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纲任相的曲折
李纲自被贬后，“十月抵无锡，一宿湛岘，两游惠山，与昆弟啸咏。闻有建昌军之责，即日命驾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步松江长桥，与亲友为别。渡钱塘江，经严陵濑，自三衢入江西，历上饶、弋阳，游龟峰寺，道金溪，抵建昌，时十二月也”[1]。当时开封已经陷落，而李纲却于此时又得到“移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安置”的贬责命令。[2]夔州的节镇名为宁江军。[3]“自建昌复闻有宁江之命，即泛舟，由临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长老怀宗，同遊翠岩寺，观洪崖井，复游玉隆万寿宫，观许旌阳手植桧，道龙虎山望仙岩。次筠阳、上高，游九峰寺。次宜春，遂由萍乡、醴陵，以次长沙，游道林、岳麓寺，观唐人篇翰。时仲春之初也”[4]。他奔波黄尘，辗转道途，登临山水，观览名胜古迹，藉以排遣极怀，而又极沉重的心境。依李纲自述：“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辍不复作。”[5]其实也反映了他甚至并无心绪赋诗。由于宋时交通通信的迟缓，李纲直至到达荆湖南路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时，方才得到宋钦宗在去年所发的召命。“次长沙，闻有渊圣皇帝召命，复元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即率湖南义旅以进，时四月八日也”[6]，其时金军已驱掳宋俘们北上了。宋高宗即位后，“尊靖康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7]，故宋人一般称呼宋钦宗为“渊圣”。李纲此行，原是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见危思致命，入援裒义旅”[8]，“万一不捷，当遂以死报国矣”[9]。《梁溪全集》卷57《节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状》记载了李纲的自述说：
臣昨自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夔州安置。未到间，蒙恩复元官，除前件职名差遣，系闰十一月三日圣旨。道路艰阻，近方承命。臣自在远方，闻金人攻围都城之久，凡以忠义自奋者，皆募兵入援。况臣荷国重恩，尝被柄用，愿效犬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发。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举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帅府，禀受节制，会合前进。行次池州，伏睹元帅府檄书，方审都城失守，二圣播迁，臣子之心不胜痛愤。
李纲在另一奏中自述，他得此凶耗，不由当即晕倒，“号恸绝复苏，洒泪作翻雨”，“痛愤彻骨，绝而复苏”[10]。经历北宋末靖康之变的惨重劫难，人们普遍认为，李纲“功业卓伟，忠义奋发，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乐从，海内之所推称者也”[11]。“天下人望之所归者”，李纲“一人而已”[12]。“万口一音”，认为“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13]，“其德义才力，足以任大事，卫王室，赴斯人之望者”[14]。
宋高宗在即位前，曾给李纲手书说：
构顿首。清暑，伏惟钧候万福。久违瞻谒，王室多故，金人连岁侵逼中（国），诏书已再讲和，所以严戢兵锋。岂谓天未悔祸，乘舆蒙尘，闻之心焉如割。已令会兵追击，冀遂奉迎而归。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究）天人，忠贯金石，是用尽复公旧官职。泽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苍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卫。谨启，构顿首。伯纪枢密、观文。[15]
此份书信发于四月，显然微示称帝后命相之意。当时李纲已与荆湖南路安抚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16]。宋高宗登基后五天，即命“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17]。他固然信用黄潜善和汪伯彦，但两人“新擢执政，人望未孚”[18]，考虑到危难的形势，还不打算将两人马上命相，而先命李纲为右相。[19]
李纲“行至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得宋高宗登基的消息，立即上封事，主要说了以下两条：
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谓和、战、守者，当何所从而可也？欲和乎？则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归，虽宗室亦尽徙以行，其意为如何？而二圣之辱，实不共戴天之雠，和岂可复信！欲守乎？则朝廷已失河北、河东两路士民之心，或为金人之所得，或为豪杰之所据，密迩畿甸，易为侵陵，守岂复易图！欲战乎？则去冬将佐卒伍，乏人抚御，皆散而为盗贼，兵力益弱，经此祸乱，士气益衰。所谓勤王之师，多募之于田亩之间，不习兵革，战岂可必胜！是三者，今日国论以何为宗？顾臣日夜思虑，念之至熟，因时施宜，有策于此，及当今之务数十条，皆急切而不可缓者。非得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也。
恭俭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断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为然。臣愿陛下深考汉、唐三帝与艺祖、太宗之所以创业、中兴，大过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应之，则天下之事，虽未底绩，固已定于心术之中矣。[20]
这两件事是李纲思虑的中心。他对新登基的皇帝自然不可能像宗泽那样，有透彻了解，但对新帝提出“兴衰拨乱之主”必须具备“英哲”的期望，仍是深中肯綮的。对金“和、战、守”三策，“当何所从”，他“日夜思虑，念之至熟”，则是希望在朝见时面陈。他还特别编著了汉高祖、光武帝和唐太宗的《三君行事纪要录》，后面呈皇帝。[21]
李纲到达江宁府，果断地处置了周德的兵变。[22]但另一方面，应天府的行朝则出现抵制李纲任相的风潮，这主要是由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所发动的。“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宋高宗“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23]。他们编造各种理由，说“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24]。御史中丞颜岐对宋高宗建议说：“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经筵官，置之散地。”他甚至连上五奏。[25]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乃言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26]。
按李纲自述，甚至他到了应天府城南的穀熟县，“颜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台印，开视之，乃论余不当为相章疏”。“前后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进也”。李纲到此方知，“外廷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益以感惧”。有人劝李纲“遂留”。李纲说：“国家艰危，至此极矣！岂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爱惜之时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陈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27]
中国古儒从来强调，在官场中，“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者也”[28]。“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29]饱读经史的李纲，岂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在“国家艰危，至此极矣”的情势下，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就顾不得这条训诫了，只能毅然挺身进入南京应天府城，而不能有迟疑或反顾。
六月初一日，李纲进入行宫，拜见新帝，他念及家国之奇耻大辱与危难，“不觉涕泗之横流”。鉴于一些人的反对，李纲更感到自己不能腆颜受命。他说，“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则不可”。“陛下断自渊衷，特达用臣，而外廷之论如此，臣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宋高宗慰谕一番，当即命内侍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翌日，李纲再次奏对于内殿，宋高宗说：“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无辞。”李纲说：“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李纲对这位新皇帝的了解其实不深，但某些片断的事实和印象，已使李纲见微而知著。他不得不向官家剀切陈词，以宋钦宗的失败帝业为戒，“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初无左右先容之助，徒采虚声，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臣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臣孤立寡与，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30]李纲就此开始了他的相业。
二、宗泽赴任开封府
宋高宗称帝不满十日，当宰相李纲尚未至南京应天府行朝赴任之时，即已打算命王伦和朱弁充大金通问使与副使，傅雱和赵哲充大金通和使与副使。“既而黄潜善、汪伯彦共议改雱为祈请使，閤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为副，而伦、弁、哲不遣。国书外，又令张邦昌作书遗二帅”。将“通问”和“通和”的使名改为“祈请”，无非是寓自我贬辱之意。命令金人所立伪楚皇帝张邦昌修书，致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也无非是企求对宋朝重新立国而废伪楚有所谅解。史称“时潜善等复主议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始敌求割蒲、解，围城中许之。潜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誊（宋高宗即位）赦文下河东、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五月）乙未（六日）、丁酉（八日）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应机进止”。[31]
以上命令当然是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共同决定。当时，金军仅占领河北与河东的十多个府、州、军，而大部分州县“皆为朝廷固守”[32]。然而“每惟和好是念”[33]的宋高宗，却决定承认北宋末开封城下之盟，与金“画河为界”。黄潜善和汪伯彦提出的“画河为界”，事实上成了宋高宗即位后十四年间基本的政治构想和设计，其目标无非是屈辱媾和，以求苟安一隅，根本不打算恢复故地。
赵士 在宗室中颇有贤名，又是赵构的“皇叔”一辈，他在拥戴宋高宗即位中起过作用。但他对此政治构想和设计，深感忧虞和气愤，遂“首论大臣误国”，力荐李纲任相。宋高宗随即发表赵士 外任知南外宗正事，将他逐出朝廷。监察御史张所反对放弃两河，弹奏黄潜善“奸邪”，也被贬官凤州团练副使，流放到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安置”。宋朝台谏官虽然官位不高，但政治地位重要。张所作为一名台官，仅因弹奏一个执政官，而承受如此厉害的惩罚和贬黜，这在以“好谏纳言”为“家法”的宋朝，[34]是相当罕见的。张所和赵士 成为新皇帝“立极之初”首先被逐的端人正士。[35]
宗泽来到南京应天府，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当然都不容宗泽干预朝政，认为最妥当的处置，就是外任，遂发表他升任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36]其文职虚衔徽猷阁待制升龙图阁学士，即由从四品升正三品。[37]他与李纲都是在六月初一日，先后觐见宋高宗。自两人在北京大名府不欢而散正好时隔半年，转瞬之间，当时的康王，虽明知不像人物，却已成宗泽必须毕恭毕敬行臣规的皇帝，时事的巨大变迁，一时使这个老臣百味俱陈，百感交集，“气哽不能语，涕泗交颐”，据称宋高宗表面上也“为之动容”“问劳甚厚”[38]。
《宗忠简公集》卷1《条画四事札子》是宗泽对新帝的第一奏，表露了他不得不说，却又不得畅所欲言的复杂思考和感情。《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将前三条概括为“一论人主不可以喜怒为赏罚；二论人主职在任相，（愿）于稠人广众之中，不以亲疏，不以远近，虚心谨择，参以国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参之；三论臣下有怀奸藏慝，嫉贤蔽善者，当使耳目之官沥心弹纠，毋有所隐”。以上三条其实都是针对皇帝重用把持朝政的黄潜善和汪伯彦，却都说得隐晦曲折，含糊其词。宗泽所陈的第四条说：
臣闻天下之事，为于可为之时，则成，为于不可为之时，则败。成败之机，间不容穟。是以古人有“时哉！不可失”之语。恭惟陛下继离之照，法乾之刚，故见机而作，炳果断而罔后艰，成败之机，不出昭回之鉴，臣复何言。臣诚心，祗思徇国，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见事有当行，请之必力，言既拙直，势甚孤危。愿陛下察臣之衷，力赐保祐，使全骸骨，以尽余年。臣之悃诚，言不尽意。
按照古代臣规，宗泽不能指摘刚即位的皇帝过错，还须违心地称赞“陛下继离之照，法乾之刚，故见机而作，炳果断而罔后艰，成败之机，不出昭回之鉴”。宗泽也明知自己的处境，“见事有当行，请之必力，言既拙直，势甚孤危。愿陛下察臣之衷，力赐保祐，使全骸骨，以尽余年”。最终“臣之悃诚，言不尽意”一句，活画了他欲言又止的无奈境遇，却只点到为止了。
然而宗泽得知“画河为界”的决策后，他的满腔义愤又不可抑勒地迸发了，他又专门为此上奏说：
臣闻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也，奕世圣人继继相承，增光共贯之天下也。陛下为天眷佑，为民推戴，入绍大统，固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亿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又议割河之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奈何轻听奸邪附贼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自金贼再犯，未尝用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曰征曰伐，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虏言是听，惟虏求是应，因循逾时，终致二圣播迁，后妃、亲王流离北去，宗社蒙耻。臣每念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
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转坤，大明黜陟，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兴我大宋基业。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兹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坏天下忠义之心，褫天下忠义之气，俾河东、河西、陕之蒲、解，皆无路为忠为义，是贼其民者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臣衰老，不胜痛愤激切之至！[39]
在此奏中，他不仅不点名地痛斥“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并且直接指责皇帝即位“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奈何轻听奸邪附贼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针对“画河为界”，他最为愤慨和忧心者，就“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无比忠荩激愤之情，流自肺腑，溢于言表。但此后的史实表明，此奏对宋高宗本人其实也根本不能有所触动。
六十九岁的宗泽和四十五岁的李纲在南京应天府相会，这也许是两人的初次会见，又终于成为最后的一面。在饱经忧患之余，两个志同道合者互相倾吐衷曲。宗泽“忠义慷慨，愤发至流涕”[40]，李纲“与语，衮衮可听”[41]。此后，宗泽又再次在给李纲信中特别强调：
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42]
宗泽不断公开斥责黄潜善为“闽人”，汪伯彦为“徽人”，“朝夕赞（陛）下南幸”，“何故厚于贼虏，薄于国家”[43]。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自然对宗泽恨之入骨，只望将他尽早逐出朝廷，又设法使宗泽改任知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兼京东路制置使。[44]李纲为此在宋高宗面前力荐他出任知开封府。依《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所述：
是时范讷、王襄罢，而开封府与留守阙官。余荐宗泽于上，以为留守非泽不可。泽，浙东人，自为小官，即卓荦有气节，敢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靖康间，知磁州，上以康邸持节使虏中。时金人已再犯河北，泽力挽留，以为不可行。其后有元帅之命，遂即大位，泽之功为多。同列忌之，谮毁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阳府。余到行在，泽适至，与语，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荐之。上笑曰：“泽在磁，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镇抚之，不独外寇为患，亦有内变可虞，使泽当职，必有可观。”上许之，乃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事、兼留守。
李纲强调“绥集旧邦，非泽不可”，宋高宗便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45]延康殿学士后又复端明殿学士旧名，就文职虚衔而言，比原有的龙图阁学士高一官。[46]在当时的形势下，宋高宗根本不愿回旧京，开封知府自然是最重要的外任差遣。对宗泽的人事安排，事实上成了李纲相业中一个最重要的部署。宗泽于离南京应天府赴任途中赋诗描写自己的心情说：
泣涕收横溃，焦枯赖发生。
不辞关路远，辛苦向都城。[47]
宗泽在诗中所表述的，其实就是后来岳飞《满江红》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样的怀抱。但他却已是年近古稀、气血枯竭的老人，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仍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不惮奔赴前沿，进行人生最后的拼搏，何其悲哉！何其壮哉！
三、李纲惨淡经营的相业
经历了北宋末年的祸乱变故后，李纲已成为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后来朱熹评论所谓“中兴诸相”时说，唯有“李丞相大义分明”，“建炎再造，首登庙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48]所谓“粗”，无非是指他不谨小慎微，对细节的考虑不够周全缜密。这对一个掌大政方针的宰相而言，不过是微瑕和小疵而已。
面对着一个年轻的，既缺乏政治经验，事实上又只图苟安的皇帝，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慨然以修政攘夷为己任”。[49]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审度宋、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在六月初二日，最初就提出了十议，将写就的札子面陈皇帝：
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其二曰议巡幸：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其三曰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
其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鲜伏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旨，爱伪官，屈膝于其廷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
其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其七曰议守：大略谓贼情狡猾，势须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其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其九曰议责成：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审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其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50]
以下对李纲任相时的几项重大规划和措施，分别予以介绍：
（一）力主对金先守后战，而不应和：对金政策当然是南宋初最大最重的问题。李纲在《议国是》奏中特别强调，“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臣愚窃以为过矣。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然则今日为朝廷计，正当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至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吾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陈和、守、战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兴之功可期矣”[51]。他既拒绝卑屈求和，又反对轻率冒险，主张先守后战，而不应和，这当然是唯一可行的“上策”。
在李纲的坚持下，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原拟的祈请使傅雱，[52]改名大金通问使，与副使马识远北上河东。[53]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10傅雱《建炎通问录》说，“参见李丞相纲，首以使事相问”，“李丞相奏知河东奉使，臣与傅雱言，一言而合，即得旨，差雱河东路奉使”。李纲虽迫于皇帝之命，也须遣使，但与傅雱“一言而合”，然后再上奏委派。
（二）人事安排：宋高宗对于李纲的十议，“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札，余皆留中”，并且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54]所谓“执政”当然是指黄潜善和汪伯彦。这表明在李纲任相之初，凡他提出的政见，宋高宗必须再同黄潜善和汪伯彦商量之后，再确定取舍。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对于皇帝“降出”的五议，黄潜善和汪伯彦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只是一时尚不便于一切否决而已。
李纲与宗泽会面时的具体谈话内容，后人固然已不可知，但揆情度理，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两执政把持朝政，宗泽不可能不对李纲谈及。李纲又体察各方面的情况，自然已深感自己虽名为宰相，却孤立于朝廷，他盘算着寻找和援引帮手，以求改变此种局面。
在李纲的力争之下，宋高宗“诏亲征行营副使司、河东宣抚使司官属见责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议郎裴廪、直秘阁沈琯、朝奉大夫韩瓘、刘正彦、奉议郎张焘、承务郎邹柄、宣教郎何麒、从事郎何大圭、刘默、张牧等十七人并与差遣”[55]。如前所述，张焘是他的妻弟。当然，李纲的十七名前幕僚的复官，并授予差遣，肯定不足以解决孤立于朝的问题。
前任宰相吴敏与李纲一直相好，维持了私人友谊。但依吴敏的声望、政绩和资质，也不可能成为李纲举荐的对象。北宋末，与李纲志同道合、密切协同的执政只有许翰。《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说：“其后许翰至，余荐之于上，谓翰外柔内刚，学行纯美，谋议明决，宜在左右，参与大政。上亦喜其论事，乃以为尚书右丞，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许翰“与李纲最厚”，由李纲“力引之”，他在七月就任。[56]李纲力荐的三个最重要的外任官员是宗泽、张所和傅亮。除了成功举荐宗泽之外，另两人的情况留待后面再叙。虽李纲说许翰“不能有相助也”，但黄潜善等人“请罢泽，翰极论以为不可”[57]，还是支持了李纲和宗泽。
李纲没有忘记几位曾积极支持他，而被贬黜的言事官。他对宋高宗说：“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58]陈公辅、程瑀和余应求三人，“坐党附李纲，责监川陕诸司商税，至是并召”。宋高宗命“承议郎陈公辅为尚书吏部员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勋员外郎，朝散郎余应求为考功员外郎”[59]。但三人事实上还来不及赴任。
如前所述，有一早年即与李纲熟识的邓肃。李纲尚未到南京应天府，邓肃就被宋高宗任命为为左正言。[60]李纲拜相，邓肃写信说：“闻入参大政，欣跃之余，连夕不寐。盖非谓大厦已成，预为燕雀计；实幸斯道有传，而海内均福也。国势委靡，无如今日，然纪律已定，夫何患哉！”[61]他又以“门人、左正言邓肃”的名义进贺诗，其序说：“肃不敢效世俗谄语致贺，直述京城围闭，君父蒙尘之状，以见不共戴天之雠，在所必报也。伏乞钧慈特赐采揽。”[62]
邓肃处谏官之位，事实上积极配合李纲的相业。他弹劾开封围城中“受伪命者”，以及耿南仲、耿延禧父子等。[63]他上奏指责，“御药院奉圣旨，下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且拆洗云者，岂必姝丽耶？”“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见女童，举封其臂，间有脱者，其行贿已不赀矣。搜求之甚，过于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呜呼！尹开封府者与领御药院者，亦何累吾圣天子如是之甚哉！”[64]实际上是批评宋高宗好色。李纲也积极配合，向皇帝“论开封府封臂买童女”等事，宋高宗表面上只能表示“嘉纳”，内心其实却种下了嫌恶。[65]
（三）整饬军队和抗金军事部署：面对金军的严重威胁，如何强军，无疑是李纲新政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决心扭转军法和军纪废弛的局面。在他的主持下，宋廷于当月“颁军制二十一条”，其中有重申的旧法，也有另订的新法。如第一条即是申明阶级之法，第二条是申明禁兵逃亡法。第三条规定：“禁军出战，遇贼敌进前用命者，赏；辄退不用命者，斩；贼众我寡，力不能胜，因致溃散，不归本部、本寨聚集者，斩；因而逃归住营去处及作过者，家族并诛。”这是根据北宋末禁军不战而溃，逃窜各地，乘乱作乱的情况，而制定的新法。第十条规定：“全军胜，则全军推赏，全队胜，则全队推赏。同退走者，尽斩。军、队虽不胜，其间有能自斩贼级，及中伤在前者，自行推赏。”[66]这也是另订的新法。李纲希望通过这二十一条军法的贯彻，以整饬军纪，增强军力，争取抗金战争的全胜。
李纲在《议守》札子中说：
今日守备之策，当以河北、河东之地，建藩镇，立豪杰，使自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备器械，屯兵聚粮，坚壁清野，教车战以御其奔冲，习水战以击其济渡，使进无所掠，退不得归，则其势必不敢深入。至于陵边隅，破城邑，则不能保其必无也。但能备御，今冬不至越轶，使国势渐定，人心稍安，则自此得益修军政，吾无患矣。[67]
李纲的基本设想，是须在沿河、沿淮和沿江建立纵深防御，拟定了从河北东路、京东东路到两浙西路、两浙东路等十四路，每路设置若干帅府、要郡和次要郡，各积穀训兵，“如此数年，上下安习，即州郡之兵可用矣”。[68]在他规划之外的只剩下广南、福建和四川七路。后来的战争史表明，只有此七路大致未经宋金战祸，唯有利州路北曾被金军一度入侵，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纲上奏，建议以车战对付金朝女真骑兵：
金人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则车之可以制铁骑也，审矣！
他特别详细介绍了统制张行中的“造车之法”“出战之法”“布陈之法”[69]。
北宋一代，并不重视水军，李纲依据战争的形势，很重视水军的建设。他说：
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阳置战舰、水军，以防契丹。当时以为迂阔，不果行。使用其说，创设至今，则大河有备，靖康初，金人岂能遽济渡哉？先事而言，则近乎迂；事至而后图之，则无所及。其实今日之急务也。所有诸路合置战船，募水军，欲乞专差官前去措置。
他还专门拟定水军军号为“楼船军”和“凌波军”[70]。此外，他对于“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各地“增修城壁、器械”等，也都有具体建议。[71]李纲还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人民组织“忠义巡社”[72]，抵抗金军。
（四）创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尽管有靖康之祸，但金军还只是占领河北和河东路的部分州、县。河北失守的仅有西路的怀州（治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卫州（治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濬州和真定府，河东路则失地较多，其他的府、州、军都固守待援。[73]金军连从燕山府南下的通道也未能保持。李纲当然决不能同意宋高宗、黄潜善和汪伯彦遵守靖康城下之盟，与金朝“画河为界”的主张，而坚决主张收地两河。他上札子奏说：
臣窃以河北、河东两路，国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谓：“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肢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势、风俗使然也。而河东实为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陕西之间，其地险固，其民坚忍，其俗节俭，其兵劲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乱，罔不臣服，惟河东最后，再驾而后得之，其难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以孤军入重地，我之守御固，而援师集，其势不难于和。宰相失策，欲脱一时之祸，而不为久长之计，凡所邀求，一切许之，遂割三镇，而河北、河东之地，几去其半。及贼兵退，三镇兵民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边诸郡既已保全，而贼尽力以围太原，不肯舍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全陵寝之故，愿输租税，以易疆土。金人且许且攻，几年而太原陷，犹信谲诈以讲和，不为备御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尽割两路以与之，画河以为界，遣执政、侍从、郎官数十辈，分诣交割，皆为两路之人所杀。
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贪婪之欲，而适足以失两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犹之可也；今乃假和议以款我，既破京师，挟二圣以北狩，胁逼臣僚，僭窃神器矣。而议者犹以割地为然，此何理哉！
河北西路三帅府、二十余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怀、卫、濬，一帅府、三郡而已，其余至今皆坚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结集，多者数万，少者不下万人，各立首领，以相统率，知名号者已数十处，日以蜡书，号吁朝廷，乞师请援，愿为前驱。因而招抚，为吾之用，数十万众，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怀、卫、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过三千人；其余皆胁制吾民，剪发易衣，以疑我耳。大兵临之，遣间要约，必有应者，则三郡不旬月间可复也。三郡既复，则真定可图，而中山之围可解，河北复为我有矣。然后第功行封，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则藩篱固，而中原宁，此今日之要策也。河东之势亦然，但所失州郡，视河北为多。然所以处之之策，亦无以过于此者。
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择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为两路兵民信服者，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结其心；信赏必罚，以作其气；训练习服，以教之战；量补名目，以旌劝其首领；宽给钱穀，以赈贷其乏绝；辟置僚属、将佐，乘机应变。一切许以便宜从事，则两路可以复全，中兴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犹捍水患于决溢之口，则下流无泛滥之虞；御盗贼于门墙之外，则堂奥有安靖之势，理之必至也。倘舍此而不为，则两路之人，且归怨于朝廷，强壮狡狯者，反为贼用，将何以待之？故臣以谓今日之所当先务者，无急于此。惟睿断不疑，特从所乞，天下不胜幸甚。[74]
此外，《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所载乃其口奏，与书面文字互有详略，今录于下：
至于所当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东两路。夫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弃置两路，不复料理，而欲自安于东南；譬犹外有寇盗，不为之藩篱，而欲安于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东，虽为金人蹂践而残破，（而）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余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为帅，怀以折彦质遁去，卫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无城郭之故。其余中山、河间、庆源、保塞、[75]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广信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在州郡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结山寨以为固，皆推豪杰以为头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
臣愚以谓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谕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者。措置经营，结连其豪杰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复州县。朝廷应副钱粮、告敕，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复一郡，随其高下，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特绝其从贼之心，又可资其力以御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李纲对两河得失与天下安危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特别批判了“议者犹以割地为然，此何理哉！”他对河北的情况显然了解较多，而宗泽给李纲的书信中，则可补充他到开封后所知的河东的情况，“前过京师，有河东数百姓来，日诉乞收复河东州县。有数太学生并太学正王择仁来相见，言收河东事。于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择仁附书并谘目来，与某”。“所有王择仁札子，谨此缴纳”[76]。当时两河地区的抗金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77]宗泽和李纲都主张因势利导，收复失地。面对李纲的正论，黄潜善和汪伯彦尽管内心反对，却无以正面提出驳议，表面上只能“佥议亦颇以为然”。宋高宗问：“谁可任此者？”李纲口奏：“陛下倘采用臣策，臣当询访其人，续且闻奏。”[78]《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叙述了询访和委任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的经过：
既退，询于士大夫间，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傅亮可以经制河东，而余亦颇闻其为人。张所者，山东人，以进士擢第，有材气谋略。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阙，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虏骑薄城，京师围闭。所在围城中，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渊圣许之。蜡书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犹有一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应募者凡十七万人，故所之声满河北。部勒既定，会都城破，谋弗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见上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合措置事件以闻。朝廷欲以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留之，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是时，余尚未至行在也。
是时所已赴谪所，遣使臣赍札子召之，二十余日而后至。上召对，摹画称旨，赐五品服，内府赐缗钱百万，以备募兵半年钱粮，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畿兵千人为卫。将佐官属，听自辟置，一切许以便宜从事。有朝请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众数万保西山，屡胜金贼。闻上登极，自山寨间道来，献其所谋，正与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详。有旨，除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余日而后行。
在北宋与南宋之交，张所无疑是位“有才气谋略”之士，由于弹奏黄潜善，而彼此有私隙，一时使李纲颇感为难。但他也未想到，“潜善欣然许诺”，张所出任河北西路招抚使一时显得相当顺利。
李纲另外荐举的傅亮，是同州冯翊县（今陕西省大荔）人。[79]靖康时，御史中丞陈过庭为上奏介绍，“房州文学傅亮博通古书，深晓时事，论议慷慨，智略纵横。昨充制置司勾当官，未几，以轻儇与陕西监当，又改湖南掾官”，建议“稍加试用”[80]。北宋亡国后，“房州文学傅亮以所募兵数千人入援”，“亮自朱仙镇直抵（开封城南）青城”[81]。《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叙述说：
傅亮者，陕西人，以边功得官，谙练兵事。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请以亲王为元帅，治兵于河朔。渊圣不喜，令押出门。其冬，复有荐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陕右、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首至城下，屡立功。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斩斩然整一，无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诣行在，召对，除通直郎、直秘阁。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执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两经残破，无城壁，亮上疏自陈曰：“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府，亮愤懑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来，与语连日，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欲且试之，乃荐于上，以为河东经制副使，而以观察使王 为使。亦陕西人，累立边功，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
宋高宗对傅亮的直言，显然十分不满，但经过李纲的开陈和劝说，也同意委任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至于充任河东经制使的王，虽曾在陕西“累立边功”，又“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而往后的军事实践表明，他无疑只是个贪财和畏怯的庸将。
（五）力主对失节事仇者给予处分：任何民族都会有优点和缺点，有积极面和消极面。问题在于缺点和消极面占多大比例，特别是否占了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士大夫的气节问题。孟子就总结出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极可珍视的古训。[82]“然而在专制政治下，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83]。陈公辅自靖康以后，一直被指为李纲同党，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84]
在北宋末的变故中，固然也有如李若水、梅执礼、程振等死难者，如前所述，梅执礼和程振都是李纲的朋友。在开封围城中，也有如张所、马伸、吴给等参与吴革谋划起兵靖难者。[85]但也出了一大批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如张邦昌伪楚政权初立时，“工部侍郎何昌言请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从弟通直郎昌辰亦请于吏部，更名知言”[86]，一时引为笑料。
前第二章已介绍，李纲是特别强调节义者。他在《议伪命》札子中说：
臣闻运会之阨，何代无之。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时，则仗节死义，有死而已。国家涵养士类，垂二百年。适遭金人之变，劫质二圣，拥銮舆而北迁，逼立臣僚，易姓建号。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顷，稽颡屈膝，奉贼称臣。有为金人之股肱，驱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属者；有为金人之喉舌，传命令，废本朝，而建伪楚者；有因为奸利，汙染国戚者；有为伪楚之辅翼，总其政事者；有受伪楚之官爵，与闻议论者；有肆为恶言，以辱本朝，以谄邦昌者；或为之草劝进之表，或为之定册立之仪。视之恬然，不以为怪。
夫节义者，天下之大闲也。近年以来，士知利而不知义，故平居无事之时，惟以保家谋身为得策；而一经变故，坐视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国威，大变其风，天下未易理也。[87]
道理说得如此透彻，但如前所述，此议与另一《议僭逆》，即对张邦昌处分等，当即被宋高宗“留中”，说是“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即黄潜善和汪伯彦不同意，不便执行。
李纲拜相后提出的一系列大政方针，表明他的确是一位能以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而力挽危局的相才。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88]今存李纲有一阕《苏武令》词，似为拜相后所作，以言心志：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89]
四、李纲动受掣肘与罢相
在朝事危难的关头，气节无非是表现为正气，李纲当然十分懂得树立和发扬气节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对宋高宗，还是对黄潜善和汪伯彦而言，他们既已立定主意，就是要降金苟安，就须在根本上回避气节问题；却又无以提出堂皇的理由，反对李纲的正论，就只能对“僭逆”和“伪命”两议采取模糊和淡化的态度。
李纲坚持己见，他对宋高宗说，“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已蒙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僣逆以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处分”。“方国家艰危，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尊崇僣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与之廷辩”。
宋高宗遂“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而“潜善主之甚力”，经李纲“诘难数四，乃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李纲说，“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黄潜善再也无话可说，李纲又斥责吕好问对黄潜善之附会，汪伯彦只得说：“李纲气直，臣等不及。”宋高宗方才将李纲的《议僭逆》“降出”。但于翌日面对时，黄潜善“犹左右之”。宋高宗便令“太傅、同安郡王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90]。
在李纲的坚持和邓肃、左司谏潘良贵[91]等的弹奏下，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等一大批失节的官员分等受到惩处。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徐秉哲。宋高宗居然一度令他“假资政殿学士、领开封尹，充大金通问使”，“释秉哲之罪，使谕敌求和，秉哲不受”。于是“责授昭信军节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辞行也”[92]。处分降臣，李纲似乎暂时占了上风，却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仇隙更深。
宋高宗最初对张邦昌移交政权，颇为喜出望外。但他的态度又很快变卦，认为张邦昌的存在，对自己的帝位始终构成威胁，故最后仍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等不臣的“心迹”，赐令自裁。[93]
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而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却私下怂恿宋高宗南逃，这实际上也是对李纲政争的反扑。李纲不得不在一次奏对时规劝说：“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揺，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宋高宗只能口不应心地解释说：“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李纲拜贺与称赞说：“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又说了一番“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的道理。李纲还为皇帝“拟撰诏文”说：
（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所忽。肆朕纂承。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犯界，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已诏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国之势寖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橹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94]
臣伏读愕然，未喻圣意，不知天虑与前不同，果以为当如此耶？将左右大臣密献此说，姑从其策耶？如天虑果以为当如此，臣窃以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献此说，则臣窃叹其未尝深思远虑，姑欲脱一时之患，而不知祸难之在后也。夫京师，宗庙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礼当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备，而防秋之期已迫，势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争。至于巡幸东南以避狄，则臣不知车驾果将安之耶？若欲出于下策，遂往建康，则臣恐天下之势倾，而中原不复为我有矣！
经李纲苦口婆心地劝说，据理力争之后，宋高宗“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李纲于翌日又再具札子，并口奏说：“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皇帝表面上不得不勉强同意，“乃许幸南阳”，但在内心深处，却深为嫌恶李纲，无非是其直言刺中了他希图“画河为界”，苟安宴乐、言而无信的痛处。两人的对金政策有根本性的分歧。
实际上，黄潜善和汪伯彦仍坚持原议，“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他的处境已相当艰难。有幕客私下劝李纲说：“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李纲回答：“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当以去就争之。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然，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虚受天下之（贵）哉！”[95]所谓“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过是古代不得不遵守的臣规的虚辞而已。李纲积累了近两个月的从政经验，内心何尝不清楚，皇帝是听从黄潜善和汪伯彦，还是相信自己？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决不愿妥协。
宋高宗设法提升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官位。六月，他将汪伯彦升任知枢密院事，作为长官。八月初，又任命李纲为左相，黄潜善为右相。[96]黄潜善特别举荐虞部员外郎张浚任殿中侍御史，[97]其实是要他充当自己驱除政敌的打手。
作为谏官的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在面对时，对李纲的措置持异论，说“招军、买马、劝民出财助国非是”。张浚与宋齐愈颇有交谊，在面对前，宋齐愈对尚任虞部员外郎的张浚说：“李丞相今上三议。李公素有名誉，其建明乃尔。”张浚进一步追问，宋齐愈说：“胡可为也？今西北之马不可得，独江、淮之南，而马不可用。括民之财。岂可艺极、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责十万缗以养，今岂堪此？齐愈将极论之。”宋齐愈说此三项措施有实际困难，当然也是事实。张浚说，“宰相不胜任，论去之，谏官职也。岂有身为相未几，上三事，而公尽力驳之，彼独不恚且怨”。“公受祸自此始矣！”[98]
李纲至此已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据《梁溪全集》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的自述：
初，余每因留身奏事，从容论治体，及有所规谏，虽苦言逆耳，上皆嘉纳。至是奏陈当世急务，拟进指挥，多不降出。余因知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对内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误蒙圣慈，使待罪宰相，当国家艰难之时，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黾勉，虽久患痁疾，亦不敢在假将理，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近日屡烦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据辩明，幸蒙圣察。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顾臣孤拙寡与，独荷陛下特达之知，忌媢者多，恐必阴有谮诉，而离间臣者。《书》言：时则勿有间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参之，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札子，极论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渊圣之心，移易是非，变乱白黑。卒谮罢徐处仁、吴敏，而夺之相。其后遂致祸故。方陛下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振起中兴之功，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夫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愿致察于此。”上慰谕曰：“无此，但朕思虑偶及之耳。其余章疏，见省览，非晚降出。”余拜谢而退。
李纲在口奏的同时，又进呈了《论君子小人札子》的书面文字，其中说：
臣窃谓国家艰难之际，图回事业，虽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爱君而不谋身，忧国而不谋家，以公忘私，以义忘利，而小人则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国未尝不至于危亡。夫小人岂不欲安存，而恶危亡哉？然使之谋人之国，必致于此者，以其无远见，而操术然也。彼方以谋家保身、营私趋利为得计，而于国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谓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恤也。
然而为人主者，曷尝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于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笃，去就轻，好恶正，故也。行道直，则不能阿谀以取容；自信笃，则不能过防而远害；去就轻，则不为爵禄之所累；好恶正，则不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诚足以任，则君子虽欲有为于当世，不可得也。
李纲为了打破“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求分辨君子和小人，强调“君子、小人若冰炭，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恳切希望皇帝对自己“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但是，不管他如何苦口婆心，与黄潜善、汪伯彦臭味相投的宋高宗，事实上却根本听不进其忠告和诤言，只是在表面上仍虚与委蛇而已。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遂看准时机，对李纲下手。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设法撤销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和傅亮的河东路经制司，以求迂回曲折地恢复“画河为界”的原议，他们为此制造了各种流言蜚语。据《梁溪全集》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记载：
初，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结陷虏兵民，复怀、卫、濬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围，以图收复真定。
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师，招集将佐，措置钱粮。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不当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与益谦善。悫以余尝沮其执政，故附潜善、伯彦，相与谋，使益谦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师，以召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
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尚书省既札下矣，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凡千余言，痛诋招抚司，令北京行下州县出榜。
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余始见之，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与伯彦、悫争于上前。余奏曰：“张益谦所奏皆细故，情涉观望，尚书省已得旨行下，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以细故而害大计，沮抑张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张所以招抚，因兵民、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今措置甫就绪，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县将士知朝廷议论不同，安肯协力，弃事功于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欲其成耶？欲其败耶？欲其成，则不当沮抑之如此；欲其败，则不若罢去之。无使挟私害公，而不为国家虑也。沮抑一张所，有何所难，致误国家之大计，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将谁任其责？靖康间，惟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遂及祸。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伯彦、悫无以对，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上乃令枢密院改正，依前降指挥施行。
（王）、（傅）亮行才十余日，枢密院复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即日过河。亮申朝廷，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今欲令过河，无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绪。既过河后，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误国事”。
余将上进呈，奏曰：“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过数郡，其余皆为朝廷守，王师渡河，犹有驻泊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太半陷没。沿河一带，自解州、河中至河阳、怀、卫，皆为金人所据。今经制司军旅未集，遽违前议，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当此一道，而经略之。古者将帅不从中御，愿且如前议，尽将帅之智虑而责成。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驱之若是之遽？”而潜善、伯彦皆谓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机会，如亮等但欲逗遛耳。
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但当委任将帅，使择利而动耳。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正所以为贼饵，不见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余日，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乃将帅之职，岂可便以为逗遛？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不闻宣帝以为罪也。臣以谓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
上以潜善、伯彦执议，圣意颇惑，依违不决者累日。余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赖圣度鉴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极力以沮傅亮。盖招抚河北，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职。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以观之，则情状自见。”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挥，于陕府置司。”
至翼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盖潜善留身密启之也。余留御批将上，奏曰：“臣昨日论傅亮事，已蒙宣谕：俟批出，依元降指挥。继奉御批，乃罢亮经制使，不知圣意所谓？”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
余奏曰：“臣论傅亮，乞降指挥，非谓不使之渡河。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与金人对垒，募兵训练，择利过河，收复州县。朝廷已从其请。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泽节制，即令过河。臣谓有不可者三：事从中御，不尽将帅之虑，一也；军旅未集，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必为金人之所溃，二也；军溃之后，朝廷未有将佐、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为非是，当依前降指挥，以责成功。今乃缘臣争论之故，并与经制司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阴有以荧惑圣听，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达之知，起自罪谪，付以国柄。方艰难之秋，但知一意以为国家，苟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诚以傅亮经制河东，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此而可沮，则其他孰可为者？今御批犹未施行，愿陛下致察于此，尚容臣得待罪于宰司，以图报称。不然，臣岂敢尸禄，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
上无语，余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傅亮，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臣非敢轻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罢，则臣何敢决去。”因再拜榻前，上犹慰谕，谓不须如此。余既退，闻亮竟罢去，乃入表札求去。
以上只是李纲所接触到的片断情况，发生于八月十二日和十四日，[102]仅比关于张所的争议晚了五至七天。至于黄潜善、汪伯彦等如何密谋，如何怂恿皇帝罢傅亮，逐李纲等史实，已成永远的历史空白。事实上，宋高宗对傅亮几月前“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的奏语，一直心存嫌恶。但他已不是单纯罢傅亮，而是决计通过罢傅亮，逼李纲提出辞呈，以逐出朝廷。按上引记录，李纲正论侃侃，说得宋高宗哑口无言。宋高宗明知理亏，分明拿不出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说词，却仍坚持“画河为界”，弃地两河，退避南方的决策，而只能行出尔反尔、反覆变诈之术。因为不罢李纲，不搬掉绊脚石，又何以推行此项基本决策？然而宋朝祖宗又留下了体貌大臣的传统，故宋高宗在表面上仍须与李纲虚伪地敷衍一通，以示圣恩的包容和宽厚。
应当说明，按汪伯彦掌管的“枢密院复取旨”，令河东路经制使司“听宗泽节制”，其实绝非是要扩大宗泽事权，而是旨在撤销李纲所设之河东路经制使司。一旦目标达到，“听宗泽节制”自然成为空文。
当时的宰执除左相李纲、右相黄潜善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之外，另有同知枢密院事张悫和尚书右丞许翰。正如李纲所述，他曾反对张悫出任执政，故张悫在对待张所与傅亮的问题上，确是附会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不仅是李纲，宗泽和许翰也将张悫视为黄、汪一党。如宗泽上奏正式谴责说：“仆射黄潜善、枢密汪伯彦、张悫，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遹，惟富贵是念。”[103]许翰是在七月十五日任命的。然而上引李纲的记录中，不见许翰参政的议论，具体情况不清楚。正如前引李纲自述：“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
张浚的劾奏原文今未传世，大致“以为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论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十数事”[104]。据朱熹所写张浚行状说：“宰相李纲以私意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公与齐愈素善，知齐愈死非其罪。谓上初立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恐失人心。”[105]朱熹此件文字，其实是碍于与张浚儿子张栻的私人交情，照录张家提供的原文，有所曲笔。但《朱子语类》卷131说，李纲“相于南京时，建议三事。宋齐愈言之，其时正诛叛人，遂以宋尝令立张邦昌，戮之。当时人多知是立张邦昌，间有未知者，宋书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张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令）。魏公（张浚）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张浚“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如汪、黄在高宗初年为宰相”，“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对张浚此事持批评态度，并且认为宋齐愈是汪、黄同党。按宋朝的惯例，台谏官提出弹劾，不管是非曲直，宰相和执政也只能向皇帝上交辞呈。
李纲深感事无可为，已非去位不可了。他最后一次面对，宋高宗仍虚情假意地挽留，说：“卿所争事小，何须便为去就。”李纲说：“潜善、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功，方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建请料理河东、北两路，谓车驾宜留中原，皆不与之同，宜其嫉，无所不至。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有人说：“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李纲说：“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知全吾进退之节而已。畏祸患而不去，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106]
尽管古代有严格的臣子规矩，李纲却在《乞罢第二表》中，无可抑勒地强烈表述了他极端痛愤之情：
顾两河之土彊，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坚垒，嶪嶭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鎻。风气便用武之习，兵法坚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济者。堤防修，则泛滥自息；藩篱固，则堂奥可宁。机会在于一时，功利收于百倍。力陈至计，幸契渊衷。创招抚、经制之两司，择张所、傅亮为二帅。所建议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总戎于建炎之初，有大将之规略。皆采众论，匪徇私心。斋坛既登，戎车甫驾，时靡旬日之久，变生腹心之间。枢密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从中以罢亮者方寸纸。事同戏剧，人为咨嗟。而臣备位宰司，误膺国寄，既不能以先见之明杜谗口，又不能以至诚之意回天心。复何颜面？尚叨宠禄！[107]
五、李纲罢相后的倒行逆施
李纲罢相，震动朝野，使一些稍有血性的士大夫感到难以保持缄默。在北宋末领导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的太学生、名士陈东，应宋高宗之召，正好在“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状申尚书省，不报。因寓居神霄宫”，尚未得皇帝召见。[112]如前所述，他其实与李纲无一面之交，但闻知此讯，激于爱国义愤，就立即上书。关于他的上书，今存《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3载有三份，看来经后人所删节，其大意是“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113]。但指责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一段文字，当时已广为流传，[114]肯定是被删去了。另一抚州崇仁县（今江西省）士人欧阳澈也上书，“极诋用事者”，并且“语侵宫掖”，指责宋高宗“宫禁宠乐”[115]，无非是批评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宦官之类。
他们切直无隐的忠言，刺中了宋高宗的灵魂痛处，使他恼羞成怒。关于两人被害的一份重要原始记录，是今载于《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8和《欧阳修撰集》卷7的许翰《哀词》，许翰说：
及纲罢相，翰犹缀班列奏事。一夕，见潜善独留甚久。翌日，上顾潜善曰：“昨夕二人已处之矣。”因泛言：“欧阳澈书论朕宫禁宠乐，恶有此事。陈东书必欲留李纲，归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罢（朝），问潜善：“上所处者何人？”曰：“即（后所指）陈东、欧阳澈也。”“处之如何，岂已逐之耶？”曰：“斩之矣！”翰惊失色，潜善乃曰：“今日方将论救，已不及矣。”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示。”是时伯彦、（张）悫皆不复问其本末，盖所与闻者也。伯彦等但称叹主上威神睿断。而潜善至堂，见应天府尹孟庾白事，独诘何以不关政府，而斩东等，微示愠色。盖潜善前留，本定此议，恶专其恶，故反推而远之也。
许翰说：“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纲罢，而留臣无益。”他又说：“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今东戮于都市，吾在庙堂，可乎？”“因力求去”，黄潜善、汪伯彦“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120]。他满怀悲愤，离开朝廷，对皇帝的秉性是看透了，可说是痛心、伤心，兼之寒心到了极点。许翰从此就选择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再也不愿参政。后宋高宗“召复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辞不至”[121]。
按“画河为界”的既定决策，河北西路招抚司自然必须撤销，而招抚使张所自然是宋廷的重点打击对象。张所刚发遣都统制王彦、统制岳飞等率七千装备不良的军队，渡过黄河，前往收复失地，贬谪张所的命令便于九月下达。黄潜善极其憎恨张所，认为过去将他流放江州尚不解恨，又通过宋高宗，将张所贬逐至岭南，这是宋时对官员极重的处分。张所一片丹心，忠于职守，投降派其实根本搜剔不到什么罪名，居然下此毒手，作为对弹劾黄潜善的报复，也足见时政之昏暗。张所后居留荆湖南路首府潭州，被土匪刘忠杀害。[122]这位“有材气谋略”之士，“勇于有为，敢任难事”[123]，空怀报国抗金之志，小朝廷却根本容不得他发挥才能，竟未得以施展半点儿抱负。张所实际上又是被小朝廷活活糟蹋致死，赍恨以殁。在张所被贬后十多年间，仍是“身名凋丧，後嗣零落”，几乎无人提及。只有岳飞感念遣恨和旧恩，为之上奏，要求褒表忠义，而宋廷也只是追复原官。[124]
左正言邓肃仍挺身为李纲主持正义，他上奏恳切而委婉地说：
窃惟人主之职，在论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纲于贬所，而任之以均衡，其待之非不专，而礼之非不厚。然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诚矣。惟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严甚，此臣所以窃有疑也。既非台章，又非谏疏，不知遣词者亦何所据而言之？臣若观望，岂复敢言？臣爱君，其敢默默乎？且两河百姓虽愿效死，而五月之间，略无统领，民心茫然，将无所适从矣？及李纲措置，不一月间，民兵稍集。今纲既去，两河之民将如何哉？伪楚之臣，罪当万死，前日纷纷，皆在朝廷。李纲先乞逐逆臣张邦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今纲既去，则叛臣将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两河无兵，则夷狄骄矣。李纲于此，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昔者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主者，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圣德，过于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岂可后哉！李纲一日之长，亦惟陛下采之。[125]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张浚又劾奏秘书省正字胡珵。胡珵颇有文采，“陈东上书，攻六贼，言者谓珵尝润色其书”[127]，实际上参与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如前所述，他曾任李纲宣抚司幕僚，“尤蒙特顾”[128]。张浚指责他“挟谄媚之姿，躬奸回之性，沾沾可鄙，自托李纲，服童仆之役，而出入其寝室，朝夕交结，阴中善良。逮纲遭逐，营为百计，密招群小，鼔唱浮言。陈东之书，珵实笔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一时哄然，几致召乱。按珵罪状，天地不容，愿褫夺官爵，投之荒裔，永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129]。宋高宗为此下诏说：“秘书省正字胡珵交结权要，传导风指，讽谕狂生，扇揺国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编管。”[130]将他流放到当时的岭南炎荒之地，这当然是十分严厉的处分。
在李纲等一批忠臣义士被贬被杀之后，宋高宗遂得以按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原定的决策，于十月一日将“行在所”自南京应天府迁往淮南东路扬州（今属江苏），[131]“凡（李纲）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132]。他在临行前下诏说：
朝廷以连年兵革，国势未强，所以长虑却顾，巡幸淮甸。访闻小人乐于侥倖，撰造言语，妄倡事端，意在煽惑军民，成其私计，不可不治。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许人告，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补保义郎。同谋或为首始谋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谋及知情曾见闻不告之人，并行处斩。[133]
宋高宗又下诏奖励告讦，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这进一步暴露了他秉性的极端残忍。
黄潜善、汪伯彦等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高明的对金政策，无非一是南逃，躲避金军的兵锋，二是卑辱遣使求和。但骄狂的金人一意要吞灭宋朝，对宋的复国完全采取不承认态度，宋高宗一厢情愿地派人出使金朝，到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为止，前后遣使五批，除了第一批外，后续的四批都被金方扣押。[134]
[1] .《梁溪全集》卷136《〈靖康行纪〉序》，今据附录一《年谱》引《〈靖康行纪〉序》摘录。
[2] .《梁溪全集》卷57《节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状》。
[3] .《宋史》卷89《地理志》。
[4]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引《〈靖康行纪〉序》。
[5] .《梁溪全集》卷17，附录一《年谱》引《湖海诗序》。
[6]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7]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
[8] .《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
[9] .《梁溪全集》卷162《书杜子美〈魏将军歌〉赠王周士》。据同卷《跋王府君文编》，又《直斋书录解题》卷21：“《王周士词》一卷：长沙王以宁周士撰。”可知王以宁字周士，如前所述，他曾是李纲宣抚司参议官，此后彼此一直有交往。
[11] .《历代名臣奏议》卷82欧阳澈上书，《欧阳修撰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12]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附吕中《中兴大事记》。
[13]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会编》卷124，《太仓稊米集》卷57《上皇帝书》。
[14] .《北山小集》卷36《寄李枢密论事札子》。
[15] .《梁溪全集》卷60《御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高宗属意李忠定》。
[16] .《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乙丑。
[17]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
[18]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19] .《会编》卷103，《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
[20] .《梁溪全集》卷56《上皇帝封事》注文说，李纲“被领开封府事之命，总师至次江宁府，上皇帝封事”。然而据《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从纲《建炎进退志》修入”，则说是李纲“行至太平州”，上此封事。依《要录》此后李纲到江宁府，平周德兵变之叙事，应以后者为准。此奏又载《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21]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癸亥，《玉海》卷58。
[22] .《梁溪全集》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会编》卷102，《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已亥。
[23]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
[24] .《朱子语类》卷131。
[25]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丑。
[26]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宋史》卷362《范宗尹传》。
[27] .《梁溪全集》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
[28] .《温公易说》卷3。
[29] .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卷2。
[30] .《会编》卷104，《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序，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卷178《建炎时政记》上，附录二《行状》中。
[31]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32]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注，此注有当时已沦陷之府、州、军统计，但统计不全，如河东路平定军就未列入。
[33] .《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34] .《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35]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丙辰，月末，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史》卷247《赵士 传》，卷363《张所传》。
[36] .宗泽任襄阳知府时间，应以《宋史》卷24《高宗纪》为准，《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所载在朝见后，不确。
[37] .《宋史》卷168《职官志》。
[38]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40] .《梁溪全集》卷32《哭宗留守汝霖》序。
[41] .《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
[42] .《宗忠简公集》卷4《上李丞相书》。
[43]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序·宗忠简遗事》，以《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谢氏小草斋抄本《后村集》卷11同篇参校。
[44]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辰，《宗忠简公集》卷4《上李丞相书》。
[45]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辰，《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
[46] .《宋史》卷162，卷168《职官志》，李昌宪：《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第102—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47] .《宗忠简公集》卷5《雨晴渡关二首》。
[48] .《朱子语类》卷131，《朱文公文集》卷76《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49]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附吕中《中兴大事记》。
[50] .《梁溪全集》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详见《梁溪全集》卷58，卷59。
[51] .《梁溪全集》卷58，《历代名臣奏议》卷84。
[52]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53]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寅。
[54] .《梁溪全集》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
[55]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午。
[56] .《宋史》卷363《许翰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57] .《宋史》卷363《许翰传》。
[58] .《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
[59]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丙寅。
[60]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作“右正言”，今从《宋史》卷375《邓肃传》，《栟榈先生文集》卷12《辞免除左正言第一札子》。
[61] .《栟榈先生文集》卷21《上李右丞相简》。
[62] .《栟榈先生文集》卷5《贺梁溪李先生除右府》。
[63]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宋史》卷375《邓肃传》。
[64] .《历代名臣奏议》卷195邓肃奏，《栟榈先生文集》卷12《辞免除左正言第九札子》。
[65]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按李心传在注中说：“此据李纲《建炎进退志》修入。”但今存《梁溪全集》卷174至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之节录已无此记事。
[66] .关于南宋初“军制二十一条”，《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申只作简略叙述，据《宋会要》刑法7之28—30所载，仅二十条，可能漏落一条，参见《梁溪全集》卷62《乞修军政札子》，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
[67] .《梁溪全集》卷59《议守》，《历代名臣奏议》卷334。
[69] .《梁溪全集》卷62《乞教车战札子》，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70] .《梁溪全集》卷62《乞造战船募水军札子》，《拟水军号》，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71] .《梁溪全集》卷61《乞募兵札子》《乞括买马札子》，卷62《乞令诸路郡县增修城壁器械札子》，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会编》卷109，《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72] .《宋会要》兵2之50—58，《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宋史》卷363《张悫传》。
[73]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注有宋朝已沦陷的府、州、军统计，但统计不全，例如平定军就未列入。
[74] .《梁溪全集》卷61《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84。
[75] .据《宋史》卷86《地理志》，“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改保州，此处“塞”字疑衍。
[76] .《宗忠简公集》卷4《上李丞相书》。
[77]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78] .《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
[79] .《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甲子。《金史》卷128《傅慎微传》则称他“其先秦州沙溪人，后徙建昌。慎微迁居长安”。
[80] .《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81] .《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甲子。
[82] .《孟子·滕文公下》。
[83] .王曾瑜：《宋高宗传——荒**无道》第188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
[84] .《宋史》卷379《陈公辅传》。
[85] .《会编》卷84，《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
[86] .《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壬寅。
[87] .《梁溪全集》卷58《议伪命》，《历代名臣奏议》卷188。
[88] .《朱子语类》卷131。
[89] .《云麓漫钞》卷14载此词，称“绍兴初，盛传《苏武令》词”，“云李丞相（纲）作，未知是否”。
[90] .梁溪全集》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戌，癸亥。
[91] .《宋史》卷376《潘良贵传》，《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卷8建炎元年八月辛酉作右司谏。
[92] .《会编》卷111，卷112，《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辛酉，壬戌，癸亥，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93] .《挥麈后录》卷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5《题跋·高宗御札》，《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宋史》卷475《张邦昌传》。
[95] .《梁溪全集》卷63《议巡幸第一札子》《议巡幸第二札子》，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历代名臣奏议》卷84，《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乙巳，卷8建炎元年八月壬戌。
[96] .《会编》卷112，《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寅，卷8建炎元年八月壬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7]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98]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
[99] .《会编》卷80，卷111，卷112，《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辛未，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卯，癸卯，卷8建炎元年八月戊子朔，《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宋史》卷200《刑法志》。
[100] .见《梁溪全集》卷63《论君子小人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156。
[101] .《梁溪全集》卷180《建炎时政记》下。
[102] .《梁溪全集》卷180《建炎时政记》下。关于张所和傅亮的拜罢，另可参见《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卷7建炎元年七月己丑朔，丙辰，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寅。
[103] .《宗忠简公集》卷1《条画五事疏》。《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作“臣窃见仆射黄潜善，福建人，枢密汪伯彦，徽州人，内张悫虽是北人，然无公识，无远见，议论偏颇”，文字稍异。
[104]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105] .《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按《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55《张忠献公浚行状》的文字有异：“宰相李纲以私意恶谏议大夫宋齐愈，加之罪，至论腰斩。公知齐愈死非其罪。既入台，首论纲，罢之，大略谓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
[106]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宋史》卷358《李纲传》，《梁溪全集》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
[107] .《梁溪全集》卷64。
[108] .《会编》卷113，《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宋史》卷358《李纲传》。
[109] .《梁溪全集》卷119《与程给事第一书》。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毁谤李纲，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110] .《栟榈先生文集》卷16《具瞻堂记》。
[111] .《朱子语类》卷131。
[112] .《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6陈东行状。
[113] .《会编》卷113，《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壬午。
[114] .《挥麈后录》卷9。
[115] .《欧阳修撰集》卷7和《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8许翰《哀词》，《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壬午，《宋史》卷473《黄潜善传》。
[117] .《会编》卷118，《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118] .关于宋高宗为杀害陈东和欧阳澈之元凶的考证，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编二、《陈东和欧阳澈之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9]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
[120] .《会编》卷113，《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丙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宋史》卷363《许翰传》。
[121] .《要录》卷53绍兴二年闰四月癸丑，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宋史》卷363《许翰传》。
[122]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寅，《宋史》卷363《张所传》都不载张所贬谪的原因，其实无非是反映了官史为宋高宗的失政避讳。又两书说张所死于岭南贬所，今据《鄂国金佗续编》卷9《照会追复张所左通直郎直龙图阁省札》更正。
[123] .《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3《上高宗皇帝第一书》。
[124] .《鄂国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鄂国金佗续编》卷9《照会追复张所左通直郎直龙图阁省札》，《赐张所一资恩泽仍支银绢省札》。
[125] .《栟榈先生文集》卷12《辞免除左正言第十三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143。
[126]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宋史》卷375《邓肃传》。
[127] .元或明初《无锡县志》卷3上。
[128] .《朱子语类》卷131。
[129] .《要录》卷13建炎二年二月辛未。
[130] .《要录》卷13建炎二年二月己卯，《鼠璞》卷上《陈东伏阙》。
[131] .《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丁巳朔。
[132] .《宋史》卷358《李纲传》。
[133]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癸丑。
[134] .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编一、《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