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 六月二十二日
夜晚 九时
冷小曼一时三刻找不到住所。照老顾的安排，她在法大马路星洲旅馆租下房间。就眼下她的处境来看，并不十分适合在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出入。“但这是暂时的，”老顾说，“你要常常更换旅社，每家住两三天。”漂泊无定的感觉又一次在她心里滋生，让她对眼前的任务产生些微抗拒感，她觉得自己缺乏完成工作所需要的热情。至少是，她觉得照她目前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心思陪一个洋场小开看电影坐茶室呢？
老顾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退路，为此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她想她的确没有退路。从她当初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接受曹振武的求婚起，她就无路可走。也许更早些……也许是她命中注定……这样一想，她倒亢奋起来，倒变得专心起来。别瞎想！做你必须做的事！好像一个绝望的人，忽然专注于琐碎小事，就像即将沉没的轮船上的乐师，明知道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却对一小段复杂的和弦百般挑剔。
她挑剔起自己的演技来，就好像她每天晚上都是从摄影棚回到那个旅馆房间，精疲力竭。
此刻，她坐在梳妆台前，面对镜子沉思。她把室内的灯全关掉，打开窗，倾听骑楼下喧嚣吵闹的声音。街对面高挂着冠生园的霓虹灯广告，暗红色晕光笼罩着她。那张脸如今又神秘，又变幻无穷。她总是在这样的时刻回忆起白天说过的话，做过的表情。她寻思那样的坦承会不会显得太迅速，太不假思索？如果让疑问在热气氤氲的餐桌上空悬置半小时，会不会更好些？她在便笺上写字，列出她想提出的问题，从而能让自己在第二天更从容，不会一时把话题扯得没边，一时又怕时间来不及，慌忙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儿全问出来。倒不是怕人家会起什么疑心，这些情报对她和她的组织至关重要，这一点人家心知肚明。可她不想让会面呈现太过功利的气氛。她谴责自己偶尔的无精打采，鞭策自己紧张起来，把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手势都当成富有意味而意味含混的信号。
事后的总结使她越发亢奋。有那么几个瞬间，天赋优秀的演员才有的**会短暂从她身体中抽离，像是从脚底下的某个穴道被地底下一股力量吸走，转瞬渗透进地面，渗透得无影无踪。那种时候她就突然会感到气馁，好像从脑袋里跳出另外一个自己，审视着这个自己，会看出这个自己的形象和表情如此夸张，如此虚弱，如此缺乏说服力。
如果小薛有那么老练，如果这出戏能够用分镜头的方式展现在他眼前，也许他的确会觉得她有些夸张。故作矜持地瞟他一眼，忘乎所以地握着他的手，忽然像是想起什么来，又把他的手甩掉。一时间怒气冲天，再也不想听见他轻佻的玩笑。离开时扭头就走，走出十几步路却又回过头来，嫣然一笑。有时她望着天边冥想，有时扑在他怀里忧伤地掉眼泪，让温暖湿润的呼吸钻进他的衬衫纽扣缝里，钻进领子里——她不是从未和男人肌肤相亲过，她不是不知道这一招的杀伤力。
她发现连续不断的表演确实有某种奇妙的作用（也许可以把它叫作催眠作用）。如今似乎连他也夸张起来，像是他已找到她的情绪节奏，像是他要赶上这节奏，配合它，好让它更完美无缺，让这出戏变得更加辉煌。他也开始向她倾诉起来，有时候甚至显得比她更加严肃（好像严肃是他新找到的一种恼人的游戏）。他不是完全忘掉那些可笑的调情技巧，可由于他突然迸发的严肃劲儿，由于他把这些玩笑话说得特别夸张，特别假惺惺，事后赶紧反悔，安慰她，好像自己又一次犯下滔天大罪，反倒让这些轻佻的片段显得格外真诚，格外动人。
他们有时的确会拿些电影台词来互相逗乐。这样一来，就好像有一种真正的情愫在她心里滋生，好像这也同样遵循负负得正的法则，好像在表演上叠加表演，就会变成发自内心的表白。
You want to die so badly？
I‘m dead now. Just as surely as though there were a bullet in my heart. You killed me.
No. The brandy.（她俏皮地举起手里的咖啡杯。）
No, no. You.
Then why don‘t you give me up？ [1]
这电影，他们都数不清看过几回。有什么办法呢？几乎所有电影院都在放映它。只要一进到电影院，她就觉得安全，温暖。那些让人紧张的感觉，那些隐藏在人群中的眼睛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背诵这些台词的时候，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女间谍一样美艳，一样莫测神秘，一样——自信……
她提出问题：警务处政治部的法国人对福煦路发生的事情有何看法（她现在已知道小薛的朋友在哪个部门）。
“这事也跟你们有关？”小薛正在用刀切那块浇上鲜奶油的牛里脊肉。他们坐在一家名叫“Fiaker”的餐厅里吃晚饭，在亚尔培路上。这是一家昂贵的、每餐只做两桌客人生意的小餐馆。外面下着大雨，雨水像舌头舔过整块玻璃，留下黏糊糊的痕迹。跑堂（他也是厨师，也是店主）把食物端来，关上那扇通向厨房的门，再也不出来，好让客人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中的用餐室。沿街是一整块玻璃墙，客人要从隔壁弄堂里绕过厨房才能走进这间狭长的小室。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皱眉，用银叉拨弄几下那块十公分厚的巨大肉块：“我不能吃牛肉，我一吃牛肉就心跳加快，喘不过气来，这里还起很多小疙瘩。”她用手指一指锁骨下的那个部位。
“啊——真抱歉——”
“不，应该是我抱歉，那么贵——我该早说——”
“这不能怪你，谁让我要卖这个关子呢？我原本是想让你大吃一惊，我想看看你突然看到眼前有那样巨大一块肉，会做出怎样的表情。”
“有人想见见你。”她饱含柔情地注视着桌上的一块污渍，黄褐色晕斑中央有一粒蚂蚁大小的肉渣。她忍不住用手去捻，而他伸手握住她的手指，拿起餐巾帮她擦拭。她有些微心动，又觉得这样子简直把她当成孩子，真好笑。
她平生从未遭遇过这样的人，在琐碎小事上如此消耗心思，如此随波逐流，如此缺少热情，又如此——以为自己永不匮乏的正是热情。
第二天，他告诉她，警务处把福煦路的案子和其他几件案子合并到一起，统一交由政治部追查。有个绰号“程麻皮”的华人探长到处打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法租界公董局有几位华人董事在吵吵嚷嚷，说如果租界巡捕房不能保障市民的安全，为什么要以增加治安开支为名提高商业税率？
他向冷小曼透露，法国人为此成立专门负责侦查租界激进组织暴力活动的特务班。他的热衷于用词语来描绘色泽和气味的马赛诗人朋友也被分配到这个特务班干活。他甚至还带来一张照片，让她亲眼看看这位眉目中微露出一丝厌倦（显然针对他那有害于人类的职务）的朋友。冷小曼一眼就认出来，背景上的老虎灶就是康悌路口的那一家。小薛还在言辞间隐隐透露，由于此人如此热衷于文学，竟而至于思想上稍稍有些左倾（这实在太不符合他的身份，对他本人不见得是好事），比如说参加一些同情劳工的欧洲人士的聚会，阅读一些有关上海工人生活和劳动环境的调查报告。
至于说他们俩的关系，小薛告诉她，好到不能再好，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好到他不管有多厌烦，总是被迫听那些完全不合文法的句子，甚至好到一遍又一遍听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的故事，那是因为马赛港的一个姑娘，她的头发上有紫茴香和烤鳗鱼的气息——他总是这样开头……
今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一把抱住她。当时电影正放到半场，当时她刚从洗手间里出来（他们总是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而他就站在铺着绛红色地毯的走廊那头，电影院的白俄导座女郎站在钉着褐色牛皮的门边望着他。对白和音乐在昏暗的走廊里回**。他平伸开手臂，犹犹豫豫，像个梦游人。最后终于来到她面前，拥抱她，还亲吻她。他多半是听不见她被堵在嗓子眼儿的喃喃低语：“我这是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
[1] 电影《魔女玛塔》（Mata Hari）中的一段台词：你就那么想死？我已经死了。死得透透的，就跟心脏里嵌了颗子弹似的。是你杀了我。不。杀手是白兰地。不，不。是你。那你为什么不投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