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占领平津后,一面在华北扩大侵略,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等地进攻,一面准备调动军队,酝酿向上海、南京发动进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和参谋本部确定的对华作战计划,除在北平、天津地区和华北作战外,亦准备“全力对华作战”。但战争之初,日本将作战地区限定于华北,上海方面着眼于保护日本侨民。7月28日,日本政府即训令其驻华使领馆将长江沿岸2930多名日侨于8月9日撤到上海。
但8月9日发生的虹桥机场事件,成为中日淞沪开战的导火线。是日下午5时左右,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至上海虹桥机场附近,越过警戒线,不服制止命令,被中国保安队当场击毙。事件发生当日,上海市政府即电话告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孝正,日本官兵冲入虹桥机场,与守兵发生冲突,要求日方派人处置。冈本通知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据答复,并无陆战队士兵外出。但其后日方却以此事件为借口与上海市政府交涉,提出无理要求。11日,冈本孝正向上海市长俞鸿钧提出,在本案正式交涉前,中国要先行做到:(一)撤退保安队;(二)拆除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俞鸿钧回答:饬保安队步哨贴近日侨区域者离开,但此系自动行为;上海为中国土地,无所谓“撤退”。
本来,自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军队从上海市区撤出,市区仅驻有保安队。日方此时竟以大山勇夫事件提出中国绝不可能接受的撤退保安队的蛮横要求,显在借此寻衅,挑起战端。10日,日驻沪海军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命令在日本佐世保待机之部队开进上海,11日到达。同日,日本内阁会议接受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要求,决定派遣陆军部队增援上海。
受淞沪停战协定束缚,驻于上海市区的中国部队只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及上海市保卫团。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上海形势顿形紧张。军事委员会命令:8月上旬集结于吴县、常熟、无锡一带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挥的第87师、第88师,于11日夜21时秘密向上海附近推进。
正当上海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试图遏制爆发上海战事的外交活动亦在进行。8月11日,英、美、德、意四国驻华大使在南京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使战祸波及上海。日方为等待从国内派遣的陆军到达,为赢得时间,当日由冈本孝正请求淞沪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会议。这一共同委员会系依据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协定而成立,由中、日、美、英、法、德、意等国所派代表组成,其任务为协助并检视协定之执行。12日,会议在公共租界之工部局举行。日方代表冈本孝正指责中国保安队和正规军在限制区内推进,且为作战准备。中国代表俞鸿钧予以批驳,指出:日方对虹桥机场事件既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却又在上海“军舰云集,军队增加,军用品大量补充,此种举动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且对于我国威胁与危害。"13日,英、美、法驻上海总领事向日本总领事和上海市市长表示愿意进行斡旋,并提出调停方案。中日双方答复请示本国政府。
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欲“先发制敌”,制敌机先,拟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时各国驻沪外交人员正在斡旋沪事,因此蒋介石急电阻止。8月13日,淞沪一带集中日舰达32艘,13艘停泊于黄浦江中,19艘在长江之浏河方面;日本海军陆战队6000人,主力在虹口附近,一部在杨树浦及沪西各纱厂。是日上午,日军越过租界,强占八字桥、持志大学等处。至18时,日军以步枪与战车向第88师、第87师射击,同时舰炮轰击上海市中心区。13日夜,蒋介石令张治中次日拂晓发起总攻击。至14日拂晓前,张治中才接到命令。14日上午,中国空军发起对日军轰炸,15时陆军发起进攻,夺取围攻要点。至15日拂晓,第9集团军才发起总攻势。是日国民政府宣布:京沪、京杭两铁路沿线各市县及鄞县、镇海等处戒严,将镇江下游长江江面封闭,航行一律暂行停止。
淞沪战事既已爆发,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同日,日本军部动员第3、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15日,日本发表《帝国政府声明》,狂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7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当日,松井石根晋谒日本天皇,日皇发出了“平定敌军,宣扬皇军威力”的“圣谕”。9月2日,日本将对华战争由原先的“华北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日本将侵华战争从平津、冀察扩展到了长江三角洲。
由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中日战事,至“八一三”中日开战,已经扩展为两国间全面性的战争,中国也逐渐形成全国性抗战的局面。
二 举国一致共赴国难
卢沟桥事变和淞沪抗战的爆发,促成了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共同投入挽救国家危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几年,在野党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张君劢等人已逐步在抗日民族立场上与国民党接近,并走向合作。在1935年底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后,北方“独立评论”派学者对国民政府的方针表示了理解和支持,有些学者(如蒋廷黻、翁文灏)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工作。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内各派系间、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改善,走向团结合作。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过庐山谈话会邀请各党派负责人和学术教育界、产业界代表人物,就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各种问题交换意见,这是促成各种政治力量合作、共赴国难的开端。国民党中央制定“信约”,要求“泯灭平日党内外一切彼此之偏见,亲爱精诚,同生共死”。此前阎锡山、冯玉祥早已与蒋介石和解,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拥护中央政府抗日,白氏8月4日到南京,后受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统领之广西军队40个团陆续开赴抗日前线,李先任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旋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四川刘湘拥护全国抗日,出席国防会议,允诺出兵,支持长江下游工业西迁四川和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川军从9月起分由邓锡侯、孙震和杨森、刘湘、唐式遵率领,开赴华北、淞沪及浙皖边境抗日。
在共赴国难的形势下,1936年11月23日被捕入狱的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于7月31日获释。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被通缉、一直避居日本的郭沫若获准回国参加抗日。原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于1934年以“危害民国”罪系狱,8月2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减刑释放。对因“违反国策”被通缉的徐谦、陶行知、李侠公,国民党中央转请国民政府取消通缉。9月22日,1934年发动福建事变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表宣言,解散在香港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民党中央于11月12日决议取消对他们的通缉,函请国民政府办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6年发动反对中央政府的两广事变的首要人物陈济棠先后向政府汇捐700万港元充做抗战之用,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为了团聚全国各种政治力量共同抗日,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目的是为了把各党各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是。8月20日,国防参议会正式成立。国防参议员包括了连同共产党在内的各政治派别的人物。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时,原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者均受聘为参政员。国防参议会实为国民参政会之前身。
在全国上下共同团结御侮的洪流中,国共两党谈判协同抗日,并很快取得了进展。1936年起,国共两党代表进行接触和谈判。西安事变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分别与国民党方面顾祝同、张冲和蒋介石多次进行会谈。但对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指挥和陕甘边区政府长官等关键性问题,国共两党谈判中始终未取得一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示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中共将领亦积极请命抗日。7月13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继续与蒋介石等会谈红军改编抗日问题。周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蒋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构,谈判陷于僵局。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就南京、武汉、西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问题,创办《新华日报》问题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8月14日,蒋介石亲自与朱德谈红军改编抗日事宜。这时战争形势急迫,国民政府急于调动军队开赴前线抗日,蒋介石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双方达成将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一些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敌与钳制日军的作战任务。
至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治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三 红军改编各地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决定出动红军参加抗日作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25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同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直属部队。第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西安行营先发给开拔费、善后费共40万元。
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和八路军总部于8月下旬至9月初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9月5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八路军指挥员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山西太原。7日,周恩来与彭德怀、徐向前等赴代县太和岭口第二战区行营前敌总指挥部,与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将领及山西省政府官员会谈,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和作战原则等会商,并商定,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
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何应钦已商谈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以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军事委员会规定,新四军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以皖南泾县及繁昌一带为游击根据地,对日军实施游击作战。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承,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2-4月,江南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江北第4支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月4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至岩寺。
抗日战争爆发时,全国军队实际上尚未完全统一,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外,一些地方的军队,中央政府实际上也不能直接调派指挥。但在全国统一抗战的形势下,除在战区内之军队参战外,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军队(俗称中央军)从后方迅速调赴抗日战场,各地其他军队均表示服从中央政府调遣,纷纷开赴前线抗日。
川军远在西南内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出兵14个师,分由各部将领率领开赴抗日前线,为地方部队参加抗日作战数量较多者。其中邓锡侯、孙震率3个军组成第22集团军赴山西战场(李家钰部后开)。刘湘率唐式遵、潘文华军出川。10月2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地郑州。刘湘部组成第23集团军,11月14日改自汉口东开,至浙皖边境作战。杨森部组成第6军团,从黔南水陆兼程开至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桂军改编为3个集团军,其中李品仙集团军担负津浦路南段防务,廖磊集团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其他一些地方军队也开赴抗日前线:粤军叶肇部第66军开赴华东参战;滇军由卢汉率领,后来参加徐州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