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时平，时年（公元894年）23岁，虽然年轻，却已官居三位中纳言（唐名黄门侍郎）兼右近卫大将（唐名虎牙大将军）。
之所以能如此身居高位，全因为他爹是藤原基经，同时还是藤原北家嫡流当主藤原忠平的哥哥。
这里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藤原北家。
还记得当年那被天花夺去了生命的藤原家四兄弟吗？也就是藤原仲麻吕的亲爹和三个叔叔：藤原武智麻吕、藤原麻吕、藤原房前以及藤原宇合。
这四个人，合称藤原四家，按照上述的顺序，分别代表了藤原南家，藤原京家，藤原北家和藤原式家。
因为出身豪华尊贵，故而和菅原道真大不相同的是，藤原时平的仕途堪称是一条金光大道，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道真45岁才混上的藏人头。
而菅原道真自出道后，花了二十二年才混到的参议，藤原时平只花了五年，而且还是在没有被外放挂职锻炼的情况下，就轻松上位了。
不过时平倒也并非是那种单纯的纨绔，用宇多天皇的话来讲，就是这家伙虽然年轻风流，而且还是仗着祖上的光威才得以青云直上，但是在国家政治方面却是得心应手，当属辅国重臣。
宽平九年（公元897年），宇多天皇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退位，将皇座让给了年仅13岁的皇太子敦仁亲王，即后来的醍醐天皇，自称太上天皇。
临走前，宇多上皇亲自指定了辅政大臣两名：大纳言藤原时平、权大纳言菅原道真。
大纳言，唐名亚相，在朝廷不设太政大臣的情况下，此官乃太政官之首。
权大纳言就是大纳言的副职。
之所以要把藤原时平立于菅原道真之上，理由当然因为他爹是藤原基经，但在宇多上皇写给醍醐天皇的信中，他却表示，道真是大学者，既有学问又会治国，而且年长成熟富有经验，所以你要有事的话，还是尽量问他吧。
就这样，菅原道真实际上一跃成为了群臣之首。
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革——而且还是针对国家制度的大改革。
就在当上大纳言的当年，菅原道真发布了一道政令，承认土地私有，并且要求掌握着土地的全日本各豪族，每年按照一定的比率给中央交税，不许少，但更不许多——多收农民们的。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豪迈很大胆的决定，其实却也没那么夸张。
虽然大化改新时就说好了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并非是一块毫不透风的铁板。早在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为了改变当时日本贫穷、粮食产量低下、土地无法被全面开垦的悲惨局面，圣武天皇特地颁布了一部名为《垦田永年私财法》的法律。
这部法律文如其题，就是无论何人，只要去开垦了土地，那么除去每年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国家公粮之外，剩下的无论是粮食也好土地也罢，都将永远是此人的私有财产。
而这些开发者，也有一个法定的名称，叫开发领主，简称领主。
至于那些被开垦而私有的田，也有个专门的称谓，叫做名田，即有名字的田，换言之就是私人的田。所以领主们有时候也会被叫做名主。
再后来，有的领主因为名下的田地很多，地盘很大，于是便被人叫做大名。
我们熟知的“战国大名”“江户大名”这些名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它们真实的意思就是战国时代或江户时代的大地主。
再说这部《垦田永年私财法》，堪称是首次挑战了日本从大唐搬来的那一套制度，但却并不长久。天平神护元年（公元765年），当时正红得发紫的道镜认为私有土地对国家财政不利，于是便废除了《垦田永年私财法》。之后的一百来年里，该政策废了立，立了再废，折腾了很久，以至于最终进入了一个灰色状态中，即国家的律法虽然是明着不允许私有土地的，但事实上下面的豪族们早就都成地主了，朝廷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毕竟朝令夕改理亏在先，而且也确实不可能完全将这些拥有着土地的豪族清理干净，能做的唯有默认。
于是最终苦了国家和农民，前者因为收不到税而一直积贫积弱，后者则血汗钱被吸了个干净从而生不如死，而且名为交国税，实际上天知道是落到哪个土豪的口袋里去了。
现在菅原道真搞的这一手，等于是让原先的灰色制度直接摆正了姿态，在彻底承认土地私有的同时，也明码标价收费，既保障了国家的收入，也不至于太亏了农民。
只不过这么一来土豪们该不干了，虽说这年头哪有皆大欢喜的事情，有赚必有赔，可那赔本的买卖真要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则任谁都不会乐意的。
土豪不是农民，断然不甘吃哑巴亏的，面对道真的大刀阔斧，他们纷纷在朝中找起了内援，企图和庙堂重臣们联合起来里应外合，共同抵制那个出手比黑社会还狠的读书人。
一般来讲，那些在外面当土豪都快成精了的地方一霸，基本上都和朝廷中的某位甚至某几位大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利益均沾，所以菅原道真得罪了他们，其实就等于是得罪了跟自己同朝为官的那群同僚。
不过他也不怕，来文的，自己是文神；来武的，自己能射一手百发百中的好箭。谁怕谁啊？
而朝中大臣们也知道这人是个油盐不进、文武双全，而且还得上皇宠信的高手，因此也不跟他明着硬拼，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罢工。
从宽平十年（公元898年）起，但凡菅原道真主持的高级干部政治会议，总会有人缺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一开始还只有两三个，好歹也请假，可到了后来干脆是一缺一大帮，并且连招呼都不打，说不来就不来。每回开会，道真的面前只有两排坐垫——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椅子。
而那些不出席会议的家伙，则几乎都清一色地聚拢在了藤原时平的周围，并且还希望他带个头，利用藤原家在朝中多年积累下来的威望和实力，干掉菅原道真。
藤原时平的回答是：OK。
后世一般认为，藤原时平说好的原因是他代表了旧贵族的利益，出于一种誓死捍卫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反动阶级立场，而仇恨着革命派菅原道真，并且欲除之而后快。
这是大错特错的。
藤原时平和菅原道真之间，既无私怨，也无公仇。
时平的弟弟，也就是藤原北家的当主藤原忠平，和菅原道真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如此，因为藤原时平本身也是个文艺小青年，所以对文神道真的敬仰之情，在当时也是相当公开的。
此外，就政治观点来看，时平实际上跟道真一样，也是改革派，同时也是一个认为日本想要发展就必须脱离大唐影响的去唐论者，而且两者都认为，改革要从最根本的方面入手。
唯一的不同点在于，道真概念里的根本，是国家的制度；而时平则认为，所谓根本，是文化。他的意思是，要想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必须先从文化入手。同理，要想彻底改变日本，就必须得先用本土文化将那已经根深蒂固的唐文化印记替换掉。
藤原时平的确是理智的。
只可惜菅原道真不这么看，眼看着自己怀揣多年的强国梦离实现还差那么一步，他决定咬紧牙关跟藤原时平死磕到底。
对此藤原时平倒也无所谓，毕竟是藤原基经的长子，学不来自家老爹那一套呼风唤雨，但整几个人还是手拿把攥的。
两人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菅原道真有个女儿叫菅原宁子，嫁给了宇多上皇的第三皇子齐世亲王，作为岳父的道真，当然希望自己的姑爷能越出息越好——最好哪天能继承大统，当上天皇。
这本来是一个人皆有之的美好愿望，但藤原时平却密奏醍醐天皇，称权大纳言菅原道真图谋不轨，意图以强硬的手段迫使皇上您立齐世亲王为皇太弟，以便将来谋权篡位。
天下的皇帝其实都一样的，对于这种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事情，向来奉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醍醐天皇当机立断就作出了决定：驱逐道真。
昌泰四年（公元901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天皇突然下旨，撤去了菅原道真权大纳言一职，同时下令将其下放至大宰府，任权大宰帅一职。
圣旨下达后的第五天，菅原道真壮志未酬人先走，离开了平安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他再也没能回来，两年后，中年失意的道真在左迁之地大宰府郁郁而终，享年58岁。
临终之前，望着漫天的白雪，菅原道真留下了自己的辞世诗：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黏将疑繁帛，乌头点着思归家。
光是读着，就能感受到那满满的思乡悲情。
算了，那么哀伤的话题就此打住吧，来说点欢乐的科普小知识——大宰府。
这个词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上一部就有提过，系位于九州北部的重要行政机构，主要作用是稳定九州岛，监视朝鲜半岛乃至中国的动向。同时也有传闻称，那地方就是当年邪马台国的王城。
这些其实都无所谓，我现在要说的，是大宰府的正确表达方式。
因为数千年来一直都有人（包括日本人）习惯把“大宰府”写成或读成“太宰府”，所以及时做一下科普是很有必要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宰府就是大宰府，没有任何异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性中懒散粗心那一面的逐渐暴露，却说在某年某月某位不知名的学者把“大”写成了“太”，由于不过是一点之差而且也并无太大影响，以至于大伙都并不在意，于是此先河一开，便被后世以讹传讹，尽管有正经人士有心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写法，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称其为“太宰府”。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公元10世纪（公元900年），日本关于大宰府的记载共有25处，其中用“大”字的8处，大太并用的4处，用太的13处。
连为了纪念菅原道真的神社都叫“太宰府天满宫”，甚至今日在大宰府所在地造起来的城市，都被称作“太宰府市”。
这就叫“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好在这世道还是不乏良心的，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已有了明文规定：作为历史名词以及机构名称和官员职位名，那么正确的写法是“大宰府”；而作为都市名或是祭祀菅原道真的那所神社名，则写作“太宰府”。
扯远了，言归正传。
在顺利目送菅原道真上路之后，群臣之首的位子理所当然地归了藤原时平。
前面就说了，时平也是个改革派，所以他在上台之后，并没有废除道真时代定下的土地改革制度，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稳步的方法缓步推行。同时，他还依照自己原本的观点，开始着手进行一场文化方面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文字。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
我个人一直特别信奉这样一句话：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秽其文。
就是说要灭亡一个国家，必定先要篡改他的历史；要想灭掉一个民族，一定要先糟蹋他们的文字。
这话其实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要想振兴一个国家，首先就是要先学会正视自己的历史；要想兴旺一个民族，第一要做的是拥有并光大属于自己的文字。
一言以蔽之，藤原时平要做的事情分两步：第一步，先搞出一种只属于日本且日本特色十足的文字；第二步，把这种文字发扬光大。
这确实是一个听起来和做起来都非常浩瀚庞大的工程，不过好在第一步已经有人给做了——当时的日本实际上是有原创文字的。
那就是平假名。
众所周知，日语由三个部分组成：汉字、片假名和平假名。
其中，汉字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文字，而直接从汉字偏旁得来的片假名，其实也可以算是中国字；唯独平假名，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原创文字，虽然这原创二字说得有些勉强。
平假名的起源仍是中国，是由汉字的草书形式演变而来的，每一个假名对应着一个日语的读音。最早叫“万叶假名”，和汉字极其相似，但后来被简化了很多，以至于看上去跟中国字脱离了关系，比如あ（读阿）这个假名，我要不告诉你的话，估计你三天三夜也未必能琢磨出来它的原型其实是草书的“安”。
而平假名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现今存在历史最悠久的带有平假名的文物是一块在大阪出土的木简，据说是公元7世纪中期的产物，上面用万叶假名写着“春草之初年”。
和片假名一样，平假名的创造和演变都绝非一人之力，而是多年来众多日本学者共同心血的成果，因此尽管教科书上认为是真言宗开山老祖空海和尚发明了平假名，但实际上这跟吉备真备创造了片假名一样，只是一个谣言罢了。
虽然历史悠久形体优美，但数百年来，平假名却一直都不是日本的官方文字。在高层的正式场合，大家使用的都是汉字和片假名，平假名通常只出现在那些身居大内深闺的少女少妇为了抒发寂寞和恋情而写的和歌之中，故而也被叫做“女手”“女文字”。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平假名和汉字的关系太遥远——毕竟只是以草书为雏形变化而来，哪比得上直接拿来主义的汉字和片假名。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真不是个像样的理由，但实际上这真的就是理由。
尽管一直都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巨大，然而这种影响即便天天讲时时讲，你也未必能想象得出其具体有多么巨大。
平安时代的日本官员，不懂经济而在大藏省混的，大有人在；不会打仗而居将军之职的，不乏其人；对于那些贵族出身的家伙而言，哪怕什么都不懂也无所谓，只要会一样东西便能当官，那就是中文。
这里的中文包括汉字的读写运用，对中华古典的理解感悟等等。
因为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信奉一句话，叫：“文章乃经国大业。”
此语出自中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原话是“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那时候的日本，不但政令、律法、官制、文章清一色用的都是汉文，就连达官显贵们私底下的书信来往，也都是满满一纸的方块字。
再说那平假名，虽然在当时地位比较尴尬，但也还没到绝望的程度。毕竟它受众不算太小，除去刚才说的在女性之间使用外，其实小贵族跟老百姓私下里用得也挺多，事实上这个分两步走的文字工程已经完成了一步半，连发扬都省了，只求能光大一下，让平假名一跃而起，引得万众瞩目，然后成为能和汉字、片假名并列的正式文字。
对此，藤原时平的办法是编一本以纯平假名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著作，然后推广，并借机宣告一个新的文字时代的来临。
著作的内容他也想好了：和歌。
和歌就是日本传统歌谣，都是用万叶假名或是平假名所写成，虽然曾经人气很高，但随着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影响的日益扩大，很快就被汉诗所取代。平安朝的日本贵族们虽说也有爱和歌的，可一般只用于私下交流，或是用来写情诗追女孩子，比如藤原时平就特别擅长此道。然而不管是哪一样，它都不是一样适合在公开场合拿出来分享的东西。
之所以要选和歌，除了它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能完全用平假名表达的东西之外，还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表现手法方面也具备不输给汉诗的华丽，同时也能轻易地让大众（包括天皇）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藤原时平非常喜欢和歌。
延喜二年（公元902年），时平召集了象征着当时日本和歌界最高水准的四个人：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以及壬生忠岑，然后命他们编写和歌集。
编撰的计划是这样的：四人工作小组先去各贵族家中搜集各种和歌藏本，然后把有万叶假名的部分统统改成平假名，再汇集成册，凑成一本书。
编纂工作在刚开始的时候进行得相当顺利，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诸编者们发现，自己苦心搜集来的那些和歌，基本上都是以恋爱为主题的。
本来是气势磅礴地准备亲手缔造传说，结果现在却成了情歌大全集，梦想和现实差距之大，让藤原时平很想骂人，但说脏话毕竟不解决问题，无奈之余，时平只得下令让手下的那群书生现编各种其他题材的和歌，以充实内容。
在经过了三年的努力之后，延喜五年（公元905年）四月十八日，浩瀚著作终于完工，这便是著名的《古今和歌集》。
该书总共收录和歌1100余首，包含了恋歌、祝歌、离歌、旅歌和咏季歌等共计13个种类。
成书当日，藤原时平带着样本进宫面圣，将其呈于醍醐天皇御览。
天皇看后非常满意，笑而称善。他不光满意书本身的内容，更满意序言里的一句话：“大和之歌以心为源，义广而情深。”
对于一名和歌爱好者，兼国家统治者而言，这话于公于私都相当对胃口。
数日后，醍醐天皇下圣命，要求贵族们在写汉诗的同时，亦要多多写和歌，此外天皇还表示，希望高级贵族们在平时也能用平假名来交流，这并没什么丢人的。
群臣闻讯后，立刻纷纷表示我们一直在用平假名，真的，皇上您要不信臣这就用平假名作和歌一首供您观摩。
因为上有所好而导致和歌大流行，醍醐天皇的儿子村上天皇时代还专门设置了和歌所，并编撰了《古今和歌集》的续篇《后撰和歌集》，而村上天皇的儿子一条天皇治世的时候，则编撰了《拾遗和歌集》，三本合称三代集。
与和歌一起流行的，当然还有平假名，自那之后，贵族们无论是通信也好写文章也罢，都能非常自然地使用这种曾被自己不齿的文字了。
《古今和歌集》之后，日本列岛涌现出了一大批用纯平假名写成的著作，除了前面说的三代集外，还有比如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等等。
因为这些著作里很大一部分是由宫廷女性所写，因此通常也被叫做女房文学。
而女房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源氏物语》。只多一句嘴，光源氏的原型，是嵯峨天皇的儿子源融。
尽管平假名托藤原时平之福而被发扬光大了，但严格说来却还是没有能登上最高殿堂。直至近现代，日本依然是一个汉字至上的国度，特别是战前，在很多正规的场合，比如天皇的圣旨里，仍是只有汉字和片假名，平假名一般是不用的。
所以南洋大臣张之洞说过，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
随着平假名的被广泛使用，日本列岛上也随即刮起了一股名为国风文化的旋风。
国风文化，也叫和风文化，虽然官方通常对它的诠释是一场将大唐文化加以本土（日本）化的文化改造运动，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场文化方面的独立战争，一场将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来使其独立的战争，而遣唐使的终止和平假名的使用，正是战争的第一声枪响。
国风文化中的产物有很多，大致包含了文学、艺术、宗教、服饰、建筑和工艺等几个方面，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者说最值得一提最为我们中国人所知的，具体讲来有四样：和服、阴阳道、樱花以及日本刀。
还是老规矩，一样一样地说。
首先是和服。所谓和服这个称谓，其实是明治维新之后想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日本处处在和西洋列强较劲，说是模仿着洋人搞维新，但心里总是不肯服输的，总觉得自己国家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为了体现出日本的好，他们针锋相对地把一些东西刻意地给区分出日本的和外国的。因为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所以日本的东西也被叫做“和物”，比如和室，就是指配备了榻榻米等日式家具以及用日式装潢的屋子。
和服则是用来针对晚礼服、西装、衬衫、领带等西洋服饰的“洋服”的产物。在此之前，这种日本传统服饰的名称一般被叫做“吴服”或者“着物”。
为什么叫吴服？
这还要从邪马台时代说起，曹睿曾经送过数批工匠过去日本，这其中包括了一批织布方面的行家，也正因为有了他们，日本人才开始穿起了经过手工裁剪的衣服。
因为织布工匠们大多来自于中国南方的吴地，所以他们织出来的衣服便被叫做吴服，这批人在日本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用，后来还专门赐他们姓氏，叫做服部，就是专门做服装的部门。有个著名的忍者叫做服部半藏，他们家祖上就是中国跑日本来做衣服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早年的和服，基本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江南风格。
到了奈良时代，也就是那段著名的全日本人民学大唐的岁月，某一年唐玄宗在接见某个遣唐使团的时候，赠予了他们大量的唐朝朝服。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所以几乎就是在当年，日本举国上下便全都开始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
国风文化开始之后，跟别的东西一样，和服也进入了一个倾向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样式不断发生着各种改动，但高层所用的宫廷服饰带有隋唐风格的特色却已经成了定型，再变却也不离其宗，所以也被叫做“唐衣”。
唐衣有很多种，其中最极品的，叫做十二单。
所谓十二单实际是一种穿着方式而不是顾名思义的十二层单衣，说的是在单衣上叠十二层被称为袿的服装，袿轻薄透明，多层袿叠起时仍然能隐约看见单衣或表着的颜色，倍添朦胧恍惚的美感。
当然，这是女装。
这种也被称为五衣唐衣裳的服饰，至今仍是日本宫廷规格最高的正装，当年更是如此，绝非一般人穿得起，就算是贵族家的小姐，有时候也只能穿穿五单六单，就是叠五层或者六层袿。
顺带一提，现代汉服和现代和服实际上是同一个根源下的两个分支，并不存在谁起源于谁的说法，事实上和服在后来还一度受到过西洋服装（主要是葡萄牙）的影响，它和日本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东西。
接着是阴阳道。最早的起源是中国周朝的阴阳五行学，飞鸟时代之前就被传入了日本，然后结合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朝鲜半岛传来的佛教以及中国传来的儒家思想、风水学等，杂烩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即阴阳道。
在近代科学尚未导入日本的那个时代，阴阳道堪称是无所不能的，从测天气到看风水，从算国运定历法到杀妖孽于无形，几乎样样都能用上阴阳学，深受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王公贵族的欢迎。
玩阴阳道的人被称作阴阳师，而提起阴阳师，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安倍晴明了。
此人生于延喜二十一年（公元921年），正是国风文化席卷全日本的时候。
之前也说过了，他应该是阿倍仲麻吕的子孙，看了从吉备真备那儿弄来的那本《金乌玉兔集》之后，一跃成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够超越的超级大神棍，然后通过自己的神力加努力，再趁着国风文化运动的这股风，将原先不过是洒圣水跳大神之类小把戏的阴阳道，发展成了敢和日月争青天的神之学问。
安倍晴明的神迹有很多，比如天元二年（公元979年），那智山（和歌山县内）出现了一只危害人间的天狗，武艺高强力大无穷，满朝战将无人是其对手，为了国家安泰，晴明奉旨出山，以一招五行封印将天狗收服，关进了结界之中使其永世不得超生。
再比如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公卿挑衅地问晴明，既然阴阳术如此厉害，那能不能用其来杀死一只庭院里的青蛙？
晴明微微一笑，随手摘下了一片树叶，一番咒语之后，叶子突然就四分五裂，而那只青蛙也顿时如那片叶子一般，浑身裂开而死。
还有一次，有一个阴阳师下了战帖，要求和安倍晴明御前斗法，也就是在天皇面前比个高低。
天皇一听说有这热闹看，当然忙不迭地就把两人叫进了宫，还本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态顺手拉来了一帮大臣一起来围观。
斗法的主题很简单，叫隔板猜物。天皇事先让人偷偷地把十五只蜜柑放进了一只箱子里，再盖上盖子，然后拿到两人跟前叫他们猜里面是什么，并且声明胜负只此一次，谁要是输了，就拜那个赢的人为师。
话音刚落，前来挑战的那个法师就拍地而起：“回禀陛下，这箱子里装的是蜜柑十五只。”
虽然当时在座的所有旁观者，包括天皇在内，大家都衷心希望安倍晴明能够胜出，可现如今被那人那么一抢答，就算有一百个不情愿，这胜利也只得属于挑战者了。
但是晴明却不慌不忙，双手结印念念有词了一番之后，微微一笑：“陛下，箱子里是十五只老鼠。”
挑战者闻言哈哈大笑，说出了几乎每个反派临死前都会说的标准台词：“安倍晴明，这一次你输了！啊哈哈哈！”
就连天皇也万般无奈地摇着头表示这箱子里是橘子，安倍卿，看来你只能拜师了。
晴明仍是微笑：“陛下，那就请您打开箱子吧。”
天皇觉得事已至此，那就干脆让晴明输个明白吧，于是叫人打开了箱子。
箱盖刚一揭开，一群老鼠吱吱地叫着便从里面窜了出来，不多不少，正好十五只。
这正是刚才安倍晴明作法，将那橘子变成了老鼠。
该故事流传于日本的平安时代中后期，而数百年后诞生的中国名著《西游记》里，也有类似的桥段，那就是车迟国斗法——蜜柑在当年的日本属稀罕物，一般被当作是珍贵药材，其价值未必亚于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而老鼠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人人喊打的有害之物，差不多等同于那“破烂流丢一口钟”了。
在这里我并非是想说谁抄袭了谁，我的意思是，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思维，本身就具备着无数共通之处。
关于安倍晴明的故事就暂且说到这里吧。
其实上述所说的那些，唯一被记载于正史的，只有在天皇跟前封印天狗一事，其余的大多只见于各个时代的各种物语小说，或是被后辈阴阳师们用来显摆而口口相传的神话。
事实上安倍晴明之所以能在近几年里漂洋过海名声在外，主要是缘于日本著名作家梦枕貘所著小说《阴阳师》。
说完了阴阳道，接着来说樱花。
樱花如今已然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日本象征，即便戴眼镜穿西装的诸学者反复强调皇国的国花乃是**，但依然有无数人（包括日本人）前赴后继地错把樱花当国花。
樱花的起源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境内，何时传入日本至今已然不可考（也有认为是列岛原产物），因为开花的时间是在春天，正好是准备播种开耕的时节，所以在上古时代的日本，樱花被当作是稻谷之神的居宿所在，也是农业的象征。
从上述这段话你就可以知道，在当年，这农业之花绝非是以不食五谷自居的半仙皇家所青睐的东西。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奈良时代，日本上层社会里最流行的花是梅花，王公贵胄们如果要以花为主题吟诗作赋，最佳的选择通常都是梅花。据不完全统计，在奈良时代，比较出名的咏花和歌约160余首，其中写梅花的，就占了将近120首。
为什么日本人会喜欢梅花呢？
难道你没听过这样一首歌吗？“梅花梅花满天下，象征着我们巍巍大中华。”
日本人喜欢梅花，除了紧跟中华品位的步伐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顺便插一句，当年的日本人，也很喜欢牡丹。
国风文化之后，为了摆脱唐文化的影响，日本上下便开始找起了能够替代梅花的观赏品，找来找去，觉得符合既有日本特色又不失华美这一标准的，似乎也就是樱花了。
于是一下子风向大转，天皇开始赏起了樱花，而文人墨客们也都纷纷做起了与樱有关的诗词文章。
几乎就是在那一瞬间，樱花“啪”地绽放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当年的农业神花在登堂入室博得贵雅名号后，居然就此和庶民脱离了干系，在之后的七八百年里，赏樱花都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专利，普通老百姓得以坐在花下喝酒赏樱，那已经是江户时代的事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闻名于世界的日本刀。
所谓日本刀，一般而言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的是产地为日本的刀具，哪怕是一把菜刀，只要Made in Japan，那就能称作日本刀；狭义上，则有个特指，指的是一种叫做武士刀的刀具，而这后者，正是国风文化时代的产物。
武士刀作为一种兵刃，其在冷兵器时代那华丽的江湖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广义的那种日本制造的日本刀，其实早在古坟时代（3世纪中至7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现今还有文物保留。
经过鉴定后发现那把被称之为金错铭铁剑的日本刀铸造于5世纪前后，跟唐朝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日本刀和唐刀之间就完全没有交集。
事实上在唐朝时候，很多中国造的刀被输入到了日本国内，因为和同时代的日本刀比起来，唐朝的刀确实有着很多它们所无法超越的优势，所以一时间备受日本人喜爱，很多刀匠也纷纷开始仿制了起来。
从唐朝直接进口到日本的刀，叫唐太刀；而日本匠人仿制的，则称作唐样太刀。
但是，无论是唐太刀还是唐样太刀，那都不是武士刀，因为前者都是直刀，而后者我们都知道，是弯刀。
在日本的国风文化时代，日本刀开始出现了风格明显的变化，不再一味地模仿中国刀剑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原创，比如把刀身做成弯曲状，俗称湾刀。
湾刀之所以要弄弯，据说是为了方便骑马砍杀。
总之，武士刀和所谓的“唐刀”之间，虽然不能说一丝干系都没有，但真要讲前者是从后者演变来的，后者是前者的祖宗，是不对的。
国风文化的出现和流行，除了让后世的日本文化盛开出各种美丽的花朵之外，也给藤原时平的改革奠定了一层最初的思想理论土壤，亦让当时以及后来的诸权贵明白了日本未必要事事都效仿中华，中华也并非样样都是最棒最适合日本的，其实就是在开启民智，当然，被开启的并不一定是“民”。
然而，正当藤原时平既有理论又有实权准备大展身手的当儿，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将他击倒了。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延喜九年（公元909年）四月，这位年轻的左大臣便离开了人世，年仅39岁。
民间一般认为这是菅原道真冤魂作祟——当年你一个回合赶我出了京城，现在我也投桃报李地一回合废了你的性命。
这种话，听过笑过也就行了。
虽然执政时期不过短短数年，但藤原时平所做的一切对后世的日本影响却很深，除去萌芽了国风文化之外，还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庄园整理令》。
这其实是时平延续了道真的土地改革方针之后，制定出的一部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土地的私有，认可了地主的存在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