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
与实业救国思潮一样，教育救国思潮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一部分先进人士谋求社会改良的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在当时兴起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动。两种社会思潮的目标都是救亡图存，但所选择的道路不同。与实业救国论者主张“商战”、振兴实业以发展经济的道路不同，教育救国论者则是提倡“学战”以发展教育为振兴中华的出路。
19世纪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在努力谋求政治改革的同时也阐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这是康有为的主张；“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这是张元济的呼声。不仅康有为、张元济如此，而且严复、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著名的维新派人物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主张。在维新派的《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新报》等报刊上，也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国的文章。甚至一些趋新的封建官僚，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也在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教育。正是多方面人士，尤其是维新派的鼓吹，使教育救国思想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教育改革是其重要的内容，使教育救国思潮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改良派、立宪派梁启超、严复、杨度、张謇等人继续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人士也在积极呼吁。1901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创办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开宗明义地宣称：“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诸如此类的言论文字，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可谓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勃发奔涌。
清末教育救国思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认为教育是救亡图存与立国自强之本。关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教育救国论者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作了充分的认识。他们认为，“学战”是20世纪各国生存竞争的关键，是“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的总枢纽。所谓学战，其实就是教育竞争。在教育救国论者看来，发展教育是其他竞争取胜的不二法门。“欲吾之兵，吾之政，吾之种种经济事业，足与人国竞争也，舍教育国民之外无他法。”更有人认为：“现在是教育的世界……智争学战的时代……人无教育，就不能自立；国无教育，就不能自强……中国倘有一线希望，全在教育。”这几乎是把发展教育看做中国惟一的希望所在。这是教育救国论者的最高理想，也是教育救国思潮的中心旨意。
第二，主张进行教育改革，要求发展新式学校教育和重视留学教育，以培养各种新式人才。人才来源于教育，近代新式人才的培养有赖于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教育救国论者极力批判传统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甚至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使传统士子埋首经书与诗赋词章之学，镇锢了天下人才。维新时期，严复主张变法之先“莫亟于废八股”，认为八股之害在于“使天下无人才”。梁启超说：“科举之衰，有志亦成为无用……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废八股，变科举，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维新派人士的积极呼号，并有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大臣的大力倡导，1905年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为新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教育救国论者积极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要求发展新式学校教育。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就主张仿照德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建立中国的新学制，所谓“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等人制订的仿照日本学制的“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就具体的学校教育而言，教育救国论者不但非常重视从小学到大学的普通教育，而且特别关注师范、实业等方面的专门教育。张謇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办学校“尤须先从师范始”。实业教育乃“富强之大本”，“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张謇在南通的办学成就可谓这方面的表率。另外，教育救国论者还努力倡导留学教育。他们认为：“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他们相信留学可以救国，因而呼吁：“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当时留学热潮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教育救国论者的这些主张，无非都是希望通过发展新式教育以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新式人才，以达到图强御侮的救国目的。
第三，提倡国民教育，以塑造新国民。教育救国论者不只是关注培养新式人才的精英式教育，而且还积极提倡使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普及教育，希望通过国民教育来塑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国民。戊戌时期，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从力（体）、智、德三方面提高国民素质；庚子以后，严复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并重”的教育观，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强调“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这个主张当时已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教育救国论者关于国民素质教育的基本思想。如有人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会、强国保种的要素。”梁启超则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对此，他从两方面作了论证，就内治而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就外交而言，“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列强——引者注）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显然，梁启超这里所谓的新民，含有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意味。要达到这个目的，根本的途径就是普及教育。时人主张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进行全民普及教育，甚至主张用强迫主义的方式使全体国民人人尽受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教育的问题被教育救国论者提上议事日程。他们认为，因长期以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流毒的影响，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地接受教育，“学之不明，而千百年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惟有兴学。”兴女学是为了培养占全体国民半数的女子的国民性格，塑造新型女国民。有人甚至把女子教育提高到“铸造国民母”的高度，认为：“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可见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
教育救国论者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实现救亡图存，这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显然是缓不济急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在英国伦敦会晤，严复认为改革“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孙中山不以为然，颇有感慨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惟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在革命者看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刻不容缓之势，这是清末的基本情景。尽管如此，教育救国论者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这种思潮的出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末兴学与留学热潮的高涨，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催生作用。
二 国内办学热潮高涨
20世纪初年兴学热潮的高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尤以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为关键。一方面，新学制的颁行和学部等各级专门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为新学堂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进身阶梯，为新学堂的兴起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使读书人群趋于学堂。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下，新式学堂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一股兴学热潮。
这里首先就这个时期新式学堂总的发展情况列表分析。
1902-1911年新式学堂发展情况统计表
上表显示全国新式学堂发展的大致情形。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间，学堂数从1903年的769所发展到1909年的59117所，约增加了76倍；在校学生数1902年为6912人，1909年为1639641人，约增加236倍；毕业学生数1904年为2167人，1909年为23361人，约增加10倍。显然，这个时期新式学堂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其最高年份1909年有近6万所学堂和160多万学生，其绝对数量也是可观的。
各省学堂发展情况可以学务发达而统计资料较为完全的1909年为例：
1909年各省学堂情况统计表
*说明：江苏各项数据为原表中江苏与江宁合并统计。
上表显示1909年各省新式学堂发展的大致情况。在全国22个行省中，从学堂数来看，可分4等，1万所以上的有直隶与四川2省，5000-2000所的有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奉天、江苏、山西、浙江8省，2000-1000所的有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广西、江西、甘肃7省，1000所以下的有安徽、福建、新疆、吉林、黑龙江5省；从学生数来看，也可分4等，10万人以上的有四川、直隶、奉天3省，10万——5万人的有湖北、河南、广东、江苏、浙江、山东、陕西、云南、山西、湖南、广西11省，5万——2万人的有江西、福建、贵州、安徽、甘肃5省，2万人以下的有吉林、黑龙江、新疆3省。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新式学堂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性，多者如四川、直隶两省学堂上万所，学生二三十万人，少者如新疆、黑龙江两省，学堂几百所，学生几千人，差距甚为巨大。大致而言，各地区新式学堂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边疆偏远省份发展较慢。
再看各类学堂的具体发展情况。
（一）普通学堂
普通学堂是为以国民普及教育为目标的普通教育而设，分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四类。据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分初等、高等两类（高、初等合办者称为两等），另有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等扫盲性质的学校作为补充。初等小学堂是最基本的国民普及教育，各城、镇、乡、村普遍设立。“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也设于各城、镇、乡、村，每州、县至少应设一所。中学堂各府必设一所，各州、县能设最好。高等学堂各省城设一所，为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医三类。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分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先在京师设一所，然后推广于各省。据统计，1909年，全国有小学堂51678所，小学生1532746人；中学堂460所，中学生40468人；高等学堂24所，学生4203人；大学堂3所，学生749人。全国普通学堂共计学堂52165所，学生1578166人。
（二）师范学堂
师范学堂为培养师资而设，分初级、优级两类，另有师范传习所、讲习所等临时性的教师短期培训学校。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堂教员，每州、县必设一所，先在省城暂设一所以为提倡；优级师范学堂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及管理员，在京师与各省城各设一所。1909年，全国有各类师范学堂415所，学生28572人。著名的有南通通州师范学校（1902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1903年）、上海龙门师范学校（1904年）、直隶北洋师范学堂（1906年）等。
（三）实业学堂
实业学堂为实业教育而设，有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等类，各类又分高、中、初三等，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随时兴办。1909年，全国有各类实业学堂254所，学生16649人。
（四）法政学堂
法政学堂是适应新政的发展尤其是预备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的需要而创办的。1907年初，学部筹设京师法政学堂所拟章程规定，法政学堂“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分预科、正科与别科。预科两年毕业后升入正科，分习政治、法律两门，各三年毕业。另附设讲习科，为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员短期培训，一年半毕业。据统计，1904-1909年全国各省共设立法政学堂22所，按设立时学额或招生人数，共计3411人。除直隶、两江设有两所外，其余多数省份各设有一所。
（五）女学堂
女学堂专为女子教育而开设，在清末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创举，具有开风气的意义。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女学堂分初等与高等两类，男女不同校。在此之前，全国已有19个省（含京师）创办了各省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女学堂不仅有小学堂，还有师范学堂、蚕业学堂、医学堂、女工传习所等种类。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全国有女学堂298所，学生13489人。著名女学堂有上海务本女塾（1902年）、上海爱国女学校（1902年）、北京豫教女学堂（1905年）、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湖南周南女塾等。
（六）其他学堂
有培养外语人才的方言学堂，如云南东文学堂（1904年）、两广方言学堂（1906年）、吉林外国语学堂（1907年）、南洋方言学堂（1908年）、奉天方言学堂（1908年）等。有培养医务人才的医学堂，如湖南医学堂（1903年）、直隶保定医学堂（1904年）、京师专门医学堂（1907年）、山西中西医学馆（1907年）、江西省城医学堂（1907年）等。有培养体操、美术、音乐人才的专门学堂，如奉天体育美术专修科（1905年）、四川体操专科学堂（1906年）、河南体育专科学堂（1908年）、上海体操学堂（1908年）、直隶体操音乐传习所（1908年）等。另外，还有培养各项专门人才的巡警学堂、财政学堂、税务学堂、速记学堂。
有专于旗人教育的八旗学堂，如山东省城八旗奉直学堂（1906年）、京师八旗学堂（1907年）、奉天八旗中学（1909年）等。有专于贵族教育的贵胄学堂，如陆军贵胄学堂（1905年）、贵胄法政学堂（1907年）、京师贵胄学堂（1905年）等。有专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满蒙回藏文学堂，如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1907年）、四川藏文学堂（1907年）等。
还有标榜“保存国粹”的存古学堂。1907年，在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兴起的热潮中，张之洞有感于旧学生存的危机，首先在湖北创办存古学堂，随后江苏、山西、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等省相继仿办。1911年4月，《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规定：“存古学堂以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为宗旨，并以预备储升入经科、文科大学之选。”存古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各科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各门课程自以本门为主课，而互以另两门为补助课。另有多门新学课为通习课，如经学门中等科以经学（附理学、小学）为主课，史学、词章学为补助课，算学、舆地学、外国史、法制、理财、博物、理化、农业大要、工业大要、商业大要、体操为通习课。可见，存古学堂虽然标榜“保存国粹”，但其创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方面的师资力量，从其课程设置来看似乎并不完全守旧，因而也可以归于新式学堂。
总的来说，由于起点极低，清末10年间新式学堂与学生数量呈数十、数百倍地增长，新教育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学生增长的绝对数量有160多万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式学生群体。另外，各类新式学堂的出现，使新教育的影响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在充分估计新教育的发展及其价值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不足之处。除前面所述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结构不合理。1909年，全国160多万学生中，普通学堂学生有157万多人，约占97%,其他各类专门学堂所占比例极小，专门教育不发达。二是教育层次低。1909年占全国学生总数97%的普通学堂的157万名学生中，小学生153万人，占97.5%,中学生4万人，高等学堂学生4000人，大学生仅700人，中、高等教育极不发达。三是普及教育程度不高。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学生数量在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亿）中仅占0.4%左右。与刚刚发达而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的东邻日本相比，更可见其差距之大。据有人统计，当时日本人口5000万，有学生600多万，学生占人口总数12%多，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7.38%,中国仅为3.7%。可见，清末的新式教育虽有发展，但整体水平并不高。
三 留学风气极盛
派遣留学生也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清政府推行新政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于是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大力提倡与鼓励出国留学；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传统士人转向新式教育，出国留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一时留学风气颇为盛行，而以留学日本为多。湖南留日学生在《游学译编》上发表《劝湘人留学书》中称：“现在沿海苏浙粤东诸省，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不仅是沿海地区，其他不少省份也大体如此。对于留学生蜂拥赴日的情形，有日本人作了形象的描述：“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清末留学生以留日为主，其次是留美、留欧。
（一）留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成效的总检验。日胜中败的结局，使中日关系急剧逆转。战后第一年，即1896年，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留日的序幕，并迅速掀起一个留日**。
清末中国留日**的兴起，是由中日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从中国方面来看，派遣留日学生是有意识的选择。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分析了个中缘由。他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在张之洞看来，在当时急需快速培养人才的形势下，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有更多有利的因素。路近、费省等客观因素不必说；更重要的是，日本是通过学习西方强盛起来的榜样，中国与日本有“同文”、“同种”的特殊关系，通过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而间接地达到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一条捷径。这是时人的共识。从日本方面来看，接受中国留学生是有目的的劝诱。甲午战后，远东国际关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迫使日本为图自保而不得不向一衣带水的中国示好，为中国培养留学生是其与中国结交的一个重要举措。虽然不能否认部分对华友好人士确实抱有为中国培养人才的真心诚意，但是，日本政府企图通过留学教育扶植亲日势力而控制中国的阴谋与野心也是毋庸置疑的。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外务大臣西德二郎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这话毫无遮掩地和盘托出其险恶用心。尽管日本政府主动接受中国留学生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为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敞开了通道；加上某些友好人士的积极接引，留日热潮自然高涨。
清末留日热潮有三个特点：
一是留日学生人数多，发展速度快，总的发展形势以1905年为最高峰。见下表。
1901-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
上表基本显示了清末留日热潮发展的总趋势。1901年，新政开始以后，清政府鼓励各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留日学生迅速增加。有人认为，从1901年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有上万人的规模，“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1905年达到最高峰，人数8000是普遍接受而稍偏保守的数据，然而这个数目也是惊人的，不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是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出洋运动。这个**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结果的刺激和科举制度废除的直接推动。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是由于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即“取缔规则”事件中出现集体辍学归国运动，以及随后清政府颁布《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而实行限制留学政策的结果。不过，直到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仍保持3000多人的不小规模。清末留日学生的总人数可以根据实藤惠秀的研究作一大致的估算。据他统计，1901-1911年中国留日毕业生总计为2841人，他推算出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10∶1.这样，清末留日学生总人数约3万人。
二是留日学生的省区分布不平衡。各省区留日学生分布情况可以统计资料较全的1904年为例，现据《清国留学史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列表如下：
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省区分布统计表
据上表数据，1904年全国共有留日学生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福建、江西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这9个省份共计1883人，占总数的78%强，其他内地与边远地区十几个省区仅有523人，约占22%。有些省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甚至榜上无名。显然，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源的中心区域，这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的。
三是留日学生成分混杂，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留日成为热潮，难免鱼龙混杂。留学生来源多种多样：有官费公费，也有自费；有男人，也有女人；有青年，也有老人和小孩；有贫寒百姓子弟，也有富贵公子王孙；有新式学堂学生，也有旧式科举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甚至翰林等。在他们当中，有父子、夫妇、兄妹，甚至有全家、全族同时留学的情形。留学生来源不一，出国前身份与经历各异，其留学动机与目的自然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科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十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关于留日学生的教育程度问题，当时已引起中日两国各界的注意。据驻日公使杨枢的调查，在近万人的留日学生中，“综计官费、公费、自费学生之得毕业人数，其速成者计百分中之六十，其普通者居百分中之三十，其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中之六七，其专门高等者则仅居百分之三四，而入大学者则不过百分之一而已”。可见，留日教育主要以“速成”为主。1906年，清学部举行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参试100人中，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但及格的前5名全是留美毕业生，留日学生全部落第。“速成教育”的弊端暴露无遗。日本媒体纷纷指责中国留日学生“大皆趋鹜速成教育，欲于短期内获得毕业证书”，清政府从此停止派遣修习速成教育的学生。诚然，留日学生中固然不乏专心求学而获得日本正规的大学毕业文凭者，但更多的是在一年半载的短期“速成科”中镀点金色而已，有的甚至只是在日本某些“学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店”中混上数日就能拿到一纸证书。因此，留日学生的留学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也就不足为怪。这显然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希望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急躁社会心态所致。尽管如此，从留日学生在清末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实际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留日教育的成效是不能完全否认的。
（二）留美
中国学生留美最早可以追溯到容闳。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1872-1875年，在容闳的积极倡导下，清政府选送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是中国留美史上的壮举。1881年，留美幼童因故全部撤回。此后较长时期内，虽然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自费留美者仍是不绝如缕，但终似散兵游勇，未成大气候。
新政伊始，一些地方督抚在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也选派了一些学生留美。但是，与留日的热潮相比，零星稀少的学生留美显得颇为寂静。据统计，1900-1907年，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自然无法与8000人甚至上万人的留日大军相提并论。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作为接受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经费。次年，清政府制订了一个关于“庚款留学”的基本办法：（1）设立游美学务处，作为选送留美学生的管理机构。（2）设立肄业馆，为留美预备学校。（3）考选学生分两格：第一格年龄在20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校，由外务部和学部在京招考，并由各省选录合格学生进京复考，定额100名；第二格年龄在15岁以下，国文通达，资禀特异，定额200名，由各省按省份大小及其负担的赔款多少确定的份额选送学生。两格学生被选进京后，先在肄业馆学习数月或一年，然后从中各选50名赴美留学，未入选者，仍留馆肄业。（4）用部分经费津贴在美自费生。（5）专设驻美监督，管理留美学生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随即，清政府开始选拔庚款留美学生，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美肄业馆”，作为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1910年，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
“庚款留学”教育计划的实施，无疑是从属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举措。虽然不能否认美国政府有着与日、英等列强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以影响中国青年的目的，但此举对于清末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留美运动的兴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自此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到1911年，留美学生已增至650人，其中官费生207人，自费生443人。留美学生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能与留日学生相比，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则普遍高于留日学生。清末新政时期，留美幼童出身者如唐绍仪、梁敦彦、梁诚、詹天佑等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派出的留美学生也有少量陆续回国服务，但大多数人如庚款留学者，其影响则是在民国时显现。
（三）留欧
与留美一样，中国学生留欧也是始于零星自发。1849年，容闳的同学黄宽从美国的中学毕业后转入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可谓先导。后继者如何启、伍廷芳、辜鸿铭等人，均是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1877-1897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分4批选派85名学生（其中艺徒9名，另有10名学生为北洋水师学堂附派），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学习轮船制造与驾驶及其他工程技术。据有人研究，在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学生中，除有5名在国外病逝外，有68名在欧洲完成了留学教育。他们有的成为中国新式海军的第一批军官，有的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矿山采掘、工业企业、土木工程等新式企业的技术骨干。早期留欧学生的贡献当然不止如此，例如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就有深远影响。
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大量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也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欧留学。1904年，外务部与学务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认为：“英、美、德、法于武备、制造、农工商诸学，各有专门，一时推重；比利时路矿、工艺，素所擅长。学者必通西文，乃有门径。”规定选择年龄15-25岁已通西文者出洋留学，不通西文者只能选14、15岁的少年“出洋从语文入手”。章程还对留欧学生的监督、管理与学费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随着留欧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在革命风潮的鼓动下，频生事端，使清政府颇感不安。为了加强监督与管理，1907年底，清政府设立“欧洲游学生监督”，派开缺淮扬海道蒯光典为首任监督，“各省旅欧学生概归管理”。1909-1910年，又将“欧洲游学生监督”一职由特派专员改归使臣节制，并在英、德、法、俄、比5个主要的留学国分别设立管理游学生监督处，各设监督一员，其余各国由相距最近的监督处兼管，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留欧学生的管理与控制。
清末学生留欧总的形势与留美相近，规模上难以与留日相比。与留美、留日学生相对集中于一个国家的情形不同，留欧学生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特点，其分布几乎遍及欧洲各国，而以英、法、德、比、俄5国为主。据统计，到1910年，中国留欧学生为500余人，其中留法学生140余人，留英官费生124人，留德学生77人，留俄学生23人。留比学生具体人数不详，估计与留英、留法差不多。留欧学生的教育程度与留美学生一样，普遍高于留日学生，他们大多能在欧洲完成大学教育，有的甚至能够获得更高级的学位。
留学教育本来应是国内教育的补充，但是在清末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留学生的影响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新式学堂的师资便有不少来源于留学生。据统计，1909年，全国各类专门学堂、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分别有留学生出身的教员370人、243人、144人，各占总数的31.6%、30.9%、15.8%。留学教育对于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而形成的留学生群体，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不仅在新式教育，事实上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整个社会、政治变革的过程中。
四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在清政府举办新政的过程中，随着国内兴学与出洋留学热潮的勃兴而形成的。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来源与基本构成有三种。
一是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与教职员。据前面叙述国内学堂发展情况的统计，1909年有在校学生1639641人（或为1626720人），各学堂职员95820人，教员89362人，此前几年各校毕业生共计70249人。将这几项人数相加共计1895072人（或为1882151人）。考虑到有些学生毕业后可能充当教师或职员，有的职员又可能是纯粹的佣工而不能算做知识分子，那么这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应在180万人左右。
二是留学生。据前面所述留学生情况的统计数据，清末留日学生总人数将近3万人，1910年有留欧学生500人，1911年有留美学生650人。根据这3项统计数据，清末共有留学生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总数统计上意义并不大，而且有人可能出身国内新式学堂学生，还有人可能回国做了新式学堂教职员，因而可能与上述新式学生的统计有较大的重叠，但这部分人在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的影响能量是巨大的。
三是由具有传统功名的旧式士人转化而来的趋新人士。旧式士人转化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途径，除了进国内新式学堂学习与出国留学以外，还有一条是阅读新式报刊与翻译的西书。据统计，1815-1911年，中国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753种，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36种，共计1889种，其中有确切年份可查的，1900-1911年的中文报刊1333种，外文报刊71种，共1404种，占总数的74.3%,年均117种；1811-1911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其中1900-1911年共有1599种，占总数的69.8%,年均145种，且大部分是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这些新式报刊与中译西书是传播新知识与新思想的重要媒介，也是传统士人借以了解与学习西方新知新理而转向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这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的确切数量实在难以估量，有一个数据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据张仲礼研究估算，中国19世纪末的绅士阶层总人数约为140万人，其中约有20万人为进士、举人、贡生出身的上层绅士，其余120万左右为生员、监生出身的下层绅士，应该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主要的旧式士人。这些旧式士人有不少可能是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国留学转化为新式知识分子，这就与前两类多有重复。一般而言，在清末新式学生中，小学堂学生以没有功名的童生为主，中等学堂以上的学生则多有生员等正式功名。有人统计，1906年京师大学堂有学生321人，其中243人有举人、贡生或生员的功名，约占3/4;1907-1908年成都的高等、中等、师范学堂全部有旧式功名。据前面所述新式学堂学生的统计数据，全国中等学堂以上的学生约有10万人，就算他们全部来自有功名的绅士阶层，另加上不少也有旧式功名的留学生，也就是说，可能有10万左右的旧式绅士是通过进新式学堂或留学而转化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那么，另外130万左右的旧式绅士要转化为趋新人士就只有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中译西书的途径。虽然不能说他们可能会全部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但在科举制度被废除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绅士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下层绅士要寻求新的出路，必须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这部分趋新人士应该为数不少。
从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最难确定的变数是最后所说的130万左右的旧式绅士是否转化为趋新人士。大致作一估计，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总人数应当在180万——310万人，最保守的估计，也在200万人左右。这当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人数多，规模大，而且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他们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西书，沐浴欧风美雨，求索新学新知。由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时代要求他们特别关注社会政治变革问题，因而在他们的知识结构里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甚至也不是声、光、化、电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而主要是变革、进化、尚武、民权、平等、自由等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当时的留学生普遍重视社会科学，如留日学生的热门专业是法政与军事两门。梁启超说：“（留学生）所学者，政治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据有人对1872-1911年3320名官费留学生所学专业统计，学文科与军事的占76.32%。从翻译西书的情况来看，也是社会科学占较大的比重，如1901-1908年中国新知识界所译日、英、美、法、德、俄等国533种书籍中，社会科学类计有413种，占77.49%。通过吸收这些新的知识养料，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养成了不同于旧式传统士人的新的思想性格。
其一，危机忧患意识。新型知识分子见识多，视野广，能清醒地把握世势与国情，尤其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列强瓜分危机的险恶的国际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列强虎视鹰瞵，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们对此深感忧虑。
其二，爱国救亡思想。在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危机形势的同时，强烈的爱国情怀使新型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危险的境地，使祖国成为世界强国。“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神圣的使命感使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自觉而勇敢地承担起救国重任。
其三，变革与革命精神。新型知识分子在深刻反思民族危机的时候，自觉地意识到救亡图存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学生亡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他们希望进行社会政治变革，改变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传统政治制度，努力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温和者或投身于政府的新政改革，或追随维新派的足迹走向立宪道路，试图对旧制度进行渐进的修补；激进者加入革命的行列，毅然与旧制度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虽然他们要求“革新”的方式与程度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则有一致之处，无论是渐进的变革还是激进的革命，都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进步力量。可以说，20世纪初年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最根本的革新力量，无论是革命派、立宪派人士，还是清政府内部的趋新势力，基本上都源于此。正是在这些“革新之健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主演下，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精彩剧目交互激**，将一场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重头戏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