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他是个用枪行善的人。”公白飞答道。
那个时期已经相当遥远了，还留有记忆的人都知道，在同起义者作战中，城郊国民卫队相当勇敢。尤其在1832年6月那几天，他们表现得特别英勇无畏。庞丹、力天使或小排水沟[205]等地方和善的小酒店老板，看到暴动搅了他们的“生意”，看到酒馆舞厅没人了，一个个就变成狮子，舍命维护由郊区小酒店代表的秩序。在这兼有市侩气和英雄气概的时期，每种思想都有各自的骑士，每种利益都有各自的勇士。动机平庸，丝毫也不减损行动的勇敢。银币堆降低了，银行家就唱起《马赛曲》。他们为了钱柜慷慨流血；为了保卫小店铺这个无限缩小的祖国，他们表现出了斯巴达人的热忱。
这一切说到底，绝无半点不严肃的成分。这是社会各阶层进行的纷争，直至达到平衡的那一天。
那个时期还有一种特色，就是无政府主义同唯政府主义(正统派的怪名)相混杂。维护法纪又横行不法。国民卫队某一上校一声令下，就突然敲起集合鼓；某一上尉灵机一动，就冲上火线；某一卫队受“主义”指挥，去为个人战斗。在危急的时刻，在那些“日子”里，大家不去问长官，主要凭本能的反应行事，在治安部队中，存在名副其实的游击队员，有人像法尼科那样拿起武器作战，还有人像亨利·封弗雷德[206]那样拿起笔战斗。
那个时期不幸，代表文明的东西，主要是各种利益的一种杂糅，而不是道德原则的一种组合。文明面临或者自以为面临危险，就惊叫起来；于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守卫、援救并保护文明；于是拯救社会，匹夫有责。
这种狂热有时还会导致屠戮。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就私自组成军事法庭，用五分钟审判并处决被俘的一名起义者。正是这样一种临时机构杀害了若望·普鲁维尔。残酷的私刑，哪一方也无权责怪对方，因为这种私刑，欧洲的君主政体实行，美洲的共和政体也实行。私刑又因误会，事情就越发复杂了。在一场暴动的日子里，有一个叫保罗-埃梅·加尼埃[207]的年轻诗人，在皇家广场被人挟刺刀追逐，逃到六号的门洞躲起来。追赶的人喊：“又发现一圣西门信徒!”要抓住杀掉他。当时，他不正是腋下夹了一本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一名国民卫队员瞧见书皮上有“圣西门”的字样，就高喊：“打死他!”
1832年6月6日，城郊国民卫队一个连，由上边提到的法尼科[208]上尉指挥，就是任性妄为，在麻厂街造成大量伤亡。这一事件尽管十分特殊，还是在1832年起义之后，由司法预审记录在案了。法尼科上尉是个性情急躁、胆大妄为的市民，类似维持秩序的雇佣兵角色，具有我们上面描绘的特征，既是狂热的唯政府主义者，又无法无天，总是按捺不住要提前开火，野心勃勃想独自夺取街垒，也就是说只靠他一连的兵力。他望见红旗倒下，又树起他当作黑旗的旧衣衫，简直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那些将军和各部队长官；他们还在开会研究，认为总攻的时刻还未到，借他们之间一个人的名言说：“让起义在原汤里煮熟。”然而，法尼科却认为街垒已经“熟”了，熟了的东西就该落地，因此他要试一把。
他率领一伙同他一样坚决的人，按照一个见证人的说法，他率领“一群疯子”，正是杀害诗人若望·普鲁维尔的那一连，即部署在街拐角的那个营的第一连。就在谁也想不到的时刻，上尉率人向街垒发起攻击。这一行动只凭良好愿望，却不讲战略战术，使一连人伤亡惨重。这条街还没有走到三分之二，他们就遭到街垒所有火力的射击。四个最大胆的士兵跑在前头，冲到街垒脚下被击毙了。国民卫队那帮人群威群胆，非常勇敢，但是毫无军人那种顽强精神。一遭到迎头痛击，便迟疑了一下，又不得不退却，在街道上丢下十五具尸体。起义者趁他们犹豫，就抓紧时间重新装上子弹，又第二次射击，杀伤力很大，打中了还未来得及撤到街拐角掩蔽所的连队。有一阵，那个连处于两颗霰弹的夹击中，因为没有接到停火的命令，大炮还继续轰击。那个英勇无畏而又冒失的法尼科，也是中霰子死掉的一个。他被炮火击毙，也就是说被当局击毙。
这次气急败坏而不严肃的进攻，激怒了安灼拉。
“这帮蠢货!”他说道，“他们打死自己人，还白白消耗了我们的弹药。”
安灼拉这样讲，不愧是领导暴动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将军。起义一方同镇压一方作战，力量相差悬殊，起义者弹药有限，人力有限，很快就会消耗殆尽。一个子弹盒空了，一个人战死，都不可能补充。镇压一方拥有大军，不计较人员，还拥有万间兵工厂，也不计较弹药。他们拥有的团队，等于街垒的人数，他们拥有的兵工厂等于街垒的子弹数，因此，这是以百对一的战争，最后总能摧毁街垒，除非革命突然爆发，将它那天神的火焰剑投在天平上。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切都起来，街道全部沸腾，民众的街垒如雨后春笋。巴黎受到极大的震动。“某种神迹”[209]显现，空中飘浮着一个8月10日，飘浮着一个7月29日，出现一道奇异的光，张着血盆大口的暴力后退了，而军队这只猛狮，会看见对面泰然伫立着这个先知：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