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总统被揭露后，曹锟与国会同时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当时国人认为，贿选乃国会腐败的表征，因而在大力声讨曹锟的同时，对国会亦大张挞伐。曹吴政权倾覆后，舆论再次掀起一场对国会的攻击浪潮。如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上海总商会在有关时局的通电中，指责贿选议员“长恶助乱，百喙难辞，应予按名诉追惩治，借伸法纪”。北京公联会更是历数国会十大“罪恶”与“万万不能存立”的十大理由，主张趁此推翻曹吴政权之机，将“祸乱之媒”的国会消灭。《国闻周报》亦发表社评，主张从国家与社会两方面对受贿议员予以制裁：国家方面，应将其逮捕审判，依法定罪，并追缴其所受贿赂；社会方面，凡各种公私团体及公共事业机关，对贿选议员概不许其参加，断绝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活动空间。当时国人的批评焦点主要集中在议员的道德层面，如称贿选议员为“猪仔”，视接受贿赂为出卖道德良心。对议员个人品行的谴责，亦难免连带怀疑甚至否定国会制度，视国会为令人厌恶的东西。
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环境，为政治家根据自身利益需要任意处置国会提供了条件。曹吴政权崩溃后，反直各方在国会问题上各有其利益考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对旧国会大多倾向于解散。孙中山北上途中，曾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余对于现在北京之国会主张解散，因年来所有战事皆为不良国会所酿成。非去此不良之国会，中国殆无统一之希望。”孙认为，国会之不良在于“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所选议员道德太低下，致使国民对议员完全失望。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寻求“根本解决”。孙中山在经历长期的“护法”斗争之后，此时已放弃“护法”的旗帜。孙中山之所以抛弃“法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人数已十分有限，国会议席对国民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没有多大价值。如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则可通过党团加以操纵和控制。
冯玉祥在政变之初曾打算将国会一举取缔，故其政变后第一次通电，并无参、众两院之衔。起事当天下午，冯玉祥派兵驻守两院，做好了取缔的准备。嗣经商询王正廷、张耀曾等人，王、张皆主张慎重，认为此番班师主和，当以改良政治为立足点，而不可自居“革命”地位，认为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将面临外交承认问题。如果对于政府只采取改良姿态，那么，对于政府所由产生之国会，自应保全。冯氏听从了王、张的意见，乃将主和通电补送两院，后来黄郛代阁之建立，仍经曹锟任命，继而胁迫曹锟退位，亦令其向国会辞职。
在对待国会问题上，张作霖的态度最为强硬。政变不久，他便主张将包办贿选的吴景濂捉拿归案，予以严惩。当时报上多见“天津某强有力人物”反对恢复法统的记载，所说的人物即指张作霖。唯实力是视的张作霖本来对国会素不看重。对张作霖而言，无国会可随心所欲，有国会亦可凭借实力加以操纵。相对而言，段祺瑞对国会的态度一度游移不定，如其出山通电中有“法统已坏，无可因袭”之语，表明段氏最初对国会亦有唾弃之势。段氏倾向集权，不喜欢国会束缚其手脚，当可理解。但段之左右仍主张迁就法统。受其影响，段祺瑞对国会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
国会参、众两院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势必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努力拼争。是时国会实际上已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北京的旧国会议员，一部分因反对贿选而南下驻沪的议员。未曾参加曹锟贿选的议员为了避免“玉石俱焚”，一面极力与曹锟划清界线，一面活动反直各方实力派寻求支持。1924年11月10日，移沪国会议员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议：（1）贿选分子及伪国会议员应立即驱除；（2）在天津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3）响应天津同志会电召，陆续北上。22日，未曾参加贿选的279名议员在北京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揭举拥护《临时约法》的旗帜，并推选代表谒见段、张、冯等人，表示当此政变之际，非有一民意机关，不足以维持一切。将来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之组织法，希望由非常国会制定，纵或不能，亦须经国会通过，并建议由非常国会选举段祺瑞为临时总统。25日，制订《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11条，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的议员组成，职权为制定一切临时法规，议决关于政治之重要事件。非常会议不设正、副议长，而由每省议员互选一名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会，执行非常会议的一切事务，轮流充任非常会议开会时的主席。
另一方面，涉嫌受贿的国会议员在举国唾弃和讨伐声中，面临穷途末运。政变后不久，众议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会自卫”问题，议员们为保持自身饭碗计，或主张选举议长，自固势力，或主张联络南派议员，与之迁就妥协。11月5日，众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议员301人，就议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但因内部意见分歧，会议无果而终。11月19日，反直各方实力派在天津开会，议决解散旧国会，并剥夺贿选议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1月底，临时政府司法部下令逮捕贿选议员，出动军警大事搜捕，受贿议员闻风而逃。其中逃往天津的部分议员发表宣言，声称“国会”已移天津。12月1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正式作出推翻“法统”的决定，并拟就三项命令：一、撤消1923年10月曹锟所公布的“伪宪法”；二、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参众两院除拒绝贿选议员参与建国大计外，两院所有机关立即取消。
因各方反对意见强烈，临时政府未敢遽然发布上述三项命令。当时未参加贿选的议员正在京沪等地集会，宣称“护法”，提出“民国之成，基于约法”，除由总民意机关另行制定根本法替代外，无论何人，均无加以毁弃或变更之权。执政府内部亦意见不一，有人以事关重大，主张交由将来的国民会议解决，不必由临时政府负此重大责任。如财政总长李思浩即认为，现在的执政府系临时性质，并非国家之主人，譬若看房人，断无主人外出未归时越俎代庖，主动更改房内陈设布置之理。而司法总长章士钊则认为：“国会、宪法、约法三者，在现时革命政府之下，无一可以幸存。如稍持调停迁就说，或变相保留之说，则现在革命政府，失法律上之根据，非驴非马，徒与反对者以口实。故为巩固现政府地位起见，非首先打破法统不可。欲打破法统，则国会、宪法、约法三项，绝对不可存在。”
反对取消法统者，主要还是为《临时约法》而争。三项命令中，曹锟宪法应该废弃，多无疑义；旧国会早已届满，且多数议员参与贿选，其不应存续，亦无大的分歧。惟约法系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与政体的根本大法，故大多主张不应轻言废弃。由于反对之声强烈，段政府推翻法统的命令一度搁置未发。尽管如此，段政府仍在暗中进行废弃法统的准备工作。其具体部署是：先召集善后会议，制订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然后根据国会代表会议条例，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通过宪法。
1925年4月24日，段政府鉴于善后会议已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国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乃正式发布废弃法统的命令，明确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临时约法》与曹锟宪法同归于尽，以当时司法总长章士钊的话说“曹锟宪法革临时约法的命，执政府革曹锟宪法的命”。约法既废，旧议员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国会非常会议亦因政府的压迫而陷于停顿。
废除旧国会后，临时执政府成立“临时参政院”作为新的民意机构，为临时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就临时政府所指定事项作出决议。临时参政院的职责仅是辅佐临时执政，对行政没有监督权，其议决范围仅限于临时执政所提议案，亦即只能被动议决而不能主动议决，而且议决案和建议案，必须经临时执政认可后，才能交各主管官署执行。1925年7月30日，临时参政院正式成立，共有参政193人，规定由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代表1人及由临时执政“钦点”之代表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出席善后会议的代表。临时参政院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均由临时执政特派。议长赵尔巽，副议长汤漪，两人亦系善后会议正副议长。因此，临时参政院相当于善后会议闭会后的常设机构。
段祺瑞废弃法统后，声称要另颁宪法。为此，他规定由两个机构进行，一为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一为国民代表会议，负责议决宪法。
《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于1925年5月3日公布。委员由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推1人及临时执政选聘20人组成，总计70人，以林长民为委员长，于8月3日起开会。至12月，提出《中华民国宪法案》，咨文政府交付国民代表会议议决施行。宪法草案规定，在未来的正式国家机关中，国会制度仍将保留。
在起草宪法的同时，国民代表会议亦在着手进行。《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于4月18日经善后会议通过。条例规定，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宪法为职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总额为500人，由选举产生。选举分一般选举和特别选举两种。一般选举按行政区域进行，以县为初选区，以道为复选区，凡属成年，能通晓文字、明白事理者，一般皆有选举权，无财产限制。特别选举是在一般选举之外，另依大学、商业、实业三者设立选举区，分别由大学教员、学生、商人以及实业人员直接选举。7月1日，段祺瑞下令，定8月为议员初选期，9月为复选期。10月29日又下令已当选议员于1926年1月15日前晋京参加会议。但国内舆论对国民代表会议多表不满。到1926年1月初，执政府自身已是风雨飘摇，段祺瑞拟通电下野，无心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未久，执政府被推翻。国民代表会议亦随之流产。宪法未能产生。段祺瑞原打算待制宪完成后依法重新组建国会。制宪既未成，正式国会因此亦不能成立。民初的议会政治至此告一段落。1925年以后，中国未再建立国会。
国会政治是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移植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但国会在民初仅仅延续了13年，就在近乎举国一致的声讨中寿终正寝。民初国会政治如此迅速地走向消亡，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国会议员道德腐败，国民政治训练不够，军阀与各实力派的自身利益考虑等等。就其消亡过程而言，段祺瑞本有重建国会的打算和可能，只是由于段政府自身面临统治危机，国会才消亡于无形。从这一事实看，国会的消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段祺瑞之后的历届政府未再致力于国会的重建，而国人亦安之若泰。这其中又寓示着国会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和不得不消亡的必然因素。一种政治制度从建立到完善，大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种外来政治制度从移植到本土化，更非一蹴可就。议会政治在西方各国的实施，本来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渐成熟的过程。民初议会政治的短暂尝试，其表现的确不如人意，但当时国人在审视这一外来政治制度时，难免有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想法，并且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亦皆归咎于制度之错，从而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清季以还，国人思想日趋激进，急切向西方学习“最新最好”的东西，不断更新学习样板。到1920年代初，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已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政治体制上的兴奋点，亦由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转向苏俄式的党治体制。当国会制度在中国北方趋于消亡之际，恰是苏俄党治体制在中国南方开始试行之时。两者在时间上出现惊人的衔接。这一过程大体是在1924-1925年之间完成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