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玉离。一看见我就知道是她，三年后又和姑父站在了一起。他们在海淀等车，我下班从报社回来，刚下公交车就看见了他们俩。姑父见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冲我笑笑。怪怪的，但我不知道怪在哪里。路玉离也看到了我，她从姑父的眼神里认出了我是谁。
姑父说：“这是路阿姨。”
“哦。”我说，“路玉离？”
白胖的路玉离说：“是，路玉离。”
“呵呵！”姑父又笑笑，摸了摸脑袋上的板寸。他出狱刚刚一个半月，头发就长长了。我终于发现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他把头发染黑了。半个月前我们见过面，他还是花白的一寸来长的短头发，三年的牢狱生活把他的头发熬白了。现在他自由了，头发就重新黑了。
我说：“姑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小峰这次月考又是全年级第二。”
路玉离没看我，掏出手机看了看，对姑父说：“你们聊吧，我有点儿事，先走了。”
姑父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走了。她吃醋了，一脸的酸样。
“小峰又是第二？”
“不知道，瞎说的。姑妈好多天没给我打电话了。”
姑父苦笑了一下，“你又何苦呢？”
“我说说自己姑妈犯忌吗？”我看着他一身领导阶层的打扮，“报纸送完了？”
“没办法，那体力活儿实在赚不了钱，糊口都不够。别站这里了，找个馆子去说。”
“那我不是又要吃违法的晚餐？”
元中元已经拆掉了，我们到另一家馆子里，旁边就是元中元还没有运走的一片瓦砾废墟。饭店老板少了竞争，及时地把菜价提了上去。老板跟姑父很熟，主动提出给他打八八折。他常来，这段时间他经常带着路玉离来，偶尔也会是某个道上的小朋友。
“报纸送了多长时间？”
“半个月多一点儿。”姑父说，“吃不消，累得要死，又赚不到钱。”
“就重操旧业？她找你的？”
“我找她的。她欠了我三年，得还回来。不过说实话，除了这个，我实在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更能挣钱的。”
“你当时不是答应姑妈和小峰的吗？”
“答应有个屁用？”姑父说，喝啤酒的时候有点儿激动了，“如果答应什么来什么，我天天答应。现在的问题是，日子怎么过？过了年就五十了，还能蹦跶几天？家里那一摊子事，我不想拖到临死，把债留给小峰去还。”
这句话好像挺正经的。姑父有点儿让我刮目相看了，他从来就是一个今天有酒今天醉的人，竟然开始担心家里和生活了。我们老家有句话说，“树大自直”，如果事情真如姑父所说，那他这棵快五十岁的老树，是要打算站直了。要按我想，他早该站直了，家里他不能不担一点儿心了。
他进去的第二年，姑妈的头晕实在受不了了，去医院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把她吓哭了。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供血跟不上，所以头晕。医生说，要做手术，换个瓣膜，否则越拖越严重。姑妈哭不是怕死，而是被高昂的手术费吓坏了。医生说，要七八万元。这个数字对住在别人眼皮底下的姑妈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她一直梦想有一套不错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那儿的小县城，七八万元已经足够了。如果做这个手术，就相当于用一套房子换了一个瓣膜。这还是次要的，要命的问题是，这钱从哪里来？
姑父长年不在家，在哪儿都挣不了多少钱，家里面几乎不靠他。但那是太平的时候，真正有了大事，像手术这样的，需要钱，姑妈就没办法了。姑妈是个要强的人，有困难也不说，何况还找了这么个丈夫。那时候姑父正待在监狱里，每天摸着光头不知在瞎想些什么。姑妈不好说。当初我们家人都不同意姑妈和姑父来往的，更不要说结婚了。
我们家在镇上，但我父亲有一帮朋友在县城，父亲又常去县城里办点儿公事，所以大大小小的事都知道一点儿。姑妈在县城的化肥厂里做会计，一个周末回家，在饭桌上告诉我们，她谈了一个对象，然后说出了名字。当时我还小，刚读小学二年级，对“对象”这个东西还一知半解，对姑妈带回来的奶油核桃倒是很有兴趣。我记得父亲当时就把筷子放下了，说不行。祖父就问为什么不行。父亲说，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他听朋友说起过这个人，没工作，整天到处瞎混，吃喝嫖赌，别人能干的坏事他都能干，就是好事不会做。
姑妈就哭了，说：“你怎么知道他坏？他对我比谁都好。”
姑妈哭得很伤心，祖母看不下去。她老人家最疼我姑妈，就安慰姑妈，让我父亲少说几句。母亲也劝父亲，让他先去县城了解一下。姑妈一辈子的大事，不能一句话就打发了。姑妈那个星期只在家待了一天就回去了，她骑的自行车就是我姑父送的。那时候自行车是个好东西，姑妈骑得意气风发，她根本就不知道，姑父只用一辆自行车就把她骗到手了。父亲第二天请假去了县城，半天就了解清楚了，屁股大点儿的地方，一个人半夜说梦话半个县城都听得见，了解得很清楚。
回家以后，父亲说：“当然不行。”
据父亲了解，我姑父那时候谈了已经不下十个姑娘了，都是玩玩就把人家扔了，他那吊儿郎当样，根本就没想要和人家有什么结果，快三十了还整天乐呵呵地做花心大萝卜。没工作，就仗着他爹那点儿退休金过日子，整天烧得难受，吹着口哨到处乱转，县长也没他悠闲。他说不准就是瞧上我姑妈那个待遇不错的工作才讨好她的。
祖父说：“那怎么办？”
父亲说：“一句话，不行。”
我们家人都觉得事情就这么定了时，姑妈竟然把姑父带到家里来了。我父亲很生气，一天没理他，连姑妈都没理。但是姑父能说会道，嘴上像抹了蜂蜜，一个劲儿地给我祖父祖母灌好听的，看样子一点儿都不像个不良青年，祖父祖母的脸色就松动了。而且姑父的脸膛看着挺顺眼的，男人长得不丑总还是不讨人烦的。再者，他毕竟第一次来，就是个陌生人也应该给个面子，祖父祖母这么一想就不自主地妥协了。姑妈既然决定把他带回家来，显然已经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出了对策，应该说，那天姑父基本上是完满地完成了姑妈交代的任务。
他穿一身西装，戴了副眼镜，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看起来是个文化人。我祖父离休之前是小学校长，本能地喜欢文化人。这让我母亲也不好说不是，人家是城里人，比我们洋气。除此之外，姑父还在我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姑妈知道祖父祖母最宝贝我，哄我开心了就等于哄祖父祖母开心了。姑父坐在我们家的八仙桌前，招呼我和姐姐过去写作文，他把口袋里的英雄牌钢笔掏出来，说作文谁写得好这笔就奖励给谁。我哪里会写什么作文，就瞎说，把昨天晚上在广播里听到的故事简单地讲了一遍，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姐姐当时读三年级，她的文章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带到县城去参加作文大赛。但是，那次我赢了。
姑父看着我写得歪七扭八的句子说：“嗯，这个好，有想象力。钢笔归你了。”
我当然很高兴，英雄牌钢笔啊，班上同学都还在用铅笔。姑父用一支钢笔就把我收买了，我就喜欢他了。这些年我们感情很好，他也喜欢和我说话，没有太多的长辈的顾忌，大概就是那天培养起来的。送我东西就是好人，我对祖父祖母说，那个人真好。
尽管父亲强烈反对，最终姑妈还是嫁给姑父了。几年后姑妈就后悔了，已经晚了，小峰出生了。
姑妈从医院回来尤其难过，心想，这病一定是被那个浑蛋气出来的。但是病还要治呀，没钱，姑父还在监狱里蹲着哪。她就哭，想起来就躲着小峰哭，越哭头越晕。小峰知道了，背着姑妈给所有的亲戚打了电话。小峰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妈要做手术，我想借钱。我会还的，考上大学我就去挣钱，我爸欠下的我也会还上的。”
母亲告诉我，她在电话里听小峰这么一说，当时就哭了。小峰才十七岁，这么懂事，他爸不是个东西就算了，冲孩子这句话也得借。远远近近的亲戚都拿出了钱，凑了八万多元，帮姑妈做了手术。手术时，我们家人都在手术室外候着，对姑父这些年的行为集中进行了一次批判。姐姐说，写信给姑父，让他在监狱里也知道，他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一家人。小峰好长时间都不说话，后来说：“我和妈都不想让爸知道，他在那里已经够苦的了。”
祖母又哭了，这回不是哭姑妈的命苦，而是哭姑妈的命好，生了小峰这么个知冷知热的好儿子。
这些事姑父直到出狱之后才知道，听了以后还掉了几滴眼泪。但我不知道这些到底能改变他多少。那时候小峰高考已经结束，因为考前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照顾姑妈上，成绩不是很理想，被一个三流大学录取了。他不愿意去，又硬着头皮重读了高三。他想念一个好大学，以后对家庭、对他自己都有好处，我想小峰已经不指望我姑父来还债了。
因此，半个月前我对姑父说：“小峰比你强。”
这次姑父没有笑，而是哭了，咬牙切齿地说：“我他妈的一定要挣钱给我儿子花。”
现在我们坐在饭店里，姑父说，他又干起了老本行，和路玉离在一起。
“你就打算这样干下去？”我说，“现在公安局对这事抓得挺紧的，报社里经常有这方面的消息。”
“再紧也得干，紧点儿也好，越危险其实越能赚钱，可以提价。”
“万一出事怎么办？”
姑父点了一根烟，说：“我也在考虑这事，所以想自己找几个人单干，不在外面到处跑了。不过这要时间。”
“就像路玉离那样？”
“嗯。怕是做不了她那么大。她干了很多年了，除了假证，还搞假发票，什么都搞。”
“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她老公那边她怎么说？”
“是不是笑话我和这么个丑女人在一起？” 姑父笑了笑，转着酒杯说，“说实话，你姑妈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人，但是没办法，在外面没个女人就是不行，生活会一团糟。而且，现在我得先跟着她混，从她那里找门路。也不是整天在一起，隔三岔五吧。”
“她老公那玩意儿真有问题？”
“还行吧，听说还能用。他们不住一起，她管海淀这片儿的生意，她老公管朝阳和丰台那片儿。他有小女人，而且是两个，都二十来岁。”
我说：“噢，原来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井水不犯河水。”
晚上都没什么事，姑父就说，咱爷儿俩要好好喝一顿，一是庆祝我成了个国家人，都记者了；再就是庆祝他终于出来了，三年的日子不好过啊，做梦都梦见屋顶上开了自由的天窗；三是祝贺生活总算有了点儿想法，得好好干。我们就喝。姑父说到底还是个浪**子，舌头一大就跟我谈女人的问题，他建议我该找个女朋友了，不能整天一个光棍儿跑来跑去。
这话几年前他就跟我说过，我大一寒假回家，年前去了他家。那时候他还在深圳做事，向我吹嘘深圳怎么怎么好玩儿，半夜里姑妈和小峰都睡了，他还在说。突然他一拍大腿，说想起来了，伸着脑袋到抽屉里去找东西，半天摸出一张盗版碟，塞到VCD机子里让我看，竟然是三级片。这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又很想看。他就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是特地从深圳带回来给我看的，我都上大学了，十八岁了，该明白这种事了，男人嘛，就得懂得多点儿。小峰还得几年，他还小。然后他就睡觉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看。
在女人这事上，我念大学后，他在我面前从不避讳。我们喝了好长时间，菜不够了，他让添，炒腰花。我说：“这菜不是已经吃了一盘了吗？”
“吃了一盘，再来一盘。”姑父凑到我这边说，“跟你说实话，这两天老想着挣钱，有点儿力不从心，得补补。”
那晚我们吃了三盘炒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