（百货）、煤油、颜料、西药、钟表等行业，出口方面的皮货、蛋粉行业。此外，本国的工业产品业也开始逐渐地进入流通领域，如煤炭、丝绸、面粉、火柴、棉制品等，使商业与本国资本主义产业的联系渐趋密切和广泛。资本主义商业的产生、发展和传统商业资本主义化程度的扩展，当然意味着其相关商号的业主和主要投资者已程度不同地转化为商业资产阶级。
金融资产阶级几乎与商业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传统金融业也被逐渐纳入外贸金融体系。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的财务关系，通常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接着，票号亦成为钱庄外贸财务业务的支持者，如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从而使票号间接地参与了外贸业务。这种传统金融业被卷入外贸金融体系的状况在前一时期已经产生，到进入这一时期之后，则随着外贸的较快发展而获得较快扩展，尤其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它们除了仍然要利用中国钱庄的汇兑渠道之外，并且在资金上向钱庄提供拆款，在业务上接受钱庄的庄票，进一步把钱庄纳入外贸金融体系之中。此外，随着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生、发展，钱庄、票号与它们的财务关系也逐渐发生发展起来，如汇兑、借贷等。无论是被纳入外贸金融体系，还是与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财务关系的发生、发展，都是钱庄、票号资本主义化的表现。因此，它们的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也逐渐向金融资产阶级转化。
产业资产阶级则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产业资产阶级当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矿、交通等产业的发生而产生的。由于资本主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不像商业和金融业那样复杂而隐晦，因此判定产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时间和发展过程也就比较简单明了。当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产生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就产生了，因为已有一些人对企业有了数量较大的投资，也有一些人成为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商办企业产生以后，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
关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数量，只能作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产业资产阶级的数量比较容易估计，他们的产生与资本主义产业的产生直接相连，到1894年时，全国曾成立过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36家、商办企业154家，合计190家，如果以每家企业平均有5名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估算，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人数有近千人。
金融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所经营的业务与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产业有了一定的关系，因此他们主要存在于已有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和已有资本主义产业的城市，其他城市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传统金融业者和商人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但为数肯定很少，姑且忽略不计。到1894年，全中国实开通商口岸25个，它们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登州（烟台）、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琼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以上为1876-1877年开设者）、拱北、九龙、龙州、蒙自、重庆、亚东。估算金融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数量，也就是估算这些通商口岸的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店号和外贸商品及工矿产品经销商店的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
就金融资产阶级而言，各地有数可查的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店号数量是：上海在1908年时有310户；汉口在最多时的1891年约有500户，后来虽逐渐减少，但到清末时仍有138户；天津和福州在1860年前后各有100户左右；宁波在1891年时有22户；镇江、苏州在20世纪初年亦各有30户左右。据现有资料记载，在25个已开通商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龙州、蒙自、亚东7个口岸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8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也就是说这18个口岸的传统金融业已程度不同地与外贸发生了关系，其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开始向金融资产阶级转化。若将广州、福州、上海、天津、汉口5地以每地有120户金融店号，其他13地以每地有30户金融店号计算，那么这18个通商口岸共计有钱庄、票号之类的金融店号约1000户，以每户有2名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计算，那么共计有初步转化为金融资产阶级者约2000人。
就商业资产阶级而言，他们所分布的范围要比金融业广一点，每个相关城市中的商业店号也要比金融店号多得多。如上海一地，到19世纪末就有销售进口商品的洋布店号130余家、五金洋货业店号196家、洋杂货业店号约1000家、煤油业店号49家，经营出口商品的丝栈51家、茶栈34家、皮货业店号69家、蛋业店号34家，这几个专营进出口的行业共有店号1563家。此外，还有其他各类商业店号5700多家，其中兼营进出口贸易者亦不在少数，如果取其半数计之，则为2650家。如此，上海有专营和兼营进出口业的商业店号约有4200家，如果以其2/3成立于1895年之前计算，那么有店号约2800家。如果以每家店号2个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计算，那么应有5600人。参考上海的情况，如果将广州、福州、天津、汉口4地以每地3000人计算，其他13个通商口岸以每地1000人计算，那么这18个通商口岸共有商业资产阶级3万多人。此外，在这一时期其他尚未设有洋行的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中，也已有相当数量的经销进出口商品和国产工业品的商号。由于洋行能够向华商提供“子口半税单”，使内地华商得以直接到通商大埠运销洋货。如仁记洋行的进口布匹由芜湖的7家华商承销，并再转由汉口的4家华商贩往内地；四川商人直接到上海贩运洋货；由镇江、宁波、汉口、九江、福州、厦门、芜湖等口岸进口的各种洋货，由华商运销到省内外各州县；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上海“从英美两国进口的纺织品有一半是由华商订购的”，其他进口洋货由华商订购者多达75%。这里所说的华商也包括内地非通商口岸的华商。据此，这些非通商口岸中经销进出口品和国产工矿品的商人数量估计与上述18个口岸的数量相仿，即亦约为3万人。如此，全国共计约有商业资产阶级6万人。
还有一种资产阶级化的商人不可忽略，那就是附股于外资工商企业的中国商人。据已有研究，在整个19世纪中，华商对外资洋行、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房地产、棉纺织、缫丝、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业、工矿业都有多少不等的附股。有些外资企业的华商附股占有较大比重，如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东海轮船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中的华商股份占到一半以上，烟台缫丝厂、上海怡和缫丝厂、华兴玻璃厂中的华商股份占60%以上，大东惠通银行、中国玻璃公司中华商股份的比重达到80%。所有华商附股的累计总数在4000万两以上，是这一时期买办、官僚和绅商对本国产业投资2000万元（约合1400万两）的2.86倍，如果以这一比例估算附股商人的数量，那么就有2800多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应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产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
如此，各类资产阶级合计的总人数为6万——7万人。
二 工人阶级的初步成长
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人已经在外资企业中产生，那么由于当时外资企业尚少，工人的数量也较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1865年之后，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增加，本国的洋务企业和商办企业的开办和增设，不仅外资企业中的工人数量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开始在本国的企业中产生了工人。外资企业中的工人数到甲午战争前后约有3.4万人，其中船舶修造业9000人，砖茶制造业7000人，机器缫丝业及其他进出口商品加工业各6000人，印刷、造纸、制药等业4600人，公用事业1400人。同时，本国企业中的工人数，自19世纪60年代产生以后，到80年代后有较快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后已大大超过外资企业中的工人数，达到92850-99060人，其中除了一般的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了铁路工人、轮船招商局工人和职员。把外资企业中的工人和本国企业中的工人合计，总数为126850-133060人。
上述的工人数量只是对机器工矿企业和新式交通业中的工人数量的估计，没有计及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或已成为工场手工业企业中的工人数。这部分未被统计在内的工人，虽然不像机器工业和新式交通业的工人那样具有现代工人的典型性质，但也正处于由手工业工人向现代工人转化的状态，应该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并把他们统计在内。这种转化中的工人在广东的缫丝业中存在较多。广东的机器缫丝厂到1894年时已发展到88家，另有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缫丝工场有二百多家。但在上述的统计中，只统计了上海的7家机器缫丝厂和广州的55家机器缫丝厂的工人，总数为13600人。另一项对上海8家机器缫丝厂和广东88家缫丝厂工人作了统计，上海为5850人，广东为40000人，合计为45850人。但这一统计尚未计及广东的200家缫丝工场的工人，如果以广东机器缫丝厂平均每厂工人数454人的1/3计算每个工场的平均工人数，那么每工场有工人约150人，总计为30000人。如此，缫丝工人的总数应是75850人，比原有统计数13600人多出62250人。加上这个数字，那么工人的总数应为189100-195310人。如果再计及其他行业中的手工业工场的工人，其数字就更大了。
当时的工人已经有相当高的集中程度。一是集中在一些大企业中，如在采矿业中，开平矿务局在1889年时有工人3000名，1894年时有3500-4500人；漠河金矿拥有工人亦达2800-3600人。在军火工业中，江南机器制造局约有工人2800人；福建船政局在1872年时就拥有工人近2000人，到1894年时增至2600人。在金属冶炼业中，汉阳铁厂有工人约3000人。在棉纺织业中，湖北织布局有工人2500-3000人，上海华盛纺织总厂有工人约4000人。在交通业中，为数不多的铁路则集中了多达3万人的铁路工人；轮船招商局也有工人和职员约5000人。二是集中在四大城市之中，以上海为最多，有各类工人约36220人；汉口次之，有工人12850-13350人；广州居第三位，约有工人10300人；天津居第四位，有工人3080-3240人。这一工人的地域性集中状态只是就机器产业工人的数量而言的，如果计及铁路工人和轮船招商局的职工，乃至再计及铁路建筑工人和码头工人，那么上海的工人数还会再多一些，而天津的工人数则会多得更多，应该是超过广州乃至汉口而占第三位甚或第二位。如果计及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工厂和手工业工场的工人，那么广东顺德的工人数可能会占第二位，甚至第一位，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工人的种类也已相当齐全，一些最主要种类的工人已经产生，如采矿企业中产生的矿工、铁路企业中产生的铁路工人、轮船航运企业中产生的海员和码头工人、金属冶炼企业中产生的钢铁工人、纺织企业中产生的纺织工人和缫丝业中产生的缫丝工人。
三 新知识群体的出现
传教士和其他来华外国人所从事的传播西方文化活动，从其目的性来说是一种文化扩张或侵略，但从其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来说，大多数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传授形式的实用性和先进性。它们的输入既给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模式和因素，也随着其功效的显示，逐渐被中国有识之士视为仿效的样板，使中国官方和民间模仿或聘请外国文化传播者创办自己的新式译编出版机构、新式报刊和新式学校的活动逐渐兴起。这从时人的有关论述中可见一斑。1887年《申报》评述中国石印出版业的发展过程说：“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郑观应在呼吁中国自办报刊时指出：“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时叙述中国自办新式学堂之事说：“洎乎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之堂。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
随着来华外国人和中国人所办新式文化传播机构的增加和西方文化传播的不断扩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新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人员构成。
一是协助来华外人进行文化传播的中国人。来华外国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不仅有人生地疏之感，而且有语言不通的障碍，甚至还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因此，聘用中国文人协助其传播西方文化工作是他们的普遍做法。
在来华外人所办的书籍译编和出版机构中，有不少华人参与其事。这些机构的设立和日常工作都有华人参加。如广学会中有助译及誊录、发行的华人18人，其中的著名者先后有蔡尔康、任保罗、范皕海、许东来、谢颂羔等人。上海圣教书会由顾咏经、吴虹玉、鲍华甫等华人共同参与发起。青年会书报部的主持人大都是中国人，先有谢洪赉、奚伯绶、胡贻谷、范皕海等人，后有谢扶雅、应元通、沈体兰、张仕章、吴耀宗等人。其他的教会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大都聘用数量不等的华人。许多西书的翻译是由中国人代笔而完成的。当时翻译西书所采用的普遍方式是：洋教士“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并润色加工。即便享有汉学权威声誉的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和大英圣书公会驻沪代理处期间，有关译书之事也请沈毓桂“主其事”。施约瑟的译书工作先请沈毓桂协助，后另“延华士，译以华文”。花之安的第一本文言译著《马可讲义》，“系王君谦如笔述”，主持广学会时又请顾仲涵为其“记室”。林乐知的代笔者“初为吴江沈君毓桂，继为上海蔡君尔康，今为之者范君祎，而任君保罗尤与公同砚最久，历二十余年无间”，林所译书籍大半出自他们的手笔。李提摩太以蔡尔康为主要代笔者，他的著名译作《泰西新史览要》由蔡尔康译为华文。有人统计，在1919年之前，各类代笔华人累计达5000余名。
外人所办的报刊机构也同样离不开华人的协助。《万国公报》名义上由林乐知主笔，实则由华人沈毓桂和蔡尔康先后主笔。《申报》不仅是在华人建议下创办，而且一开始就由华人吴子让任主笔，后来又有蒋芷湘、钱昕伯、黄式权、蔡尔康、袁祖志等任主笔或编辑，还由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人任业务经理。就是外国人所办的西文报刊，也有华人参与其事者。如1845年开办的香港《孖剌报》（China Mail），聘用伍廷芳为译员；1857年开办的香港《德臣报》（Daily Press），曾由华人陈霭亭担任“译著之事”；《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Journal）和《中国政治社会科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都由中外教士合编。至于报馆日常事务的料理，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招揽等事务，各报馆几乎无不雇用华人。戈公振曾概括外国人报刊的人员雇用情况说：“当时报馆必延一华人为买办”，担任经营之事；又雇用卖报之人和“招揽广告之人”，并在外地“兼任访员”。
在来华外人的办学活动中，同样有中国人参与。华人在这类学校中的工作除了参与校务工作和担任汉语和汉学的教学工作之外，也有担任西学的教学工作的。如在格致书院担任西学教习的华人有徐寿、华蘅芳、陆仁堂、栾学谦等。从总体上来说，在教会学校任教、任职的华人占有一定的比例。据统计，1925年时基督教所办大学的教员共计有465人，其中华人181人，占39%,虽然在教会学校开设的早期或许不会有这么大的比例，但肯定也有一定数量的华人教员。
来华外人所开办的各种文化传播机构聘用华人为其服务，固然使这些华人沦为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帮手，但亦使这些华人转化为新式文人，并逐渐养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素质。为洋教士主持译书事务和代笔者逐渐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代翻译家，后来几乎都独立从事过不少西学书籍的译编工作。而且，这些华人在代笔译书中，不可避免地成了西学的接受者，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逐渐资产阶级化和科学化，或产生和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或丰富了科学知识。参与外人办报事业的华人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代报人，而且有不少成为中国自办新式报刊的带头人。不少参与来华外人办学活动的华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思想大多是传统的，但是他们在新式学校的管理和执教过程中开始按照新式的方法办学、施教，从总体上来说已属于新式的教育工作者。
二是由阅读西书和西式报刊而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这些西书和西式报刊所传播的西学门类众多，以中国人为主要传播对象，其影响达于中国的各个阶层。
来华外国人的传播西学，当然是出自其自身和本国的利益，旨在实行对华文化同化，奴化华人，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并为其本国的对华政治和经济侵略开道。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时，并不是一味按照外国文化传播者的旨意去做，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动机和标准。加之传华西学的内容构成并非全属奴化和教化方面，而是包含着许多科学技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以及实用性知识。这就使中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动机和需求标准，去参与外国人的西学传播活动，去仿建自己的西学传播机构，去吸收自己所需的西学素养。例如，有的人为了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而去接受西教的教义和参加教会；有的出于谋生需要而去教会及其附设的文化传播机构任职；有的因为探索强国、救国之理而去阅读西学政法书籍和文章；有的为了追求科技知识而去学习自然科学；有的为了获取和提高从业能力和求职资格而去就读各种相关的专业课程。
就汉译西书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除了第一类书籍以传布教义为主旨，其主要影响所及是在中国各阶层中造就了一大批教徒，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没有多少关系之外，第二类和第三类书籍则主要面向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新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以及各级政府官员、绅士和商人，其客观作用是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增加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绅商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先导者和核心力量。
从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而且受影响越多者，变革的思想越强烈，态度越激进。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从各种汉译西书中吸取过不少思想要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不难见到叙述自己如何与传教士讨论时政、如何因阅读西书有感而写作的情形。康有为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而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维新领袖。他自述转变过程说：“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八年壬午……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即科举），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精。”从而逐渐形成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厉行变法维新的思路和决心。后来他所写就的各种变法上书和文献，都贯穿着西学的原理。变法维新的理论家梁启超，不仅广读西书，吸取理论营养，而且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把一批自认为优秀的译著推荐给广大的维新人士阅读。康、梁等维新人士还从自己读西书的受益中感悟到自主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
三是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一般是西学和汉学两者兼有，教会学校还设有宗教教义。小学和普通中学以中西文化和科学常识的基础知识教学为主，专科学校和大学则以各种专业教学为主，西学的比例较大。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和结构，尤其是专科学校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为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随着新式学校的发展，其毕业生逐渐由社会低层向高层分布、由教会领域向其他各个领域扩散。如京师同文馆，1887年时有8名毕业生留馆担任教习。到1890年，又有10名毕业生担任教习。上海广方言馆到19世纪末，先后留馆担任教习的毕业生有9名。中西书院到其开办十周年的1892年时，已有200多名学生毕业，并进入新兴的部门工作，“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也有到“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继续学习者“数十人”。格致书院不仅有不少在校生毕业，而且培养了社会上的许多西学爱好者。它从1886年起开始实行按季课试，社会上对西学有兴趣而又有所知的人均可自由参加考试，到1894年结束，连考9年；从1889年起又开始实行特科，到1893年结束，每年两次，连续5年，共计考课46次。课艺的内容90%以上涉及西学和时务。参加考课的人员中有1878人获得了超等、特等、一等奖，参考人员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他们的地区分布也相当广，涉及了十多个省、区。还有一批毕业于各专门学校和留学回来的学生分布于洋务企业和海军之中，担任技术人员和指挥、驾驶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既有奴化教化中国人的作用，也有促使中国新式人文社会因素产生、发展的反作用，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单一的传统因素结构转向新旧兼有的二元因素结构，并朝着以新因素为主导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化虽然势必带来新旧因素的分歧和冲突、引起社会的变动，但也由此推动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除了上述这三种新社会因素之外，当然还有两种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初步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况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