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罢相后的唯一一次朝见
事实上，对李纲复相的问题，某些爱国士大夫的呼声一直很高。例如当宋高宗令前宰执上奏议论对金方略时，前参知政事李邴上奏说：“方今大臣，如吕颐浩气节高亮，忠力慨然，李纲识度宏远，威名素著，必自简于宸衷。愿陛下于二人者择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报陛下。”[1]
因张浚“数于上前言其忠，赵鼎尝为纲辟客，亦为上言，纲才器过人”。绍兴五年十月，宋高宗发表“观文殿大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2]。李纲屡次辞免，不获批准。[3]他遂“乞赴行在奏事”，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圣旨，依所乞”。李纲在二月“初十日到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实时属江南东路）”，“遵依圣旨指挥，星夜趱程，趋赴行在”[4]。另按李纲给宰相赵鼎的信中自述：“岁除受命，本欲单骑之任，适海寇遽犯福之闽安，人情惊扰，寓居城外，相去密迩，遂有挈家之谋。上元日，起离长乐，又值阴雨连绵，山路崎岖，几于寸进。今已幸脱闽境，数日间可至上饶（信州别名和县治[5]），自三衢（衢州）登舟，顺流而西，度此月下澣之初，可到行在。”[6]
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1091—117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福州永福县人。[7]李纲出任宣抚使，救太原时，据张元幹后在李纲祭文中说：
奈何反挤公，则有河东之役。仆尝抗之曰：“榆次之败，特一将耳，未当遽遣枢臣。此卢杞荐颜鲁公使李希烈也，必亏国体。”且陈以祸福利害，退而告公。公虽壮我，而为我危之。既不及陪，属同列有择地希进之诮，即投劾以自白，议者犹不舍也。是岁秋九月，卒与公同日贬，凡七人焉。流落倦游，回首十有四载于兹矣。[8]
可知当时张元幹也随李纲贬官。南宋时，张元幹“辛亥休官”，[9]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年方四十一已致仕”。[10]张元幹在李纲祭文中又说：
辛亥至己未（绍兴九年），九载之内，公多居闽。岁时必升公之堂，获奉觞豆间，乃登高望远，放浪山巅水涯，相与赋诗怀古，未尝不自适而返。若将终焉，无复经世之意。迨夫酒酣耳热，抚事慷慨，必发虞卿、鲁仲连之论，志在忧国。
反映了彼此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张元幹“寄李伯纪丞相”的《贺新郎》词，是其爱国词的代表作：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欲飞举。[11]
判断此词的写作年代应有两句。一是“十年一梦扬州路”，宋高宗自建炎元年将行在迁到扬州，到绍兴六年，正好为时十年。二是“过苕溪，尚许垂纶否？”按李纲自建炎元年罢相，只有在绍兴六年二月，赴行在临安府，朝见宋高宗。[12]“过苕溪”，苕溪是乌程县的溪流，可作湖州之别名，[13]垂纶即是垂钓，应是使用姜尚“垂纶于渭滨”[14]的典故。当时宋廷的抗金气氛较为高涨，张元幹期盼李纲朝见后复相，如周代姜尚那样，举恢复之大计。但决定权是在皇帝，故有“尚许垂纶否”的问话。此后又有“风浩**，欲飞举”之语，在他看来，当时的抗金形势颇好，正是国士们有为之际。[15]并非只有张元幹一人，很多爱国士大夫都盼望李纲再相，“国人诵言，公去必复，图回开济，扶危定倾”[16]。“公逸祠宫，无虑十年。人皆谓公，宜在庙堂”[17]。“世方望公，在君左右，克终往绪，光复先业”[18]。当然，张元幹等人期望宋高宗复相李纲，根本上只是幻想。
李纲此次赴临安朝见，共面对三次。二月“二十四日，到国门”，宋高宗“特御内殿，三赐引对”。第一次在二月二十五日，第三次在三月初一日，“朝辞，得旨引见，上殿”。李纲对此次朝见，无疑是作了最充分的准备，“所进呈札子凡十有六”[19]，包括《论中兴札子》《论金人失信札子》《论襄阳形胜札子》《论和战札子》《论朋党札子》《论财用札子》《论营田札子》《论赈济札子》《论江西军马札子》《论江西钱粮札子》《论虔州盗贼札子》《论福建海冦札子》《乞宫祠札子》《论常平札子》《议迎还两宫札子》《辨余堵事札子》，今存于《梁溪全集》卷81和卷82。
《论中兴札子》强调说，“势有强弱，事有成败，虽弱而有可成之机，虽强而有必败之兆，顾其理之如何耳。譬如医者之疗病，不问形之壮羸，惟察脉之治否。兴亡之理，何以异此？”只要措置得当，“因利乘便，大振天声以临之。臣将见四方响应，飙举云集，沛然有不可御者。中兴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20]。李纲此奏主要是批判中兴无望，只图苟安之说。
《论金人失信札子》其实是针对宋高宗多次说难兄宋钦宗、李纲等失信于金人，“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国；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义之说以责我。吾之人谋回遹，方震怖之不暇，岂敢与之争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与夫将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辩也”。“愿陛下降臣此章，与大臣熟议，发德音，下明诏，详述自宣和、靖康以来，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与夫将士、兵民周知其故，晓然不疑。庶几在我有辞，人百其勇，士气日振，戡乱定功，莫此为先”[21]。
《论和战札子》再次批判遣使求和，“中国为和所误者多矣，十余年来，持和议之说，一切苟且，希冀万一者，何其纷纷也！夫靖康之间，彼以敌国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来，见于文檄，彼其待我者为如何？乃欲恃和议，以为自安之计，其可乎？况仇雠之邦，不共戴天，卑辞重币，祇自取辱，何益于事！惟当修政刑，明赏罚，选将帅，治军旅，备器械，利甲兵，峙糗粮，积财用，士气既振，乘机大举，以恢复中原，是战之可成中兴之业”。“夫胜负兵家常势，大计已定，愿无以细故动揺，益务自治自强。如汉高祖之坚忍，乃可得志，倘或且战且和，如六国之朝从而暮横，臣愚未见其可也”[22]。
如前所述，李纲特别重视襄阳府在反攻中原中的战略地位，《论襄阳形胜札子》说：
惟襄阳地接中原，西通川、陕，东引吴、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临京畿，密迩故都，后负归、峡，蔽障上流。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
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然驻军岳、鄂，未闻前进。岂不以自兵火以来，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尽，而粮饷难于运漕故耶？
臣观自古有意于为国家立功名之人，如刘琨、祖逖之徒，未尝不据形胜，广招纳，披荆榛，立官府，履艰险，攻苦淡，积日累月，葺理家计，然后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无此理。愿诏岳飞，先遣将佐、军马及幕府官，径趋襄阳，随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纳西北之民，措置营田，劝诱商贾之伍，懋通货贿。稍稍就绪，然后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诸郡，如金、房、随、郢见属我者，可以抚绥；如陈、蔡、许、颍见从贼者，可以攻取。不过年岁间，必有显效。如谓屯兵聚粮，运漕为难，则汉江出襄阳城下，通于沔、鄂，漕运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当以兵护粮船，使贼不得抄掠，则吾事济矣。今日天下形胜，臣愚以谓无出襄阳之右者。[23]
然而在事实上，岳飞后虽曾一度以大军进驻襄阳府，却终因后勤困难，最终仍只能以鄂州为岳家军的大本营。
李纲在离开临安前后，又另上札子，再次申述对用兵的各种具体建议，他特别指出：
臣蒙陛下面谕，以数十年来，训练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询之士大夫，咸以为然。区区愚虑，尚有可疑者，以谓吾之士卒，初未尝与大敌力战，则欲保其临敌用命，无奔溃之虞，犹未易也。金百炼则为精金，卒百战则为精卒。故臣欲试之山东者，使战得一胜，则士气百倍，乘破竹之势，所向无前矣。
臣昨在靖康中，与闻国论，当是时岂不愿和，但欲和得其是，则两国生灵，皆赖其利。今日朝廷之议，臣虽不得而与，然闻之士大夫，亦颇得其梗概矣。臣素以治兵为然，岂不愿战，但亦欲战得其是，则中兴之业，自兹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识者，孰不愿陛下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而早致中兴之功。独议和者不然，袖手旁观，惟觊一有差失，以售其说，臣愿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胜，而无为议和者之所幸。天下不胜幸甚。
臣窃谓朝廷用兵，有横议沮师者，罪固不可赦。至于陈献利害，欲弥缝阙失，助成大功，则宜特留圣意，曲赐嘉纳。庶几有智虑者，皆愿自竭，有补国事，伏望圣察。[24]
南宋在绍兴四年先后取得仙人关、襄汉和淮南三次军事胜利，绍兴五年，岳飞又瓦解了杨么叛军，南宋的国力确有上升之势。但李纲仍深知宋高宗志在苟安，而不在抗金，尽管在表面上，朝廷似乎抗金气氛高涨，而皇帝其实根本不可能有坚定的抗金之志。他生怕皇帝的苟安之志逢机必发，加之“议和者”“售其说”，“横议沮师”，而不得不先事劝诫。这表明他的见识和谋略，确是在同时的侪辈之上，不愧是当时最高明的政治家。往后的历史演变，更是证实了李纲的先见。
二、赴任后的艰难经营
李纲致赵鼎信中说：“某已于二十（三）日到界首，交割职事讫。”[25]他另上奏称“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营田大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洪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职事讫者”[26]。说明他在三月二十日后，进入江南西路界抚州金溪县界，即行“交割职事”[27]。“四月一日，至洪州”[28]。又李纲四月初六日所写致赵鼎信说：“某已次豫章，交割职事。”[29]豫章是江南西路首府洪州之别名。[30]
按宋制，一路军事长官为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往往由文臣担任，简称“帅”，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兼本路首府的知州和知府。前引李纲奏，为他实职差遣之全称。因为他前宰相、观文殿大学士的资历出任，故使名特高，改为安抚制置大使，而权限其实仍是一路之帅。江南西路，宋时已简称江西，其面积比现在的江西省略小，主要是东北的饶州、信州和南康军属江南东路，而今属江西省。
事实上，李纲在朝见时，已有《论赈济札子》《论江西军马札子》《论江西钱粮札子》《论虔州盗贼札子》四奏，专谈江南西路的政务，提出本路缺粮，军力不足等情况和应对之策。他到任后，在谢表中说：
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长淮之境，屡更兵火，继以旱灾，流移众而田莱多荒，科敛烦而财力耗屈。欲御寇，则军马单弱；将养兵，则帑藏空虚。疆埸弗宁，盗贼未殄。付以捍患御灾之政，宜得通方适变之才，顾臣何人，乃预兹选。[31]
此表以骈文描述了江南西路所处的困境，表明李纲更深深地感受到了一路政务的重担。今将李纲在洪州和江南西路的施政分述于下。
1.处理荒政，减轻税负，恢复生产，整顿财政
李纲“抵豫章，行四月矣。初至之日，适当旱暵之余，仓库匮乏，饥民满野”。他必须“料理钱粮，推行赈济，虽细务，率皆躬亲”[32]。他又“差干办公事韩岊前去诸州军，点检奉行宽恤事件。续据本官申，筠（今江西省高安市）、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系灾伤最甚去处，有不曾逃移人户，缘灾伤，草贼侵扰，死失佃户、耕牛，阙乏谷种”[33]，上述三州军“系灾伤最甚去处”，甚至连拥有佃户的地主，虽未逃移，也难于经营田产。李纲在上奏和致赵鼎的信中，对江南西路当前最迫切的灾荒和缺粮状况，以及自己的应对措置，作了更具体的叙述：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职事，延见父老，询问民间疾苦。皆云去岁旱伤之后，谷价翔踊，民间乏食，第三等户止是食粥，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见催绍兴四年积欠，无从可出。臣契勘下户积欠，有一二十户合纳一石者，虽数目不多，然民无从出，复有公吏须索之扰，情实可悯。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灾伤路分第三等已下人户绍兴四年积欠，特与蠲免，或权行倚阁，候秋成日随苗送纳。[34]
伏见湖南安抚大使吕颐浩，近蒙朝廷于邻路广西州军支米三万石应副。窃缘本路旱伤阙乏，与湖南路事体一同。今来若不申告朝廷支降，委是无可赈给，下户饥民不得趁时耕种同，将来秋成，更无指准。伏望圣慈详酌，特降睿旨，许依吕颐浩之例，于邻路江东或两浙州军支拨米三万石，许本路差雇人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拨赈给。庶几实惠可及下户，将来岁事有望，不致阙误。[35]
江西去岁旱灾，次于湖南，而南昌视一路为甚，流移至多，道路相望，田亩有至今未耕垦者，绵亘阡陌。询之父老，以谓前此未尝有也。中、下户往往乏食，牛具多已不存，种麦亦甚稀少，未知向去何以接济？虽蒙朝廷许拨饶州上供米一万硕，本路遣人船般取，得回报云，已支遣尽。抚州、建昌军万四千硕，比到，亦只存数千硕。劝诱上户，数亦不多。此去秋成尚远，赈济殊为阙乏。已具奏，乞于浙西、江东朝廷有米斛处，支拨三万硕。本路自差人船般取，仍得严戒诸郡应副，庶几不失指准。[36]
本路唯临川、建昌去岁薄熟，今春耕种，亦渐成次叙。赣上虽稔，然颇为盗贼所扰，民顽，多不输纳。自余诸郡率皆旱灾，下户种艺无本，田业多荒。而豫章仓库空匮，尤可骇，赡养官吏、军兵，钱粮既无指准，而赈济斛 又复阙乏，深虑将来有误岁计。近被亲笔诏书，令劝谕停蓄之家，减价出粜，既已奉行，已措置劝民入纳，专欲以赈济，给下户之无本者，但恐所得莫能遍及。已具状奏，及申朝廷，乞降钱米，以济目前之急。[37]
本路近来雨泽沾足，但下户乏本种田，殊可矜念。州县所养，多坊郭游手之民，虽能全其性命，不填沟壑，然不若实惠及农夫，使将来有秋可望。前此累尝拜恳，乞于邻路有米去处，支拨三万硕，正为此曹设也。万一朝廷阙米，辄援吕相（颐浩）例，乞支降茶引十万贯，当自招诱客旅，趁此时入纳，应副赈贷。[38]
江南西路在绍兴五年旱灾，虽然稍轻于荆湖南路，但如何救济，争取在绍兴六年得到丰收，是李纲赴任之初关注的中心。他上奏提出：
今来劝诱上户及积米之家，减价出粜，止是可济有钱籴米之人。其流移饥民与下户无钱籴米之人，官中见行赈济，支过米数已多，前去秋成尚远，难以接济。今措置委自知、通、县令，多方劝诱上户及有积米之家，如有情愿纳钱米入官，以助赈济者，许以其入纳之数，陈乞官告、度牒之类，依价折还。一户所纳价直不足，即许众户结甲，同共细计陈情，其入纳数目浩瀚之人，当议特行奏请，优与推恩。[39]
用卖官、卖僧道度牒的方式，“劝诱”地主们出粜余粮，以度灾年。这固然是宋朝常用的办法，却也见效。李纲“自到本路，与监司协力，行移州县，凡有流徙阙食之民，通融斛斗，尽令给米收养，共赈济五万九十二人。又给历州县，遣官检察，令劝诱积米之家减价出粜米、麦、谷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他为此上奏说：
臣到任之初，米一升价钱至一百三、四十文。近来雨泽沾足，早禾已熟，米价顿减，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将来秋成，决有可望之理。此盖陛下勤恤民隐，至诚恻怛圣德，感召和气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亩有不曾种莳者甚多，人情方苏，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宽假，有以涵养之，乃为得计。[40]
此外，他还请求皇帝说，“况本路所管诸州，去年亢旱尤甚，洪、吉、筠、袁、江、抚州，兴国、临江军皆是灾伤至重去处。所有第四等已下人户，多是贫困，官中见行抄札，给米赈济之人，何缘更有积蓄，非时预行输纳”。“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本路灾伤州县合起折帛钱，依条限催纳，其不系灾伤去处，自依今来立限指挥。庶几下户得被实惠，不致逃亡。臣已行下灾伤州县，更切听候朝廷指挥外，见不妨本职待罪”[41]。也就是说，他先“行下灾伤州县”，依己见处理，而自己以“本职待罪”。为了减轻百姓税负，李纲给右相张浚公文说：
纲窃见自军兴以来，取于民者非一，降官告，给度牒，卖户帖，理积欠，折帛、博籴、预借、和买，名色甚多。当此旱灾之余，民力已困，诚愿朝廷讲求理财之道，救弊核实，开阖贸迁，使不敛于民，而用度足，乃为长久之计。[42]
此外，李纲又上奏，请求将本路“桩发淮衣[43]绢二万四千余匹”，予以“蠲免”[44]。关于户帖钱的杂税，他也请求“许将去年旱伤及四分以上州县，未卖户帖价钱，分作二年，随秋税起催给卖。如人户情愿以米斛依本处市价，抵斗折纳者，听，更不收纳加耗，凑作和籴之数起发。庶几稍寛民力”[45]。
幸好绍兴六年迎来了丰收，“赈济就绪，雨旸调适，遂成丰年”[46]，“早稻倍获，秋田可望，米价顿减，物情少苏”[47]。李纲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追忆说：“米尤可惜，去岁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十数文。”[48]到绍兴六年岁末，尚书省奏：“湖南制置大使吕颐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纲抚存饥馑，招集流亡，甚称朝廷委寄之意。”，于是宋高宗“赐诏书奖谕”[49]。绍兴七年“春夏间，雨晹以时，早田既登，入秋顿阙再泽，已觉亢旱，祈祷虽应，殊未沾足”，李纲又“深虑晩田不免旱伤”[50]。他报告宋廷，叙述了江南西路经济恢复的实情：
江西一路，自兵火残破之后，又经旱灾，人户凋耗，虽去年稍得丰稔，人户未尽归业，田土荒废尚多。谓如洪州分宁、奉新等县，人户所存，才有十之三四，其余县分，号为多处，不过十之六七。通一路计之，多寡相补，才及承平之半，税赋自然难以及额。[51]
可知一直到绍兴七年，江南西路的户口大约“才及承平之半”，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手工生产水平下，户口多少，其实就是经济总量的指标，距离完全恢复，尚须时日。经济虽未恢复，然而在战争年代，人民赋税负担却多于往时。“照对上供米数，旧额一百二十六万九千石，会计绍兴六年一路实催秋苗，止有九十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虽蒙减免上供一十六万九千石外，犹有一十一万六千石，系是实催苗米外虚数，无所从出”[52]。
绍兴七年，江南西路“自春夏以来，雨晹以时，布种甚广”[53]。但洪州“自七月以后不雨”，“晚田已是亢旱”[54]，“螟螣渐生，岁事殊可虑”[55]，“本路春夏之间，雨晹调适，早禾已自成熟，收割了当。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56]。李纲为此上奏，“窃见朝廷近降指挥，受纳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窃虑既不籴纳早米，晚稻又失指准，有误大计”。请求皇帝“令朝廷更赐详酌施行”。[57]他还上奏批评说，“前年江、湖、闽、浙尝苦大旱，流离失业，殍踣相望”。绍兴六年“岁大丰穰，民以安乐。自经一稔之后，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意民间之有蓄积，百色诛求。上供不以实数，而以虚额；和籴不以本钱，而以关子。丝蚕未生，已督供输；禾谷未秀，已催装发。州县困于转输，文移急于星火，官吏愁叹，闾里怨咨。感动天心，旱灾复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广，岁且艰食，人情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寛，则军食阙矣；欲军储裕，则民财匮矣”。“飬兵之费，有増无减，坐致耗屈，竭（取）于民，谓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为陛下寒心者也”。他提出“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为先也”[58]。李纲上奏：
江西一路去岁旱（暵），及虔、吉州盗贼连年作过，全赖州县官抚摩讨捕。其州县官有事故，阙员去处，乞许差辟一次。其老疾疲懦不职之人，乞许本路择能吏，两易其任，各通理前任月日。其虔、吉州知县，乞依省罢法，许别行奏辟。
此奏得到批准。[59]然而在事实上，当时政治的贪腐，“上下恬嬉”，是任何清官，也包括李纲本人所无力解决的。
财政当然是地方政务的经济基础，李纲在艰窘的财政收入之下，只能筹划如何开源节流，据李纲自述，“洪州前此财赋所以匮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贫，用度广阔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诸县者，财赋之源，置而不问，每遇缓急窘迫之际，乃召县令，使之甘认应副，岂非倒置乎？”他自“自到任，将诸县合纳窠名钱，一切根刷见名色，将本县合支用之数，分拨窠名，存留应副外，自余并诸司钱物，并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违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县，委之刬刷，以此源源而来不绝。官、吏、军、民请受，并按月排日支给，军衣之类，亦前期桩办不阙”。“去岁初到官日，大宁仓米止有四石六斗，军资库钱止有二百余贯。今钱贯、米数颇多于前日，春衣钱亦已桩下二万贯”。最终，安抚制置大使司“金谷颇有积蓄，未尝有毫发敛取于民者，皆系措置回易，均节用度，收拾失陷所致”。他卸任前，“交割与权官钱约计七十余万缗，米计八万余石，州县之数不在是也”。“寸积铢累，以及此数，若不妄散，以陈易新，可以常为洪州之根本”[60]。他是在财用困窘的情况下，多方设法，才造成洪州财政稍有盈余的局面。
李纲固然扶病而尽心竭力，筹划江西和洪州的财政，但居然还遭受了流言蜚语，“群小造谤不已，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必欲中伤”。他不得不在给妻弟张焘的信中加以澄清：
本州去岁实催到苗米一十三万八千余硕，皆系上供及朝廷支用所得，以赡养官兵者，耗剩之数而已。正耗每硕三 （内五胜系转运司拨充明会耗），得二 五胜，为米三万五千余硕；省耗每硕二胜，为米三千余硕；占米加一折纳，得每硕一，为米八千余硕。此皆遵奉朝廷，非创例也。盘量出剩六千余硕，通计前项，凡五万二千余硕。而州仓月支官兵粮米，并诸县支遣，以岁计之，凡八万六千余硕。除所得耗剩米外，两次蒙朝廷拨到，共二万硕，犹侵支上供米二千余硕。见具奏，乞销破，今以奏检录呈。以此观之，所传加耗以敛民，一硕至纳及二硕六七，其可信乎？
本州夏税、和买绢，去岁粗恶，朝廷督责甚峻，且退回数千匹，责以赔纳。盖缘揽纳人与受纳公吏通同作弊，今岁不免约束措置，立定价值，犹减他州十分之三，他州十千有余，本州十贯二百。今录朝旨指挥，并退回绢数，立定价例文字去看。以此观之，所传拣择太过，至民间倍有所费，其可信乎？[61]
此外，绍兴六年二月，宋廷“置行在交子务”，发行纸币交子，[62]立即招致一些官员的反对。李纲也致公文札子给右相张浚说，“窃谓交子之法，行于四川则为利，行于他路则为害”。“交子之行，止凭片纸，民间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民折阅，转卖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贱价停蓄，坐享厚利，争竞既起，狱讼滋多，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某纲大观间，任真州司法参军、兼管常平仓库，是时朝廷推行交子之法，豪民挟形势户，竞以贱价得之，以代见钱输纳，官司不敢不受。应系官钱，悉是交子。其后觉知不便，从而改法，仓库见钱为之一空。由此观之，非独不便于民，而官司尤甚”[63]。宋廷最终在五、六月罢交子，[64]这也是李纲所做的一件好事。
2.召集军伍，创置军营，缮治器甲，镇压盗贼
江南西路安抚司原有的若干支军队，包括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统领丘赟所部，近一千五百人，都先后拨入岳家军。[65]李纲鉴于本司兵力单薄，只能上奏，请求招兵和调拨军伍。他的《措置招军画一奏状》，详细报告了招军打算，还有必需的钱、粮、、绢、麻布之类预算数额，又谈及军器，说：
契勘本路帅司以前自造到器甲，昨系本司统制官祁超等军马关借披带使用。其逐项官兵，节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飞军前，尽数将带前去，见今阙乏。今承朝廷指挥，合用军器，令帅司一面措置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具条申取朝廷指挥。本司见开坐名件，行下诸州，令依应造作外，所有合用钱物，欲乞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应副支用。候将来支绝日，再行申请。[66]
李纲在致李光的信中谈及对洪州兵力单薄的担心：
修营房三千余间，见裁减、修治城壁，种种稍就绪，但所乏者军马耳。搜裒一路系将、不系将兵，近五千余人，数日前，辟广场大阅，器甲、旌旗皆一新。观者谓前此未之有，然皆乌合新募之众，何足倚仗？姑可以张声势耳。请兵于朝，不知次数，庙谟方谓屯重兵于淮、淝、襄、汉，此方为内地，兵不必遣。此大不然，兵家乘间，正如贼风之中人，避坚攻脆，声东击西，于不必防处政须著力。今王师布置疏阔，初无相应援之理，淮西既无屏蔽，沿江千余里要害之地，又无兵可以控扼，措置如此，岂不殆哉！[67]
可知李纲对江南西路的防卫，极为忧虞，“江西兵将，单弱之甚，沿江要害去处，并无兵可以控扼”[68]。他为此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增强本路军力。
任士安部曾随经李纲自福建移屯荆湖。岳飞平定杨幺后，任士安部并归岳家军。经李纲争取，“朝廷许辟左武大夫、吉州团练使任仕安充”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司都统制。[69]李纲相当器重任士安，特别在致张浚信中说：“任仕安老练兵事，粗细皆可使，但性颇褊急，故为其伍所不喜。昨在福建、湖湘，屡立奇功，中间废罢，实为无辜。某去冬警急之际，辟充本司都统制，委之训练，备见宣力。方朝廷多事之际，武夫中如仕安，未易多得，置之无军马可统之地，实为可惜。望相公特与收拾，湔洗用之，必有可观。”[70]他最终重新编组了安抚制置大使司的前、右、中、左、后五军。他“屡次申陈，蒙朝廷差到李贵、步谅军马各千余人，今（绍兴七年）秋并勾赴本司教阅。以申世景将本军为前军，贾和仲将诸州起发隶将、不隶将兵为左军，任仕安将洪州禁军为中军，李贵、步谅各将本部兵为右军、后军，共六千余人，团结教阅，军声粗振”[71]。
在编组军队的同时，也必须解决军营和器甲的问题。李纲说：“有营房，然后士卒可用。”[72]“洪州自兵火之后，营房并无存者，厢、禁军与民杂处，不可钤束”。李纲遂下令“建置营屋，大使司支钱，与诸州收买木植，及令诸司根括户绝抛弃屋宇，拆移改造，置营房三千余间，并系瓦屋。除拨付本州厢、禁军逐营外，造客军营房一所，五百余间”[73]。尽管李纲创置军营，但当地“士卒营居、市居相半”的状况，实际上仍持续至南宋中期。[74]
由于原江南西路的大部分军队归并岳家军，“倂与器甲、军须，一切席卷而去”。李纲上任之初，“检视甲仗库，空空如也”。他不得不上“奏朝廷，乞降告敕，以渐制造，督责两作院，严其课程，又分委诸州制造”。李纲为此申请“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应副支用”，却“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应副，即乞将官告并助教敇牒准折价数支降”。到他罢任时，“已积三千余副，金、鼓、旗帜、弓、弩、刀、枪之类，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战船、战车、三胜弓、合蝉弩等”[75]。洪州驻军“前此并无教阅之所，为造新兵射厅及阅武堂。防城器具之类，不可无安顿去处，为造东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库两所，共四十间”[76]。
自从岳飞在绍兴三年平定吉州和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的叛乱后，江南西路仍发生若干小规模民叛。绍兴七年初，李纲报告宋廷，“本路虔、吉、筠、袁、抚州，南安、建昌军等处，常有盗贼结集作过。其初微细，正縁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缉捕，渐至滋蔓”。“近日虔贼谢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张大闲、周十隆等见在永丰、兴国县界首作过”[77]。“近日虔贼谢小鬼等八头项，约四千余人，冲突侵犯，逼近州城，残破吉水、永丰两县，为害甚大”[78]。到了二月二十五日，李纲又报告说：“虔寇已遣本司兵将会合讨捕，剿殄数项，亦有受招安者。余党渐归巢穴，目前粗定。深虑官军既退，复出为恶，已留兵屯庐陵，及檄虔守措置。”[79]
六月二十四日，他又报告说：“本路盗贼，除虔州、南安军数头项，已委张龙图、[80]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抚、筠、袁、临江军十余头项，本司遣发兵将，渐次招捕，皆已获其首领。筠贼熊清害捕盗官，尤为凶暴，幸已就戮。见督巡、尉搜捕残党。惟吉寇李安净者，最号狡狯，难于擒讨。近增兵前去措置，势已迫蹙，愿就招安。”后李安净也被捕获。[81]李纲还特别为余应求和张觷请功，说：
契勘本路提点刑狱公事余应求、虔州张觷自到任以来，夙夜究心，同共协力措置，施设方略，遣兵杀获凶贼刘宣、温铁弹、罗十二、刘四花、魏照等贼徒，及生擒贼首刘洪，并招安到久不败获贼首周十隆、谢小鬼、赖十九、丁二十一、刘动天、谢先、谢聪、罗动天、尹宝、张大闲、方叔公等头项，（火）数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远去处，尚有些小败残徒党，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来盗贼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备见宣力，委有功效。[82]
余应求与李纲在北宋末年的关系，前面已提及，南宋初，他“与李纲连姻”[83]。张觷与李纲在此前也有交往和通信关系。[84]李纲举荐，以张觷取代孙佑，“守虔，必有显效”。“所荐张觷，非以尝识其人之故，实以智略材术，正可治虔”[85]。
正是由于“虔寇”的活动，李纲“以盗贼纷扰之故，屡次申陈”宋廷，才终于组建了安抚制置大使司的五军。[86]
绍兴七年四月，宋高宗因李纲“典藩踰年，民安盗息”，文阶官由从二品左银青光禄大夫“特迁”正二品左金紫光禄大夫。[87]
3.修筑城池，建设官衙、仓库等
李纲为了洪州的修城，也支付了很多心血。“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内，经金人残破之后，不曾修治，城壁摧毁，壕堑堙塞，并无楼橹、器具。兼城北一带，皆无民居，尽是荒闲田土，地步阔远。又城外积沙，高与城齐，可以下瞰城中，缓急难以防守”[88]。绍兴七年正月三十日，李纲在致张浚信中说：“今安抚司并洪州诸事，粗已就绪，惟修城一事，不欲劳民，随宜措置，以徐图之。楼橹、器具悉皆新创，异时成就，实为永利。”[89]他与宋廷商议，决定了“裁减、修治城壁”[90]的方案，上奏说：
今委武功大夫、权本路军马钤辖武登相度，合行裁减。自洪乔门至崇和门取直，修筑新城，开堀壕堑，却将旧城裁减，充防捍江水堤岸。又旧城向北一带，自来上有涨沙为患，几与城齐，难以措置。今来存留旧城为堤，亦可以捍隔涨沙，为永久之利。
检计到合用工料、木植、砖、灰等，本司已一面那融，兑支钱物，计置收买材植、物料等，创造窑务，烧变成砖。又用砖数多，勾到南昌、新建两县窑户，高与价值，每一口砖，计价钱二十文（足），令结揽烧变，应副使用。及于诸州刷壮城兵士，量行差拨，及本州壮城、牢城厢军等，相兼修筑。又缘工料浩大，窃虑迟延，已将洪州管下县分，应干僧寺、道观有常住物业者，纽计税钱，量差夫力，本司支破钱米，贴助修筑。并不调发逐县人夫，亦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91]
由此可知，李纲对修城的规划，到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准备，考虑相当周详，并且尽可能不扰民，“不调发逐县人夫，亦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绍兴六年九月初七日，他又为此致信赵鼎说：
本州城壁，久不修治，类多颓毁，又太阔远，自城北一带皆是空闲去处，难于保守。累具状申朝廷，乞降度牒，措置修葺，及截去阔远空闲去处，未奉指挥。今时月已迫，不免将安抚司钱米那兑支用，收买材料，烧变砖甓，及工役夫力，并不及民。谨具图申呈，伏望钧察。所乞度牒，并昨蒙朝廷指挥，令制造军器，合用钱物，亦累具申请，併望行下支给。不胜幸甚！[92]
恭依前项圣旨指挥，相度到合行裁减，自洪乔门至崇和门取直，修筑新城，开掘壕堑，却将旧城裁减，充防捍江水堤岸。
臣一面兑那本司钱物，计置木植、砖、灰等物料，于诸州刷壮城兵士，量行差拨，及本州壮城厢军，并于洪州管下县分，应干僧寺、道观有常住物业者，纽计税钱，量差夫力，各自支破口食粮米，相兼工役。已节次具因依奏闻去后，续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敕二十二道，应副变转支用。
自绍兴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创新截筑城身，长七百一十二丈五尺，（根基）阔二丈五尺，面收阔一丈八尺，并护膝墙女头，通高二丈二尺，表里并用砖裹砌，及墁砌城面，炮台、墁道、瓮城，亦系用砖裹砌。计用过新砖一百余万口，并系置窑烧变，并令窑户断扑供应。及于城外开撅周回壕河，计长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阔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马面、敌楼，大小共一百余座，计六百六十余间。及计备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笓篱牌、狗脚木、炮座、檑木等，修盖诸城门楼一十一座，瓮城两所，钓桥四座，防城器具库屋两处，计四十间，并皆齐备。
据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修城毕工，已将寺观人夫等犒设放散外，其有所用钱粮，收买砖、灰、木植等物，尽系本司措置应副，并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93]
李纲离任，与后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光交代时，又对修城一事作了若干补充，说：
因朝廷有蹙减指挥，具奏条陈利害，且乞给降空名告敕等，得旨，给空名告敕五万贯。自去年收买木植，烧变砖甓等，至今春兴工，止是本州厢军壮城及他州刬刷到兵卒，共五百余人，渐次修筑。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观庄夫，以助工役，日给钱米，月有犒设，皆大使司办给，并不支用漕司经费。至十一月半毕工，为城七百二十丈，壕与城等，为楼橹一百二十余座，计七百余间，为城门十有一所，计三十余间，器具、（笓）篱、炮座等，并旧城皆一新。未尝调发民户一夫，无颗粒分文敛于民者。用新砖百二十余万口，皆自置窑烧变，及令窑户高价揽扑。[94]
李纲主持修城，“用度既省，处画有序，不扰而办，城高池深，民有所依”[95]，终于在其任期内完成了洪州城的裁减和重修。[96]洪州城原来周长三十一宋里，共有十六门，其中十门滨江。此次李纲修城，“缩其北面”[97]，把北城墙南移，并且毁废了四门，只剩下十二门。[98]后真德秀称赞李纲“整治城郭，团结军伍，威声隐然”[99]。
李纲鉴于“洪州素无吏舍，止以设厅前廊屋为之，难以检察”。他“规度都厅之南，造吏院三十间，以居群吏”。当地“无馆宾客之所，为置候参谋宅，以充行衙”。他又新建仓廪，“以设厅前旧吏舍，分置甲仗、激赏、营田、仪从、添赐等库。下马门外，旧皆草屋，为造房廊数十间，收其直，归公使库”。“大丰仓自兵火后，全无屋宇，为造新厫八座，计四十余间，以贮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此外，李纲又新增州学校舍，“州学旧未全备，为増修两廊斋舍等五十余间”。[100]
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终，已及一年五个月。适值旱岁，遵奉圣旨，赈济劝粜，以活饥民。又依廪朝廷指挥，招填军额，建置营房，修筑城池，缮治器甲，增修官府，创盖仓库，催发钱粮，招捕盗贼。皆系纲逐一躬亲措置处画，心力殚耗，幸已就绪。[101]
他说自己“逐一躬亲措置处画，心力殚耗”，确非虚饰政绩和辛劳。
4.联系和支援岳家军，协调军务
绍兴二年，岳飞平定曹成后，六月，宋廷下令，岳家军自荆湖返回江州屯驻，他率本军应于七月起离荆湖南路。[102]李纲却在“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103]。估计双方失之交臂，未得会面，此后也无缘相见。但如前所述，李纲出镇荆湖的途中，已相当赏识岳飞，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岳飞自绍兴五年平定杨幺叛军后，历任荆湖北路、襄阳府路招讨使，后襄阳府路复旧名京西南路，又任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和宣抚使。他的军事辖区与李纲主政的江南西路毗邻。事实上，李纲离荆湖退闲后，岳飞仍与他有书信往来，如在绍兴四年岳飞克复襄汉，即给李纲写信报告，李纲在当年九月二十二日给吕祉的信中说：
数日前得岳侯书，已退师岳、鄂。不知新复之地，以何人守之，秪付之数偏禆，果足恃否？[104]
李纲赴任江南西路，彼此往还更为密切。“岳家军的军需主要由江南西路，其次是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路供应”[105]。就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而论，江南西路高于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和京西南路，[106]江南西路成为岳家军最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势所必然。绍兴六年，江南西路“共实合发米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依准逐次所降指挥科拨，内二十万石应副（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四十万石岳太尉，三十万石张少保（俊），十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斗六升三合就支外，只有三十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系元拨付江州，及改拨行营左护军米，应副老小”[107]。可知江南西路的粮米不仅供应岳家军，连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和张俊的行营中护军也须供应。
除了粮米之外，江南西路“毎月应副岳飞大军月桩钱九万余贯，自来系以轻赍、金银，相兼见钱起发。昨缘湖北随军运判刘延年移文，只令起发见钱。自后诸州不惟艰于应办，其装法靡费，亦不易出”。绍兴七年，李纲说：“到任以来，催督至今，共起发过一百七十余万贯。”[108]李纲给李光的公文说：“月桩钱最为难办，本州应副岳飞月六千余缗。”[109]这是指洪州一州。他又说：“诸州所入财赋有限，并系转运司括责扣拨，令认定月桩，应副岳飞等大军支遣，除外别无赢余窠名钱物。”[110]
此外，还有军器等原料的供应，在李纲离任后，“江西今将绍兴九年分本路十一州军合起岁额上供军器，下项物料径赴转运司交纳，发赴岳飞军，自造军器：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112]。可知其数额也十分可观。
关于江南西路供应岳家军的运输路线，李纲上奏说，“契勘岳飞大军移屯襄阳，所有钱粮，并系本路应副，经由蕲、黄等州，自沔、鄂以趋襄汉，实以本路为根本，以蕲、黄等州为咽喉之地”。“诸路应副岳飞钱米，并津般至郢州交卸，势须先有重兵屯驻，及修盖仓库，安顿去处。又自汉、沔至郢州，千有余里，密迩伪境，须得军马防护，粮道乃可无虞”[113]。李纲设计应副岳家军的粮米供应，“每差使司回易官载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兑拨，应副岳飞军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费”[114]。
李纲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后，在抗金目标上固然与岳飞志同道合，在地理位置上，其辖区也与岳飞的战区唇齿相依。岳家军固然依赖江南西路的后勤供应，而江南西路也仰仗岳家军的防护。
岳飞宣抚司参谋官薛弼在北宋末年，“李纲定议守御，众不悦”，而薛弼“意与纲同”。李纲“救太原”时，薛弼说：“虏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纲不当去。”他因支持李纲而罢官。[115]今存《梁溪全集》中，有李纲致岳飞信四封，至薛弼信一封。至于岳飞和薛弼的书信，今已佚亡。李纲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江南西路的防卫，而担心金军和伪齐军乘虚渡江侵轶。他致赵鼎信中说：
契勘舒、蕲、黄三州，系听本司节制，实为江西蔽障之地。舒州系刘光世地分，蕲、黄州系岳飞地分，并不曾屯驻军马。欲乞朝廷特降指挥，令光世分兵二千驻扎舒州，岳飞分兵四千驻扎蕲、黄两州，皆听本司节度。庶几将来二大将移屯合淝、襄阳，本路不至为敌人之所窥伺。[116]
他在致岳飞信中也强调说：
累日来探报纷纷，皆谓虏、伪聚兵陈、颍，有窥伺淮西、江右之意。闻朝廷已札下使司，摘那一项军马，顺流前来九江，措置防守，必已颐旨遣发。本路以朝廷不曾拨到兵将，沿江要害去处，并无控扼，方以为忧，今得依芘，为幸多矣。更冀选择精锐，早与调发，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117]
方作书，欲遣人间，得转运司公文关报，使司已遣发官兵五千人，并车战船等前来蕲阳屯驻。方本路阙兵控扼之时，乃蒙调发军马，隔江照应，岂胜感戢。但九江最为本路要害去处，与舒、蕲对境，沿流一带，并无防守，皆系使司钱粮经由之地，不可无兵，以备不虞。如得更遣发三五千人屯驻九江，庶几一路可赖以保全，受赐非浅浅也。荷照之厚，必蒙应副。[119]
李纲致薛弼信，是在淮西发生郦琼兵变之后，关于此次兵变，后面另有交代。他说：
承谕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尉书，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后时。九江于今为上流重地，秋气之高，又近有郦琼淮西之变，岂得不过为备？沿江要害去处，并无一人一骑可以控扼。乞兵于朝，第云已委使司防捍，若必待警急乃遣，贼情狡狯，万一乘间捣虚，为其所先。探报往返，动须旬日，安得无噬脐之悔。今淮西新变之后，重以沿江无兵，人心忧疑。如蒙使司辍那五、七千人，先屯九江，以绝敌人之窥伺，以安人心之动摇，使某得赖余芘，何幸如之！平时荷太尉相照，正有赖于今日！[120]
在李纲看来，不仅是淮西的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和黄州（今湖北省黄州区），就是本路的江州和兴国军（今湖北省阳新县），也须由岳飞分遣本军守护，本路方保无虞。但事实上，金军和伪齐军根本上已无能力，冒险渡江，进犯江南西路。
前已交代，李纲是在三月下旬直入江南西路，四月到洪州。岳飞母姚氏则于三月二十六日病逝。[121]李纲得知此事，立即上奏说：“臣访闻岳飞已丁母忧，飞孝于其亲，将来朝廷起复、辞免，往来必费日月，伏乞早降处分。”[122]尽管两人并未相见，但岳飞是大孝子，李纲却早有耳闻，认为岳飞要求守孝丁忧，另一方要“起复”，势必大费周折，故请宋廷为此“早降处分”，以免耽误大事。他给岳飞的第一封信，就是为此专门劝说：
岳飞最终还是勉强服从朝命，率大军前往襄汉，“总戎就道”。七月至八月，岳家军举行第二次北伐，破伪齐镇汝军（大约是河南省鲁山县），复商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虢州（寄治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和伊阳（今河南省嵩县西南）、长水（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南）、福昌（今河南省洛宁县东北）、永宁县（今河南省洛宁县）。但因后勤粮运困难，只能返回鄂州。李纲被此次北伐所鼓舞，他于十月初二日写信说：
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间）不见汉官威仪久矣，王灵乍及，所以抚循之者无所不至，想见人情之欢悦也。继闻驻军襄、邓，其所摹画，想益宏远。朝廷遣使臣降赐轻赍者，络绎于道，本路漕司亦竭力办集钱粮，转达郢、鄂，比来想不至匮乏。所愿上体眷注，乘此机会，早建不世之勋，辅成中兴之业，深所望于左右也。[124]
他盛赞这次北伐为“十余年来所未曾有”，并非过誉。当年冬，金与伪齐军又大举进犯岳家军防区。由于后经宋高宗和秦桧举办文字狱之毁弃，岳飞的史料残缺其多，而《梁溪全集》卷92《乞遣兵策应岳飞奏状》还保留了一件岳飞发给他的原始公文，竟成了解此战唯一史料。李纲得知此事，立即转奏宋廷，又于十二月七日写信给宰相张浚说，“今者伪、虏侵扰上流，虽岳帅勇锐，深虑孤军难以独抗不测之虏”，“欲望朝廷遣发策应之师”[125]。
但他的顾虑还是多余了，岳家军在他发信前已经转入了反攻。但因准备并不充分，在大败敌人，进抵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坚城之下，决定旋即退兵，准备明年再次大举进击。李纲在十二月十八日两次致张浚信中说，“近得岳帅报，以偏师屡败敌人，然置蔡不取，已遂敛兵，岂有深意耶？”“自淮上王师屡捷之后，边境宁谧。惟襄汉之间，尚有出没，岳帅累挫其锋，防冬遂可无虞”[126]。
到绍兴六年冬为止，抗金形势总的说来，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李纲虽退闲三年，却一直留意人才的考察。他虽未与岳飞会面，而从各种听闻中，无疑已深悉岳飞的志向、品行和军事才能，故在上任伊始，即能说岳飞“孝于其亲”。现在经过彼此书信、公文等往返，岳飞北伐的军事行动，自然了解更深。李纲对岳飞寄予最高度的器重，他致信说：“窃承目疾为梗，迩来计已痊复。戎事方兴，朝廷以荆、襄大计仰成少保，愿言益励壮猷，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诚所望于左右也。”[127]他真心诚意地期盼岳飞养好眼病，“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这当然决不是客套话。在李纲眼里，中兴的期望，主要只能寄托于岳飞，而非他人可比。宋朝的官场有崇文抑武的传统积习，文臣往往自视高武将一等，甚至数等，瞧不起武将。李纲在绍兴二年，尚对岳飞有所不满和非议，而此时却期盼一员武将“为中兴功臣之首”，说明在他的思想深处，已完全抛弃了崇文抑武的传统积习。
[2] .《会编》卷168，《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乙卯，《斐然集》卷12《李纲江西安抚制置大使》。
[3] .《梁溪全集》卷79《辞免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状》，《辞免第二奏状》，卷80《辞免第三奏状》，《辞免札子》。
[4] .《梁溪全集》卷80《乞降旨閤门到日先次引见上殿奏状》。
[5] .《方舆胜览》卷18，《记纂渊海》卷10。
[6]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三书》。
[7] .张元幹户贯据《芦川归来集》卷10《宣政间名贤题跋》，王浚明称“永福张仲宗，国士也”。《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7《跋张仲宗送胡邦衡词》作“长乐张元幹”，乃后人追述，应以前一说为准。
[8] .《梁溪全集》附录三，参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6。
[9] .《芦川归来集》卷4《上平江陈侍郎十绝》序。
[10] .《芦川归来集》曾噩序。
[11] .《芦川归来集》卷5。
[12] .《要录》卷98绍兴六年二月癸亥，《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13] .《方舆胜览》卷4《安吉州》。
[14] .《魏书》卷72《阳固传》。
[15] .此词历来考证其创作时间不一，如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先生《唐宋词选注》第347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还有王兆鹏先生《张元幹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7册第471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都定为绍兴八年，前者说：“这时李纲知洪州（今南昌市），闻讯上书，反对和议，后罢居长乐。张元幹当时寓居福州，为李纲上书坚持抗金的精神所感动，写了这首词送他，表示支持。”以上两书之系年似可商榷。
[16] .《梁溪全集》附录三《薛待制》祭文。
[17] .《梁溪全集》附录三《邵抚干》祭文。
[18] .《梁溪全集》附录三《程尚书》祭文。
[19] .《会编》卷169，《要录》卷98绍兴六年二月癸亥，卷99绍兴六年三月己巳，《梁溪全集》卷84《论进兵札子》，附录一《年谱》，附录二《行状》下。关于李纲“朝辞”日，《要录》做三月己巳（二日），与《行状》差一天。
[20] .此奏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85。
[21] .此奏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22] .此奏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85。
[23] .此奏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85。
[24] .《梁溪全集》卷84《论进兵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25]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四书》。
[26] .《梁溪全集》卷85《谢到任表》，另见卷131《谢宰相制置江西启》。
[27]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庚寅。
[28]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29]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五书》（四月六日）。
[31] .《梁溪全集》卷85《谢到任表》。
[32] .《梁溪全集》卷128《与陈国佐司谏第一书》。据《宋史》卷379《陈公辅传》，陈公辅，字国佐，他在北宋末与李纲的关系，已如前述。
[33] .《梁溪全集》卷98《条具利害奏状》。
[34] .《梁溪全集》卷85《乞蠲免灾伤路分人户四年积欠札子》。
[35] .《梁溪全集》卷85《乞依吕颐浩例于邻路拨米赈济奏状》。
[36]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四书》。
[37]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五书》。
[38]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六书》。
[39] .《梁溪全集》卷86《画一措置赈济历并缴奏状》，《宋会要》食货59之27，68之59。
[40] .《梁溪全集》卷88《论赈济札子》，参见《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八书》。
[41] .《梁溪全集》卷86《乞将本路灾伤州县合起折帛钱依条限催纳奏状》。
[42] .《梁溪全集》卷103《与右相条具事宜札子》。
[43] .关于“淮衣”，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载《锱铢编》第511页：“淮衣和福衣是淮南和福建路的军衣，宋徽宗时，淮南转运司奏：‘本路合要军衣，系江、浙路供应。’淮衣和福衣是江、浙四路又一项负担。”
[44] .《梁溪全集》卷92《乞蠲免（淮衣） 绢奏状》，《宋会要》食货63之6。
[45] .《梁溪全集》卷92《乞将户帖钱分作二分随秋税起催给卖奏状》。
[46]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八书》。
[47] .《梁溪全集》卷128《与陈国佐司谏第一书》。
[48]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49] .《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丁未，《宋会要》食货57之19，59之28。《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所载为绍兴七年正月，盖以李纲收到奖谕诏之时为准。
[50]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四书》（六月二十四日）。
[51] .《梁溪全集》卷96《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52] .《梁溪全集》卷98《条具利害奏状》。
[53]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三书》（四月二十日）。
[54] .《梁溪全集》卷98《本路阙雨乞罢免奏状》。
[55] .《梁溪全集》卷128《与张子公舍人书》（七月二十七日）。
[56] .《梁溪全集》卷106《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
[57] .《梁溪全集》卷98《乞详酌见籴晚米奏状》。
[58] .《梁溪全集》卷98《乞益修政事札子》，《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59] .《宋会要》选举31之5。
[60]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62] .《要录》卷98绍兴六年二月甲辰。
[63] .《梁溪全集》卷104《与右相乞罢行交子札子》，卷124《与张相公第四书》。
[64] .《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乙酉。
[65] .《梁溪全集》卷82《论江西军马札子》，卷85《乞差兵将讨捕虔吉盗贼及存留李山弹压奏状》，《乞将丘赟下存留洪州军兵充亲兵奏状》，卷87《措置招军画一奏状》，《斐然集》卷17《寄张德远》。
[66] .《梁溪全集》卷87《措置招军画一奏状》。
[67] .《梁溪全集》卷127《与李泰发端明第一书》。
[68] .《梁溪全集》卷128《与陈国佐司谏第二书》（十月初一日）。
[69] .《梁溪全集》卷91《乞拨韩京等军马奏状》。
[70]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三书》（四月二十日）。
[71]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72] .《梁溪全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84。
[73]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74] .《诚斋集》卷125《宋故华文阁直学士赠特进程公墓志铭》，《宋会要》兵6之28—29。
[75]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卷105《申省乞将修城造军器度牒给降告敇状》，《申省乞告敇造军器状》。
[76]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77] .《梁溪全集》卷95《乞差赵不华等充招捉盗贼官奏状》。
[78] .《梁溪全集》卷106《申省相度吉州将兵状》，卷125《与张相公第十八书》（正月十五日）。
[79] .《梁溪全集》卷125《与张相公第二十书》（二月二十五日）。
[80] .按张龙图即张觷，参见《梁溪全集》卷106《申省应副张龙图米等状》。
[81]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四书》（六月二十四日），《与张相公第二十五书》（七月十一日）。
[82] .《梁溪全集》卷101《乞施行余应求张觷捕盗功效奏状》。
[83] .《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己亥。
[84] .《梁溪全集》卷120《与张柔直左司书》。据《宋史》卷379《张觷传》，张觷字柔直。
[85]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一书》（三月十五日），《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三月丙子误作“知处州”，卷112绍兴七年七月癸亥。又《梁溪全集》卷129《与张龙图第一书》《与张龙图第二书》《与张龙图第三书》《与张龙图第四书》《与张龙图第五书》，都是与张觷讨论平定盗贼问题。关于李纲支持张觷，而否决前虔州知州孙佑，可参《卢溪文集》卷28《与黄平国正字书》。
[86]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88] .《梁溪全集》卷101《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状》，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卷105《申省具截城利便无扰民户状》。
[89] .《梁溪全集》卷125《与张相公第十九书》（正月三十日）。
[90] .《梁溪全集》卷127《与李泰发端明第一书》。
[91] .《梁溪全集》卷105《申省具截城利便无扰民户状》。
[92] .《梁溪全集》卷123《与赵相公第十一书》（九月七日）。
[93] .《梁溪全集》卷101《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状》。
[94]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95]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
[96] .关于李纲主持修洪州城，参见王茂华先生《辽宋夏金时期城池体系研究》第三章《城址与城池考》。
[9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江西奏便民五事状》，《历代名臣奏议》卷97。
[98] .《嘉靖江西通志》卷1《城池》。
[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江西奏便民五事状》，《历代名臣奏议》卷97。
[100]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101] .《梁溪全集》卷104《与宰执乞宫祠劄子》。李纲称将“修举到前件职事，厘为六状，已具奏闻”，此“六状”今已佚失。
[102] .《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戊戌，庚子，卷56绍兴二年七月己巳。据《鄂国金佗稡编》卷19《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岳飞在七月初七日尚在荆湖南路永州祁阳县。
[103] .《梁溪全集》卷29《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
[104] .《梁溪全集》卷121《与吕安老龙图书》（九月二十二日）。
[105] .史泠歌《岳家军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二、岳家军后勤供应区和总领的设置，第166—17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6] .关于宋代江西的经济和文化，最详尽的作品是许怀林先生《江西通史》第五卷和第六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7] .《梁溪全集》卷96《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108] .《梁溪全集》卷98《条具利害奏状》。
[109]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110] .《梁溪全集》卷87《措置招军画一奏状》。
[111] .《鸡肋编》卷下。
[112] .《毘陵集》卷3《措置江西善后札子》。
[113] .《梁溪全集》卷88《催差军马札子》，卷103《与右相条具事宜札子》。
[114] .《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115] .水心文集》卷22《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宋史》卷380《薛弼传》。
[116] .《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七书》。另可参见《梁溪全集》卷87《乞兵于舒蕲黄州驻扎奏状》，卷91《乞令岳飞兵前来江州仍许听本司节制奏状》，卷92《乞降旨岳飞遵依圣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状》，卷128《与陈国佐司谏第二书》。
[118]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三书》。
[119]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四书》（十月十六日）。
[120] .《梁溪全集》卷129《与薛直老宝文书》。据《宋史》卷380《薛弼传》，薛弼字直老。
[121] .《鄂国金佗续编》卷29赵鼎《乞起复》。
[122] .《梁溪全集》卷86《乞催起岳飞军马札子》。
[123]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一书》。
[124]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二书》。
[125] .《梁溪全集》卷125《与张相公第十四书》（十二月七日）。
[126] .《梁溪全集》卷125《与张相公第十五书》（十二月十八日），《与张相公第十六书》（十二月十八日）。
[127]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四书》（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