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发生之际，正是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新中央和新政府形成之时。新一届中央和政府的产生，十足反映了国民党五全大会在政策上发生的微妙变化。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特意增设了一个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副主席为蒋介石，因胡汉民长期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立，拒不来宁，因此常务委员会自然由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也添设正、副主席，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因汪在大会期间被刺无法工作，故也由副主席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为蒋介石，副院长为蒋之姻亲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伧；司法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考试院长戴季陶，副院长钮永建；监察院长于右任，副院长许崇智。行政院下属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政务处长蒋廷黻。阎锡山、冯玉祥增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总参谋长。在整个人事安排中，十分明显地基本上排除了带有亲日色彩的人选，汪派因此也受到牵连，不仅五全大会中委选举遭遇惨败，在新中央和政府中也只剩下了一个顾孟余。社会上以及整个党内，几乎都把自“塘沽协定”以来种种对日交涉的失败，都算在了汪精卫等人的头上。

与此相比，蒋介石的地位这时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巩固。社会上对蒋的赞誉越来越多。王芸生在参观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并与蒋介石谈话后，公开称赞蒋是贤明的领袖。胡适不满国民党专制体制，这时却也对蒋称颂备至，声称“蒋先生在今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说“这几年中，全国人民心目中都觉到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埋头苦干”。影响到党内，五全大会第一次一致通过决议慰勉蒋介石，称蒋“政治与军事并施，神武与仁爱兼济”，“凡斯伟绩，中外具瞻”。因此，在选举中，蒋系人马不仅得票最多，而且高居榜首，在新中央和新政府中也基本上占据了党、政、军重要位置。过去最主要的反蒋派，如阎锡山、冯玉祥、程潜，以及邹鲁、林云陔、黄旭初等人，如今对蒋之地位和大会的这种结果也再没有过去那种极端抵触和不满的表示了；相反，他们很诚意地表示了愿意拥蒋的态度。冯玉祥在宣誓就职的答词中就清楚地表示了他们这些人这时的立场。他宣誓说：“玉祥既为党员，又系军人，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不敢稍有规避之心，愿本愚诚，追随各位同志之后，效命国家……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恪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五全大会何以能够通过那样一个公开拥蒋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其中明文规定：“为冲破目前危局，统一全党意志，集中全民力量起见，应授权于本党文武兼赅、伟大崇高之领袖，使之统筹一切，全党同志，听其指挥。”

蒋介石地位的空前巩固，除了他军事上已无对手和几年来南征北战推进了国家统一之外，也与他对日本入侵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得到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认可和拥护有关。

自“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实际上一直处于抗日有心、欲战乏力的状态之中。刚一得知沈阳、长春和牛庄沦陷，他就“心神不宁，如丧考妣”，暗中勉励自己，要“卧薪尝胆，生聚教训”，“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其将日本入侵东北一事委诸国联仲裁，却不料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一度也刺激得他想要和日本开战，声言：“我不能任其鸱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为此甚至考虑将首都迁至西北，同时集中主力于陇海路，并亲自写下遗嘱一份，信誓旦旦，“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但是，蒋介石尚未有机会实施其抗日设想，即被迫下野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19路军奋起抵抗，蒋介石于战争打响近50天后又重掌军权，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一掌权，即担心战争蔓延，因而决定迁都洛阳，并将全国划分为4个防区，做了两国开战的准备。但是，蒋深以为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对比之悬殊，战则必败，因此在第19路军已经给日本人以相当教训的情况下，他期望借助于英、美的干预，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使日本暂时收敛进一步入侵中国的野心。不料，日本不仅公开扶植起一个“满洲国”，而且很快又开始向关内推进。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蒋介石，他一度又开始设想要与日本一战，并为此督促张学良力守热河。张学良轻易丢掉热河，蒋不能不愤怒，不能不下决心亲自部署和发动了长城抗战。长城抗战虽然打得十分激烈，也有过局部的胜利，在蒋看来，这只能是教训一下日本、使其知难而退的一种策略。因为他深信：中国要与强敌日本作战，只能是打一场持久战，“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蒋介石究竟想怎样来达到战胜日本的目的呢？蒋介石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演说中对此讲得相当明白。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绝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蒋介石又说：“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

蒋介石一直试图通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办法拖住日本，使其不致很快发动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以便争取时间做抗日准备。另一方面，他深信，无论日本多么想吞并中国，它还是不能不顾虑来自列强各国的干预，而列强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最终也必定会进行干预。蒋介石所以敢接连批准屈辱的“塘沽协定”，乃至于“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也正是因为他自信这种退让不会在根本上损害中国的独立，只会一步步加深列强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然，想要通过外力的帮助取胜，首先还是要自己有实力与日本相争才行。注意到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在“剿共”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蒋介石就在秘密指挥兴建东南国防工事了。进入到1934年初，他已经相信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不能集中于沿海地区，应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敌国海上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的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位。从中日交战的前提考虑，他对经营西南尤其重视，并以“剿匪”为掩护大力建设西南地区，以便将其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1935年初，蒋介石明令西南各省修筑公路，并亲自到四川、贵州和云南去巡视，选定四川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对继续阻滞日本的入侵步伐再也不存在什么幻想了。一旦平津被日本占领，哪怕只是在平津和冀察扶植起一个与中央分离的傀儡政权，对南京政府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除了少数人以外，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日本的目标绝不只是要吞并东北四省，它是非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不可的。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内群情激愤，纷纷开始检讨甚至是指责主持外交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及相关责任人。6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相继发言，指责汪派对日妥协无度，“糜烂地方”。汪虽百般辩解，亦无济于事。蔡元培质问汪：“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追问：“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避而不答。吴稚晖讥讽道：“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汪精卫愤而退席。于右任干脆大骂汪是汉奸卖国贼，孙科也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盛怒之下甚至把桌上的茶杯也给震翻到地上摔碎了。结果，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干脆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人以媚日卖国的罪名，提出弹劾。国民党全国各省、市党部亦同时联合电呈国民党中央，抨击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过于软弱，提出应惩戒汪精卫和唐有壬两人。因落实“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被迫返京的冀、平两地省、市党部人员，也联合京中党政机关反汪派，向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处汪精卫及其左右。汪虽愤而称病离京，回来参加五全大会时还是遭了激进记者的刺杀，险些丧命。

和汪精卫相比，蒋介石的态度就积极多了。蒋除了在内部一直倡言抵抗外，这时他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公开场合，都越来越多地表露出要与日本一战的决心。

7月，蒋介石在当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即第一线冀察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第二线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第三线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在此基础上，蒋依据华北事件发展的局势，进一步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创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11月，蒋介石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很强硬地提出：“满洲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中日关系，是无改善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我们领土与行政的根本原则，绝无放弃的可能……中国对日本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蒋并明确告诉周围的人，他早有抗日的决心，且非抗日不可。他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也毫不客气地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蒋介石的这种表现，甚至影响到历来持倒蒋态度的一些国民党人。他们这时也逐渐开始对蒋另眼相看了。如一向站在倒蒋立场上的老国民党人邹鲁即指出：说蒋不抗日是不对的，中央已决定抗日了，蒋先生即“热诚抗日”。冯玉祥这时也再三记录下蒋介石主张抗日的言论，称“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这时在五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能够直率地提出“最后关头”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解释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大会显然接受了蒋介石的这一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付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大会宣言中公开表示：“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惟有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

从五全大会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进入了一个全面准备对日作战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不仅将全国划分为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警备区（皖、赣、湘、桂），绥靖区（甘、陕、川、宁），预备区（陕、川、鄂、湘、赣、云、新、青、藏、康），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了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和1个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的预备军总指挥部，甚至还具体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按照国防区域、战场划分和阵地设置的要求，南京政府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这些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即永久性工事用钢筋水泥构筑，半永久性工事用铁轨、枕木构筑，临时性工事由简单材料构筑。到1936年春季前后，大部分国防工事均已开始动工修筑。其中规模较大的阵地工事有京沪间的淞沪阵地、吴福阵地、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还有乍平嘉阵地、乍澉甬阵地、宁镇阵地、鲁南阵地、豫北阵地、豫东阵地、沧保德石阵地、娘子关长城阵地、雁门关长城阵地等。

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关于加强国防和对日政策上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明朗了。会议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宣告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30人为国防会议成员。蒋介石明确宣布说：国防会议的任务，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国防上的各项决议和办法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再度具体解释了中国在对日本入侵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最后底线，那就是让到“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为止，再不能退让了。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蒋介石的这个报告。全会通过的宣言也强硬地表示：“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惟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