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报刊与书籍的印行
舆论宣传是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基本途径，正如蒋智由（观云）诗所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19世纪末，革命运动初兴之时，正是维新变法运动高涨之日，中国新知识界的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人士所控制。诸如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神户《亚东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檀香山《新中国报》、旧金山《文兴报》、纽约《维新报》、澳洲《东华新报》等改良派报刊，曾经风行海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当改良派已经充分利用报刊等近代新式舆论工具的时候，革命党人还只能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从《明夷待访录》中选录的《原君》《原臣》等旧籍进行反满革命宣传。宣传工具的落后，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以至于兴中会的重要活动地盘横滨与檀香山“竟为保皇党所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开始创办新式报刊，有意识地与改良派争夺舆论阵地。1900年初，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是为革命报纸之滥觞”。20世纪初，留日学生耳濡目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据统计，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刊行的革命报刊有44种，其中报纸20种，杂志24种，革命书籍有80种。
报纸是当时信息传播最为便捷的媒体。重要的革命报纸有上海的《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长沙的《俚语日报》，杭州的《杭州白话报》，厦门的《鹭江日报》，香港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又名《唯一趣报》），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旧金山的《大同日报》，暹罗的《华暹新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等等。
杂志也是革命党人充分利用的一种重要的宣传媒体。如上海的《政艺通报》《大陆》《女报》《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扬子江丛报》《扬子江白话报》《国粹学报》，松江的《觉民》，芜湖的《安徽俗话报》，金华的《萃新报》，广州的《时事画报》，香港的《中国旬报》，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等，都是重要的革命杂志。
革命党人还刊印了大量革命书籍。有宣传反清革命的政论性著作《革命军》《教育界之风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黄帝魂》《新湖南》《苏报案纪事》《孙逸仙》《沈荩》《猛回头》《警世钟》《死法》《攘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等，有揭露满清入关暴行及其黑暗统治的旧籍《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书》《明夷待访录》，以及由此类资料汇编的丛书《陆沉丛书》《**虏丛书》《明季实录》等，有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著作《太平军战记》《太平天国战史》《洪秀全演义》《郑成功传》《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西力东侵史》《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政策》《俄国蚕食亚洲史略》《美国垂涎中华近事》等，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法兰西革命史》《美国独立战史》《俄国革命战史》《意大利建国史》《葡萄牙革命史》《华盛顿》《林肯》《贞德传》《东欧女豪杰》等，有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说的译著《民约论》《自由原论》《万法精意》《社会学原理》《国体政体概论》《代议政体》《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世界进步之大势》《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神髓》《虚无党》《自由血》《卢梭魂》等。
这些革命书报主要出版于东京、上海、香港等地，正是以这些出版地为中心而逐渐形成了清末革命思想传播的网络。例如，在上海出版的《警钟日报》，在苏州、杭州、绍兴、武昌、长沙、成都、汉口、南昌、济南、安庆、镇江、宁波、无锡、常熟、九江、台州、南京、香港等18个地方设有23个分售处。再如，《大陆》杂志也在上海出版，除上海本埠设有12个代派处外，又在北京、天津、保定、平潮、苏州、杭州、扬州、河南、常熟、江西、福州、南京、安庆、广东、天门、武昌、吴江、芜湖、无锡、常州、宁波、湖南、绍兴、汉口、成都、汕头、香港、东京等28处外埠设有42个代派处。各种革命报刊不仅有一定的销售网络，而且其销售量也相当可观。据1904年《警钟日报》一份关于武汉地区各报刊销量调查资料，其中有革命报刊《警钟日报》300份，《政艺通报》70份，《浙江潮》40份，《江苏》30份，《汉声》20份，《中国白话报》80份，《安徽俗话报》20份，基本上都是在新学界与学堂学生中流传。这是武汉一地的情形，于此可见全国形势之一斑。与此同时，革命书籍也是广为流传，如邹容的《革命军》问世后，很快便由各地书肆以各种名目翻印，或称《革命先锋》《图存篇》《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而简称《章邹合刻》，“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一本书有上百万的销量，这个数字是颇为惊人的。
革命书报的流行，自然导引了革命思想的流播和革命观念的深入人心。如时人所谓：“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是则主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革命思潮的高涨，自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之功。
在革命书报大量涌现、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革命宣传人才辈出，革命宣传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章士钊、杨毓麟、秦力山、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金天翮、邓实、刘师培、赵声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而尤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的贡献最大。
二 章太炎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又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而又改名为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出身书香世家，从小接受外祖父海盐朱有虔的汉学启蒙教育，“课读四年，稍知经训”。随后章太炎又从父亲章濬和伯兄章篯继续研治汉学，读顾炎武《音学五书》、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等书，确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的治学路径。1890年，章太炎就学于汉学重镇杭州诂经精舍，从学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在此后7年的时间里，章太炎在诂经精舍受到非常系统规范的汉学训练，成为清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当时章太炎本可以纯粹的学问家名世，但事实上他并不甘于埋首书斋、皓首穷经，而始终没有忘怀现实政治。鲁迅先生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他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可谓是对辛亥时期章太炎的确切评价。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有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章太炎“与尊清者游”，参加强学会，出任《时务报》撰述，主张“以革政挽革命”。戊戌政变后，章太炎避祸至台湾，后又到日本，经梁启超介绍得识孙中山，“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不过，这时的章太炎还没有转向革命。1900年初，《訄书》初刻本问世，尚有鲜明的改良倾向。庚子事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终于迫使章太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有三个事例可以作为这个转变的标志：一是反对上海张园“中国议会”及唐才常自立会的“勤王”宗旨，愤然剪除辫发，并发表《解辫发说》一文，以示坚决的反清志向；二是在《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一文，公开宣扬反满革命思想，严厉地批驳了改良派的保皇主张，正式宣告与改良派决裂；三是大加删订初刻本《訄书》，删除“尊清”改良的文字，增加排满革命的内容。此后，章太炎不遗余力地积极倡言排满革命思想。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宣扬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这是保皇派对抗革命的一份宣战书。康文一出，保皇党人大肆宣传。他们将其印成小册子，在海外华侨中广为散发，影响颇大。为了从理论上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调，并正面阐明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意义，1903年5月，章太炎写下了针锋相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对康文进行了逐条驳斥。关于满汉关系与“反满”的民族主义问题，康有为认为：汉族长期以来已经与各异族相混而“同化”，中国已经不存在种族差异和民族压迫，满族没有压迫汉族，甚至还与汉人共享政权，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反满”的民族革命。章太炎直斥之为“妄言”，他认为满汉根本就没有“同化”，中国的现状是极少数满洲贵族残酷地统治广大汉族人民，所谓“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致使“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现在是“民族主义之时代”，只有进行“反满”的民族革命，才能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关于革命与立宪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中国有“圣明”的光绪皇帝，可以实行君主立宪；相反，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实行革命，而且革命将导致流血，并招致外国的干涉。针对康有为所谓光绪皇帝“圣明”的论调，章太炎厉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他用铁的事实反诘道：既然光绪皇帝如此圣仁英武，“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他认为，光绪皇帝其实只是“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而徒具虚名的傀儡皇帝，只不过是“满洲末造之亡君”而已，不可能依靠他来实行立宪。针对康有为所谓中国民智未开的说法，章太炎认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待他事以开之，而但待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针对康有为所谓革命将导致流血的问题，章太炎认为，革命要流血，立宪也不能免，欧洲各国与日本立宪的历史证明：“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针对康有为所谓“革命将招致外国干涉”的观点，章太炎认为：今日中国革命必然要与外国打交道，也难免招致外人干涉，当年日本“覆幕”革命时也面临类似的形势，但结果并没有出现外国干涉的局面，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结果便是“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这一点是不必“沾沾多虑”的。总之，章太炎认为，如果不进行反清革命，不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就不可能以独立国家的地位自立于世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辛亥时期反击保皇论调、宣扬反满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献。该文一出，即由革命党人在上海刊印成小册子，“传诵一时”，随即又被《苏报》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刊布，与邹容所著《革命军》“同受海内外人士热烈之欢迎”。
三 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苏报》案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出身富商家庭。他自幼熟读经史，但鄙弃科名，而志存高远，“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1902年，邹容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在日本，邹容积极参与留学生活动，广泛涉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思想日趋激进。1903年4月，邹容因与张继、陈独秀等人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而被迫回国，避居上海爱国学社。期间，邹容、张继、章太炎、章士钊志趣相投，同气相求，结为兄弟。时值拒俄运动勃兴，邹容“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伤内外志士之不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草《革命军》一书”。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初稿草成于日本，后在上海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于1903年5月由友人金天翮等人出资在大同书局出版。
《革命军》一书，全文两万余言，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用炽烈的热情与诗化的语言，阐释革命的历史意义，歌颂革命的神圣伟大。第二章揭露满清政府残酷腐败的统治，以揭示革命发生的原因。第三章至第五章具体探讨革命进行的方法：一为“革命之教育”，主张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教育人民，使人人具有“中国”国家思想，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人人“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以实现“文明之革命”；二为“革命必剖清人种”，提倡反满的民族主义精神；三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倡导改造国民性，“吾愿吾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第六章运用天赋人权学说，“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设计了一个名为“中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第七章为结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清革命，最后喊出“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革命军》甫经问世，迅速风行海内外，成为清末宣传反清革命的重要著作。
《革命军》出版不久，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名义在《苏报》上发表推介文章，文中称：“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随后，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在上海发生了。
《苏报》创刊于1896年，本是上海一家与日本人有关系的庸俗小报。1899年前后，因报馆经营不善至于亏损而被迫出让，遂由陈范出资接办。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后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腐败，思以清议易天下，遂承办是报”。陈范接办《苏报》后，其思想主张与时俱进，“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1902年底，国内学生运动兴起，《苏报》特设“学界风潮”专栏，为之鼓吹。1903年初，爱国学社成员介入《苏报》，使其言论渐趋激进。5月底6月初，章士钊被陈范聘为《苏报》的主笔，此为《苏报》言论趋向革命化的契机。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后，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发表了一系列“放言革命”的政论文章，诸如《论中国当道者皆为革命党》《康有为》《驳〈革命驳议〉》《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革命军〉序》《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杀人主义》《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脍炙人口的篇章，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统治的腐朽黑暗，有力地批驳了保皇派的反革命言论，积极地宣扬了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主张。《苏报》的革命言论一出，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一方面，激起了人们的反清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思潮的高涨；另一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必欲除之而心甘。
6月21日，清政府以爱国学社成员“猖狂悖谬，形同叛逆”，谕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两江总督魏光焘当即下令设法查拿“社首”，并“查禁《苏报》”。为此，他特派候补道俞明震协同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因《苏报》宣传《革命军》颇为引人注目，《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与为之作序的章太炎自然成为此案的要犯。6月29-30日，俞明震等人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并经得英美两国领事同意，由巡捕在《苏报》馆和爱国学社逮捕了程吉甫（《苏报》账房）、章太炎、陈仲彝（陈范之子）等人。此前，吴稚晖、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因先期获得消息而得以逃脱。7月1日，邹容自动投案入狱。7月7日，《苏报》与爱国学社被正式查封。
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后，清政府曾向租界当局交涉，企图“引渡”由清朝官府审讯，但遭到拒绝。7月15日，此案由会审公廨开庭审理。由于各方面舆论压力极大，此案拖延再三，“屡讯屡停，未能判决”。直到1904年5月21日，上海县会同会审公廨方才作出最终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章太炎与邹容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情操。1905年4月3日，邹容不幸病死狱中，年仅20岁，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四 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出身于塾师家庭。他自幼家境贫寒，曾以做小贩为生，备尝民间疾苦。这种早年的艰苦生活经历，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孕育出反抗满清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日后著述也是“专以鼓吹民族主义为务”。由于家境困苦，陈天华早年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并不系统、不完整。他先是随父亲识字读书，15岁才进私塾就读，后入资江书院就学。1898年，陈天华考入新化的新式学堂——实学堂，始接受新式教育。1903年3月，陈天华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学师范。留日期间，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界的爱国革命活动。在拒俄运动中，他踊跃参加义勇队，并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回国活动。1904年，陈天华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筹划华兴会的长沙起义，事败后再次流亡日本。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随后参与筹划同盟会的创建。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忧愤蹈海自尽，年仅30岁。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宣传家，有“革命党之大文豪”之称。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最近之方针》《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和政论性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猛回头》与《警世钟》。
《猛回头》与《警世钟》两书写成于1903年下半年。这两本书的基本思想是反帝爱国和排满革命。首先，作者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其次，批判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及其卖国行径，指出清政府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最后，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帝爱国与反清革命斗争，以完成救国大业，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这爱国的心，一定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要勇任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
《猛回头》与《警世钟》两书，以说唱弹词与白话文的方式写成，文字浅显通畅，易于在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军、学两界广泛流传。“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猛回头》与《警世钟》是革命派极为重要的宣传品，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宣传家的努力宣传鼓动，20世纪初年中国大地上民主革命思潮激昂高涨，为各地革命小团体乃至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