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整个黑话，无论是四百年前的还是今天的黑话，都渗透了晦涩的象征精神，那些词时而神态忧郁，时而面目狰狞。从中我们能感到，当年那些乞丐在奇迹宫打纸牌时愤怒而忧伤的情绪。纸牌是他们独创的，有几副保存至今。例如那张梅花八画了一棵大树，有八大片梅花瓣叶，树脚下，三只野兔抬着叉了一个猎人的铁叉在火堆上烧烤，树后还有一堆火，上面吊着的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露出狗头。纸牌画上火烧走私者和伪币制造者，这种报复方式比什么都更阴森可怕。在黑话王国里，思想无论采取什么不同形式，即使唱歌，即使嘲笑，即使威胁，也无不具有这种无可奈何的颓丧特点。所有歌曲都低声下气，悲悲切切，往往催人泪下。其中有些曲调收集保存下来了。强人匪类称为“可怜的强人匪类”，总像要躲藏的野兔，要逃窜的老鼠，要惊飞的鸟儿；刚要抱怨，便又克制住，转为叹息。我们就听到这样一句哀吟：“我真不明白，人类的父亲，上帝，怎么能这样折磨他的子孙，怎么能听他们呼号而不痛苦呢？”[43]穷苦人每当有工夫思考，在法律面前总矮半截，在社会面前也总心虚气短，总是五体投地哀求，转而乞怜，让人感到他自知理亏。

约莫上个世纪中叶，情况就变了。牢狱的歌曲，盗匪唱的老调，可以说摆出一种放肆而欢快的姿态。拉黑夫拉曲，取代了哀怨的摩吕雷曲。18世纪那些桨帆船歌曲、苦役场和监狱歌曲，几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疯狂喜悦，听到这样尖厉跳跃的叠歌，就好像闪着磷光，是由吹木笛的鬼火扔在森林里的：

密尔拉把臂，苏尔拉把抱，

密尔力查洞，乐蹦乐摆特，

苏尔拉把臂，密尔拉把抱，

密尔力查洞，乐蹦又乐抱。

在地窖或密林里掐死人的时候，就要唱这种歌。

症状严重。这些悲苦阶级的右老忧伤，到了18世纪就消解了。他们开始笑了，开始嘲笑上帝和国王。举路易十五来说，他们管这位法兰西国王叫“庞丹侯爵”[44]。他们几乎快活起来。一道微光从这些悲惨的人中间透出来，就好像他们良心上没有重负了。生活在黑暗中的这些凄苦的氏族，不仅在行动上有视死如归的胆量，而且在精神上也有了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表明他们丧失了罪恶感，感觉从一些思想家和空想家那里，得到某种说不清的不自觉的支持。这也表明偷盗和抢劫的行径进入某些学说和诡辩术的论题，略减一点儿本身的丑恶，却给那些诡辩术和学说增加不少丑恶。这还表明，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排遣，那么不久就会猛烈地爆发出来。

稍停一下。我们在此指控谁呢？18世纪吗？它的哲学吗？18世纪的事业是健康的，也是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及以卢梭为首的空想主义者，组成了四支神圣大军。人类长足地走向光明，应当归功于他们。他们是人类走向进步的四个主要目标的四路先锋：狄德罗趋向美，杜尔哥趋向功利，伏尔泰趋向真理，卢梭趋向正义。然而，这些哲学家的旁边和下面，还有诡辩派，那是混杂在香花中的毒草，原始林中的毒芹。一方面，刽子手在法院的主楼梯上，焚毁那个世纪宣扬解放的伟大书籍；另一方面，今天被遗忘的一些作家得到国王的特许，发表莫名其妙的作品，具有特殊的破坏性，供穷苦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说来也怪，这类作品有些还受一位王爷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情况深奥隐晦，又鲜为人知，在浮面上是看不到的。一个事实的危险性，往往就在于鲜为人知，鲜为人知，是因为发生在地下暗处。所有这些作家，在民众之间挖掘最有害的地道的一个，也许要算雷斯蒂夫·德·拉勃列东[45]。

这种作用波及全欧洲，在德国所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在德国，由席勒在他的名剧《海盗》中概括的那个时期，偷盗和抢劫的行为充当起抗议的角色，反对财产和劳动，并且吸收某些最简单的、似是而非的思想，用这些表面正确实则荒谬的思想包装起来，几乎不露痕迹，取一个抽象的名称，进入理论范畴，以这种方式在厚道的劳苦大众之中广为传播，甚至瞒过不慎配制这种混合剂的化学家，甚至瞒过接受这种东西的民众。这种情况每次发生都带来很严重的结果。苦难孕育愤怒。富贵阶级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总之闭上眼睛，而穷苦阶级却接触在角落里梦想的忧伤或险恶的意识，点燃仇恨的火把，开始审视社会。仇恨一开始审视，那确实可怕!

如果时逢多事之秋，就要发生从前所谓的雅克团那样的大动乱，比起这种大动乱，纯政治性的动**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受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困穷反对殷富的暴动。那样就会同归于尽。

雅克团是民众的大地震。

将近18世纪末，这种危险在欧洲也许迫在眉睫，却被法国革命这一惊天动地的义举阻断了。

法国革命无非是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立，猛然一击，既关闭了恶门又打开了善门。

法国革命排除了问题，宣布了真理，驱散了疫气，净化了世纪，给人民加冕了。

可以说，法国革命再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颗灵魂，即人权。

19世纪继承并利用其成果，到了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根本不会发生了。只有瞎子才会惊呼大难临头!只有傻子才会惶惶不可终日，革命是预防雅克团的疫苗。

幸而爆发这场革命，社会状况才有所改观。我们的血液清除了封建君主制的病毒，我们的肌体也排掉了中世纪。当今时代，再也不会天下汹汹、麋沸蚁动了，再也听不到脚下滚滚的暗流，再也见不到文明表层鼹鼠地道突起的踪迹，再也见不到地面龟裂，岩穴顶端洞开，突然探出妖魔鬼怪的脑袋。

革命观就是一种道德观。人权感一经发扬，就能发扬义务感。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根据罗伯斯庇尔令人叹服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的起始。自从1789年以来，全体人民以崇高化的个体成长壮大。穷人无不因为有了人权而有了理智；快要饿死的人也怀有对法兰西的忠诚：公民的尊严是内心的盔甲；谁有自由，谁就审慎；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由此而产生拒腐蚀性，因此而窒息利欲贪心，面对**，人的眼睛就要英勇地垂下去。革命的净化作用成效极佳，例如7月14日，例如8月10日，一朝解放，就再也没有贱民了。陡然感悟而变得伟大的群众，第一声呼喊就是：处死盗贼!进步是体面者，理想和绝对真理不容鸡鸣狗盗的勾当。1848年，运载土伊勒里宫财宝的那些货车，是由什么人押送的呢？是由圣安托万城郊区那些捡破烂儿的人押送的。破烂却给财宝当警卫。那些衣衫褴褛的人，有了品德就焕发光彩。货车上的箱子有些没有关严，有的甚至半敞着口，在许多金光耀眼的珠宝匣中间，有那顶古老的法兰西王冠，王冠镶满钻石，额头那颗代表王权和摄政的红宝石价值三千万。他们赤着脚，守卫着那顶王冠。

可见，再也不会有雅克团了。我为那些机灵人深表遗憾，往昔的恐惧也就是最后一次起点作用，此后就退出政治舞台了。吓人的红发鬼的大弹簧断了，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吓人的玩意儿再也吓唬不了人了。鸟儿同稻草人已经混熟，稻草人上的鸟粪生了虫子，市民都当作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