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15日至2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委员）34人，各省区及海外代表52人。会议虽由蒋介石发起召开，却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操纵，“几乎是C.P.包办”。会议通过了一个左派的政纲，内容有四：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的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会中讨论“迎汪案”，虽有所争论，但最终顺利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并决定推派张静江、李石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等为代表前往劝行。中共中央随即发布党内通告，号召全党各级组织为“迎汪复职”运动造势，并设法运动各地国民党地方党部发表迎汪复职电报，促汪速回。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总策略是加强左派，反对右派，孤立中派并使之左倾。这一总策略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指示。1926年7月，斯大林和布哈林明确重申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国民党内通过加强左派和建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来改变国民党，使国民党急进化。但令中共失望和焦虑的是，国民党左派实在太软弱无用，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陈独秀对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情形做过如下一番细致的描述：
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P.意见，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P.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力气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C.P.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C.P.支配的上总（引者注：指上海总工会）合作，而觉K.M.T.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以对C.P.比对K.M.T.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M.T.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引者注：指李大钊）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P.分子不得不出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1926年10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区委，指示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上海中央根据来自广东、湖南等方面的最新反映，国民党左派对于C.P.虽表示愿意合作，但很怀疑C.P.,感觉C.P.厉害、可怕，因为C.P.政策老练，而且“一切群众均在C.P.手内”。上海中央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如不预先注意，则未来可能再发生“三二〇”之类的事件。中共中央强调，必须使国民党左派也感觉自己有群众，有力量，才能消除其疑虑、畏惧和防备心理；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处处包办国民党，不给国民党左派以负责任和接近群众的机会，使得国民党左派完全不能独立起来。中共中央认为，过去包办国民党的结果，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得到更广阔的发展，一方面使斗争性质没有扩大成为国民党内左、右派之争，而变为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之争。
然而，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却有不同的看法。鲍罗廷在广州10月间召开的一次中共党团会议上报告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才是真正的左派，也只有为民众利益奋斗才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而现在所认定的国民党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和不可靠的。围绕国民党左派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展开了一场讨论，其焦点是国民党内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左派，左派的标准如何认定。粤区的同志多数同意鲍罗廷的看法。他们认为，若说国民党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没有左派领袖。国民党上层的所谓左派，只是一部分不能与中派和右派合作的分子，为了防御右派的进攻以保持其地位而形成的组织，并不是在认同左派政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结合。这些人是因为在某一时、某一事上表现出与右派不同，因而被中共认做左派的，实际上他们最多只能称作“准左派”。真正的左派是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和手工业工人。粤区的同志认为，在国民党右派进攻的地方，准左派为了对付右派，不能不与中共联合，而且在主张上不能不与右派立异；中共亦需要准左派以减少与右派的直接冲突。故此，当准左派与右派争斗时，中共要给准左派以相当的尊重和援助。粤区的同志建议，鉴于准左派不愿居于C.P.的附庸地位，中共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实际上中共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中共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们的独立，但实际上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
对于粤区同志的看法，上海中共中央承认，现时的国民党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没有中心人物，左派领袖与群众相隔离，但不同意国民党左派只有群众没有领袖的看法，认为粤区同志怀疑国民党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对左派的要求太高，几乎与共产党无甚差别。中共中央的看法是：国民党左、右派与中共的不同，表现在中共直接为农工的利益奋斗，国民党左派利用农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国民党右派则摧残农工利益。“我们若以C.P.的观点视K.M.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P.存在。”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左、右派只是比较之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也不必严格去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左派和准左派。若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才是真正左派，恰是混淆了社会的左派和国民党左派之区别。
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有国民党左派的存在，国共合作才能进行下去。哪怕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中共与右派之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若否认左派的存在，则中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派压迫工农群众；二是由中共领导群众，直接与右派冲突，这也意味着共产党与整个国民党冲突。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如果没有左派，我们就要造左派。”
中共广东区委与上海中央之间的政策分歧，在相当程度上是鲍罗廷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之间意见分歧的反映。共产国际远东局自1926年6月开始在上海进行工作，其职能是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共产党革命的直接领导，其中对中共的领导是远东局的工作重心。这样一来，莫斯科在华指导机构实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廷在广州，维经斯基在上海。加拉罕在1926年10月离开中国以前一直是莫斯科其他驻华代表的最高上级。鲍罗廷主要负责指导国民党中央、广州国民政府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维经斯基及其远东局则集中领导上海中共中央的工作以及中共全党事务。这一分工，很难避免产生矛盾，因为中共中央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实际上是鲍罗廷指示广东区委在领导。远东局工作伊始，即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对国民党的工作提出种种指责。远东局认为，鲍罗廷与广东区委在1925-1926年间，在对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的过早分裂和蒋的“三二〇”武装示威，导致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总进攻，削弱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此建议莫斯科方面撤换鲍罗廷。但莫斯科方面否决了远东局的建议（10月21日），并决定在加拉罕离开中国以后，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要求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措施都必须同鲍罗廷协商（11月11日）。鲍罗廷从而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
自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联席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的态度转趋积极。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一起开会，共同商讨时局对策。会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委：“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迎汪复职，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静江）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于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
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对于迎汪复职却不甚乐观。他们认为，汪蒋合作，现在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虽然蒋有电报请汪回来，联席会议也有迎汪决议，但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把广东政权交给李济深控制以抵制汪氏。现在左派没有力量，“三二〇”事件的余威犹存，如果做得太左，是很不利的。再说，联席会议虽然通过迎汪复职案，但实际上，汪精卫如回来并无职可复。因为汪离粤前，国民党中央并无主席制度，现设主席由蒋担任，而张静江又坚决反对动摇蒋之主席位置。而汪原任的政治委员会主席，又因该会改为政治会议而无形取消。此外，由谭延代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故汪回实无职可复。因此，他们对于迎汪复职问题，采取听其自然的消极态度。
中共中央也承认，国民党联席会议上虽然左派空气极浓厚，形成的一切决议也都好，但实际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然是国民党中派的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有利以后反攻的基础。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即不急于要汪回来。中共中央分析，汪如果回来，此时与蒋的关系，只会有暗潮，不会有明争，蒋绝不可能用军事行动反汪，故现时不必担心蒋介石会发生什么问题。所谓汪蒋合作只是表面的宣传语，其实仍是长期和持续的斗争。左派要与中派合作，必须先掌握政治领导权才有可能。若汪不回，左派政权难以建立，蒋却得到了反汪宣传的借口。上海中央批评粤区同志采取听其自然的消极政策是错误的，认为粤区同志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又表现太右。太左的表现是要求取消蒋介石的主席职务以迎汪；太右的表现是恐惧蒋“三二〇”事件的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即刻回来。
除迎汪外，中共中央认为对唐生智应采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抑制的办法，通过个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民众的组织力量和俄国同志的影响等手段，促使唐生智左倾，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中共中央批评粤区同志存有“扶蒋抑唐”的观念和以蒋为独尊者的观念。在广东，无论国、共，均认为唐生智是将来最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处处防范唐、疏远唐、抑制唐。鲍罗廷在致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中明确说：在广州，他宁要汪而不要蒋；在汉口，则宁要蒋而不要唐。中共中央认为这种观念是极端的错误。因为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比蒋表现得要好一些，蒋比唐更阴险狠毒。“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中共中央对蒋的不满与日俱增。
中共中央的对蒋政策致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更为激烈。1926年10月22日，蒋介石接黄埔同学会报告，第四期学生“被人播弄，举动悖谬”，断定“从中C.P.或为之祟”，甚为愤恨，“暴怒形诸口舌”。11月上旬末，武昌一次军民集会上，工人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西九江。蒋大为恼火。与此同时，广州黄埔学生再次发出了“倒蒋”的声音。蒋闻之“不胜愤激”，“知后方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慨言“三年来受尽屈辱，忍痛至今者，纯为总理革命使命，一手所扶植学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闹若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处于焦虑、激愤的状态中，几乎难以排遣和自拔。他在1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