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清军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迫使咸丰帝转而倚重曾国藩的湘军。辛酉政变后，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取得了更多的实权。他自1859年11月进军图皖，与太平军展开了历时近两年的安庆争夺战。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之役以解安庆之围。但因陈玉成急于回救安庆和李秀成失期后至而未果。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英王陈玉成派兵远征西北，试图挽回军事上的颓势。但其本人却在寿州遭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终在河南延津就义。陈玉成的败亡，标志着太平天国西战场无可挽回的失败。
一 清廷对曾国藩集团的倚重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胜利，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阵亡，主帅和春自杀，兵勇全行溃散。这一变局，使得清廷的由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咸丰帝被迫改变其对湘军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开始全力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以支撑东南危局。6月8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因“闻风先逃”、“畏葸无能”而被革职，咸丰帝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令其署两江总督，并要求他“迅速驰赴苏州，相机援剿”。同时，他又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咸丰帝的谋臣肃顺力促了人事上的这一重大变动。肃顺在平时与座客谈论，即对曾国藩的“识量”和胡林翼的“才略”表示心折。他所网罗的名士中也有一些人，如郭嵩焘、王闿运等人，或为湘军集团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甚至还通过他们给予湘军集团某些帮助。左宗棠此前因永州镇总兵樊燮受人唆使，控其为“劣幕”，几成大狱。肃顺不仅先期透露，还与郭嵩焘等密商营救办法。结果，因东南势危，用人孔亟，咸丰帝觉得左宗棠是个人才，特地颁发上谕，称：
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惟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以至谣诼沸腾。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摘瑕疵之处。左宗棠奉身而退。现在贼势狓猖，东南**，请酌量任用等语。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著曾国藩酌量办理。
曾国藩立即回复：“查左宗棠刚明耐苦，畅晓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饬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或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筹饷之责，均候圣裁。”但他强调：“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左宗棠因祸得福，反而以四品京堂发交曾国藩差遣，并从此飞黄腾达。肃顺在无饷可拨、无兵可战的绝境逼迫下，及时进言，要求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帝也一反以前所为，转而采取倚重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姿态。8月10日，清廷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诸军，均归节制”。
辛酉政变后，新掌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采取所谓“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也即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协力同心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从而更加倚重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1861年11月20日，也即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的第十天，清廷宣布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已升任太常寺卿的左宗棠也被委以浙江军务的重任，“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面对骤然涌至的大权，曾国藩亦不禁心绪复杂地感慨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
不久，又因东南军务“需才孔亟”，以曾国藩久历戎行，见闻较广，清廷谕令其选择“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以备录用。曾国藩乘势保举了大量人员，奏称：“经济以历练而成，人材以奖借而出。……令之阅历戎行，扩其闻见，必可有裨军谋。”湘军集团中，担任督抚等地方最高官职的人员也大为增加。据统计，在1861年8月，也即咸丰帝逝世前后，湘军集团担任总督的有曾国藩（两江）、骆秉章（四川）等2人；担任巡抚的有李续宜（安徽）、严树森（河南）、胡林翼（湖北）、刘长佑（广西）等4人（另有毛鸿宾署湖南巡抚）。两年后的1863年8月，担任总督者除曾国藩、骆秉章外，又有刘长佑（直隶）、左宗棠（闽浙）和毛鸿宾（两广），共5人；担任巡抚者，计有李鸿章（江苏）、唐训方（安徽）、阎敬铭（山东）、曾国荃（浙江）、沈葆桢（江西）、严树森（湖北）、恽世临（湖南）、郭嵩焘（广东）、刘蓉（陕西）等9人。当时的制度，总督如不计漕、河两督，仅8缺，巡抚亦仅15缺。1863年（同治二年），湘军集团担任总督、巡抚者竟分别占62.5%和60%。这些督抚们在各自辖区程度不等地仿照两湖，整顿吏治、税政、治安，起用士绅，保证各种渠道的畅通，以便挖掘出来的人财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防务和军队建设。到1863年冬，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已增至12万多人，四川湘军增至4万多人，李鸿章依靠上海的财力，使其所部湘淮军增至7万多人，左宗棠以闽浙为筹饷基地，争取江西、广东等省的支援，也将所部增至6万多人。到1864年攻下天京时，湘军总兵力估计已高达50万人，与过去常备军绿营的总兵力已相差无几。
二 安庆的争夺与太平军二次西征
太平军东征苏常之时，西线安庆的形势已很紧张。安庆乃太平天国安徽省的首府，是天京上游的门户，也是太平军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1858年秋冬，湖北清军贸然突入皖北，结果李续宾部湘军在三河覆灭，都兴阿部亦被迫撤出安庆之围，退往湖北。曾国藩守制复出后，于1859年8月应清廷之命，与胡林翼共图皖省。9月，曾国藩抵黄州、武昌，先后与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广总督官文会商军务。他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859年11月在《遵旨悉心筹酌折》中，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他将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对手分为“窃号之贼”与“流贼”两大类：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流动作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由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一路到广西，呈现出“流贼之象”；捻军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亦流贼之类也”。而剿办这两类对手的措施也是不同的：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翦除枝叶，并捣老巢”。而太平天国自“洪杨内乱”以来，“凶焰久衰”，全仗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迭挫我师”。因此，“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他制定了四路推进、稳打稳扎的进军方案，以免重蹈李续宾孤军深入、终被围歼的覆辙。
太平天国战略重心的东移，造成了湘军进犯皖北的有利战机。1859年9月下旬，湘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陷安庆西路的重要屏障石牌，接着又于10月间夺取潜山之天堂镇。进入1860年以后，湘军又于2月间先后夺取太湖、潜山等地。陈玉成虽组织部队救援，但均未能获胜。其后，陈玉成又被调赴援京，并参与了对苏常的进军，皖北兵力更显不足。湘军趁机推进，于1860年6月间又以叛徒韦志俊（即韦俊）率军攻占枞阳，从而完成了对安庆的包围。
此时正值苏常全线告急，咸丰帝紧急谕令刚刚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赴援苏常，扼截江面，以顾大局”。谕令称：“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奉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他又给曾国藩戴上“素顾大局”的高帽子：“目下军情紧急，曾国藩素顾大局，不避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常，次第收复失陷地方，重整军威，肃清丑类。朕实有厚望焉。”
但这位“素顾大局”的署任两江总督，却有自己的定见：“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流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他下令曾国荃于集贤关开挖两道长濠，一以围城，一以拒援。其本人则于7月间率部南渡，前往皖南之祁门驻扎，一面作出拟东进苏常的姿态，以敷衍咸丰帝；一面牵制皖南太平军，以确保曾国荃的湘军主力1.5万人围攻安庆。而在曾国荃的侧后和纵深，有多隆阿、李续宜等部2万余人。杨载福的水师则游弋江面，封锁水上交通。胡林翼率部1.5万余人背靠湖北，坐镇潜山、太湖，以作应援和调度。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曾有过不同意见。最后天王洪秀全裁定东征，但限期一个月。然而东征虽取得胜利，却远超出一个月的期限。陈玉成的部队在攻克临安、余杭后，不及进攻杭州，即于1860年8月回师安徽。9月，天王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进一步商讨救援安庆的方略。他们决定采取洪仁玕业已提出的方案，即分兵二次西征，从长江两岸合击武汉，迫使敌军抽调兵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确定由陈玉成部从长江以北，由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在长江以南，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并定于1861年春两军会师武昌。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等部，则在皖南战场机动。
皖北方面，陈玉成欲直接解安庆之围。他集结兵力，先后发起对寿州、舒城、六安等城的攻击，试图驱走外线的湘军，但屡遭挫败。11月，他调集重兵，再在桐城与湘军大战。12月，在付出重大损失之后，突入桐城。1861年1月，陈玉成又发起对枞阳的攻击，结果又告失败。2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他率主力5万余人于安徽桐城出发，“风驰雨骤，昼夜兼行”，直指武昌。胡林翼急调彭玉麟、李续宜等水陆两路回援，并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但曾国藩从陈玉成急急率部西进，李秀成部亦在江西境内活动，已看出太平军的战略意图。1861年4月1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指出：“群贼分犯上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他并不以胡林翼的惊慌失措为然。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告结束。英国侵略者基于实现长江通商的利益，已由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到达汉口。他派参赞巴夏礼赴黄州见英王，阻止其对武、汉的进攻。陈玉成乃命令正向汉口挺进的两支部队转攻麻城、德安，痛失了一举夺取武汉的战机。4月，安庆战场告急，陈玉成等不及李秀成前来会合，径自率主力重返安徽。
英国侵略者在黄州阻止了陈玉成向武昌的进军后，即赶赴天京，于3月间与太平天国当局进行了会谈。巴夏礼正式向太平天国提出：（一）太平军不进入根据条约规定向英国开放的任何港口或地方的一百里以内地区。它的条件是：清政府不得从这些地方派遣军队攻击太平军；（二）太平天国当局及其军队不得阻止土产商品输送到前述口岸或地方，也不得阻止英国商品从这些港口地方运入内地。
太平天国起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和讹诈下，终于同意在本年内（即1861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100里以内地区。英国方面则许诺，只要他们在长江上游的贸易不受侵扰，就愿意“在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内战中保持中立”。
他们认为暂时还不应积极援助清政府，但同时又认为保证其利益的最好办法，还是“将各通商口岸或某一重要通商口岸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并宣布我们将用武力击退叛军的任何进攻”。
李秀成的西征大军姗姗来迟。上年冬，李部已在皖南一带活动，一度威胁曾国藩设在祁门的大营，但年底又折返浙江。1861年春，李部始大举入赣，直至6月初方进克湖北长江以南的州县。驻扎在北岸黄州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派人向他通报了“江北军情大略”，此时若两军联合，“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解矣”。正在安徽太湖指挥作战的清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已匆忙拔营赶回湖北。但李秀成却志在苏、浙，不愿在湖北一带苦战，他见陈玉成已撤走，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劝说”其不要进攻武汉，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率军不战而退。
二 次西征的战略意图至此已告失败。
三 湘军攻陷安庆
陈玉成弃鄂返皖，率军重新直接救援安庆，并奏请天王组织援军。1861年4月27日，他率军返回安庆城北之集贤关，对围攻安庆的湘军形成夹击之势；又檄调在天长、六合一带的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在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等来援。洪秀全亦诏令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自天京前往救援。曾国藩感到形势危急，向咸丰帝汇报说：“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全力以赴，与太平军展开决战：“贼既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必须攻破狗酋，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曾国藩亦调其悍将鲍超等部增援。
针对太平军北路桐城一带洪仁玕、林绍璋援军系仓促组织，力量较弱的特点，胡林翼提出：“打璋、玕宜速，打狗宜迟、宜持重”，也即所谓“南迟北速”的方针。陈玉成部因皖北久成战场，粮食供应已十分困难；而湘军得湖北供给，米粮军火不绝。胡林翼分析：陈玉成部“关内关外，城内城外”，已难久支。“贼无粮而我有粮，贼不能久而我能久”，只要拖下去，陈玉成的部队就会被拖垮。
5月初，湘军先击败洪仁玕等所率援军。黄文金部于洪仁玕已遭败绩后赶到，亦被湘军乘势击退。陈玉成部反被包围。为免遭围歼，加之粮尽，陈玉成留靖东主将刘玱琳等数千人防守集贤关外之赤冈岭营垒，率军北撤至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5月下旬，休整后的太平军再度分三路向安庆方向突击，湘军分五路迎战，又以马队为伏兵，结果太平军全师败北，被迫退回桐城。湘军立即包围集贤关，作长濠，以断守军去路。5月20日，鲍超等军围攻赤冈岭营垒。刘玱琳奋勇出击。湘军死伤近千，不敢强攻，遂修筑炮台，不断轰击太平军营垒。赤冈岭守军“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于6月上旬被攻陷。太平军骁将刘玱琳于突围时被俘，惨遭肢解，并被“函首送枭安庆城外”。
陈玉成亲到天京恳请洪秀全继续调兵援救。但李秀成的大军远在江西、湖北一带。李世贤部则于江西乐平败于左宗棠，旋即进入浙江。虽然李秀成的行动曾使湘军震动，胡林翼亦于7月初赶回武昌布置防守，但并没有达到调动湘军撤安庆之围的目的。而稍后李秀成即退返江西，使得湘军得以全力攻打安庆。陈玉成又会同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发起攻击，甚至一度突破湘军的第一层长濠，但终于在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后被迫撤出。曾国荃部湘军围困安庆达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又以逸待劳，用重兵拒援，逐次消灭或消耗了陈玉成的援军兵力。延至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安庆终因粮绝而告失守。守将叶芸来和先前率部突入城中增援的吴定彩等以下1.6万余人战死。城外太平军援军黯然神伤，为之夺气，只得陆续撤走。至此，天京上游门户大开。安庆成为湘军的前进基地。
清廷论功行赏。官文、胡林翼均被赏以太子太保衔，曾国藩被赏以太子少保衔。安徽巡抚李续宜赏穿黄马褂。杨载福、多隆阿等赏给云骑尉世职。曾国荃因围攻安庆“智勇兼施”，亦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胡林翼于克安庆后不久病逝于武昌。清廷调李续宜继任湖北巡抚，彭玉麟升任安徽巡抚，继续维持了湘军集团对湖北的控制。
四 英王陈玉成的败亡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使得英王陈玉成的精锐部队或就歼或遭重大伤亡。其他各王的部队在会战中也程度不等地遭受损失，相继撤回各自防区。陈玉成率部由石牌而上，企图进入湘军的后方，去湖北德安、襄阳一带招兵，同时牵制湘军深入皖北。但其时陈部军心已涣散，不愿远征，“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回到庐州后，各将领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莫衷一是。赖文光建议：“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沛霖）张（乐行），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但这一建议未被很好执行。陈玉成虽与捻军张乐行（已被封为沃王）等联合行动，但进军方向改向淮北，并进而向河南、陕西发展。陈玉成奏请天王封其部将，陈得才被封为扶王，梁成富为启王，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祜王，共率主力于是年冬进入河南境，远征陕西，自己则留守庐州；同时又令寿州练首苗沛霖（已被封为奏王）进军淮北。苗沛霖于2月围攻蒙城，但在胜保诱降下，见太平天国势力衰微，遂罢兵剃发，于3月间秘密投降了清朝。
陈玉成之所以未亲率大军远征，主要是因为其时太平天国政局的变动。朝中洪仁玕因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事不当而被革职，幼赞王蒙时雍主持政务，实权在洪仁达、洪仁发之手。陈玉成“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具本启奏，但天王不以其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竟招致严责革职。李秀成后来也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
湘军于1862年春开始向庐州大举进攻。陈玉成见事危急，致函征北诸将回庐会商军情。但诸将已远在河南，音信不通。陈玉成又飞书其宗兄护王陈坤书，盼其由天京渡江来援。可惜的是，陈玉成的这几封求援信函均未送达目的地，而是落入敌人之手。陈玉成坐困危城，急谋突围。已叛降胜保的苗沛霖致函诱骗其前往寿州，并许诺助其图谋恢复。苗沛霖在信中说：“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又称他可“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陈玉成于急切中不疑有诈，遂于5月12日率部突围，于15日抵达寿州。他和亲随百余人入城后即被擒获，留在城外的四千余部属亦被苗沛霖强行收编。苗沛霖本人始终未敢出头，而是由其侄儿出面进行诱降。陈玉成怒斥：“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
张乐行、马融和等闻讯，急率众数万于5月24日进据颍上江口，准备攻破苗营以解救英王。但陈玉成已先于21日被槛送颍州胜保军营。胜保劝其投降，玉成昂然表示：“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胜保劝降不成，遂将陈玉成槛送北京献俘。但清廷“深恐沿途防范匪易”，下令于途中将其就地凌迟处死。1862年6月4日（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县就义，时年26岁。
英王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天京以西战场无可挽回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