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的室友，我、一明和边红旗三个人共同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在承泽园里，四楼，楼前有一棵老得空了心的大柳树。沙袖和一明住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三室一厅实际上住了四个人。
我和一明合租已经一年了，开始是我在承泽园租了一间平房，很小。那时候我辞掉在家乡的工作，来到北京，和所有对北京怀抱希望的年轻人一样，我希望能在北京干出点儿名堂，具体地说，写出点儿名堂。我写小说，好几年了。外省人总以为北京是个文化中心，既然很多人来北京后都能折腾出一点儿成绩来，那我也来。就这样。直到现在我还这么想，尽管受到的打击越来越多。生活，退稿，郁闷，等等。我还打算再忍受下去。选承泽园租房，是为了偶尔能到北大听听课，谁都知道那里有很多牛人，学者、教授、作家，哪个拎出来，对中国人的耳朵来说都不陌生。有一天听完课，在未名湖边瞎逛时碰上了一明。天下就这么小。我们是大学同学，他吭哧吭哧地竟然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而且已经是博士了。我请他吃了一顿，然后带他参观了我的小屋。他觉得有一间自己的小屋真好，更好的是还能两人分担，价钱也不贵，他就搬来了。加了一张床，挤是挤了点，但充实了。我们俩也充实，没事相互吹捧着玩，让对方觉得离大师都不远了，日子过得挺不错。隔三岔五地出去吃一顿，还像大学时一样，偶尔打打牙祭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后来一明说，沙袖要来，我们租个大一点儿的地方吧。就在院子里到处打听，正好碰上几个考研失败的人退房，就租了现在的三室一厅。有洗手间，能烧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客厅摆点杂物。三间屋大了点儿，住不完，没办法，两室一厅找不到，只好咬咬牙接受了。
大约过了三个月，我认识了边红旗。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认识的，都去参加未名诗歌节朗诵会，边红旗毛遂自荐上台朗诵，在台上，他说，他叫边红旗，但当他和诗歌发生关系时，他叫边塞，诗人边塞。他还说，他叫边红旗的时候是个办假证的，如果有诗人想搞假文凭，找他，八折优惠。我喜欢这样大大咧咧的人，有意思，而且他长得不像坏人，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符合我们中国人对帅哥的朴素看法。在上台朗诵之前，他借了我的一件白色T恤衫，在上面写了一句煽情的口号，像行为艺术。朗诵的效果很好，为此他很感谢我，请我吃饭。也是在元中元，东拉西扯就喝多了，醉得舌头都直了，只好睡到我那里。第二天醒来以后，觉得我那里不错，也想搬过来住。他原来租的房子在西苑那儿。一明和沙袖都同意了，我没有意见，边红旗就过来了。三室一厅都用上了，费用平摊，皆大欢喜。开始我们对他还有点儿戒心，毕竟办假证不是个正当买卖，一明又是搞法律的，住一块儿这事多少有点儿不好理解。不过后来就没问题了，办假证是办假证，进了门他是我们朋友，跟合租没关系。再说，也不能因业废人，莫泊桑小说里的“羊脂球”还是个伟大的妓女呢。所以大家相安无事，一起过日子挺好。就像现在这样。
给沙袖接风的那天晚上，边红旗不在，按他说的，泡妞去了。我打他电话让他过来一起吃饭，他喘着粗气说，正忙着哪，有事回去说，就挂了。他和沈丹在一起。沈丹是边红旗在北京的情人，超市收银员，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老婆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挺温柔贤惠的一个女人，长得比沈丹好，来过一次北京，我和一明他们都骂边红旗贪得无厌，有这么好的老婆还瞎搞。边红旗说，老婆哪有多的，何况又不在身边，用不上啊。所以在北京，他马不停蹄地和女人有染。我们就不再说什么了。
十一点多边红旗回来了，左边的腮上还有没擦净的口红印迹。他把一只北京烤鸭扔到客厅的洗衣机上，把我们从房间里喊出来，让我们吃。
“今天高兴，赚了一千三，”边红旗说，“那个傻大个怕警察抓，没讲价就答应了。我和沈丹隆重地庆祝了一回。”他指着烤鸭说，“沈丹单位的福利，让我带给大家，同喜同喜。”
他又做成了一桩好买卖。如果不违法，办假证实在是条发财的捷径。就站在路边，或者天桥上，比较多的是待在大学门口，见着差不多的人就问：“办证吗？什么证都有。”如果碰上了，就讨价还价，根据证的种类、制作难度等指标收钱。最好是遇上一个冤大头，对办假证一无所知，就趁机提价，敲诈一番，一个证的成本加上各种费用大约两百块钱，但你可以要价一千五。就像今天边红旗一样，逮到了一个傻大个，硬生生赚了他一千三。这工作就一条让人恐惧—要时刻提防警察来抓。边红旗说，每天都提心吊胆，就怕那帮戴大檐帽的什么时候突然抽风。
边红旗问我：“你抽什么风去请客？又拿到稿费了？”
“靠，”我闻了闻那只烤鸭，实在吃不下了，“我那点儿稿费哪儿拿得出手？主要是给沙袖接风。”
“我们的大美女袖袖回来了？”边红旗对着一明做出色眯眯的鬼脸，“是不是又给你上了政治课？”
一明说：“她又迷路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应该提前去接站。”
“赶着备课，明天就要上讲台了。”
“这就更不对了，还有什么比女人更重要的吗？穆鱼你说，有吗？”
“有啊，” 我说，“老婆。”
边红旗对我挥挥手：“别跟我提老婆，中午我还接到老婆电话，让我回去。我回去干吗？一年挣的不如在北京一个月挣得多。”
沙袖洗漱好从洗手间里出来了，见边红旗指手画脚地大谈北京的好处，说：“你又在写诗了？好像全北京地上的钱都让你一人捡到了。”
“那怎么行？我总得剩下点儿给你们家一明捡，”边红旗说，头歪了半天又说，“差点儿忘了，昨天碰到了一塔湖图书店的叶老板，让我带个话，如果你回来了，就去上班，那个姓杨的胖丫头家里出了点儿事，人手不够了。”
沙袖看看一明，说：“那我过去？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应该会有加班费的吧。”
一明说好，他明天就开始去给人家上课了，也没时间陪她。我让沙袖到了书店帮我看看，有什么新进的好书，抽空我去买两本。
除了有意识地聚在一起，晚上的这个时候一般是我们的公共时间。大家都从外面回来了，在某一个时候，像演话剧一样，从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三间屋，四个人，聊聊天，天南海北地瞎说，然后疲倦了，或者要干别的事，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房间里安静下来，真正的夜晚就来临了，接着是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