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中央秘密联合张学良，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之际，国共两党其实也在秘密地进行接触，寻求妥协之道。而蒋介石找共产党人秘密接触和谈判，其目的同张学良如出一辙，也是为了解决联苏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想要联苏联共，而蒋介石想要的只是联苏而已。对共产党问题，他坚持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或者是军事的，或者是政治的。总之，蒋介石要把共产党和红军纳入到南京政府的政治架构之下，而绝不允许它们重新对中央政权构成任何威胁。
蒋介石是主动找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的。最初的尝试发生在1935年底，当时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退入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随着中央军也乘势进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政府已经成功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正是在南京政府统一事业顺利进行之际，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明显地想要染指华北各省，像制造“满洲国”那样，在华北制造新的傀儡政权。随着日本开始公开在察哈尔、绥远和平津地区以武力扶植自己的傀儡，并且更多地威胁到外蒙古的边境安全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他必须设法打出苏联这张牌，促使苏联与自己签订一项军事互助条约，以牵制日本。
1935年10月，即华北事变发生之际，蒋介石正式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出了这一建议。由于苏联这时对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沿着外蒙古边界不断扩张的意图深为疑虑，因此，它很快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再加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于10月间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很自然地认为苏联正在促使中共改变反对南京政府的政策。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向苏联大使表明，在对苏谈判军事结盟的同时，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一面派人秘密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准备直接与共产党谈判，双管齐下，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为此，蒋介石先是派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去找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随后又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偕同张冲（化名江淮南）一同乘船转赴柏林，准备等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稍有成就时即展开与苏联政府的军事谈判。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在1936年1月13日至23日，先是与潘汉年，然后与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4次秘密商谈。邓文仪转达的意见很清楚，即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共同抗日。具体地说就是：（1）取消苏维埃政府，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取消红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互相交换政工人员；（3）党公开，或者重新恢复1924-1927年党内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
国共双方的商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双方一度约定中共代表团派代表与邓文仪的助手返回南京，找到中共中央的代表，具体讨论妥协的条件。但是，1936年1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政府明确表示，它赞同南京政府政治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但是它拒绝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让蒋介石十分失望。他随即中断了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自然也将与苏联的军事谈判拖了下来。在他看来，“俄非不可联，但须我们清共后”；否则，在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一旦中苏缔结互助条约，苏军依照约定进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直接受益者必定是中共无疑。
蒋介石中断了国共之间在莫斯科进行的接触，并非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他之所以不让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到南京来，只是担心莫斯科的态度会影响到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反而会使国共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变得复杂化。他中断了与莫斯科的接触，却开始推动国共两党在国内的接触与商谈。
就在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之际，陈立夫手下的曾养甫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接上了关系，并转述了国民党方面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条件。由于这时北方局代表谈判的依据只是《八一宣言》，核心条件不出于要求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而国民党方面则强调红军改编，苏维埃政府改制，先统一，后抗日，并要求中共协助联苏，因而双方间的距离还相当远。
但是，南京方面这时用来接通国共两党关系的渠道远不止这一条。在1936年初，宋子文经过宋庆龄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陈果夫等通过覃振找到刚从狱中出来的中共党员张子华，先后将两人派往西安，经过东北军防地转入陕北苏区，接通了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但中共中央这时对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同样不离《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其基本条件是：（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于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不仅如此，基于《八一宣言》确定的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并且决定要首先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首先由全国各党派推举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而这一代表大会的召开，还必须首先实行取消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禁令，保障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里所说的卖国贼，指的就是蒋介石。在坚持反蒋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开始取得某种进展，是在1936年5月。当时，国民党方面代表在与北方局代表的商谈中，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国民党关于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的中心要求来看，这四项条件可以说是它此前此后所提各种条件中在统一军队和政权的形式上让步最多的条件了。虽然并没有放弃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的中心要求，但至少是同意可以把时间向后推延到对日宣战以后。只是中共中央并不领情。因为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这四项条件时，恰好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之后的6月中旬，西北大联合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它自然对此不感兴趣。毛泽东一言以蔽之：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然而，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的谈判却明显更为重视和灵活。7月初，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谈判方案。这一方案明确提出：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发动抗日战争、联合各抗日党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停止“剿共”和封锁苏区等政策时，共产党即放弃敌对国民党的行动，并赞成国民党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共产党今天固无意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共产党愿意赞助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这一方案无疑为此后中共的谈判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它提出可以通过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抗日联合战线的一切问题，包括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问题。这表明中共完全可以放弃他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它提出共产党今天无意取消苏维埃和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它愿意赞助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同样显示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和红军的外在形式。不仅如此，这一方案还第一次明确表示共产党可以同意由国民党在未来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组织当中占据指导的地位，而不坚持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为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商谈，开辟了道路。
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可能真的接受由共产党人提出来的这一解决方案。7月4日，经过陈立夫修改后，国民党方面在中共北方局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谈判条件。这就是：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国民党方面这一次的书面谈判条件送达中共中央时，又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恰好遇到共产国际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明确指出：“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把统战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蒋派身上。指出：中共号召支持两广事变的声明是错误的，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更是不妥。“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
中共抗日反蒋的方针，或者把日寇与蒋介石等量齐观的做法，其实最初正是来自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它坚持贯彻这一策略方针，乃情理中之事。但是，当共产国际政策改变了之后，中共中央必须立即随之而变，开始执行新的方针，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8月16日，刚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中共中央就马上作出决定：“今后一切宣传应以联红抗日为中心，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与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而反对和揭露每一妥协欺骗和投降的具体步骤，宣传南京内部分化与蒋系左派找我的事实。”
既然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应该改变过去方针，争取其参加甚至领导抗日，那么，张学良希望继续保持灰色与对蒋之忠顺，自然也就是必要的了。毛泽东于8月25日即去电潘汉年，要求潘向张学良说明此种情况，并要潘立即返回陕北，根据新的方针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在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接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请立即向张学良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东北军和红军两军的合作大有帮助，并请张学良外出活动时注意督促南京政府与我们迅速达成谅解。”由于担心潘汉年不能很好地转达上述意见，从而使张学良产生误解，毛泽东第二天又去电说明：“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的转变，我们的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因此应当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
得知中共策略方针的这一调整，正对西北发动感到左右为难的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张学良读到此信后，当即要中共联络员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不敢直接向蒋提出和共问题，但他还是委婉地通过要求抗日表明不愿继续“剿共”的想法。“九一八”事变5周年之际，张学良特地转托冯庸向陈诚表达其决心抗日之意，称“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故已“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22日，张又借否认曾转托陈诚说明抗日心迹事，致电蒋介石：“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
但无论是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信，还是张学良所表达的抗日意愿，这个时候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中共领导人事实上早就估计到了这一点。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到后，毛泽东等人一方面大量致信国民党及各界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呼吁和平与抗日；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确通过决议，肯定继续联络反蒋派之重要，主张实行“逼蒋抗日”，称“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因此，策略方针的改变，并没有使中共中央对即将到来的严酷形势产生任何幻想。他们几乎马上就想到，西北的发动工作一旦停止，10万红军集中到甘北狭小区域里，必将陷入到极大的危险之中。
8月25日，即在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联名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帮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则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甘、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实际上，斯大林在1935年夏天提出不反对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议，正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长期深入调查和考虑具体援助中共和红军问题的结果。还在1934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就明确提议，应当尽快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和直接援助陕北红军，并通过陕北接通四川红军的可能性。11月初，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尼茨基也写信给苏联红军情报局局长皮尔金，请他设法协助调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情况，以便考虑经过中国西北边界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已经明确提出应当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为此组成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和苏联援助的问题。仅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就接连6次派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试图接通与陕北红军以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因此，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电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军方的承诺后，迅速回电表示同意向红军提供军事援助，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的作战计划。电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共产国际如此痛快地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这让中共中央深感振奋。根据共产国际来电的要求，中共中央马上作出了具体的行动部署。9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称：“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由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依次控制西兰大道；之后一方面军首先攻取宁夏北部，四方面军随即夺取宁夏南部。
这时，红二方面军减员过多，已难承担作战任务；四方面军一路打来，马不停蹄，疲惫不堪，被服、粮食和弹药都严重短缺，对担负与中央军争夺西兰大道的任务感到艰巨，因此，对实行中共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犹豫不决。虽经毛泽东等再三解释说明，张国焘还是坚持宁夏地区太过狭小，不应将一、四方面军都集中于宁夏。他建议四方面军以两个军由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留渡口防守，两个军部署于漳县一带吸引牵制胡宗南，完成任务后，三个方面军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由于没有二、四方面军在南面的牵制，单靠一方面军无法完成攻取宁夏的任务，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提出可将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配合二、四方面军共同完成打击胡宗南部的任务，再回头攻取宁夏。张国焘等对此依旧反对，坚持认为四方面军单独西渡，与一方面军配合，可造成红军在黄河东西南岸夹击宁夏段敌军之势，对作战更为有利。
但是，这时中共中央毕竟已经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并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打通苏联的计划，也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给予指导，张国焘等虽坚持认为自己的计划在军事上更为安全，毕竟责任重大，不敢独断独行。因此，张国焘一面坚持己见，一面还是不能不表示愿意放弃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照命令行事。其电称：“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一切。包括四方面军西渡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即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既然张国焘表示承认中央权威并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定决断决行。9月27日，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至此，张国焘等与中共中央之间围绕着夺取宁夏作战方针的争论告一段落，张国焘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计划，并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转向北进。而就在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后一同夺取宁夏的当天，共产国际也进一步电告中共中央，苏联将从外蒙方向为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随后，针对中共中央要求苏方将物资尽可能运送到定远营附近的提议，共产国际更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苏联方面将提供给红军300辆卡车，大约550-600吨重的军事物资。但这些卡车不能深入到越过外蒙古边境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否则就等于对中国的侵略。红军必须设法制服绥远德王及其他军阀可能的骚扰，保证这些汽车不会受到空军的袭击，并能够派出足够的部队来接收货物。
鉴于苏方已经做好运送物资的准备，中共中央也迫不及待地改变了原定12月待黄河冰冻后再行攻取宁夏的计划。这时恰好又发生了四方面军遗失战役计划，以及蒋介石急调固原两师南下，并催促胡宗南等部中央军迅速推进的情况。因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正式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同时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方面军则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攻宁部队，11月10日前展开进攻。
《十月份作战纲领》刚一开始实施，就因对国民党中央军推进速度估计不足而不得不临时改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四方面军不仅完全没有休整的条件，而且也没有从容渡河的可能。四方面军刚一通过西兰大道，国民党军就于23日进占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即落入其控制中。西兰大道一失，形势立即就变得对红军十分不利。四方面军虽然抢先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24-26日接连运送了第30军、第9军和前线总指挥部过河，但因胡宗南部推进速度太快，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面临极大压力，彭德怀不能不要求四方面军河东部队与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协同，在郭城驿痛击胡宗南部，以确保南线不失。据此，四方面军河东之第4军、第31军受命脱离四方面军建制，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
然而，事实上，在郭城驿诱歼胡宗南部的战斗并未实施；相反，原来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第5军因受到胡宗南部的压迫，被迫撤过黄河。而国民党军随即大规模压至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红军被切割成河西和河东两部分，四方面军2.1万人留在了河西，而3个方面军5万余人则被截在了河东。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推进速度太快，甘北所剩地域回旋余地太小，难以对中央军组织具有杀伤力的战役，因此，中共中央不仅不能让河西部队单独北上夺取定远，需要后者担负牵制任务，而且不能不转而向张学良求援，急切电告正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宁夏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毅（张学良代号——引者注）亦为我筹之……问毅当此国难关头，他有何办法停止内战？”
10月30日，中革军委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情况。而几天后，共产国际亦来电表示从外蒙援助的办法作废，苏方将改由苏联方向经新疆提供帮助，这次可以将援助物资增加一倍，请红军改由甘西河西走廊去新疆哈密接运。对此，中共中央明确复电称：“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
宁夏战役失败了。红军已经无法在取得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与南京方面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固然继续努力谋求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取得谅解，但它深知军事上的劣势只能使蒋介石进一步在政治上提高要价，结果是双方无法妥协，蒋必定会趁机加大军事上“围剿”的力度，设法消灭红军，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宁夏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首先必须在军事上做最坏的准备。
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明确讲：本来打宁夏就没有多大把握，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为此应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或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或湖北，跳到外线去。经过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后，再设法返回西北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并电告了共产国际。
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如中共中央所预料的，蒋介石的心态明显地发生了改变，连政治解决的话都不提了。张学良趁蒋当时在西安，壮着胆子劝蒋停止“剿共”，联俄容共，共谋抗日。不料蒋介石一口回绝，称：“共党能无条件的交枪受编乎？否则不论矣。”纵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蒋说，共产国际要中共与南京中央合作，而他则是要中共投降。如果中共不答应，他非先消灭中共否则不抗日；如果俄国压迫他必须容共才能援助他抗日，那他宁肯不联俄。因此，蒋介石这时在王曲长安军官训练团公开鼓吹说：“赤匪为近敌，日本为远敌，目前惟一任务为剿匪，否则为反动。”国共关系的形势较前更加恶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