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午 十二时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别的办法。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要说服他与老顾见面，组织上出面找他来谈谈。“要争取让他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还要确保安全（对他的身份我们至今没有把握）。
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吗？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吗？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小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为他告诉她汪洋早已牺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绪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回到过去，好像再次置身于那间军法处办公室里，好像再次体验（也许只是她的想象）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为此她鄙视自己。
在她的预计里，小薛一定会说——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错”。他会安慰她，对她说，“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希望他能这样来宽解她，虽然她会讨厌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他叹一口气，喷出一团白烟（她觉得他轻佻的毛病是怎么也改不掉啦），如云雾般散开，悬挂半空中，距离他的脸大约十厘米左右。他沉默良久，像是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评论，像在担心自己不是个够格的听众，他忽然感慨说：“偏偏是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她以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她想他是在感慨她的命运。命运好像存心赋予她比别人多得多的戏剧性冲突，好像存心让她变成这样一种悲剧角色：无论她怎样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错的。
她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话来，鼻子一酸，泪水滑落。她想他懂得她，于是她也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懂得他。她觉得他们俩是同一种人，都是在随波逐流，都是在任凭别人为自己的人生编写情节。她想她对自己也说过很多（坐在贝勒路那间过街楼的窗前），可哪一句都不如这句好。
她觉得这话里还带着点悲天悯人的讽刺意味（也许说话者本意并不如此）。仔细想想，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她确实隐隐有种感觉，像是说，她的生活里有某种不太真实的成分。她也有些分不太清楚，这虚假的感觉究竟是因为**的消散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还是因为老顾交给她的工作让她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
旗袍下黏着汗水，从胁下还在不断往外冒。她觉得自己像是浸泡在黏糊糊的汗水里，浸泡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周围的声音变得滞涩，变得遥不可及，只有那两张牌九还在某人的手指间碰击，噼啪声越发清脆。
警笛声像从水底旋转上升，缓慢而又执着地浮现，伴随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起初是楼梯上凌乱的脚步，然后是敲门声。
开门。旅馆茶房站在外面，身后走廊里站着几名巡捕。
“怎么回事？”小薛拉开木制百叶窗，朝街上看。
“老北门巡捕房。不要走出房间。准备好证件，等候检查。”
有人在嚷叫——
骨牌声戛然而止。有人拉动桌子，茶杯盖掉在地上，没有跌成碎片，却在木地板上欢快地旋转起来。隔壁传来儿童哭闹的声音，有人当着巡捕的面辱骂他的妻子。茶房尖细的嗓音竭力想要变成这失控的合唱团的主导声部：
“巡捕通知各房间，谁都不许离开。”
华探198号走进房间，法籍探长站在更通风些的房门口。他早早穿上夏季制服，显然是还未适应上海炎热潮湿的天气。汗水从他的膝盖往下淌，把他的小腿浸泡得腐肉般苍白，把他的汗毛粘在皮肤上。他不停踢动两条腿，以免蚊虫叮咬，他没有系绑腿，这种天气谁会穿那个？租界里的外国人喜欢拿医用纱布做一副腿笼，罩在长袜外面（在这块鬼地方，那是预防疟疾的唯一办法）。可带班执勤时，哪个探长肯把自己弄成那副滑稽相啊？
她脸色煞白，眼神茫然，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番号198”好像是在表演滑稽戏，好像是在模仿一位街头肖像画家。他低头看看那张证件，抬头看看冷小曼，再低头看照片，然后他转到她的右面，再次研究起她的右侧脸颊，像是从百叶窗缝隙间透进的光线可以让他获得更好的观察角度。
“我看到过这张脸。”他向探长解释，语气客观得好像是在评论一幅照片。
他们在巡捕的簇拥下走出骑楼，他们被人用囚车带往老北门巡捕房。坐在那只铁皮闷罐里只十分钟不到，小薛已满脸汗水。他用手绢不断擦拭眼眶周围。警车提供给犯人的座位又窄又低，几乎只能让你蹲在那里。她觉得这姿势比坐在马桶上更让人不堪。她不得不把手放在旗袍的开衩两侧，以免让小薛看到她的腿。因为出汗，腿上的毛孔变得很粗大，她越来越觉得这很难看。就像一位被歹徒绑架的大明星，从聚光灯圈里被人拖出来，不知如何自处。
他们被人关进木笼。没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她晓得这次是在劫难逃。所有人都看到过她的照片，还有那张妆化得都不像她自己的结婚照。那是曹振武坚持要拍的：“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答应嫁给我。我要在房子里到处挂上结婚照，照片可以证明你是我老婆。”果然如此，一张照片就足以证明她确实是曹振武的老婆。
汗水一定在刺激小薛的眼睑，可他似乎陷入某种沉思状态。他没有注意到她腿上的瑕疵，也没有看到她绝望愤怒的眼神。
忽然，他大声叫喊起来。“198号”冲到木笼边。
“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法国人！我要找探长说话！我有话要说！”
“198号”用钥匙开锁。他已解开腰带，把钥匙、警棍、警哨、手电筒全都扔到桌上，他已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胆敢在巡捕房闹事的家伙。
愁眉苦脸的探长走进来。他让“198号”把小薛带去他的办公室。他浑身是汗，恨不得赶紧下班，找个酒吧喝两杯冰凉的啤酒，他对这地方愤愤不平，他对这份工作愤愤不平，他也对在这种天气里还让他执行任务的上级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