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袖变了，老往两个极端跑。安静的时候一天听不见她说一句话；冷不丁就热闹了，彻底放开的那种热闹，百无禁忌，常常让我一愣一愣的。除了买菜和散步，她几乎不出门，该攒书的时候攒书，这几乎成了她的工作，每次看到她安静地看着电脑屏幕时，我都会觉得，她的攒书事业可以一辈子做下去，一本完了再来一本。累了就开音乐，还会放摇滚，跟着敞开嗓门喊。以前她是不喜欢摇滚的，张楚的那种轻摇滚也不喜欢。然后就是找我和边红旗聊天，瞎说，什么都说，荤段子也不太忌讳了。边红旗很得意，他肚子里有无数的荤段子，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讲了，沙袖的不再反对让他多少有点儿受宠若惊，越发地肆无忌惮。有时候沈丹或某个女人来找边红旗，他们房门关上后，沙袖也会主动和我说起门后的事，让我猜，他们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她的变化让我吃惊。

更让我吃惊的是，她大白天也开始穿着睡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了。因为不出门，干脆一天到晚都穿着睡衣，头发也不像过去那样讲究了。一明为此提醒过她，沙袖说，我又没什么外交活动，又没人要看，收拾那么利索干什么？你看天都热了。是的，天开始暖和了，开始热了，穿睡衣和拖鞋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有时候会想，大概是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了，刚来北京时她传统而且保守，绝对不会穿着睡衣出现在一明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眼里。现在禁忌都没了。

沙袖的一些小动作开始让我心跳。她穿着睡衣站在我门口，问我怎么查资料，需要哪些书。她把左边的光脚从拖鞋里拿出来，放到右边的小腿上，轻轻地挤着小腿上白皙的肉，大脚趾分明在动。她的裙子被撑起来，在客厅灯光的映照下，看得见两条腿在裙子里的模糊轮廓。她也会挠痒痒，让睡衣的领口变得更低。我得低下头，我的脸比她还红。

“那你帮我查。”她说。

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她要的资料，她凑过来，上半身在我的头顶，我的头发感受到她的呼吸、身体的暖香和身体不明部位不经意的摩擦。一条资料查完，我要流出一身的汗。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她离开时的微笑有点儿放肆，拖鞋击打脚掌的声音故意弄得很大。

周五的晚上，十点钟左右，一明打电话回来说，他们同门师兄弟刚讨论完一个案子，要出去小聚一下，然后再到海淀体育馆的练歌房唱歌，问沙袖去不去。沙袖说不去，已经洗过澡了。一明勉强了一会儿她还是不去，一明就让她早点儿睡，不要等他，他回来得可能会比较迟。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师兄弟经常聚会，吃饭、唱歌、打保龄球，他们有钱，帮别人办案子，或者导师请客，导师是有名的教授和律师，一口袋的钱，他们叫他老板。过去沙袖常和一明去，她的歌一明老板都叫好。

挂上电话沙袖站在原地发呆，她刚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是湿的。她把毛巾绞来绞去，又一把摔到旧沙发上，在客厅里喊：“穆鱼，老边，有喝酒的吗？”

说完她就去敲边红旗的门。老边不在，去沈丹或者其他某个女人那里了。这些天他很郁闷，不能出门找生意，觉也睡烦了，只好出去解闷。我从房间里出来，问她，真的假的，半晌不夜的喝什么酒？

“喝，当然要喝，”她走到我门前，脸激动得都红了，“有酒吗？”

我犹豫一下说：“有。”

一共五瓶啤酒，我喝了三瓶，沙袖喝了两瓶。晚上剩下的菜。在我房间里一边看碟一边喝，王晶的《黑白森林》。沙袖的酒量按说没这么大的，但她坚持要喝，半瓶下去她其实就差不多了。我不让她喝，她拿眼睛瞪我，说她是山东人，怎么会不能喝？喝完了一瓶，我又制止，她推开我，说：“你欺负山东人是不是？舍不得这两瓶酒我就不喝。”

她的脸开始红了。我完全可以劝住她的，但是我没有坚持，我记得当时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和她继续喝。沙袖喝了酒变得更漂亮了，眼睛里有了动人的水在流动。我不再看碟片了，看她。

两瓶完了沙袖说热，已经没法儿平视着看我了，要么盯着我，要么斜视，浑身的热度看得见。她说你这屋里真热，开始在脖子边上挠，抓出了一道道指甲印。她对我说：“穆鱼。”手扶着我的膝盖向我凑过来，说，“我难过。”

她的上身在我眼皮底下，我看见了睡衣里面的内容，头嗡地响了。她竟然连内衣都没穿。沙袖的手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肩头，一只手抱住了我的脖子。

她又说：“穆鱼，我难过，我为什么难过，你说？”

她的胸部在起伏，身体在抖，像在冷。我也冷，热得受不了了的冷。我真想抱一抱这个柔软的火炉。沙袖说：“我难过。”她的声音像在哭。我掐了一下左腿，又掐了一下右腿。沙袖哭了，嘴里还在说：“我难过。”

“你醉了，”我说，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拎起来，“我扶你回去躺一会儿。”

“我没醉。我就是难过，我想哭，我想回家。”

沙袖放声大哭。我把她架到她的房间里她还在哭，哭得不大正常，有点儿像笑。我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个喝醉了的女人，想当然地给她敷了一条湿毛巾，她不领情，一把扔到书桌上，碰倒了水杯，把一本书洒湿了。这样我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一边听她哭，直到她哭声渐小睡过去。我回房间时已经凌晨两点半，一明还没回来。

一明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中午他起床后，我决定和他谈谈。

“你没发现沙袖有点儿不对劲吗？”

“我不是瞎子，”一明说，“可我跟她解释过无数次了，真的什么也没有。”

“她不相信？”

“我也不知道她信不信。她老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问题是，”我伸头看看客厅，沙袖不在，接着说，“我前几天还看见你从那车上下来。”

“什么时候？在哪儿？”

“前天，碰巧看见了。在海淀。”

一明说：“真的没什么，我发誓。你也不相信？”

“我相不相信没有意义，关键是沙袖。你得让她相信。”

“这学期的课马上就结束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坐什么倒霉的小车了。”

这么说他还要坐下去。具体事情我不清楚，不好乱猜。末了我告诉一明，该说的我都说了，应该为沙袖考虑一下，她真的不容易。

一明说：“我明白。”

几天后我回了一趟家，母亲说家里有事，重大的事，必须回去。到了家我发现风平浪静，还是老样子。母亲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让我去看看。我说我现在还不想谈女朋友，我在北京还一事无成我拿什么去谈？

母亲说：“北京有什么好？待在家里我都能抱上孙子了。再说，就这么漂着也不是个事，没个根。眼看着三十的人了，你不急，我和你爸还急呢。”

他们逼我去相亲。女孩儿是我们那个市的邮电局职员，平心而论，长得的确很不错，个头儿也合适。收入更不用说了，母亲说，除了邮电系统和几个大学，我们这地方还有哪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待遇？感觉挺不错。她说她在不少刊物上读过我的文章，差点儿把我给羞死。她很认真地说，真的，她很喜欢，还向我讲述了她对我的几篇小说的理解。她大概是硕果仅存的文学女青年。如果不是文学青年，她恐怕也懒得理会我这样的无业游民。

“那都是些骗钱的小玩意儿，说出去让人笑话的。”

“大家都说挺好的，”她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知道你呢。”

她的意思是说，在北京我不怎么样，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大小算是个作家了。真让我哭笑不得。

“必须在北京才能写作吗？”

“这倒也不是，北京的氛围可能好一点儿。不过也说不好，其实在北京我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埋头自己搞。”

“那为什么不回来？”

我无话可说。有时候我也在怀疑，现在留在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朝圣还是一个仪式？或者仅仅是一个蒙骗自己的形式和借口？

我说：“我再想想。”

半个月后，我从故乡返回北京，正赶上边红旗搬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搬家，尽管房间收拾空了，但他要求这个房间还为他保留着，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搬回来，下半年的房租他都交了。严打开始了，据可靠消息说，抓到一个是一个。老边担心连累我们，也担心住在这地方太显眼，他要搬到一个偏僻隐秘的地方。那天帮他搬家的是他的两个办假证的朋友，车也是极相熟的人的，彼此都信得过。大大小小的东西一车全运走了。我要送他到新居，边红旗说算了，那地方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而且，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相约不把地址告诉外人，请我们多包涵。

临走时我们送他下楼，沙袖磨磨蹭蹭地在房间里不出来，一明就叫她快点儿，老边要走了，我们送送。

沙袖在房间里大声说：“送什么送，是搬家，又不是去死！”

边红旗笑笑说：“沙袖说得对，我又不是去死，别送了。搞得跟遗体告别似的。”

尽管如此，老边和我们还是在楼下等着沙袖来告别，但沙袖终于没有下楼。我只听到她在房间里打开崔健的摇滚，声音巨大。她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