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与理论的形成过程，近年来有人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表明，“半封建”概念，在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开始使用，而“半殖民地”概念则是列宁在阐述民族殖民地问题时的用语，且最早用“半殖民地”或者“半封建”概念指称中国的也是列宁。早在1912年和1915年，列宁曾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尚未进一步作详细论证，也没有把这两“半”概念联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随后，共产国际便以列宁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以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基本理论。这期间，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他们虽然都认可中国为“半殖民地”，但对于其“半封建”性则争议颇大：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封建只是残余；斯大林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认为是封建关系占优势。共产国际的这些争论，不但涉及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涉及现实政治问题。它直接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实践，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探索。可以说，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直接导源于此。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思想交锋，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观点，深化了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大致划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基本轮廓，但并没有最终完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科学理论建构。完成这样的理论建构，有待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探索。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已经开始出现“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和《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中，明确地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此前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等人均明确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最早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的完整表述。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6年，何干之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在此基础上，由毛泽东总其成，最后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
早在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经使用了“半殖民地”概念，称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随后，他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等文章中，多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但这期间毛泽东还没有使用“半封建”概念。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开始将两“半”概念联结使用，认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次演讲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角度，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么，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们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托洛茨基分子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说法的结论就是：‘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社会，于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任务。……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么就要反帝。”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这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最经典的表述。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对这个关涉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开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专栏，发表该刊记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的报道，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报道指出，某研究员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认为“‘两半论’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过程与半封建过程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不当的”，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同期还发表该刊另一记者写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其中有一段对话。记者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某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我们不知道他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难以理解。前已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其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了的。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云云，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就等于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如果这样走下去，历史研究怎样客观地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呢？
以上质疑，在研究者中不是没有影响的。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需要理论的突破》的文章认为：“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原原本本地指导通史性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推敲之后，作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作者在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实认定，改成为“中国式的、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推定。这样一来，这种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又是中国式的，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又是符合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这不是很好吗？这里还能够引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
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提出，不仅为认清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解决近代中国的革命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而且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毛泽东正是在认识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出了“两个过程”论的科学论断。他在1939年12月概括到那时为止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内容时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还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的这种概括，不仅总结了历史，而且指导了此后的革命斗争，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历史规律的范例。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都包括在这段历史过程之内。这11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变时期之一，也是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最近的历史时期。较之我国悠长久远的历史发展来说，这110年是短暂的，却包容了比此前的历史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重要得多的内容。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国家。自明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封建社会末期腐朽王朝的统治，没有得到发展，没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这种状况。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向中国紧逼过来，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侵略中国，迫使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同时，帝国主义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它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越来越严重地从中国攫夺大量权益，清政府的独立主权逐步丧失，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不甘心于国家民族的危亡，从未停止过对国内封建统治和国外侵略势力的反抗，掀起了一次比一次高涨的人民革命浪潮，终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推倒了封建统治阶级，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内容。客观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两个过程”论，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科学的理论概括。
基于这个基本的历史史实，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片面地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只有“摆脱”它的“束缚”，才能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两个过程”论是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作出这种理论概括，当然首先要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各种层次、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各主要事件，考察时代条件、国内外形势、社会性质、阶级力量配备、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思想的作用等问题；不考察这些方面而作出理论概括，就可能作出不周密、不完备，因而也就是不科学的结论，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既经考察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科学抽象，所得出的理论性的认识，只能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的特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大量历史现象包举无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对大量历史现象经过科学的综合抽象之后得出的“两个过程”的认识，只是指出了中国近代社会两个最基本的过程：第一，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不是完全的殖民地社会，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从矛盾、斗争到逐步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说它是两个过程，只是为了理论概括的方便，实际上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主要的方面。“两个过程”是对近代历史过程的本质的正确抽象，它既能反映近代史的本质和主流，又能将各种历史现象包容在它所规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其次，“两个过程”论反映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按照生产方式的演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大体上说，当然是指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按照这种次序由低到高依次递进，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中国历史发展也大体遵循了这一历史规律。但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历史并未自然地长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是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带进来的。怎样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直到20世纪初期，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以前，中国人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但未得到完满解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促使革命者思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为了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就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到20世纪20-30年代，终于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经过激烈的争辩，各种政治流派的理论家都曾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缜密的研究，总结并吸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到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明确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结论极其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总策略的基本依据。
所谓历史规律，是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两个过程”所体现的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近代中国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在整个近代史时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民主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时期的区别仅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前途不同。其社会性质是一样的，由此决定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都是相同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掌握了“两个过程”论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中国近代史宝库的入门钥匙。循此继进，登堂入室，人们就更能看清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容貌。显然，把“两个过程”论当做一种“束缚”是不妥的，是一种浅薄之见。如果真要“摆脱”它，近代史研究就可能误入歧途。
必须肯定，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个过程”的理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已为全部革命历史所证实，似乎没有人提出疑义。但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何指导意义呢？对于这一点，近代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根据“两个过程”论的规定，近代中国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有的论者提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前期，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由于提出这种解释的学者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时回避了反帝反封建的提法，使人误以为中国可以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需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前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了。很清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中国近代史的前期的研究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过程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历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到19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演变；而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几个主要的标志。这就是说，“两个过程”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是在19世纪内形成的，不是在后来出现的，虽然认识到这一规律是后来的事情。其中有两个基本问题需加以说明：
第一，关于根本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近代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怎样来实现这一任务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摸索和奋斗，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几经失败和痛苦，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成功。历史学家不应该主观主义地为说明历史而说明历史，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经验。事实是，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才能争取到民族独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民主解放，从而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进步。因此，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无意抹煞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它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提倡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努力，呼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们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把它提升到历史发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第二，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按照人类社会演进规律，中国应该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缺少的正是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确需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如何才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仅遇到了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且首先遇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对。如前所述，帝国主义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需要服务的，不是从中国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出发的；更重要的却是帝国主义为了他们垄断的需要、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输出市场，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竞争对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也要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中国榨取超额利润。在近代中国首先发展起来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接着是封建统治者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翻封建主义统治，资本主义要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要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这个大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土壤里发育成长，进而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来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凭空想象和推测。
还要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科学论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之一。
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是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反复研究、探索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路的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指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一般原理，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指出具体途径。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在广土众民而又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他在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时候，非常注意中国的历史特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在他的历史视野之内。他把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放到重要的地位。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时，主要是结合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对近代民主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结论，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时，不是坐在书斋里做学问。而首先是、主要是为了阐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现时的革命斗争。因此，他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现实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只能从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毛泽东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理论。鉴于此，我们不能教条化地理解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具体论点，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认识，是不能轻率否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历史认识基本上是解放前后在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的”，“民主革命时期对历史的某些未必正确的理解长期凝固不变，成为‘框框’,障碍着人们的视线”。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我们的历史认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的，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实质在于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虽然是在解放前创立的，但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时还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是党的最低纲领，但这个民主革命理论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历史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结论，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理解。把这些理解当做对人们的“障碍”，要求突破它，这种对近代史研究领域基本成绩的评价，恐怕是有欠公允的。
有的学者不满意于现有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框架，要求重写近代史。这种议论如果是针对以往的研究著作显得肤浅、片面而发，则不失为一种好想法；如果是针对以往研究中贯穿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思路立言，把它作为一种框框要求突破，恐怕不是一种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见解。我们只有通过近代史的研究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全面地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内容，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我们的工作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会有借鉴意义。重写近代史如果是要突破这些基本思路，恐怕不能不回到旧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那样做，不是创新，而是复旧。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