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从上文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了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要抱有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也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许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我妨碍了他们。我带给了他们外面的空气。我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扇敞开的门。”
另外一次,他说道:“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的确讨人嫌,说话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如此漂亮的座钟!如此华丽的地毯!如此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很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在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着对艺术的敌意。
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究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却一根头发也没有被烧焦过,一个指甲也没有被熏黑过,脸上没有流下过一滴汗,没有沾上过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59]。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太过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1813年开始,凡是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60]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曾任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给前一个兄弟写信时语气颇为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的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任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却好像是在有意放行。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
可见,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见的时候,也有心酸的时候,脸上也有阴云。一时情绪的阴影,还会掠过他这片只容纳永恒事物的温和而伟大的脑海。当然,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没有政治见解为好。请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想把所谓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对进步的强烈渴望,混同于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信念应该是任何慷慨心灵的底蕴。仅仅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静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没有走神儿,那就更加出色了。须知这种静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间的风云变幻,清晰地望见真理、正义和慈善这三道纯洁之光的闪耀。
上帝创造出卞福汝主教来,绝不是为了什么政治作用,尽管如此,卞福汝主教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所提出的抗议,他面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采取的高傲的反对态度,他甘冒风险而大义凛然的抵抗,对于这些我们既理解又赞赏。不过,抗拒一个逐渐失势的人,毕竟不如抗拒一个扶摇直上的人那么大快人心。我们只喜欢有危险的斗争,不管怎么说,只有最初投入战斗的人,才有权清理最后的战场。在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谁没有百折不挠地控告,那么当政权日暮途穷的时候,他就应当缄口。只有揭发称王的胜者,才有权审判为囚的败者。至于我们,只能看着老天睁眼,降祸惩罚了。1812年有人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到了1813年,一向噤若寒蝉的立法院,在国难当头之际,胆量陡增,居然大放厥词,那种行径只能令人气愤,而为之鼓掌就大错特错了。在1814年,那些元帅纷纷卖主求荣,参议院从一个泥塘跨进另一个泥塘,起初奉王子为神明,这时又大肆侮辱,还有那种狂热崇拜的人,随后又改弦更张,唾弃自己的偶像。凡此种种不堪入目,我们理应扭过头去。及至1815年,已有大灾大难降临的征兆,法兰西因感到祸患逼近而不寒而栗,张开臂膀等待拿破仑的滑铁卢[61]也隐约可见了,当此之际,军队和人民痛苦地欢呼气数已尽的独裁者,就丝毫也不可笑了。姑且不论这个独裁者如何,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在深渊的边缘紧紧搂在一起,这其中的悲壮意味,像迪涅主教那样的心灵,也许不应当视而不见。
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他一贯仗义、率直、公道,既精明又谦和,总不失身份;他乐善好施,又善气迎人,而善气迎人也是一种行善。他是一名教士,一位智者,也是一个人。我们刚刚责备了他的政治见解,还准备相当严厉地评论这一点,不过我们也应当指出,他还是很宽容和平易近人的,而且比起我们这些在此议论的人来,也许更为宽容和平易近人。且说市政厅有个门房,当初还是皇帝安置在那里的,他原是旧朝羽林军的下级军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62]中荣获勋章,他像鹰一样是个坚定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的家伙常常信口胡言乱语,而根据当时的法律,那便是“叛逆言论”。自从皇帝的侧面像在荣誉团勋章上消失之后,他就不再穿“制服”了,如他所说,免得佩戴他的军功章。他虔诚地亲手将皇帝侧影像从拿破仑授予他的十字章上取下来,这样就留下一个洞,而他不愿意用别的饰物代替。他常说:“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不在我胸前挂上那三只癞蛤蟆!”他也明目张胆地嘲笑路易十八,说他是:“扎着英国绑腿的老风湿!快拖着他的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十分得意,能把他最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在同一句话里骂出来。骂得痛快是痛快,可也丢了差事。他和妻子儿女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主教让人把他找来,口气温和地责备了他几句,便任命他为教堂侍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牧师,是大家的朋友。
这九年中,卞福汝主教一贯行为圣洁,态度和蔼,结果使迪涅全城都洋溢着互敬互让的家庭式温和气氛。就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为老百姓所接受,仿佛默宥了。老百姓真是又善良又软弱的羊群,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也热爱他们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