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密谋应对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
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 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奏折称：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秉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切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绪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他在所呈递的奏折中隐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奏折称：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 伊藤博文来华及其影响
伊藤博文是日本老一代的著名政治家，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建构方面，伊藤博文主持吸收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与政治理念，创建并确立了日本的近代政治体制，长时期担任日本政府首脑。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伊藤博文政府蓄意挑起的，1895年的《马关条约》也是伊藤博文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时的“杰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不断衰败，伊藤博文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在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中国人那里，却以为伊藤主导的日本政治变革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当甲午战争之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对远东的扩张急剧加快的时候，不仅中国内部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思想主张，即便先前几年还与中国为敌的日本也竭力拉拢中国，希望与中国联合抗衡俄国对亚洲的蚕食。
1898年6月，伊藤博文内阁倒台。赋闲后的伊藤博文萌发到中国游历的想法，至少在7月中旬这种传闻已经在日本国内公开。
不过，政治新锐康、梁等人，在促成伊藤博文以私人的身份到中国游历上也曾起到作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他曾建议康有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聘请伊藤博文做外国顾问。这个建议引起了康、梁的极大兴趣，他们在随后的时间里通过各方面的关系终于促成了伊藤的来华。
由于伊藤访华的目的不为外界所知，这就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关切与猜测，中国国内的维新势力期待伊藤博文的访华能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有所推动，而中国外交界和政界一些反对李鸿章等联俄政策的人，也期待伊藤博文在访华期间能够说服清政府放弃这一政策，转而依靠英、日等国，并进而与日本结盟，特别是伊藤访华前日本政府差不多经过两年多辛勤工作，中国政界的一些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都多少具有这种倾向。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虽然不具有正式的外交名分，但对中国政治可能发生巨大的作用，则是可以预见的。
日本方面对伊藤的中国之行也高度重视，他在启程前曾与明治天皇多次秘密会谈，日本政府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在伊藤出访前多次拜访，提供意见和咨询。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
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伊藤说：此次漫游贵国，最令人惊叹者，乃贵国大皇帝聪明而勤于政事。以余寡闻之人，亦闻大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此乃我日本国深为欣幸之事。因为贵国今日急务，实有关于东亚大局乃至整个国际形势。
庆亲王说：我皇上圣聪，锐意图治，欲咨询于阁下。贵国与我中国乃唇齿之邦，又为同雠。阁下久历兴邦之事，趁此游历之机，能否以邻谊修睦之念，不吝教诲，以济艰难，实我国君臣上下之厚望。
总理大臣廖寿恒接着问道：我中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今日年老因循守旧顽固者，概行罢斥，而易以壮年新进熟谙洋务者，果如何？愿闻高见？
伊藤答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且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需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激。否则，乱阶将起。
看来，伊藤的这段话不是在赞赏光绪皇帝的大刀阔斧，而是蕴含着批评的意味。恐怕伊藤对中国激进的政治变革所持的批评态度，恰恰启发了那些对新政怀有不满的利益受损者。
总理衙门王大臣与伊藤博文的会谈，算不上什么秘密，报纸已经公开报道。随后，伊藤博文与刚被罢免总理大臣职务的李鸿章、现任总理大臣张荫桓互有拜访。
当伊藤一行抵达北京的时候，李提摩太也于9月中旬到达北京，并与伊藤住在同一个旅馆。李提摩太居中沟通了康、梁与伊藤的关系。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至李提摩太寓所辞行，告诉李提摩太新政进行的艰难，他自己已经奉皇上的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在明天即南下。康有为还说：现在的形势已相当危急，他原准备请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友邦向清廷进忠告，警告清政府不要妄为，阻止新政的推行，更不要由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训政、废止光绪皇帝的权力。康有为说：可惜贵国公使外出避暑，不在北京，这一请求根本无法实现。
康有为的说法引起了李提摩太的注意，李氏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危机也只是来自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不满，所以他劝康有为道：难道两宫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了吗？康有为解释说：皇上推行新政，进行改革，肯定将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清政府盈廷皆衰谬诸老臣，他们只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权会随着改革的进行而丧失，所以整天在太后面前哭诉，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康有为说：正如中外许多政治家所知道的那样，我皇上并没有主导改革的全权，一切改革诏书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也无如之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光绪皇帝嗣位虽已20余年，其实权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皇上深知中外情形及中国的危机，故决意改革。而太后反之。慈禧太后不知中外情形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故不欲改革。而且太后所接触的人主要是那些最受其信任的满洲权贵，如奕劻、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这些人愚昧无知，绝少识见，毫无国际眼光，根本不知道外国的情形。在他们的意识中，所谓改革只是汉人向满族人夺取权力或分享权力的一个阴谋，改革的结果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他们认为，凡提倡改革者，都是阴谋叛逆之人。这种荒诞的言论日入于太后之耳，不由得太后不相信。所以自皇上明定国是、宣布改革以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守旧的满族大臣无日不环绕在太后的周围哭诉，以为如此改革，他们满洲人的政治地位必然下降，仕宦途绝，衣食路穷。中国古语有“三人成虎”的说法，这些守旧大臣不断地向太后渲染这些看法，也由不得太后不相信，故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在进行每一项改革的时候，都必须多次向太后泣谏，而后乃得渐行。这种情况在中国高层官员中是公开的秘密，他们都知道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并不在皇上手里，所以当皇上的改革诏书联翩而下的时候，这些官员则阳奉阴违，并不实力执行。皇上对这种状况也心知肚明，也曾设法解决，不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抗旨之罪，也多少表明皇上有意改变目前的僵局。因惩治怀塔布等人事前没有请示慈禧太后，于是连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洲贵族相率跪拜太后面前哭诉，请太后出面阻止皇上改革。我皇上地位如此，改革艰难，故愿请阁下深察其情。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
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服。仆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与康有为的谈话，在当时也并不是什么高度机密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这些谈话内容就流传了出来，清廷也不难弄到一份副本。从这些谈话来看，康有为所请求诸多事项，归根结底只是一句话，那就是请求伊藤博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有机会拜谒慈禧太后时，能够为皇上、为康有为等所谓维新志士们美言几句，以化解慈禧太后的仇视。这是康有为思想的一大转变，因为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康氏从不把两宫和解当做一回事，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更愿意利用两宫之间的矛盾去推动他所倡导的改革。他之所以转变为不惜求助于外人去化解两宫之间的矛盾，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他及光绪皇帝所面临的危险。
这个谈话记录还表明，当时京城内外所传的由康有为或其他什么人出面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留在中国出任政府顾问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康有为的谈话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伊藤说：大皇帝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此于亚东局面之保全，实关重要。博文回国之后，当告知我国天皇知之，当必欣悦。愿大皇帝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光绪皇帝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光绪还说：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细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光绪皇帝表达了愿今后两国邦交从此益敦的愿望。
伊藤亦附和道：我国天皇陛下圣意实亦在此。比来两国臣民交谊日益加密，故邦交必能因之益固。
从这份谈话记录看，谈话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简短而客套，宾主之间没有讨论政府顾问的聘任问题。日本方面对这次尽管很短暂的会晤仍表示满意。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外相的报告说：“接待是热情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皇帝向我们指出了日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之必要，并向我们介绍了清国的维新。皇帝说他将通过其大臣们来向侯爵询问几个问题。”这也表明伊藤博文的访华日程都正在按照原先的计划继续进行。
就中国方面而言，伊藤博文与光绪皇帝谈话的第二天，宋伯鲁向清廷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清廷“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咨询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并与之商酌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任用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予以协助，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看来，政府高层对伊藤博文的来华及拜谒光绪皇帝的后果还来不及作出反映，伊藤博文依然是中国政府尊贵的客人。
统观伊藤来华之后的全部政治活动及言论，可以看到他既赞成中国进行合乎当时国际政治规范和潮流的政治改革，对于康有为等年轻的一代政治新锐也给予相当的期待和道义上的同情。但是，他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激进的政治改革做法，甚至不主张将清政府的政治权力交给这批年轻的政治新锐去掌管，而是建议清政府重用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政治家，启用具有道德心的政治新锐作为辅助的力量。
但是，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 张荫桓与新政走向终结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皇帝的第二天（9月21日），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闻步军统领崇礼率领武装人员奉谕旨包围了南海会馆和张荫桓的寓所，张荫桓被逮。顿时京城大乱，谣传不一。
张荫桓字樵野，与康有为同里，广东南海人，是晚清政坛甚负盛名的外交家，前期颇得慈禧太后赏识，后来可能是因为翁同龢的关系，又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由于张荫桓确实是当时总理衙门诸大臣中最为通晓各国事务的大臣，故而虽然不断有人要求弹劾张荫桓，他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新政开始不久，翁同龢被开缺，张的地位曾经受到威胁。据说在开缺翁同龢的同时，慈禧太后接到不少举报张荫桓的奏折，指责张荫桓办事专擅，或者指责张荫桓与翁同龢合谋，在当年初与英国人谈判借款的时候，共同受贿260万两。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崇礼准备查抄张荫桓。
为了慎重起见，慈禧太后于罢免翁同龢之后，召见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及刚毅进行核对，她问道：“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见闻否？”廖寿恒答：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际上有许多事也非张荫桓出面不可。慈禧太后闻言怒甚，她不禁说道：“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各位大臣听到这里也不敢再为张说情，沉默移时。慈禧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廖寿恒等人鉴于太后的盛怒，也不能不回奏道：“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擅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秘，旁人不得闻知。”廖寿恒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慈禧太后的疑虑，于是她指示光绪皇帝道：“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便知警戒。”由此看来，慈禧太后虽然对张荫桓有所不满，但还没有拿他开刀。事后光绪皇帝传张荫桓及庆亲王、廖寿恒、刚毅及新任军机王文韶等人问话，似乎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护张荫桓过关。
按照张荫桓后来的分析，他之所以被动介入了所谓帝后之间的冲突，不再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与他忽略了李莲英这一大内总管的存在有关。张荫桓回忆称：1897年他奉命赴英国致贺女王维多利亚在位60周年时，有内大臣某曾告诉他，归国时务必携带一些外洋新奇宝物奉献给慈禧太后。张荫桓谨记此嘱不敢忘。归国后，张荫桓将精心准备的两件礼物通过李莲英送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将其中一件转送给皇上，两宫为此皆大欢喜。但他未能给李莲英准备礼物。据张后来回想，他之所以在后来失欢于太后，之所以蒙难，未尝不与此次小小的失误有着相当重要的关联。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我们不必想象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是郑重其事讨论的结果，更不必想象都是最高领导人意志的产物。事实上，高度的政治集权为最高领导人身边的那些“小人物”留下了无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喜怒哀乐决定着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影响着政治决策，更影响着那些职业政治官僚的地位与前途。像李莲英这样深受慈禧太后赏识的大内总管，他在晚清的政治发展中起到过极端重要的作用，他不止是慈禧太后的耳目和鹰犬，而且他能够稍用手腕便可转移太后的情绪与意志，决定着其他政客乃至光绪皇帝的命运。诚如当年与李莲英、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都有直接接触的德龄公主所分析的那样，李莲英的情绪、意气以及他与当时政治场上所有人的明争暗斗，影响实在是极其远大的，“满清一朝的命运，因此决定，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改变，甚至可以说，连远东方面现在的这种局势，也未尝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至于张荫桓后来的落难，对于李莲英来说，或许正中下怀。
就思想倾向而言，张荫桓虽不赞成康有为的激进做法，不过他与康有为一样，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较早认为中国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建立起自己与西方先发国家比较一致的政治体制。所以，当康有为在京城从事政治活动之初，也曾多次以同乡后辈的身份向张荫桓请益，以期获得在清廷政治格局中拥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张荫桓的支持。
新政开始之后，张荫桓于8月2日受命与王文韶一起筹设矿务铁路总局。8月10日，二人又一同受命筹办路矿学堂。9月5日，张荫桓奏请增修内政以戢民志。光绪皇帝破例将此折批转各将军、督抚，并要求他们应照张的建议，务当认真考核，实力奉行，以期政平讼理，不准虚应故事，视同具文。同一天，张荫桓还上奏建议清廷实行团练。光绪皇帝同样破例批转各省督抚，要求他们按照张荫桓所请一律切实筹办。这似乎表明张荫桓不仅在政治上高度活跃，已将自己的触角伸到户部右侍郎及总署大臣所辖领域之外，对内政及团练上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从光绪皇帝“破例批转”的姿态看，张荫桓在清廷中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光绪皇帝的心目中，张荫桓不仅是外交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具有内政方面的卓越见解。
张荫桓在清政府中地位的上升，也与当时中国外交新困境，特别是政府内部的亲英、亲俄等派别的斗争有关。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他们在争夺中国利权的同时，特别着意于规模巨大的铁路建设的投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获得某一铁路的投资权，就意味着他们将更有效地控制住他们已经在中国瓜分到的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法国、德国及俄国下手都比较早，他们在1898年之前就获得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的权力。而相对于这几个国家，英国动手比较迟，直到1898年5月方才获得修筑沪宁铁路的权力。不过英国素来将长江领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他们凭借与清政府中一大批亲英官员的特殊关系，并不担心其他列强觊觎英国在长江领域的特殊利益。
英国驻华官员的判断太过于自信了。事实上，不论是德国、法国，还是俄国，他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当然更觊觎中国最富庶的长江领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一定的利益，他们当然会竭力争取。所以，他们从来不承认英国独占长江领域的权力，他们一直期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与英国一道共同开发长江领域这块热土。
当英国获得沪宁铁路修筑权的消息传出后，德国、法国及俄国纷纷反对英国的独占，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与英国直接谈判，要求分享这一权利。面对各国的争夺，英国态度坚决，它甚至以攻为守，利用比较特殊的机会于1898年6月7日获得了《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在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寻求突破，以便增加与俄国谈判的筹码。
清政府默许或者说支持俄法集团及德国向英国的势力范围渗透，惹怒了素来傲慢的英国人。6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声称中国如果在把中国东北地区及山东地区的特殊利益分别给予俄国和德国的同时，又给予这些国家或其他国家在长江地区的特别机会或特权，那么英国政府便不可能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继续以友好的姿态进行合作。当清政府最终没有顾及英国政府的反对而同意与俄法集团修订卢汉铁路的合同后，恼羞成怒的英国政府于8月21日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承造天津至镇江，河南、山西至长江，九江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杭州五条铁路的权力，以作为对中国政府答应与俄法集团修订卢汉铁路合同的报复。窦纳乐告诉总理衙门大臣说，除非中国政府立即同意英国的要求，否则英国政府将认为中国政府关于卢汉铁路合同的修改行为是对英国的背信，是故意敌视英国的一种行动。与此同时，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命令其停泊在大沽口的舰队做好战争准备，表示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采取军事行动。
在英国驻华外交官及政治观察家们看来，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无视英国的利益，转而依靠俄国、德国和法国，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为主导的亲俄势力集团。所以，英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同时，也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清政府设法解除李鸿章的职务以保护英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面对英国的外交及军事压力，清政府政治高层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在全面评估了英国的要求及其背景之后，检讨了几年来的外交政策的得失，认为中国几年来的外交政策可能在李鸿章亲俄路线的主导下全面失败了。亲俄外交不仅没有如《中俄密约》所许诺的那样可保中国20年相安无事；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利用与中国的特殊外交关系不断向中国要求额外的好处。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不难引起这些高官的沉痛回忆，于是政治高层将李鸿章的外交主张视为彻底失败，应该是对当时外交政策反省的必然结果。
自胶州湾事件发生以来，清政府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抛弃亲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英、日，甚至与英、日结盟。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持这种立场，而在中央政府内如张荫桓则更是坚定地认为，中国只能走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光绪皇帝先前虽曾一度赞成李鸿章的外交主张，但在康有为等有关联合英、日的主张影响下，特别是与中国国情基本相近的日本通过短短数十年的新政就摆脱了落后地位，走向成功，凡此不能不使光绪皇帝的外交主张发生变化。
9月5日下午，王文韶、张荫桓抵达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访林权助公使。张荫桓首先介绍道：汉首席军机大臣王文韶奉大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皇帝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接着，张荫桓向林权助表述了三个意思：一是“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二是“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三是“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林权助当场答复王、张二人：“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邦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亦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林权助的谈话与承诺坚定了中国政治高层抛弃亲俄外交路线，转而依靠英、日，甚至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的确立。第二天，清政府照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表示除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外，中国政府接受英国8月21日的全部要求。又过了一天，即9月7日，清政府宣布将李鸿章及敬信逐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在政治外交上回应了英国要求解除所谓亲俄派李鸿章职务的请求。
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张荫桓确实是主张联合英、日的主要人物，他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政治家有过直接且相当友好的接触；一年前，他奉命出使英国，与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当时由于外事活动的安排以及英国、日本方面不断地做工作，在清政府内部也确实形成了主张联合英、日以维护中国利益的共识，地方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的辖地就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至少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对张、刘二人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张之洞、刘坤一与中央大员张荫桓遥相呼应，都比较倾向于联合英、日以抗衡俄国和德国。
清廷内外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光绪皇帝。所以当光绪皇帝有意创设懋勤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获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甚至考虑过聘请李氏为顾问大臣。9月9日，李提摩太离开上海赶赴北京，似乎也有意对中国发展有所建白。而李提摩太过去曾与张荫桓多次会面，也是张的一位老朋友。
与李提摩太赶赴北京的同时，日本下野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也正好到中国游历观光。伊藤博文也是张荫桓的老朋友，当多年前张氏出使美洲途经日本的时候，就曾受到过伊藤的热情款待。所以，当伊藤抵达北京的时候，张荫桓当天就赶去拜访，之后又专门设宴款待伊藤及其随行人员。9月20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时候，也是由张荫桓引见的。据张后来回忆，他之所以得罪慈禧太后并获罪，未尝不与伊藤博文访华，尤其是由他陪同觐见光绪皇帝有关。或问曰：“伊藤久已罢相，此次来华，系伊藤自来游历乎，抑中朝召来议事？”张答曰：“噫！我之祸亦由于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师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我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
在伊藤博文一行拜谒光绪皇帝之前的那几天里，京城中确曾流传着张荫桓被捕的消息，但在伊藤拜谒光绪皇帝的头一天晚上，张荫桓曾设宴款待伊藤一行。张荫桓参加了伊藤与光绪皇帝的会晤，会晤后庆亲王奕劻专门为伊藤举办了午餐招待会。伊藤与林权助推测，这一安排的用意似乎是为了平息张荫桓被捕的谣传。
其实，张荫桓在9月21日并没有被逮捕。步军统领崇礼那天早上确实率领武装人员封锁了张荫桓居住的锡拉胡同东西两头，而正在家的张荫桓也以为几个月来多次传言的查抄终于成为现实，于是在家被动地等待而未敢出门。崇礼的武装人员在张荫桓的家里带走了张的一位亲戚、刑部主事区震。至官厅，群呼区震为“康有为”。区震遂差人至张宅送信，张荫桓始知崇礼带人查抄张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逮捕张荫桓，而是为了搜捕康有为。
当日晚间，张荫桓应邀参加朝官的一个筵宴，在座的有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等。庆亲王见到张荫桓时显得格外高兴，他拍着张荫桓的胸说：“汝放心，与汝无干，汝勿畏。”廖寿恒也以寻常话语劝慰张，张不禁对廖恼怒道：“汝亦无良，事不涉汝，自不畏，参我者重，我能勿畏乎？”可见，查抄张宅以逮捕康有为之举，虽然同为总署大臣的张荫桓并不知道，但似乎庆亲王奕劻对此了如指掌。
张荫桓在9月21日并没有遇到危险，但步军统领崇礼确实查抄过张宅，张荫桓的真实处境并不为外人所知，许多人误以为张已经如康广仁一样被清廷逮捕。
梁启超在乃师康有为离京出走之后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21日上午，梁启超往访谭嗣同，两人正在谈话之时，传来南海会馆及张宅被查抄以及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劝梁赶快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伊藤设法保护康有为。当天午后，梁启超匆忙赶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求见伊藤及林权助。根据梁的说法，张荫桓之被捕，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康、梁等人“有所策动，有秘密寄予同情的嫌疑”。梁启超的到来主要是请求伊藤能够设法保护光绪皇帝和正在逃亡的康有为以及其他可能将会被捕的维新志士，但他所通报的张荫桓的处境确实引起了伊藤博文及林权助的高度注意。
梁启超的消息是不真实的。张荫桓不仅在那天平安无恙，即便第二天也一切如故。9月22日一大早，张荫桓依然随班朝见，慈禧太后在帘内，光绪皇帝在炕侧坐。慈禧太后命令廖寿恒草拟拿办康有为党羽的谕旨。廖拟就，呈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稍事浏览即转呈太后，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大臣，踌躇久之，始发下。是日并无其他不好的消息，张荫桓又安然度过一日。这一天，清廷下令逮捕的只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下令革职的只是“滥保匪人的御史宋伯鲁”，而康有为本人则于前一天离京出走，这一天为康有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八个字。
据当时人传言，康广仁被逮之后立即受到了审讯，他不仅交代了他所参与的谋围颐和园的阴谋，还交代、“诬攀”百数十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据说对光绪皇帝一片忠心的王照曾与日本人合谋武力拯救传言中被幽禁的皇上，而尚未被逮捕的谭嗣同也与著名侠客大刀王五准备采取非常手段劫持光绪皇帝。凡此种种动向已不难被清廷所获悉，因为至少在9月22日清廷已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皇宫、颐和园及整个京城的警卫与巡逻，所以这一系列的非常行动不仅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清廷政治最高层的忧虑，使他们更觉得康有为等人可能真有一个大的武装阴谋。
张荫桓是清政府中有名的英、日联盟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被捕自然引起英日两国驻华外交官及非政府人士的高度关注。大约在张荫桓被正式收监的当天（9月24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清政府考虑到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外交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日本都有相当不错的声誉，为了避免引起英、日干预，主张用最快的速度于25日当天晚上或26日早晨将张处死。窦纳乐与张荫桓也有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所以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始了营救。他与中国政府直接进行交涉，建议清政府慎重考虑对张荫桓的惩罚。据当时的传言，张荫桓之所以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李鸿章陷害的。所以要挽救张荫桓的性命，必须说服李鸿章不要落井下石，清政府可以处置张荫桓，但最好不要伤害张的性命，至少不能如此突然地处死。基于这种考虑，窦纳乐于25日下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指出清政府如此匆忙决定处死像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很闻名的高级官吏，这在西方各国看来无疑带有极端恐怖的色彩，势必将在西方各国引起很坏的结果。窦纳乐诚恳地请求李鸿章于自己权力所及阻止这种匆忙的行动。信的末尾，窦纳乐不忘恭维李氏道：我之所以向阁下请求，是因为阁下是目前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阁下定能看出匆忙处死张荫桓将给予西方人士一种凶暴的印象。窦纳乐的建议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李氏在当天回复窦纳乐的信中表示，他个人极端尊重窦纳乐的“宽厚而人道”的意见，并向窦氏保证，中国政府决不会匆忙行事处死张荫桓。
林权助也已经获知张荫桓被捕的消息，他也知道张可能会被清政府处死，连日来他与伊藤都在想办法，但他觉得在招待中国官员的会上向中国方面，特别是向李鸿章等要员提出，可能并非聪明之举。林决定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去找李鸿章帮忙。在取得伊藤博文的支持后，大约当晚11时半或12时，林权助抵达李鸿章寓所。
林权助简单地向李鸿章说明来意及请求，李鸿章推托无能为力。林权助表示杀了张荫桓可能招致列强的干涉。李鸿章表示可以考虑帮忙。
当时主张处死或反对处死张荫桓的人，都考虑到了外国干涉的因素。当张被捕之后，清政府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从速将张处死，他们的理由也是只有从速处死张荫桓，才能有效地避免张与已经逃亡的康有为一起勾结洋人以乱国政。9月26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等建议清政府将张荫桓、徐致靖等速行惩办，“若稽延时日，万一张荫桓勾串西人，变生意外，悔将无及”。
但是，对于清政府来说，来自英国、日本公使的压力毕竟是现实的。即便李鸿章与张荫桓是政治上的死对头，真的一意孤行要迅速处死张荫桓，但也并不是所有高级官员都站在李鸿章一边，并不都是张荫桓的政治对手。其实，在地方大员中，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政治立场上与张荫桓比较接近，而对李鸿章的亲俄政策实际上不以为然。至于直隶总督荣禄与张荫桓也没有根本冲突。他们还普遍意识到，如果中国政府不经审判就迅速处死张荫桓，可能会导致西方的干涉，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当张荫桓被正式逮捕的第二天，对清廷政治甚有影响的盛宣怀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出面建议清廷不可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因为康有为既然已经被英国政府出面保护下来，那么中英之间的外交肯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一些困难，如果中国政府此时大开杀戒，处死张荫桓这样的亲英派，那么在英国看来，肯定会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以为中国政府完全倒向了俄国，这样英国政府总要寻找借口干预中国的内政。盛宣怀同时致电对清廷政治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荣禄说：“近日洋报纷议，殊骇听闻。英尤虑俄为所欲为，颇思先发。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借口干预内政。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这就不仅是在建议清廷对张荫桓等人要从宽发落，而且建议清廷尽快郑重向中外宣示：即便将康有为等人缉拿归案，也不影响中国的改革与新政，中国政府决心在新政的道路上持续走下去。
五 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旦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得知康有为将离京出走的一批朋友根本无法顾及康有为“却客”的意思，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纷纷来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话别，并通报京城的最新情况。杨深秀告诉康有为，现在京城上下都在纷纷传言八月将有大的政治变动，市场上物价腾贵，并有传言称董福祥的军队已经从北边移驻内城，“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李岳瑞告诉康有为，听说英国已派出7艘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将与俄国在中国本土或领海开展一场恶战。他们传递的所有消息都不外乎局势越来越危急。或许是因为康有为担心人多嘴杂，容易泄密，康有为与这些人谈话时，并没有将光绪皇帝所谓两份密诏的事情告诉他们，而是顺着他们对局势危机的担心，将他与李提摩太见面时李交给他的所谓列强“瓜分图”供各位传看，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危机意识，并明确建议他们应该多联络一些人向清廷上书，建议清廷尽快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勤王”。显然，尽管康有为没有将所谓密诏的事情向他们通报，他还是向他们通报了已经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准备动员袁世凯“弃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计划。这样一来，先后知道康有为以武力解决时局困境大概计划的人就越来越多，并且已经超出了他那最亲密的小圈子。
康有为与杨深秀等人的谈话进行到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诺没有实现的前提条件。
是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六 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奏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圆明园。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 、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康有为已经早一天离京出走。随即审讯康广仁，没有材料说康广仁一言不发，却有传言称康广仁在这一天的审讯过程中竟“诬攀百数十人”。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这段记载虽然有不少“小说家言”，但大体上反映了慈禧太后获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情报后的心态，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此后清廷的一系列部署及善后。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同一天，清廷采取的另一重大举措是调直隶总督荣禄即刻来京。随后清廷正式任命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任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兵部事务，所有北洋各军仍由荣禄节制。这表明，慈禧训政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人事，力求尽快抓紧康有为一案的善后处理及稳定大局。
9月26日，步军统领衙门大臣崇礼向清廷汇报了康有为一案主要人犯被捕的情况。由于此案事关重大，牵连大小臣工多名，崇礼建议清廷政治最高当局参照大清王朝已有成例，委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起审理。清廷当日批准了崇礼的请求，并对如何处置此案中的所有人犯划定一个大致的底线，决定：“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其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至康有为结党营私，情罪重大，业将附和该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刑讯。此外官绅中被其**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这一政策底线为后来处理康案及善后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指向。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谕旨全文如下：
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且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奉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予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上述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总理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为此颁发的上谕称：
谕。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沙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仍悉其旧。著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材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查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祀，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推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是以符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懿旨称：“联名结会，本干例禁。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官宦乡绅，罔顾名教，甘心符合，名为劝人向善，实则结党营私，有害于世道人心，实非浅鲜。”要求严行查核，拿获入会人等，分别首从，按律治罪；其设会房屋，封禁入官。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操。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操作，恢复旧时模样。凡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