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吕斯·彭迈西所认识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德·T夫人的沙龙。那是他窥视人生的唯一窗口。那个窗口很昏暗，而那天窗给他送来的寒气却多于温暖，夜色却多于阳光。这孩子在刚进入这个奇怪的社会圈子时，还完全是快乐和光明的，然而时过不久，他的神情就变得忧伤了，尤其同他年龄不相称的是，他的神态也变得严肃了。周围的人都那么威严而奇特，他环视四周，目光里流露出极大的惊诧，而四周一切聚拢起来，又加剧了他内心的这种惊愕。德·T夫人的沙龙里，有几位非常可敬的老贵妇，她们的名字分别是马德安、挪亚、改呼利未的利未斯、改呼康比兹[167]的康比斯。那一张张古老的面孔、那一个个《圣经》上的名字，在孩子的头脑里，同他背诵的《旧约》搅在一起。她们围着奄奄欲熄的炉火，坐在绿纱罩微弱的灯光下，那肃穆的身影朦朦胧胧，头发花白或全白，身穿的旧时代长裙只能分辨出惨淡的颜色，她们偶尔打破沉默，讲一两句又庄严又刻薄的话，而小马吕斯眼神惶恐地注视着她们，真以为见到的不是妇人，而是古人先贤，不是真人，而是幽灵。
这些幽灵中还杂有几位教士和贵族，都是这古老沙龙的常客。其中有德·贝里夫人[168]的戒律秘书德·萨斯奈侯爵；用笔名查理·安托万发表单韵颂歌的德·瓦洛里子爵；相当年轻而头发却已花白的博夫尔蒙王爷，他带着一个身穿金丝条低领口朱红天鹅绒衣裙、令那些黑影惊慌失措的漂亮聪明的女子；还有法兰西最懂“礼节分寸”的德·柯里奥利·德斯皮努斯侯爵；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德·阿芒德尔伯爵；以及德·波尔·德·居伊骑士，所谓御书房的卢浮宫图书馆的台柱子。德·波尔·德·居伊先生秃了顶，年事不高，人却很老，他讲述了在1793年他十六岁时，因抗命而被关进苦役牢房，同米尔普瓦主教，一个八十岁老头关在一起；那主教也是个抗命者，不过，他的罪名是逃避兵役，而那主教则是拒绝宣誓[169]。当时被关在土伦，他们的任务是夜晚到断头台上，去收白天处决的犯人的头颅和尸体。他们背着血淋淋的躯干，他们那苦役犯红帽子后面凝了血块，早晨干了，晚上又湿了。在德·T夫人沙龙里讲述的这类惨事数不胜数，而且他们拼命咒骂马拉[170]，还居然赞扬起特雷斯塔永[171]来。沙龙里还有几个活宝——那些打惠斯特牌的议员：蒂博尔·杜夏拉尔先生、勒马尚·德·戈米库尔先生，以及右派中以嘲笑著称的柯尔奈-丹库尔先生。德·费雷特大法官穿着超短裤，露出两条瘦腿，他在去塔列朗先生府上的途中，有时也到这沙龙走走。他是德·阿尔图瓦伯爵[172]寻欢作乐的朋友，但不像亚里士多德[173]那样对着康帕丝佩卑躬屈膝，而是反让吉玛尔五体投地，从而以此向世世代代的人表明，一名大法官为一个哲学家雪了耻。
至于教士，有阿尔马神甫，与他合编《雷霆》的拉罗兹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对他讲的：“哼!谁没有五十岁？那几个嘴上没毛的人，也许吧!”有国王讲道师勒图尔奈神甫；有弗雷西努斯神甫，当时他既不是伯爵，也不是主教，既不是大臣，也不是元老，身穿一件缺纽扣的旧道袍；有克拉夫南神甫，圣日耳曼草场区本堂神甫，有教皇使臣，当时叫作马齐大人的尼西比斯大主教，他后来当上了红衣主教，最引人注目的是带给他一副思索相的那个长鼻子；还有一位大人，他有这样几个称呼：帕尔米里院长，教廷内侍，圣廷七名秘书之一，利比里亚大教堂司铎，圣徒的辩护士，这与封圣有关，相当于天堂部的审查官了；[174]最后，还有两位红衣主教，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和德·克莱蒙-托奈尔先生。德·拉吕泽尔纳红衣主教先生是位作家，几年之后，他有了名望，能在《保守派》上同夏多布里昂并排发表文章了。德·克莱蒙-托奈尔红衣主教先生是图卢兹大主教，时常到巴黎来休假，住在当过海军和陆军大臣的侄儿德·托奈尔侯爵府上；他是个快活的小老头儿，常常撩起道袍，露出红色长袜；他特别痛恨百科全书，极爱打弹子；当年每逢夏夜，有人经过德·克莱蒙-托奈尔府所在的夫人街，常站住倾听弹子相击的声响以及红衣主教那尖嗓门儿，只听他冲卡里斯特名誉主教，教皇选举人的随员柯特雷大人高喊：“记分，神甫，我连击两球!”德·克莱蒙-托奈尔红衣主教是由德·罗克洛尔先生带到德·T夫人府上的，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当过桑利斯的主教，是四十位学士院院士中的一个。德·罗克洛尔先生以其身材高大，去学士院最勤而引人注目。图书馆隔壁大厅是学士院举行会议的地方，每逢星期四，好奇的人就可以隔着大厅的玻璃门，观看桑利斯的前任主教，只见他像往常那样，假发新扑了粉，穿着紫长袜，背对着门站立，显然是为了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他那小打褶颈圈。所有这些教士，尽管大多数既是朝臣又任教职，却都给德·T夫人沙龙增添了严肃的气氛，而五位法兰西元老院元老，德·维伯雷侯爵、德·塔拉吕侯爵、德·埃布维尔侯爵、当伯雷子爵和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又加强了显贵的气派。那位瓦朗蒂努瓦公爵，虽说是摩纳哥王公，即外国君主，却把法兰西和元老称号看得特别高，并从这两个角度观察一切事物。他常说：“红衣主教是罗马的法兰西元老，勋爵是英格兰的法兰西元老。”不过应当指出，在本世纪中，革命无处不在，这座封建的沙龙，也正如我们讲过的，是由一个资产者控制的。吉诺曼先生在其间起主导作用。
那是巴黎白色社会精英荟萃的地方。有名气的人，哪怕是保王派，在那里也会受到孤立。夏多布里昂走进那里，也会给人以“傻大爷”的印象。不过，几个归顺分子[175]得到宽待，跻身那个正统的社会圈子。伯纽[176]伯爵在同意接受改造后才得以进去的。
如今的“贵族”沙龙，已非当年那种沙龙了。如今的圣日耳曼城郊区已有柴薪的气味了。眼下的保王派，说得好听一点，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在德·T夫人府上，宾客显贵，趣味高雅脱俗，又特别彬彬有礼。他们的行为习惯，不自觉地体现出雅人深致，不愧是已然埋葬的旧朝的活风范。有些习惯，尤其是所讲的语言，听起来很怪。有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那些仅仅陈旧的东西当成外省的俗话。一位女子的“将军夫人”“上校夫人”的称谓，并没有完全弃绝不用。那位可爱的德·莱翁夫人就喜欢这种称呼，而不用她的公主头衔，无疑是念念不忘德·龙格维尔和德·舍夫勒兹二位公爵夫人[177]。同样，德·克雷齐侯爵夫人也让人叫她“上校夫人”。
正是这个上流社会小圈子，为土伊勒里宫发明了考究的字眼，在私下同国王交谈时，总以第三人称说“国王他”，绝不说“陛下您”，认为“陛下您”的称呼已“被篡位者玷污”。
他们在那里品评时事和人物，嘲笑这个时代，这样能免去理解。他们竞相大惊小怪，彼此交流所有的知识。马图扎莱姆[178]向埃庇米尼得斯[179]传授；聋子向瞎子通报。他们声称科布伦茨之后的时间是无效的。路易十八奉天承运，在位已是二十五个年头[180]，同样，流亡者正当二十五岁的少壮时期，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什么也不显得过火；话语顶多像一股气息；报纸也同沙龙协调一致，好似一种纸莎草纸刊物。那里也有年轻人，但都死气沉沉。前厅里那些号服十分老气。那些完全过时的人，由同样类型的仆人侍候，那样子全都像是早已故世又不肯进坟墓。保存、保守、守旧，差不多是他们词典中的全部词汇。“要有香味”，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那种遗老圈子的见解中，的确有香料，而他们表达的思想，则散发出香根草的气味。那是一个僵尸的世界，主人全用防腐香料保存躯体，仆人也都制成了标本。
一位年迈可敬的侯爵夫人，在流亡并破产之后，仅有一个女仆，却仍继续说：“我的仆役们。”
在德·T夫人的沙龙里，他们干些什么呢？当极端保王派。
当极端保王派，这种说法，尽管其含义也许没有消失，但如今却没有意义了。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当极端保王派，就是要过火，就是以王位之名攻击王权，以神坛之名攻击教权。就是拉车又不好好行驶，在辕套里乱蹦乱跳；就是在烧死异端的火势上挑剔柴堆；就是责怪偶像缺少崇拜；就是因敬重过分而辱骂起来；就是觉得教皇神威不足，国王王威不足，而黑夜又太明亮；就是以白色之名不满雪花石，不满白雪，不满白天鹅和百合花；就是赞同某些事物又反成仇敌；就是过分拥护以致反对了。
极端思想成为复辟王朝初期的鲜明特点。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像这一时刻。从1814年起始，约莫到1820年右派实干家德·维莱勒先生上台为止，那六年是个非常时期，既沸反盈天，又死气沉沉，既欢天喜地，又愁眉苦脸，既像晨曦照耀那样明朗，又覆盖着仍然充塞天际并渐渐没入过去的大灾大难的乌云。在那光亮和黑影中，有那么一个小圈子人，他们既新又老，既滑稽又悲伤，既少壮又衰朽，揉着惺忪的眼睛，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还乡这样如梦初醒；这一小撮人气哼哼地瞧着法兰西，法兰西则投去讥笑的目光；满大街都是好玩的老猫头鹰侯爵，还乡的人和还魂的鬼，那些旧贵族，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那些勇敢而高贵的绅士，回到法兰西又是笑又是哭泣，因为重又见到祖国而欢欣鼓舞，又因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王朝而悲恸欲绝；十字军时代的贵族笑骂帝国时期的贵族，也就是军人贵族；历史悠久的世族丧失了历史概念；查理大帝战友的子孙蔑视拿破仑的战友。正如我们讲的，双方举剑相互辱骂；封特努瓦的剑未免可笑，完全成了一块锈铁；马伦戈的剑也很可恶，不过是一把战刀。往昔无视昨天。大家无所谓什么是伟大的观念，什么是可笑的观念。有个人曾把波拿巴称为司卡班[181]。那个世界不存在了。再说一遍，如今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们若是随意捡出一个人物，试图让他在我们头脑中复活，就会觉得奇怪，仿佛那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的确，那个世界也被大洪水吞没了，消失在两次革命之中。思潮是多大的洪流啊!它何等迅速地覆盖了它负有使命摧毁并埋葬的一切，又何等快捷地冲出惊人的深度!
这就是那久远而天真的沙龙的面貌，在那里，马尔坦维尔[182]先生远比伏尔泰有才智。
那种沙龙有自己的一套文学和政治。那里推崇菲耶维[183]。阿吉埃[184]先生在那里发号施令。那里评论柯尔奈[185]先生，他是马拉凯河滨路的旧书商和政论家。那里把拿破仑完全视为科西嘉的吃人魔怪。后来，将德·布奥拿巴侯爵先生写进历史，称其为王国军队少将，那还是向时代精神做出的让步。
那种沙龙的纯洁没有保持多久。从1818年起，有几个空论家[186]开始在那里亮相，那是令人不安的苗头。那些人的作风，既以自己为保王派，又因此感到歉疚。在极端派神气十足的地方，空论家有点惭愧。他们有头脑，也能金人缄口；他们的政治信条适当地附了一层自负的色彩；他们一定能够成功。他们的领带特别洁白，衣冠特别整饬，而且，这种仪容相当有用。空论派的过错或不幸，就在于要创造老青年。他们摆出智者的姿态，梦想将一种温和政权嫁接到过激的绝对原则上，有时还表现出少见的机智，以保守型的自由主义反对破坏型的自由主义。时常能听见他们这样讲：“饶了保王主义吧!保王主义还是有不少功劳的。它带回来传统、崇拜、宗教、尊敬。它体现了忠实、勇敢、骑士精神、多情和忠诚。尽管遗憾，可它还是把君主制数百年的荣誉，掺进了民族新的荣誉中。它错在不理解革命、帝国、光荣、自由、年轻的思想、年轻一代和这个世纪。然而，它错待我们，我们有时不也错待它吗？我们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革命应当理解一切。抨击保王主义，是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大错而特错!简直糊涂透顶!革命的法兰西不尊敬历史的法兰西，也就是说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不尊敬自身。9月5日之后，如何对待君主时期的贵族，7月8日[187]之后，就如何对待帝国时期的贵族。他们对雄鹰曾经不公正，我们对百合花也不够公正。人们总要废除点儿什么!除掉路易十四王冠的镀金层，抠掉亨利四世徽章的光彩，这类举动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嘲笑德·伏布朗先生抹掉耶拿桥的N字母!他那算什么行为呢？我们也正是那样干的。布维讷属于我们，[188]马伦戈也属于我们。百合花同字母N一样，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遗产。为什么要贬低这些呢？无论过去的祖国还是现在的祖国，都不应当否认。为什么不接受全部历史呢？为什么不爱整个法兰西呢？”
空论派就是这样既批评又保护保王主义的，而保王主义者既因受批评而不满，又因受保护而恼羞成怒。
极端派是保王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志，圣会[189]则构成第二阶段的特点。灵活代替狂暴。简要的描述就到此为止。
本书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遇到现代历史的这一奇特时期，不免要顺便瞥上一眼，同时勾画几笔，再现如今已感陌生的这个社会的怪模样。不过他匆匆走笔，毫无挖苦或嘲笑之意。这些记忆关系到他母亲，因此充满感情和尊敬，并把他同这段过去联系起来。况且，未尝不可以说，即使这是个小小社会，也自有它的伟大之处。提起来笑一笑倒是可以，但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仇视它。那是从前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迈西跟所有儿童一样，好歹学习了点儿什么。他从吉诺曼姑妈的手里出来，又由外公托付给一个最地道的老学究。这颗刚刚发蒙的童心从一个虔婆转到一个学究手中。马吕斯念完中学，又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既狂热又冷峻。他不大喜欢外公，讨厌他那快活神气和厚颜无耻，想到父亲则又使他忧郁怅惘。
不过，这个小伙子内心热情而表面冷淡，品格高尚而慷慨，又自豪又虔诚，有一股**；严肃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又纯洁到了未开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