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发动前的9-10月间,也即入秋之后,广西全省形势急趋恶化,天地会武装已分股活动于广西七府之间(广西全省计十二府),被人讥为“专务弥缝”的巡抚郑祖琛再也无法加以掩饰了。清廷为广西局势的糜烂所震惊,赶忙调兵遣将,并着手改组广西方面的军政领导。9月13日,清廷令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驰赴广西,起用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驰赴广西会剿。30日,著向荣调补广西提督,“驰驿前往”,并会同郑祖琛“迅筹剿办”,并“谕知湖广、贵州各督抚,拣派精兵协剿”。10月17日,清廷更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张必禄,督率藩司劳崇光,悉心剿抚”。上谕强调指出:“林则徐受皇考简任重恩,前在云南办理汉回军务,迅速蒇事,朕所夙知。著即星驰就道,**平群丑,绥靖严疆,毋违朕命。“10月26日,清廷又著将前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来京听候查办”;11月27日,谕令将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由钦差大臣林则徐暂署,督同向荣等尽力剿捕。
清廷对上年因病休致、当年4月才返回故里的林则徐寄予厚望,希望在他的统领之下,能够迅速扭转广西的局面,并竟然不顾他的病情,催促其“兼程驰赴”,并接二连三地下达了一系列谕令。面对危难的时局,林则徐义无反顾,再一次承担起重任。他于11月1日接奉谕旨后,5日即由福州原籍“力疾登程”;15日,行至闽粤交界的诏安,“因沿途劳顿,又发脾泄旧症,每日泄泻至二十余次,犹勉强兼程前进”。但行至离潮州不远的普宁县城,他终于无力再行。1850年11月22日辰时,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于广东普宁逝世,临殁时曾高呼“星斗南”。此时,距他由福州起程仅17天。
12月15日,清廷获悉林则徐逝世,对此“殊深悼惜”,“著加恩晋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同时,清廷召起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
早在11月中,广西各有关州县已得悉金田等处拜上帝人马公然揭帜造反的情报。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等据此向清廷奏报了金田等处“匪徒纠聚”的情形,并奏称:“桂平、平南、郁林均属连界,防其串合纠结,臣郑祖琛现将梧州随营兵勇调派五百名,饬令署抚标中军参将成安督带,驰赴平南一带,相机剿捕。”这是金田起义的信息第一次出现于清朝大吏的奏报之中。但直到此时,清朝官员尚不知道这是与天地会造反截然不同的拜上帝会起义,甚至完全不清楚起义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这些“纠聚”的“匪徒”行将成为大清王朝的劲敌。
李星沅于1851年1月初到达广西柳州后,得知“金田会匪”才是清朝的主要威胁。他向皇帝奏报说:“柳州、庆远诸贼甫经奋勇追剿,而左、右江数属势尚蔓延。即如浔州府之大黄江,现有贼匪结伙,排船伺劫。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诱胁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诡秘,人数恐尚不少。”
此时张必禄已在浔州病卒。已赴前敌的向荣主张“先灭金田大伙,然后以得胜之师,分别剿捕,用力较易”。他坚欲调集几万重兵,不赞成速战,“大题小做”。但在李星沅的催促下,他只得勉强与太平军交战数次,互有胜负。
太平军驻屯江口期间,人数有所增长。在清军切断粮道后,太平军只能日食两碗稀粥,遂于1851年3月初进据武宣东乡。
署巡抚周天爵时已年逾古稀,不甘留守省城桂林,请缨亲赴武宣前敌。知县刘作肃迎谒道上。周天爵询问守御情形,知县回答:武宣县城民徙城空,“卑职仅备一绳”,说罢“反袂大哭”,因所谓“一绳”者,只能是供自尽之用。然而太平军却未进攻县城,只在东乡一带,继续“招齐拜上帝之人”。附义者多达70余村。
周天爵与向荣亲自督率兵勇,与太平军在60多天中大战两场。太平军虽有伤亡,但清军损失更重。周天爵向皇帝报告:“自二月十七日(3月19日)开仗,至三月初二(4月3日)等日进兵,虽则相持,而实无一胜。”于是清军不敢轻言进攻,乃创所谓“坐战”之法,意欲坐困太平军。
在武宣期间,太平军的给养,主要是食盐开始短缺,造成了部分人员的死亡和广大战士的精神疲乏。太平军乃于4月末出奇兵重返桂平之新墟,掠盐而去,缓解了一时之急。5月中,太平军又主动撤离武宣,向北进入象州地界,在其东南部之中坪地区停留了50天,招齐象州拜上帝人马。其时,李星沅已在武宣病逝。
清廷又任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调集安徽、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军队前往镇压。7月,赛尚阿到达桂林指挥。
在清廷续派的赛尚阿还未赶到时,在前线与太平军相持的仍是周天爵和向荣,以及刚调到广西帮办军务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清军兵勇已增至1.4万人,大大超过太平军实际参战的人数。然而清军士气低落,尤其是乌兰泰督带的黔兵,战斗力极差。6月9日交战时,太平军壅流设伏,斩杀、淹毙黔兵达300余人,担任侧翼掩护的7名太平军勇士冲入威宁兵营,黔兵千人竟“全行弃营,哄然由山顶溃下”。连乌兰泰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他为此而自请治罪。太平军在象州又遇给养方面的困难,乃于6月初经武宣东乡返回桂平之紫荆山及金田、新墟一带。
太平军转战半年,基本上未脱离紫荆山或其毗连地区,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保守战略的需要。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有据两粤以为根本的意向。据太平军被俘人员供称:“因官兵层层扎紧,这两个月都打不过去,打算要从后路双髻、黄坡两界头窜回,便抢船只,一路抢掠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大头子、二头子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东省做东京,此处为西京。到去兴旺,大家享福……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当然,这一设想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
其次,他们要招齐各地未及团营的拜上帝会众。很多在金田团营时未及投营的会众便是在此时陆续来归的。经过半年的“招齐”、“团集”,太平军的人数大为增加,已由最初的五军扩编为十军。
清军也陆续增调兵力,不断向太平军发起新的进攻。前路新墟一带,太平军与乌兰泰军互有胜负,但后路猪仔岭、双髻山却于8月11日被向荣攻占。9月初,紫荆山前之要隘风门坳失守,太平军陷入凶险的处境。
9月11日,全军乘夜撤离新墟等地,转入平南鹏化山区。撤退中的太平军保持了良好的行军秩序。尾追的向荣军于思旺墟附近遭萧朝贵、冯云山率军反击,锅帐、军械、辎重尽失,各将帅仅以身免。向荣经此之败,失去了继续追击的勇气,顿兵平南,连旬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