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无论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西方初兴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正是其黄金时代。产业革命与近代科学技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更为其原始资本积累注入了第一桶金。世界已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18世纪的中国也适逢自己的王朝盛世。乾隆帝这位世纪老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而骄傲。而其武功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平定准噶尔部。在他所自诩的“十全武功”中，两次平准即占其二。清王朝从马背上得天下，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仍必须要有军事手段，要靠“武功”来解决问题。17世纪80年代，也即康熙中叶，清政府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了对广大汉族人口居住地区的统治。接着，它又为巩固自己的边疆地区作出了巨大努力，不仅遏制了沙俄侵略势力，维护了自己的东北边疆，而且挫败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巩固了对外蒙古以及西藏、青海地区的统治。但直到18世纪50年代，也即乾隆中叶，清政权消灭准噶尔部势力及平定回部叛乱以后，才最终完成了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庞大帝国的统一。中国的疆域也直到此时才最后底定。《清史稿·地理志》说：“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中国的陆地面积，几达1300万平方公里。而在乾隆时代所绘制的《坤舆全图》中，现在被人称作日本海的那片海域，也赫然以“大清海”之名标注其上。
平准作战的武器装备中实际上是有热兵器的。但在当年所制作的意在歌颂乾隆帝平定准噶尔胜利的铜版画中，我们却不难发现，画面上的清军将士主要是以手中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来对付敌人。这些画面也许是为了展示清军的英勇善战，但不经意间却凸显了清朝武器装备的落后，从而在一个层面上反映其在近代科学技术上的落后。
这一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一起，共同向人们揭示：18世纪的中国依然是在自己的传统时代。
发端于战国，兴盛于唐宋，烂熟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时代——教科书中通常称作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既不是什么“封建”，也不是什么地主制经济，而是以男耕女织、高度集约的小农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以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以其集约化而著称于世。相比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以及西欧粗放的农牧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中国的小农经济显然要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人口。中国因此以其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也因此在传统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最先进的行列。
从战国直到清代，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成分始终是被称作“四民”的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四民既是社会职业的分工，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汉代人对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中，又以农为主要成分。清代学者包世臣说“三民居一，而五归农”，意思是说，士、工、商三民（也即非农业人口）加起来约占总人口的1/6或16.7%;而农业人口则占到5/6或83.3%。
传统时代发展到了清代，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清代缙绅地主的特权垄断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无功名官爵的庶民地主（多为中小地主）大为发展。乡居地主中的绝大多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以及与其直接对立的佃农乃至广泛存在的自耕农均同属于四民中“农”的范畴，在社会等级中亦均属于凡人等级。乡村中原有的若干贱民等级，如一些地区的世仆、伴当等，也在清代相继得到开豁，至少在法律上已具有平民的身份。雇工的法律地位，也因庶民地主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提高。
其次，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亦于清代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土地的私有与自由买卖，使得地权的转换变得极为频繁。所谓“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在清代都是习以为常的现象。甚至“百年田地转三家”的民间熟谚也不足以表现地权转换的频繁，因为有些土地“十年之间已易数主”。地主与农民之间，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些力农起家的富裕农民有可能很快上升为地主，若干地主仅因分家析产便可降为普通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还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地主与佃户分掌“田底”与“田面”的现象，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也受到了抑制。
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文治之盛。当中国刚刚跨入18世纪的时候，正值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清代人口增长最快之时。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因“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人民“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欲知人丁之实数”。为此，他发布了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内称：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弘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闻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
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康熙帝达到他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准备了条件。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业已引进，此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和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清代的中国有能力供养比前代多得多的人口。1700年前后，中国大约有1.3亿人口。1720年前后，人口上升到1.6亿，已达到或超过明代盛年的水平。1740年前后，大约为2亿。1790年，统计人口已超过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3.13亿。1800年前后，估计已达到3.42亿。18世纪确实是中国人口激增的时期，不仅超过了明代盛年的1.6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从人口的增长也可以推论：18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超以往的任何时期。
经济的发展乃至人口的增长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很有关系。中国人口主要分布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这一区域，又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和北方。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唐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宋代以降，中国的气候长期变冷，这两个重心也相应地向南方转移。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前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24%,已占压倒优势。北方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南方山区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显然都是造成这一态势的重要因素。
从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几代皇帝都很强调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民间“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的现象则予以指斥。但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盛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闽浙总督的陈辉祖，也因贪恋苏州的纷华靡丽，而不愿回湖南原籍，不仅在苏州“买房一所”，而且在吴江县卢溪镇开有当铺。他这种“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的行径，受到乾隆帝的严词斥责。其实乾隆帝本人亦何尝不贪恋江南的纷华靡丽！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运河并以江浙为最终目的地，从未走过河南、湖广一线。巡视江南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浮华之风，但也充分显示了康雍乾盛世经济实力之雄厚，客观上对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南北文化的沟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清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也未能逃出盛极而衰的命运。
人口压力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18世纪末，朝野已感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就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那一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深切忧虑：
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
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写下了《治平篇》与《生计篇》。这位被后人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桂冠的学者，在文章中充分阐述并进一步发挥了乾隆帝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了“为治平之民虑”的警告：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仍在缓慢而不断地增长。1825年（道光五年），统计人口为3.87亿，但估计此时的实际人口业已跨越4亿大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为4.13亿，估计实际人口已近4.3亿。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已达4.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4.5亿。这也是中国传统时代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时远在欧洲的两位观察家评论说：
在这个国家（指中国），缓慢的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既然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为什么还能缓慢而不断地增长呢？有人说，这是“人口惯性”使然。但这是一种很可质疑的论点。只要人口总量还能维持不变，甚或以极低的速率增长，就说明这个社会依然具有维持或扩大人口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一旦这种条件不存在了，比如因灾荒而造成大饥馑时，等待人们的只会是大量的死亡，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惯性”的增长。
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被认为是另一罪魁祸首。历史学家胡如雷说：
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主要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关系，日益扩大和膨胀，而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却在逐渐缩小和萎缩，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这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极度地尖锐化了，因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见解。此书的绪论部分是这样叙述的：
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然而，所谓“土地越来越集中”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在土旷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并的强度丝毫也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而不断的土地兼并，更没有从宏观上改变乡村中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阶级之手。“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这是对的，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这就不对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即已成为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中等之家拥有的土地人口都适中，一般可勉强维持物质资料和人口的“两种再生产”；土地极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贫寒之家，在宗嗣延绵的生存竞争中大概只可能是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的，但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宏观上的阶级结构的稳定。
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减少）与土地的兼并（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都不足以影响到王朝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腐败与专制权力如影随形。中国的皇帝握有绝对的权力，乾隆帝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在其当政之初的1738年，乾隆帝即申明：
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
在其执政60年而不得不禅位之后，乾隆帝仍以太上皇的特权驾驭一切，其所用“归政仍训政”的玉宝，在其禅位后仍留在养心殿（为皇帝临政之所）训政达3年之久，直至其逝世等等，无一不彰显了这位太上皇的权势欲。乾隆朝后期吏治败坏，武备废弛，以和珅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僚，更是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造成朝廷纲纪堕废、内政疲败。
嘉庆帝亲政后，除迅即整肃和珅及其党羽外，更加强了对地方吏治的整顿。但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江苏山阳县令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委员案件，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1808年，江苏淮、扬大水。清廷调拨赈银近十万，赈济灾民。两江总督铁保等因淮安报灾办赈，派候补知县李毓昌等赴山阳县督察。按惯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只要李毓昌按官场潜规则办事，本来也可分肥，更不会惹上杀身大祸。然而这位新科进士偏偏“以清白自矢”，“居心实为清正”，且办事极为认真，“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并“具清册将揭诸府”。冒领赈银的山阳县令王伸汉坐不住了。他拟与李毓昌私了，“许分肥，不受”，又请知府代缓颊，亦不从。于是王铤而走险，设计毒杀了李毓昌，又在淮安知府的包庇下，以其“自缢”报闻。但李之家人发现疑点，遂开棺验尸，并走京师，诉都察院。终于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查明了案情真相。于是，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亦被革职。嘉庆帝为此感慨道：
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该督抚直同木偶，尚有何颜上对朕，下对民！
他后又说：
朕体恤民艰，痌瘝在抱。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发帑拯（赈）济，从不丝毫靳惜。原欲使颠沛穷黎咸登衽席。在职司民牧者，即照定例分别极贫次贫户口，实心抚恤。犹恐僻壤穷乡未能周历巡查，致有遗漏。乃不肖州县，非惟不认真经理，且竟从中侵蚀，私肥囊橐。……是直向垂毙饥民，夺其口食，岂复尚有人心，行为竟同盗贼。向来疆吏，因办赈地方国帑攸关，未尝不特派多员，会同查办。俾互相稽核，以杜弊源。而委员中存心公正者甚难其人，扶同一气者正复不少。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
所谓官吏“行为竟同盗贼”，“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话从嘉庆帝本人口中说出，可见吏治之败坏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了1830年，迁任陕西布政使的周天爵在陛见召对时，与道光帝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道光帝问：“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
周天爵免冠摇首连声说：“不如不如。”并作了如下这一番解释：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按：指功业、功绩）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故臣以为不如。盖督抚乃封疆重寄，断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远害者，似无过失，而祸伏未发，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国与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最为明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