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诺曼先生住在塞旺道尼街时，经常出入几处高雅华贵的沙龙。他是资产者，虽非出身世族，却受到接待。他有双重的智慧，一是本来有的，二是别人以为他有的，因此，有人甚至主动邀请和款待他。而他也只去他能控驭全场的沙龙。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造成影响，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们所到之处，即使不能语惊四座，也要充当小丑。吉诺曼先生可不是这种性情，他光顾保王党人的沙龙，既能掌握整个场面，又毫不损及自己的尊严。他到处都谈锋甚健，有时还同德·保纳尔先生，甚至同班吉-普伊-瓦莱先生分庭抗礼。

约莫1817年，他每周必到附近的费鲁街德·T男爵夫人府上，消磨两个下午，那是位高尚可敬的夫人。她丈夫德·T男爵在路易十六时期，曾出任法国驻柏林大使；他生前迷恋通灵玄想和幻视，流亡期间家道破败而死，留下的财产只有十册红色山羊皮面切口涂金的精装手稿，是关于迈斯梅尔及其小木桶的珍奇的回忆。男爵夫人考虑到丈夫的尊严，没有拿出去发表，只靠不知怎么残留下来的一小笔年金度日。她疏远朝廷，说那是“鱼龙混杂的场所”，自己过着孤独而高尚、清贫而自豪的生活。几个朋友每周两次聚到这位孀妇的炉火旁，组成一个纯粹的保王派沙龙。大家一起喝茶，随着风向的低沉或激烈，发几声哀叹，或者怒斥这个世道，怒斥宪章、布奥拿巴分子、授勋给资产者的出卖行为、路易十八的雅各宾主义，随后又窃窃私议，寄希望于后来成为查理十世的御弟。

他们兴高采烈地传唱将拿破仑称为尼古拉的粗俗歌曲。一些公爵夫人，世上最文雅最可爱的女子，也都忘情地高唱，例如这首针对“联盟军军人”的歌：

你们别拖衬衣尾，

赶快塞进裤子里。

免得人说爱国者

已经投降举白旗!

他们玩弄自以为非常可怕的同音异义的词句，玩弄自以为非常恶毒实则无伤大雅的文字游戏，戏作四行诗，甚至戏作对子，例如，以德索勒内阁，一个有德卡兹和德塞尔参加的温和内阁为题，作了一个对子：

要从基础上巩固动摇的宝座，

必须更换土壤换温室和间格。[151]

要不然，他们觉得“元老院的雅各宾气味太浓”，就排列元老名单，巧妙地将名字连成语句，例如连成这样一句话：达马斯、沙白朗、古维雍·圣西尔[152]。整个排列过程乐趣无穷。

在那种场所，他们滑稽地模仿革命的事物，不知怀着什么意图，从反方向激发出同样的愤怒。他们改唱《一切都会好》，变成自己的小调：

啊!一切都会好啊!一切都会好!

布奥拿巴分子路灯柱上高高吊![153]

歌曲好似断头台，今天砍这个脑袋，明天砍那个脑袋，视同儿戏。这不过是一种变异。

弗阿代斯案件[154]发生在1816年，正是那个时期，他们都站在巴斯莘德和若西翁一边，只因弗阿代斯是“布奥拿巴分子”。他们称自由派为“兄弟朋友会”，这是最恶毒的侮辱了。

如同一些教堂的钟楼，德·T男爵夫人的沙龙也有两只雄鸡：一只是吉诺曼先生，另一只是德·拉莫特-华卢瓦伯爵。他们谈到那位伯爵，总带着几分敬佩耳语道：“您知道吧？就是项链事件[155]中的那个拉莫特呀!”朋党之间，总是特别宽谅。

补充一点：资产阶级择交过于轻率，就会损及自己的声誉地位，必须注意交往的对象——近低贱者损声望，近衣寒者耗热量。而上流社会的世族，则超越这条规律和其他一切规律。蓬巴杜夫人的兄弟马里尼，是苏比兹亲王府的常客。[156]不管身份？不管，但自有原因。伏贝尼埃夫人的教父杜巴里，在黎塞留元帅府上极受欢迎。[157]那个社会是奥林匹亚神山。墨丘利和盖梅内亲王在那里如在家中。只要是个神，窃贼也能被接纳。[158]

德·拉莫特伯爵，到1815年，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副沉默寡言而又好训人的样子，那张棱角分明的冷面孔，那种彬彬有礼的举止，那件一直扣到领结的礼服，以及那总翘着的二郎腿。他穿着锡耶纳焦土色的宽松长裤，一如他的脸色。

这个拉莫特先生因其“名气”，算是这个沙龙圈子里的人，而且，说来奇怪，却又千真万确，这也是由于他的姓氏华卢瓦[159]。

至于吉诺曼先生，他所受到的尊敬完全货真价实。他起权威作用。就因为他起权威作用，不管他多么轻浮，他还是有一种派头，显得威严、高雅而正直，但这又毫不妨碍他的快活；当然，他的高龄也起了几分作用，人活一个世纪，不会没有烙印。悠悠岁月最终要给一个人的头罩上可敬的光环。

此外，他说出话来，绝似古石的火花。例如，普鲁士王帮助路易十八复辟之后，又假冒德·吕潘伯爵前来拜访，路易十四的这位后裔接待他的方式，有点像对待勃兰登堡选侯，态度颇为傲慢，又让人挑不出一点理来。吉诺曼先生赞赏这种态度，他说：“除了法兰西国王以外，其他所有的王只能算地方王。”还有一天，有人在他面前进行这样的一问一答：“是怎么判决《法兰西邮报》的那名编辑的？”“停职(à

être　suspendu)。”“前缀(sus)是多余的。”[160]吉诺曼先生指出。这类话就能给人赢得地位。

在庆祝波旁王室复国的周年大弥撒上，他看见塔列朗先生走过，就说“恶大人驾到”。

通常陪同吉诺曼先生出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女儿，当时，那个瘦高的大小姐年过四十，却已像五十岁的人了：另一个是个七岁的小男孩，生得白净漂亮，脸蛋粉红鲜艳，一双眼睛又喜兴又亲近人，他一走进客厅，就听见周围的人纷纷议论：“这孩子真俊!多可惜呀!可怜的孩子!”这孩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他们称他“可怜的孩子”，只因为他父亲是“卢瓦尔河的匪徒”[161]。

那个卢瓦尔河强盗是吉诺曼先生的女婿，前面讲过，也就是吉诺曼先生所说的“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