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渠道的秘密接触
在陶德曼调停失败、日本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中日政府间和谈的大门被关上了。近卫声明代表的是日本强硬派的主张，对于这一脱离中国现实的政策，日本政府和军方内部都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这种顽固坚持要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树立傀儡政权的想法是要使日本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下策，他们要求修改这一政策。近卫本人后来也回忆说：“识者对此声明之批评，谓之非常失败，余个人亦认为系最大之失败。”
在遭到多方反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立场出现了松动。5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被一般人视为温和派和亲英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对近卫声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四个条件：（一）强化内阁，以求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开始与中国政府和平交涉；（四）必要时取消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宇垣意图把被军方分割了的外交权真正收归外务省。在近卫认可这四条件之后，宇垣才同意就职。宇垣在就职后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时，暗示将来中日两国终有讨论议和条件之可能，声称：如果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其态度。当记者问及如有第三国出面调解，日政府是否愿意加以考虑时，宇垣并未断然拒绝。日本参谋本部也希望对近卫声明进行修正。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6月向五相会议提出建议，要求“逐渐修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观点，并允许第三国的斡旋，以扩大有关处理对华战争的自由。”
国民政府也在战和之间徘徊不定。一方面，它仍未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索价太高，中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便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一）不放弃任何和平的希望；（二）这一和平必须是公正的和平。这既给日本人发去了中方仍然希望和谈的信息，也表明了中方的让步将是有限度的。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便如此表明了国民政府的立场：既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最终希望仍在和平”，同时又指出“唯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主，对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义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
在中日双方高层都有意恢复接触的背景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通过多种渠道在暗中展开。这其中既有通过外交官员进行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接触，也有通过民间人士进行的非官方的但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接触。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条路线：乔辅三——中村路线、贾存德——萱野路线、萧振瀛——和知路线。
乔辅三与中村的接触始源于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祝贺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张群在贺电中期望宇垣能实现其中日亲善的一向抱负。宇垣则回电表示：“日华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宇垣并询问张群能否出面会谈，但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建议改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同意。为安排此事，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孔祥熙的私人代表乔辅三奉命先期在香港举行会谈。
乔辅三与中村的谈判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9月初。在谈判中，中方询问日本是否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和谈的条件。日方代表就此转询外务省。宇垣本人并不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鉴于日本国内的反蒋感情，他不主张在开始就露出底牌。他回复说：“日本国内对蒋氏反感相当强烈，是否以其下野为条件，目前不遽为决定，留待日后商量。”关于和平条件，日方仍坚持1937年12月广田通过陶德曼第二次所提出的条件，即（一）承认满洲的独立；（二）华北、蒙疆作为特殊地带；（三）偿付赔款；（四）双方进行经济合作，共同开发资源；（五）日本在某些地区驻扎军队；（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其时日军已经展开了对武汉方向的作战行动，中国方面很希望立时停战。乔辅三表示：孔祥熙等人衷心希望和平，“特别希望马上中止战争行动”，或“希望两军在协定成立时就地停战”。乔辅三并保证：中国方面将不会利用这一停战来加强其战斗力，例如它将会停止军用品的输送和购买，停止在日本占领区的游击队的活动。乔表示希望双方能在汉口沦陷之前达成协议，“如果汉口沦陷，讲和就困难了”。中方的这一要求未为日方所接受。
谈判中，中方还提出了傀儡政权的问题，指出日本扶植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是不明智的行为，“这两个政府都没有真正的群众的支持，只是受日本的援助，维持占领区的局部治安而已。这两个政府实力怎样，日本最了解”。其意在表明：要解决中国问题，扶植任何傀儡政权都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与重庆政府打交道。
双方在赔款、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问题上都进行了讨论。尽管中方愿意作出重大让步，但日本索价过高，双方仍无法达成协议。如关于赔款问题，中方表示：“由于中国长期陷入战争，国家疲惫不堪，没有支付能力，希望将这一问题除外。”但中村表示：中国方面把其保管的日人财产等破坏或沉入水中，日方要求赔偿乃理所当然；赔款的日期及条件可以另行商议，但赔款这一原则必须承认。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表示它实际上已默认了“满洲国”，尊重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但鉴于这一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希望日本取消要中国公开承认“满洲国”这一条，中国将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予以间接承认。但日方连这样的要求也不肯接受。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双方商定由孔祥熙与宇垣直接面谈。日方提出台湾或长崎为会晤地点。孔祥熙表示同意，并希望日本派军舰来接他。
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一条通过所谓民间人士进行的非官方渠道，其主要人物如日本人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他们既与日本政府有直接联系，又因早年赞助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而与中国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38年初，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治在上海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接上关系。5月，萱野托贾存德带信给孔祥熙，表示他愿意为解决中日冲突斡旋奔走。孔祥熙复函致谢，声称如果萱野能以百年利益说动日本当局早悟犯华之非，他将呼应共襄此举。孔祥熙还开列了中方的和平条件：（一）中日双方立即同时停战；（二）日本尊重中国主权，声明撤兵；（三）中国原则上同意日方解决满蒙的要求，具体问题待商谈。后一条显然具有牺牲中国对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主权来谋取妥协的倾向。
6月上旬，萱野长知回日本向小川平吉汇报此事，并先后会见了宇垣外相和近卫首相，进行磋商。7月，谈判转移到香港进行。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亲信马伯援也加入了这一谈判。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希望首先由日本天皇下诏，声明停战和撤军，恢复1937年7月7日之前的原状，然后再商定孔祥熙与日本外相宇垣的会面地点和日期，解决中日纠纷。但日方对此反应冷淡。
无论是乔辅三与中村会谈，还是贾存德与萱野会谈，它们都面临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时日本并未彻底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它仍以国民政府的改组，即主要是蒋介石的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万难接受的。就连中村丰一后来也认识到这是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的想法。萱野也致电小川说：“中国国内形势不允许蒋下野，蒋本人希望及早结束战争，但周围的状况决不允许如此，担心引起混乱，以后无法收拾”。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绝不会答应以其下台为先决条件，因此他致电萱野，表示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他作为政府领导人愿意承担责任，以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代替蒋介石下野。
除了孔祥熙所控制的这两条渠道外，还有一条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所掌握的渠道。1938年8月间，何应钦的顾问雷嗣尚奉蒋介石、何应钦的密谕去香港活动。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兄弟萧振瀛的关系，第二天便与日人和知鹰二接上了联系。和知系日本政府派遣，专门从事对华诱降工作。他当场表示愿意做和谈的沟通工作。后雷、萧先后飞回武汉，将和知之意向蒋、何作了报告。蒋介石亲拟谈判原则，交萧振瀛带回。据抄录人后来回忆，蒋所拟定的条件内容大致是：双方军队同时下令停止冲突；在华日军分期撤退，约一年为限，全部撤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况；日本承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日合作，共同防共；满蒙地区，全部交还中国；双方对战时所受一切损失，互不赔偿。
萧振瀛携带着蒋开列的条件再次赴港与和知接洽。数日后，和知答复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此原则条件，一旦考虑成熟，双方应派全权代表进行会商，并称：希望将由近卫和何应钦在福州进行会谈。后因蒋、何迁往重庆及送交报告者飞机失事，联系一度中断。而日军侵入武汉后，对和议亦不热心，此项接触遂不了了之。
这时，围绕着与中国的谈判，日本决策集团内部也正在进行政策争论，强硬派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不可更改的条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可能与中国现政权进行任何谈判；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暂且避开蒋介石下野这一棘手问题。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8月18日的一份计划中指出：日本应该把握战争的真正目的，没有必要拘泥于蒋介石下野这样的具体问题从而使自己蒙受不利。从对苏战略考虑，他们主张应集中力量经营满洲国。他们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就需要准备至少再打十年。在此期间，将至少会发生日苏之战。这样，中国的反日分子就会奋起行动。而且，“第三国正坐待我之消耗，难道我们竟能甘中其计吗？”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的“自取灭亡之兆”。他们要求日本从兴百万之师而结果只在于惩罚蒋介石一人的迷误中走出来，“暂时主动地对蒋介石的下野持以宽容态度”，以求一举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本不主张坚持蒋介石下野，他意图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方在赔款和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的让步。宇垣准备安排一次他与孔祥熙等人的会晤，然而强硬派的势力远比宇垣等人强大得多。当时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日本军队正积极准备进攻武汉。在日本上层，尤其是在军界，“讨伐中国论”广泛流行，寄强烈期望于武力解决。日本内阁中支持宇垣的意见只占少数，得到陆军在幕后支持的右翼团体则喊出了“打倒宇垣”的口号。7月15日，日本内阁核心会议决定了扶植新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方略。此外，日本政府还决定设立“对华院”，作为统一指导对华方针的中央机关。日本陆军试图通过这一机构掌握对华政策的决定权。宇垣认为这有损于外务省的外交大权，实际是要“抽掉外交系统的中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9月29日，宇垣提出辞呈，计划中的孔祥熙——宇垣会谈也随之告吹。
二 “桐工作”及中日秘密接触的终结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这为中日间的接触提供了新的契机。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在中日内部，都由于这一突变而产生了新的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由于欧战爆发，列强的主要注意力自然更加集中于欧洲。为了全力解决欧洲问题，有关大国重新萌发了调停中日战争、使远东暂趋安定的念头。
美国试图从东北问题着手作一解决中日问题的试探。欧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在白宫约见胡适大使，他认为中日之间最困难的是东北问题，因而提出由中日共管东北的设想。英国政府担心德日重新接近或苏日间达成与其不利的妥协，因而希望尽快消除英日之间的分歧。他们认为，英日冲突的最直接原因是中日战争，如果中国与日本停战媾和，英日间的不和便可消除。因此，欧战初期，英国政府内不断有人提出促使中日和解的建议。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先后会见中日驻英大使，试探双方对和谈的态度。
此时，在中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希望利用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冲突升级、美英可能与中国进一步靠拢这一有利时机与日本进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他们主张“应赶快设法变更方针，如能结束战争，即应及早结束战争；如能得到和平，即应早日实现和平”。他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不利，可以利用这一形势压迫日本让步，恢复和平。经济部长翁文灏于1939年11月11日致胡适的信便反映了这一想法。他写道：“在此欧洲吃紧之时，德国对于日本机械之供给，殆告断绝，日本进口之必要物品全靠美国。美国自宜趁此机会立即停售，使日本供给告绝，则其人心自必大起恐慌。……既受军事抗争，又受经济压迫，其时日本惧祸求和之心自必倍切。时美国宜即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修订条约，恢复和平，日本必不敢有所异议。”
1939年9月28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声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合乎“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尤其希望爱好和平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10月上旬，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请德国出面调停的要求，表示：“如果中国主权能被充分尊重，中国即准备与日本维持真诚的友好。委员长完全不是反日本，他是被迫违反他的意愿而与日本作战，他欢迎任何合理的解决。”该参赞怂恿说：“德国的调停，也会给德国带来将来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地位。”
欧战爆发后，日本也决心抓住这一时机解决中国问题。鉴于武力征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日本试图在“和平工作”中取得突破。因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确定1940年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时，把促进蒋、汪合流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为中心把194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策略：（一）在3月以前，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促成蒋、汪“事前合流”，共组政权；（二）若此目标未达成，则争取在汪政权成立后的半年中，争取蒋、汪的“事后合流”；（三）倘仍不成功，“便转入遂行持久作战的态势”。
这样，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达到了空前活跃的程度，其接触的路线、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为八年抗战中所仅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称之为“桐工作”的日、蒋香港——澳门会谈。
1939年11月底，日本派遣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出任日本驻香港武官，其真正使命是策划建立与重庆间的联络线。铃木选中了中国要人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为目标。12月下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取得联系。数次会谈后，铃木提出了由双方政府各派能够代表中央政策的代表来香港举行会谈的建议。“宋子良”于1940年2月回重庆报告。其后声称：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重庆政府同意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会谈。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谈。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据称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铃木卓尔。谈判中，在一些重庆政府看来不立时关系到其政权存废的非要害问题上，如在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权和经营权、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在附有但书的情况下同意作出让步。
然而，围绕着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中日双方的意见难以调和。日本要求重庆政府公开承认“满洲国”，但中方代表认为，如果公开承认，“会引起国际上的误会，政府会失掉国民的信任”，还会引起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反对。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暂不讨论东北问题，中方将对已是既成事实的“满洲国”取默认态度，留待将来解决。但日本方面却不肯作任何让步。它们企图通过中国政府对“满洲国”的公开承认，确认“满洲国”的国家地位，使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此合法化。日本还以共同防共为借口，要求在内蒙和华北等地继续驻军，这实际上是要把这些地区长久地置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对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让，他们要求届时日本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在谈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延长日军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驻兵”一词。
香港会谈，中日之间未能达成协议。6月4日，双方在澳门开始举行第二轮会谈。澳门会谈仍然未能就“满洲国”问题和撤军问题达成协议。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双方意见看来难以一致，今后的会谈可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到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待有关汪的问题解决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直接会谈。于是，日方代表提出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三巨头会谈的建议。澳门会谈亦就此而结束。
中国代表于6月22日答复日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议，但会谈须在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地区举行。板垣和汪精卫对此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时提出，重庆政府须以书面保证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绝对保密”为理由，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7月25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而且要日方保证严守这次会谈的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合作，中方还要求日本把以上这些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国政府。显然，日本难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此后，日方为了换取中方用书面文件保证日、汪代表的安全，近卫首相和板垣曾写私函给蒋介石。“宋子良”看到近卫和板垣的信函后挑剔地说：近卫亲笔信未确切否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又指责近卫对板垣出席长沙会谈未予全面支持，只是抱旁观的态度。此时中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
这期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月，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东条迷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9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观望形势的变化。至此，前后经历近一年的“桐工作”无果而终。
在这一时期，除了“桐工作”外，中日之间的接触还有司徒雷登路线、王子惠路线和钱永铭路线等，但这些活动都还处于互探和谈条件的初级阶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那样由双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来谈判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始于1940年2月。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受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委托，向重庆转达日方希望蒋介石政府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实行蒋汪合作的信息。对此，蒋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打下去，中国希望得到外国的贷款，以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又提出，日本应以重庆政府为对手，中国需获得不受侵犯的保证，日军应从长城以南撤出，满洲问题则留待和平恢复后再作处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内容应加以修正。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转达给日方。同时，司徒雷登也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报告，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但此时“桐工作”的香港会谈已经开始，为避免多头绪进行所造成的混乱，日方暂停了通过司徒雷登的这一临时路线。
“王子惠工作”的时间大致与“桐工作”同期。王子惠曾任伪维新政府的实业部长，后辞去伪职，从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活动。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从速结束战争的想法后，将这一信息通过贾存德转告了孔祥熙。孔要求王子惠尽快与板垣取得联系。1940年5月初，板垣会见了王子惠，提出了五项议和条件：（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经济合作；（三）取消汪精卫政权；（四）中日休战；（五）日军撤兵。板垣并表示他急切希望与孔祥熙会谈。孔认为这一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便报告了蒋介石。但此时“桐工作”已经开始，“王子惠工作”便被暂时搁置。经过一番筹划，8月下旬，王子惠作为孔祥熙的代表与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举行会谈，贾存德等亦参加了谈判。谈判中，贾发现王对日方让步太多，而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会谈不欢而散。
“钱永铭工作”则大致始于“桐工作”结束之后。钱系交通银行总经理，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颇深，时常居住香港。钱与日方在8-9月间就已有所接触。“桐工作”终止后，日方于10月下旬派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赴港，会见了钱永铭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条件。钱随即派人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提出：如果日本确认这两个条件，即（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兵，中国方面就同意与日方进行谈判。11月中旬，钱永铭向日方转达了这一立场。值得注意的是：11月上旬，重庆政府曾发布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布告，宣布凡是谈论中日和平问题的中国人一律以汉奸看待。此刻，中国政府尽管仍在通过钱永铭向日方传递中方的谈判原则，但不能不说它对于和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微秒的变化。从重庆政府能提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来看，似乎中方此时对“和平工作”的热情已有所降低，倒是日方显得更为急切些。
11月24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先允诺重庆政府所提的这两项条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会谈。但“钱永铭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内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谋略，而主张应及早承认已于该年3月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汪政权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劝日方不要中“重庆拖延之计”，因为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渝方暂无和意”。很快，主张承认汪政权的意见便压倒了主张继续与重庆政府接触的意见。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预定计划于11月30日与汪精卫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宣布对汪精卫政权的外交承认。至此，“钱永铭工作”也告中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历了这一高峰时期后，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显见减少。随着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中国失去了与日本谋求不可能是公正的和平的兴趣。1941年初，板垣曾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比日方以往所坚持的条件要大大后退了一步的谈判条件，表示日方愿以撤退山海关内日军、承认重庆政府、保证中国独立为条件，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并表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或举行中、日、美三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方提议谈判的态度已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