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林纾与翻译文学
翻译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翻译之风蔚起，译才辈出，其中严复与林纾可谓双峰并峙，如康有为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各具特色，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足以使他们赢得译林宗师的地位。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留学英国，精通英文，具有独立翻译西学原著的能力。严复译书的根本目的在于进行社会政治思想启蒙，故其所译西书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严译名著丛刊》8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以及《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美术通论》等，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严译西书10多种，数量不少，其影响不可低估。严复译书，多加按语，阐释原书，抒发己意，具有鲜明的经世精神。他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在近代中国曾经风靡一时，他宣扬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也曾在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梁启超认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称：“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之第一人。”严复刻意用古文翻译西书，文字雕琢，文笔古雅。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颇为赞赏，并乐为之序，以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复曾自称：“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可见，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对象主要在于上层社会。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严复确立了翻译的三条标准：信、达、雅。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信，即内容忠实于原著；达，即语言表达准确；雅，即文字古朴典雅。信、达、雅，既是翻译的基本准则，也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这三条翻译标准的提出，对后世的翻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严复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又一杰出贡献。
林纾的翻译，因其不通外文，完全依靠他人口述，弊病固然不少。郑振铎总结主要有三条。一是滥译。林译作品约有1/3可算是名著，其余则属二三流作品，可以不必译的。二是误译。如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极好的剧本，添加叙事而删减对话，译成蹩脚的小说。三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把雨果很厚的《九三年》译成薄薄的《双雄义死录》。这些弊病确实都与口述者相关，林纾自有难言的苦衷。他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但郑振铎对林纾翻译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林纾的翻译称得较完美者有40多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林译小说为中国文坛开辟了一条通往西洋文学这个新世界的途径，直接影响了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朱自清到钱钟书的一两代文学家。如郭沫若认为，林译小说“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于我后来在文学的倾向上有一个决定的影响”。周作人称：“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钱钟书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可见，林译小说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阿英所说：“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当时翻译小说者，除林纾而外，著名的尚有陈冷血、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吴梼、鲁迅、周作人、曾朴、马君武、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据不完全统计，1899-1916年全国共出版翻译小说796种。以国籍而论，英国最多，293种；法国第二，113种；日本第三，80种；其次为美国78种，俄国21种，德国8种；其他203种。这是当时翻译小说的一个大概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与严复翻译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旨在启蒙的情形相似，林纾等人翻译西洋小说的目的也蕴涵了一定的经世精神，这是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使然。庚子事变后，林纾译竟《黑奴吁天录》，有跋云：“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其时，孙宝瑄购得《小说报》，发表观感说：“西人小说每处处作惊人之笔，使人不可猜测，而又不肯明言，须待人终卷而后了悟，此实叙事之常例也，即中国小说何独不然？但中国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往往不合情理；西人亦往往说怪说奇，使人惊愕不定，及审观之，皆于人情物理无不密合者，此其所以胜我国也。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可见，时人对于西洋小说，不仅从文学的角度欣赏，而且可以吸收西学新知，获得思想启蒙。可以说，林译小说能够风靡一时，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心声。一个相反的例证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虽然“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都远远超过林纾，他们直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文学上的价值不可否认，但在当时却少人问津，1909年出版后，“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这一点确实引人深思。
二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晚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繁荣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小说不是“小道”、“稗言”，而是“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深刻地批判了旧小说“诲盗诲**”的实质，主张必须革新小说，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揭示“小说界革命”的经世意义。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刊小说的杂志。自“小说界革命”的旗号打出后，应者如云，同类刊物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大观》等，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与翻译也达到**，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最新统计，其时中国小说共有19156种，其中创作小说13810种，翻译小说5346种。当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揭露腐败政治的内幕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如鲁迅所谓“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可见，晚清时期谴责小说的兴盛正是现实社会政治恶化的产物。
晚清谴责小说的主要代表作有四：一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二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四是曾朴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少不得志。“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李伯元曾在上海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娱乐小报。后受聘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杂志。李伯元撰著《庚子国变弹词》及《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多种，其中尤以《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最著名。《官场现形记》共60回，1903年起由《繁华报》连载，同时由繁华报馆分册陆续印行。作者“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在此书中用辛辣诙谐的笔法，深刻地揭露了从王公大臣到州县官吏、佐杂的整个清朝官场中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官场现形记》正如时人所谓，乃“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无情地照出了清朝官场的一幅群丑图，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吴趼人（1866-1910），原名沃尧，字茧人，别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曾在上海为《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写小品文，后创作长篇小说，并与周桂笙等人创办《月月小说》杂志。一生撰著小说30多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瞎骗奇闻》《痛史》《恨海》《劫余灰》《上海游骖录》《最近社会龌龊史》《发财秘诀》《新石头记》等，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知名于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1907-1909年印成单行本8册，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20年的经历见闻为线索，揭露了晚清官场、商场与上海洋场从贪官污吏、奸商恶霸、文痞讼棍到流氓地痞等各色人等卑鄙无耻、恶劣庸俗、龌龊污秽的怪相。作者借“九死一生”之口声称这20年所见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三种东西，“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晚清社会政治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因治理黄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后上书当道，主张借外资修筑卢汉、津镇铁路和开采山西煤矿，为世所不容，目为“汉奸”。庚子事变中，以低价购太仓粟米，设平粜局，赈济饥民，后被人诬陷以“私散仓粟”罪名，流放新疆，客死乌鲁木齐。刘鹗是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曾将所藏刊印《铁云藏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刘鹗所著《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1903年起先后在上海《绣像小说》和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以江湖游医老残在山东一带游历的见闻为线索，严厉抨击了晚清官僚的昏庸、残暴，其特点在于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清官”之可恨尤甚于赃官。所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该书揭发了晚清官僚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甚于赃官的罪恶，可谓“晚清社会之写实作”。刘鹗所著小说虽仅有《老残游记》一种，但足以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结识京官李文田、文廷式、翁同龢、张荫桓及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参与维新运动。后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民国时期任江苏省议员及财政厅长等职。曾朴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积极支持者，1904年与友人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店，“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希望“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1907年，他又创办《小说林》月刊，刊载著、译新小说。曾朴还翻译了雨果的《九三年》等法国小说。《孽海花》20回本于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爱自由者”是金松岑。金松岑（1874-1947），又名金一、金天翮，号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他曾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倡言革命。他在《国粹学报》《新小说》等刊物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著有《女界钟》，提倡妇女解放，并翻译介绍孙中山等人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和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1903年，金松岑开始创作《孽海花》，并于次年将第一、二回在《江苏》杂志发表。随后，金松岑把写好的6回稿子寄给曾朴，由曾朴改写成20回交小说林社于1905年刊出。后来，曾朴又不断地续写此书，先在《小说林》上发表5回。1927年，曾朴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并创刊《真美善》杂志，并于次年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孽海花》30回本。曾朴后又在《真美善》杂志发表5回，使《孽海花》共得35回。读书其实尚未续完，与曾朴原计划60回相差近半。《孽海花》以清末状元、出使德国大臣洪钧与名妓赛金花的故事为基本线索，描写了晚清从同治初年到戊戌时期30年间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历史，涉及朝野从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到革命派等各派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能追随从改良到革命的时代潮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如曾朴自称：“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阿英认为：“《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这样热烈欢迎，原因主要在思想性。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但始终不能跳出‘老新党’范畴，拥护清廷，反对革命。而《孽海花》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
晚清谴责小说不只以上四种，其实还有大量同类作品，但就流品而言，则大都等而下之了，如鲁迅所言，“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另外，晚清小说数量虽多，但艺术水准并不高，根本无法与中国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前清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相比。如鲁迅论《官场现形记》时，说它虚实结构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酝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吴敬梓）后尘。”鲁迅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尽管如此，晚清谴责小说对现实社会富有批判精神，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三 南社与革命诗歌
晚清诗坛拟古之风极盛，其流派大致有三：一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二为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三为宋诗派。其中以宋诗派影响最大。嘉、道之际宋诗运动勃兴，程恩泽、祁寯藻肇其端，曾国藩张其帜，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乘势而起，至同、光时期蔚为大观，形成具有晚清诗坛霸主地位的所谓“同光体”。同光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陈衍说：“同光体者，苏戡（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钱基博论曰：“至同光体者，闽县郑孝胥之伦所为题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出入南北宋，标举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为宗向，枯涩深微，包举万象；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同光体诗人反对“墨守盛唐”，虽主宋诗，但不专宗宋诗。他们力图打破唐诗宋诗的界限，以兼采并蓄而独创一格。陈衍认为“诗莫盛于三元”，将唐代开元、元和与宋代元祐并列，甚至说：“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又咎同光以来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不知宋诗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他们作诗，多以唐代杜甫、韩愈和宋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为模仿对象。与王闿运“力追魏晋”和樊增祥“究心于中晚唐”的诗风相较，陈衍等同光体诗人敢于打通唐宋，其境界自然略高一筹。但是，同光体同样的拟古风格又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疏离，沈曾植“作诗喜用僻典”，陈三立“好用奇字”，使其诗“生涩奥衍”。这种颇类学院派的诗，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于是晚清“诗界革命”应运而生。
虽然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已有革新诗歌的意向与行动，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乘船从日本到檀香山的旅途中百无聊赖，乃作诗、论诗以自遣。他在游记中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可见，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是要开拓诗歌创作的新领域，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并输入欧洲的新精神、新思想，给新诗注入新的内容，以达到新的境界。这显然是针对晚清诗坛在拟古旗帜下使诗歌创作形式僵化、内容陈腐的现状而发的，可谓切中肯綮。当然，梁启超关注的不仅是诗歌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政治启蒙意义。在这方面，随后兴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
南社酝酿于1907年，正式成立于1909年。南社的“南”与“北”相对而言，南社之设即有“反对北庭”之意。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召开成立会，到会社友17人：陈去病、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滨虹、林秋叶、蔡哲夫、景耀月，其中14人为同盟会员。另有来宾2人：张采甄、张季龙。会上选举职员：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檗子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南社成立时虽10多人，但在清末很快便发展到200多人，民初更达1100多人。“慷慨之夫、刚强之士归之，意气用事之徒亦归之，不得志于满清、无由奋迹于利禄之途者亦归之。流品虽杂，目标则一。略其心迹，论其文章，固一时代影响之反感，而不可以忽者也。”南社就是这样一个在反清旗帜下聚集起来的庞杂而松散的革命文学团体。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也是南社的骨干人物。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后改名去病，字巢南，江苏吴江人。早年以文才著称于世。1898年，与同乡金天翮等人创立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2年加入中国教育会。1903年东渡日本，参加拒俄运动。1904年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革命，同时为《国粹学报》撰稿。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1907年在上海组织一次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1909年11月6日，陈去病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雅集小启》，称：“爰集鸥侣，觞于虎丘。踵东坡之逸韵，载展重阳；萃南国之名流，来寻胜会。”他召集南社同人于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第一次雅集。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又字剑公、钝剑、慧云等，江苏金山人。其家世富庶，早岁以诗文著名。1903年创办《觉民》月刊。1904年，他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结识孙中山，发刊《醒狮》杂志，在留日学界颇为活跃，后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1906年，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有第二爱国学社的倾向”。此后，高旭与陈去病、柳亚子经常函牍往来，诗词唱和，反复酝酿发起南社。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启》，宣布结社宗旨，称：“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今者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
柳亚子（1887-1958），谱名慰高，号安如，江苏吴江人。因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改名人权，号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命”。后又因仰慕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改名弃疾，终以亚子行世。1902年到吴江县城应试，结识陈去病，气味相投。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并进爱国学社就读，受教于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萌发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与光复会。此后与陈去病、高旭酝酿发起南社，提倡以文学为革命服务。
南社诗人响应“诗界革命”，提倡“唐音”，反对“宋诗”，主张诗歌直接为反清革命宣传服务。高旭从进化论的角度对“诗界革命”表示赞同的态度。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之公例也。”他非常推崇“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认为“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柳亚子对同光体宋诗充斥诗坛颇为不满，而“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他不仅不满同光体宋诗，甚至对王闿运汉魏六朝诗和樊增祥、易顺鼎中晚唐诗也欲口诛笔伐。其论诗绝句有云：“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闿运）翁。”“郑（孝胥）陈（三立）枯寂无生趣，樊（增祥）易（顺鼎）**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其实，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崇尚“布衣之诗”，反对宋诗及各种拟古之诗，主要是针对那些忠于清室而号称清朝臣子与逊国遗老的拟古诗人。他日后回忆说：“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的，却是陈散原、郑海藏二位先生，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尺五之概。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显然，南社的宗旨主要是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目标。高旭曾经发表《愿无尽斋诗话》，阐述文学主张，认为作诗应“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后来，柳亚子、叶楚伧等人在发起新南社而总结南社的历史时，认为“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就南社及其诗歌的政治意义而言，这个估价大致与史实相符。
可见，南社的诗歌无论在文学艺术上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既为清末民初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为反清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 语言文字改革与白话文、世界语
清末语言文字改革的直接动因在于社会思想启蒙的需要，即开民智。这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积极倡导的志业。1896年，梁启超为沈学的文字改革方案《盛世元音》作序称：“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他认为，欧美诸国与日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有极高的识字率，中国则反是。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文字固有的“言文相离”与识字难的弊端。他征引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话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因此，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是进行普及教育以广开民智的最大障碍，文字改革势在必行。“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刘师培在1903年专作《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认为有五：一是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二是一字数义而丐词生，三是假借多而本意失，四是数字一义，五是点画之繁。“有此五弊，此中国文字所以难通也。盖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刘师培也以文字改良为“筹教育普及之第一策”。为此，他提出了两项改革措施，即“用俗语”和“造新字”。在刘师培看来，所谓“用俗语”，即是提倡白话文；至于“造新字”，他没有明言，其实正与当时业已大兴的汉语拼音运动相合。
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的基本宗旨是“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或曰“国语统一”）。
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提出清末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方案共有55个字母，其中厦门音36个，漳州音加2个，泉州音加7个，另有10个用于拼各地音，这些字母均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在《一目了然初阶》的自序中，卢戆章说明切音字是学习汉字的捷径，所谓“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通”。同时，使用切音字可以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即“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他还主张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他认为，欧美诸国与日本男女都能读书识字，就是使用切音字的缘故。因此，他对中国推广使用切音字的前景充满信心，“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哉！”
据统计，自卢戆章提出第一种切音字方案以后，清末20年间（1892-1911）共出现28种汉语拼音方案。就字母形体而言，有拉丁字母、速记符号、汉字笔画、数码及自造符号多种。在各种方案中，除了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力捷三的《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劳乃宣的《合声简字谱》、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黄虚白的《汉文音和简易识字法》等。其中又以王照和劳乃宣推行尤力，可谓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的领袖人物。
王照（1859-1933），字藜青，号小航，又号芦中穷士，晚年自号水东，直隶宁河人。出身官宦之家。青少年时代喜读译印时务书籍，亲族乡人以为“魔气”。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式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礼部主事。戊戌时期，王照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活动，曾应诏上书言事，受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格多时。光绪皇帝震怒，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革职，而超擢王照为四品京堂候补，并赏三品顶戴，预为出使大臣地步。不料政变爆发，王照遭革职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1900年，王照秘密回国，潜伏天津，参照中国传统反切法及西文字母、日文假名，创制官话字母。他曾自述经过说：“余今者偷息津门，空耗岁月，故自课以创制官话字母。闭户掩卷，逐字审听，口呼手画，积数十日，考得一切字音转变皆在喉中。喉音为总，不可与唇、舌、齿、腭并列。凡反切之下一字，皆必用喉音。反切旧法，牵合支离，类例繁多，半真半假，徒乱人意。即西文、东文各字母，亦皆喉音未备，不便采用。于是创为喉音及音母字共若干，皆假借旧字减笔为偏旁形。概用两拼，使愚稚易习。”王照的官话字母方案共有62个字母，其中12个喉音（即韵母），50个音母（即声母），这些字母系模仿日文假名而采用汉字笔画或偏旁。王照主张用官话字母专拼“言文一致”的白话，并特别强调用“京话”（即官话）来统一全国语言。他说：“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一致，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至陇，西南至滇，南至江，东至海，纵横万里，约二百兆人，皆与京话略同。其余桂、粤、闽、浙、吴、楚、晋，与京音不同，亦且各不相通。是推广之便，莫如京话，故可定名曰官话。官者公也，古今皆有此解。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此后，王照开始全力从事汉语拼音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由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排印出版，并逐渐在留日学生中传播开来。王照也开始在北京、天津、保定一带宣传官话字母。1903年，他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重印《官话合声字母》为课本，并出版《官话字母义塾丛刊》。1904年，他在保定创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并出版《对兵说话》。1905年，他又在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并把拼音官话书报社从保定迁到北京，还出版《初学拼音官话书》多种，创刊《拼音官话报》一种。所幸的是，他的举动得到了一些社会名流与政要，如翰林院编修严修、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因而影响日大，“设塾于都城、直省，并出书报，陆续推广于各州县；今已有塾数十处，识此字者已数万人”。可见，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北方推行业已初见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劳乃宣的提倡，官话字母也开始向南方发展。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号榘斋，晚号韧叟，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历任临榆、南皮等县知县，并曾主持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堂。劳氏政治上虽然保守，但他是清末有名的硕学鸿儒，对音韵学颇有研究。1905年，劳乃宣在南京见到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非常欣赏，但可惜其专用京音，不利于在南方通行。于是，他便与王照商议，以原有官话字母方案为基础，增加南京与苏州方言的声、韵母，拟成宁音和吴音两种方言的官话字母方案，称“合声简字”。1906年，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谱》（宁音谱）和《重订合声简字谱》（吴音谱）在南京出版。他特别说明了其方言拼音方案是与旨在统一语言的官话字母方案相反相成的道理：“今于官话原谱，别增母、韵符号，以合南音，似与语言画一之道相反。不知此字之长，专在肖声；先通此字，则无论何等语言，皆能以声状出，于学官话至为易易，是相反而适相成也。俟此字本地语音习熟后，即当教以京音，使阅官话各书报，自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劳乃宣的运动下，两江总督周馥及其继任端方不但在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而且还要求各级小学一律学习合声简字。同时，简字还被推广到浙江、安徽、四川等地。1908年，劳乃宣被慈禧太后召见，进呈《简字谱录》，请旨颁行天下。他在《进呈简字谱录折》中慷慨陈词：“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其折交学部核议，结果被搁置下来。1910年，劳乃宣一面与赵炳麟、汪荣宝在北京设立简字研究会，积极向社会推广合声简字；一面上书学部尚书唐景崇，催促议奏合声简字，结果仍然没有下文。其时，清廷正式开设资政院。王照、劳乃宣便邀集同志，纷纷上书向资政院请愿。议员江谦首先对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事项提出质问说帖，质问学部是否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及是否用标准京音统一国语等问题，有议员方还、许鼎霖、汪荣宝、严复、罗杰、陆宗舆等32人连署。随后，有直隶、江宁、四川等地学界及官吏联合向资政院陈请颁行官话简字，计有陈请书5起，列名者约400人。资政院成立一个特任股员会，推严复为股员长，审查各处陈请的提案。审查的结论是：“本股员会审查得官话简字，即一种简笔之拼音字。拼音简字与我国魏晋以来相传反切之法，作用则一而繁简不同。反切繁难，故通者较少；简字便捷，故妇孺易知。反切足以补六书之缺，千余年来相沿不废；则简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且今日筹备立宪，方谋普及教育，统一国语，则不得不急图国语教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建议将“简字”正名为“音标”，由学部试办推行。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由张謇任正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任副会长，正式讨论并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认为：“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主。”“话须正当雅驯，合乎名学，宜以官话为主。”这就明确地规定了以京音、官话审定标准国语的基本原则。此后不久，清政府被革命所推翻，此案终究未能施行。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清政府举办的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白话文的兴起起推波助澜的作用。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要以官音统一全国语言，并在各级学堂逐步推行官话教育。《学务纲要》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并具体说明：“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扦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举办地方自治时，特别重视用白话进行宣传工作。他说：“地方自治，为我国创办之事，非先以预备，则不能实行。目前教育未周，识字之民尚少，设有误会，流弊滋多。乃遴派曾习法政、熟谙土风之士绅为宣讲员，周历城乡，宣讲自治利益，复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津属州县，以资传习，并将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振聩发聋。此派宣讲员与编官话报及白话广告之情形也。”政府对白话文的提倡，自然对社会起一定的导向作用。
清末白话文兴起的最重要的表征，一是大量白话报刊的创办。据近人最新研究统计，晚清白话报刊达229种之多。就地域而言，不仅北京、上海等通都大邑有，而且远及偏僻的蒙古、西藏地区。其中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京话日报》、上海的《中国白话报》，以及《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苏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二是大量白话小说的创作。白话小说虽然不始于晚清，但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白话小说因切合社会政治启蒙的时代潮流而地位大升。白话体小说被时人视为“小说之正宗”，“盖小说固以通俗逮下为功，而欲通俗逮下，则非白话不能也”。据估计，清末刊行的白话小说在1500种以上，是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内容。三是白话教科书的编印。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编辑《蒙学读本》，“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达于未知”，是较早用白话编辑教科书的范例。1900年，陈荣兖（子褒）在《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一文中，提倡训蒙课本应像日本那样采用浅白文字。为此，他以日常生活题材编写了《妇孺须知》《妇孺三字书》《妇孺新读本》等多种白话教材。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了日本教材《日本历史》的中译本，以及《女学修身教科书》《孝悌忠义图说》等白话教科书。据较为保守的估计，晚清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四是官府白话文告的出现。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出了一份劝戒缠足的白话告示，流传甚广，收效显著，成为不少官员效仿的榜样，甚至有人上书当道，提出以后大小衙门的告示都用白话的建议。以此为契机，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戒缠足、禁烟、社会治安及市政管理等方面的白话告示。可见，白话文在清末已经逐步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1907年，李石曾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字革命与进化以及世界文字将趋于统一的观点，认为“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且将合世界之文字而为一”。在他看来，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理想前途，就是向西文或万国文进化，所谓“直以西文或万国文代中文者，此语言文字同革命也”。李石曾在此所说的“万国文”，应当就是时人所谓的“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初始说法。
1908年，《新世纪》发表署名“前行”的文章《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正式提出要废除汉字，而代之以万国新语，并先行编造中国新语为之过渡的主张。“中国现有文字问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译之矣。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者矣。一旦欲使万国新语通行全国，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犹远。因时合势，期于可行，其在介通现有文字及万国新语，而预为通行万国新语地乎。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即此意也。”此论既出，讨论“新语”问题者渐多。他们纷纷投书《新世纪》，反对另造中国新语，而主张直接使用万国新语。不但“前行”改变初衷、主张“径用万国新语”，其他人更是言辞激烈。如“笃信子”说：“如人既渴望万国新语，而欲预备之，正可直授以万国新语，岂当更误以可怪之中国新语？……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中国尚未有文字；万国新语便是中国之文字。中国热心人，愿求其同类作识字人者，自己学万国新语，教人学万国新语。”
随后，《新世纪》又发表吴稚晖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和署名“苏格兰君”的《废除汉文议》，对章太炎的驳论进行反驳，进一步坚持废除汉字而改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吴稚晖虽然认为中国人的智识程度较低，不能“一跃即能采用万国新语”，但等到“各国亦且厌弃其本国之语言文字，徒为赘累；而中国人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相入，为无穷周章之苦难。于是所谓时机已熟，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遂得人人之同意。”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视语言文字为国粹的一部分，是应当保存的对象，因而反对废除汉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则视语言文字为交流工具，为了交流的便利，必须废除繁难的中国汉字，而改用没有国界限制的万国新语。双方由于观念的歧异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清末关于世界语（万国新语）问题，仅限于少数人之间的争论，只不过是整个语言文字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戏剧与诗歌、小说一样，也是清末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进行社会启蒙和反清革命宣传的思想武器。“戏剧改良”的口号如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一样，也在清末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应运提出。1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侬、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标榜“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惟一之目的”，明确提出了“他们清楚认识到戏剧改良”的口号，认为用戏剧形式表演“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慆**，烈士遗民之盅荩”和“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的历史，以激发国人反满革命的民族情绪，“此皆戏剧改良所有事，而为此《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起之精神”。《二十世纪大舞台》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戏剧杂志。它的创办，将清末戏剧改良运动推向了**。
如何进行戏剧改良？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论戏曲》一文，提出了五项办法：一是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二是可采用西法，三是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四是不可唱**戏，五是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至于戏剧改良的目的，该文认为戏曲是当时最好的开通风气的法子，办学堂缓不济急，做小说、开报馆不利于不识字的人，“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戏剧改良具有社会启蒙的现实意义。
改革传统戏剧的一些粗俗陈腐的内容，编演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剧目，是清末戏剧改良的一项重要内容。据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中所作统计，晚清共有各种戏曲剧本161种，其中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这是非常保守的统计。晚清杂剧、传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类型：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剧本。如《非熊梦》谱写东北人民反抗沙俄侵占黑龙江事，《武陵春》谱写抗击八国联军侵华事，《海峤春》谱写反抗美国华工禁约事等等。二是歌颂历代民族英雄的剧本。如谱写祖逖故事的有《渡江楫》，谱写岳飞抗金故事的有《黄龙府》，谱写文天祥事迹的有《爱国魂》《指南公》《指南梦》，谱写史可法及其部将刘应瑞事迹的有《陆沉痛》《孤臣泪》，谱写郑成功事迹的有《海国英雄记》等等。三是歌颂新时代革命党人的剧本。如谱写秋瑾殉难故事的有《六月霜》《轩亭血》《轩亭冤》《轩亭秋》《碧血碑》《秋海棠》《侠女魂》，谱写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故事的有《苍鹰击》《皖江血》《开国奇冤》等等。四是谱写外国革命故事的剧本。如《学海潮》谱写古巴学生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压迫的故事，《断头台》谱写法兰西山岳党的故事，《侠情记》谱写意大利革命志士的故事，《唤国魂》谱写希腊革命故事等等。五是提倡妇女解放的剧本。如《同情梦》《女中华》《松陵新女儿》《广东新女儿》《爱国女儿》等。另外，还有一些剧本，如《招隐居》描写鸦片之害，《维新梦》描写维新变法事迹。这些剧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新的内容，既是清末改革与革命潮流急剧高涨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
与话剧一样，电影也是从西方引进的。电影是在近代产生于欧美而传入中国的一门新兴艺术。1895年12月28日，法国埃米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首次正式公开放映他们制作的影片，从而揭开了世界电影时代的帷幕。此后不久，电影经香港传入中国，并在上海首先放映。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在“戏法”、“焰火”等游艺杂耍节目中，穿插放映“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公开放映的开端。随后有美国、西班牙、日本等外国商人陆续在上海、香港、台湾、北京等地放映电影。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回国，携带放映机及影片，在北京打磨厂借天乐茶园作营业性放映，这是中国人自己在国内放映电影的开始。
电影传入之初，一般被称为“西洋影戏”或“电光影戏”、“电光活动影戏”。1905年6月16日，《大公报》首次使用“电影”一词，以后便逐渐取代过去的名称，为社会所承认，并沿用至今。
电影传入中国初期，基本上是外国人的天下。在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拍摄影片的同样是外国人。1898年，美国人在香港、上海摄制了六部风光短片：《香港商团》《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街景》和《上海街景》《上海警察》。1900年，英国人和日本人分别在北京拍摄了有关义和团题材的影片《袭击教会》和《义和团事件》。几年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尝试自己拍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