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菲力浦统治初期,笼罩阵阵险恶的乌云,而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钻进那样一片乌云的时候,就不能含混,必须表明对这位国王的看法。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直接争取,而是革命的一种转折的结果,显然同革命的真正目的大相径庭,但是在这中间,他身为奥尔良公爵,的确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他生为王公,也自认为是选定的国王。他绝没有给自己加上这一称号,绝不是攫取,是别人授予他的,他就接受了,而且确信,当然错误地确信,授予符合权利,接受也符合义务。因此,他柄国出于诚意,我们也由衷地说,路易-菲力浦善意柄国,民主派抨击也出于善意,社会斗争所产生的种种惊骇,既不能怪罪国王,也不能怪罪民主派。原则的冲突犹如物质的冲突。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国,民主保卫人民;君主制这个相对的东西,要抵御共和制这个绝对的东西;社会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不过,今天社会所受的痛苦,日后将转化为社会安定;不管怎样,在这里绝不应谴责那些相斗的人:两派中显然有一派错了;人权并不像罗得岛的巨人[325]那样横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一方,一只脚踏在君主制一方;其实,人权不能分割,必须整个儿站在一边;不过,那些错了的人,错了也不失真诚;盲人看不见不是罪过,正如旺岱人那种行为不算土匪一样。因此,这种剧烈的冲突,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管这些风暴多么猛烈,人卷入其中并无责任。
结束这一论述吧。
1830年的政府立即碰到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刚诞生,今天就要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才刚刚安装,尚不牢固,就已经感到四处蠢蠢欲动了。
阻力第二天出现了,也许昨天就已生成。
敌意逐月增长,暗斗化为明争。前面说过,七月革命,外国各君王不接受,法国内部又有不同的理解。
上帝的意志是鲜明的,但通过事件向人宣示,就是神秘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当场解释,未免草率、失真,充满错误、纰漏和反义。极少人能懂得神的语言。最聪明的人、最冷静的人、最深邃的人,能慢慢地辨读;可是,等他们诠释出来,事情早成定局,广场上已经有二十几种解释了。每种解释产生一个党,每种反义产生一个派别;而且,每个党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正确的阐述,每个派别也都认为自己拥有真理。
政权本身,也往往是一个派别。
在革命洪流中,有人逆水游泳,那是旧党派。
旧党自恃奉天承运,把住继承权不放,认为革命既然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那么人们就有权反抗革命。大谬不然。须知在革命中,反抗者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只要正常完成,本身就包含了合法性;革命,有时会被假革命者玷污,尽管玷污,也要坚持到底,尽管沾了鲜血,也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应时而生的。一场革命就是由伪归真。有革命,因为革命乃必有。
正统的旧党从错误的论证出发,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革命。谬误是绝好的炮弹,能灵巧地打击革命的要害,打击它的铠甲的薄弱处,打击它不合逻辑的地方;正统派恰恰抓住王位问题攻击这场革命。他们冲革命吼道:“革命,要这国王干什么?”派别是瞎子,却能瞄准。
共和派也同样发出这种吼声,但是从他们口里喊出来就合逻辑了。在正统派那边表现为盲目,在民主派这边就表现为明见了。它1830年令民众破产。民主派义愤填膺,要责问它这一点。
七月政权,被过去和未来两面夹击,只好自己苦苦经营;它仅仅体现这一短暂时刻,后有几百年的君主制,前有千秋万代的人权。
此外,1830年既然不复革命,而变成君主制,那么在对外方面,就不得不同欧洲步伐一致。局面尤为复杂的是,还要保持和平。逆方向寻求和睦,往往比进行一场战争还要靡费。这种暗斗总要忍气吞声,又总愤愤不平,由此产生出来全副武装的和平,无异于饮鸩止渴,连文明都怀疑起自身了。七月王朝套进欧洲各国内阁的车辕里,只能徒然地蹦跳,而梅特涅很想用皮带将它捆住。七月王朝,在法国受进步的推动,在欧洲又推动君主国那些缓慢的爬行动物:一方面被拖着,一方面又拖着后面的。
这期间,国内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妇女的命运、财富、苦难、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货币、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层出不穷,险象环生。
除了名副其实的政党,还显出一种动向:哲学的沸腾,同民主的沸腾相呼应。精英同民众一样,都感到惶惑不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同样强烈。
一些思想家在思考,而人民大众这片土壤,经过革命洪流的冲击,在下面还莫名其妙地狂震乱颤。思考者有的单干,有的聚为门户,几乎结社,冷静而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而地表下面的人却不为所动,静静地挖掘坑道,推进到一座火山的深层,不大在乎隐隐欲发的震动和依稀可辨的烈焰。
在这动**的时期,这种相对平静,也不失为壮观的景象。
下层人将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只是一心解决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取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把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高到宗教那样神圣的地位。文明的形成,上帝的意志少,人为的成分多,各种利益根据一条活跃的法则,相互聚拢,凝结并混杂,从而形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须知这条法则,早由政治上的地质学家——那些经济学家精心研究过了。
这些人组成团体,取了各种名称,但可以总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凿穿这岩石,让人类幸福的泉水喷射出来。
他们的工程包容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上,他们又增添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这也不足为怪。我们的能力只限于指出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者向自己提出的全部问题,抛开主观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含劳动问题。
第二个问题包含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问题涉及福利的分配。
合理使用劳力,国家才有权力。
合理分配福利,个人才有幸福。
所谓合理分配,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首要的平等,是公平合理。
外有国家权力,内有个人幸福,两者结合便出现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就意味个人幸福,公民自由,国家强大。
这两个问题,英国解决了头一个,创造了财富,令人赞叹,然而分配不当。这种解决办法只完成一个方面,就必然导致两个极端:极富和极穷。少数人享受应有尽有,其他人,即人民受穷,一无所有。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正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穷困上,国家强大扎根于个人痛苦中,这种形势既虚假又危险。强大,但是结构很糟,全是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旨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大谬不然。那种分配扼杀生产。均等平分便清除竞争。从而也消除劳动。这是屠夫式先分后宰的分配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解决方式是行不通的。扼杀财富不等于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要解决得好,必须一同解决;解决方式要合二而一。两个问题如果只解决头一个,你就会成为威尼斯,你就会成为英格兰。你会像威尼斯那样徒具人为的强盛,或者像英格兰那样徒具物质的强盛;你将是为富不仁。你要像威尼斯死亡那样死于非命,或者像英格兰垮台那样毁于破产。大众会袖手旁观,任由你毙命和垮掉,因为,只图私利的东西,不能代表人类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要垮掉要毙命,大众一概不予理睬。
自不待言,这里用威尼斯、英格兰等字眼,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结构;不是指民族,而是指附在民族上面的政治集团寡头。那些民族,始终赢得我们的敬意和好感。人民的威尼斯必将复活,贵族的英格兰必将垮台,然而,作为民族的英格兰,则是永生的。申明了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谈。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制止强者不公正地剥削弱者,刹住半路上的人对到达者邪恶的嫉妒,以手足之情精确地调准劳动工资,根据儿童的成长情况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成年人具有科学基础,使用手臂的同时发展智力,要成为强大的人民,同时又是幸福人的家庭,财产所有制要民主化,不是废除,而是普及,让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总之,要善于生产财富,也要善于分配财富;那样一来,你们就兼有物质上的伟大和精神上的伟大,就不愧称为法兰西。
这就是在走入迷途的宗派之外,宗派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讲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实际中探索,在思想上规划的。
令人赞叹的努力!神圣的尝试!
然而,路易-菲力浦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例如,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作为政治家有时也格外需要重视哲学家,有些事情看似明显而又模糊混乱,要制定新政策,既顺着旧社会,又不太违反革命思想,要应付必须用拉法耶特来保护波利尼亚克[326]的局面,对暴乱中透出的进步要有预感,既考虑议会又考虑街头,平衡他周围力量的竞争,还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一种说不清的顺应,隐隐接受一种最高的权力,同时又绝不背离自己的血统,保持家庭观念,真诚地尊敬民众,表明自己的诚实和善良。这一切萦绕于心,路易-菲力浦未免苦恼,他再怎么坚强,再怎么勇气十足,也深感做国王之难,简直不胜其负。
他感到脚下要分崩离析,但又绝不会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更加法兰西了。
天边布满大块大块乌云,奇异的阴影越逼越近,渐渐遮住人、物和思想,那是各种愤怒和各种派系的阴影。一切被匆忙遏制的东西,又都蠢蠢欲动,开始活跃了。这种诡辩和真理混杂的空气令人窒息,这诚实人的良心有时不得不喘息一下。社会惶惶不安,人心浮动,好似暴风雨前的树叶。电压极强,有时不知什么人一个闪光,突然显现一下,继而又一片昏黑。隆隆的闷雷声不时传来,可以判断出乌云中饱蓄了雷电。
七月革命刚过去二十个月,1832年伊始,形势便一触即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劳动者没有面包,最后一个孔代亲王命赴黄泉,[327]布鲁塞尔驱逐了拿骚家族[328],就像巴黎赶走了波旁家族一样;比利时要奉一位法兰西王公为君主,最终还是交给了一位英格兰王公;俄罗斯对尼古拉的统治恨之入骨;我们身后还站着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费迪南德[329]和葡萄牙的米盖尔;意大利发生地震,梅特涅将手伸向博洛尼亚,法兰西在安科纳粗暴对待奥地利,北方传来将波兰钉入棺木的特别瘆人的钉子声,整个欧洲怒目窥视法兰西,靠不住的盟友英格兰随时准备推波助澜,趁火打劫;贵族院拿贝卡里亚作挡箭牌,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百合花图案从御辇上被刮掉了,十字架也在圣母院被强行取走:拉法耶特收缩了,拉斐特破产了,邦雅曼·贡斯当[330]饿死了,卡西米尔·佩里埃[331]累死了:王国的思想都市和劳动都市双双害病,一个害了政治病,一个害了社会病;巴黎发生内战,里昂发生奴役战;两座城市都像熔炉,冒出同样的火光;百姓额头上显现火山爆发前的紫光;南部狂热,西部混乱,德·贝里公爵夫人去了旺岱地区,阴谋、谋反、起义、霍乱,这一切又给汹汹的思潮增添了纷纷的事变。[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