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手中的长矛却愈来愈锐利了。
随着“军事委员会”以及所属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和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的撤销，蒋介石接受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方式，在南京丰富路上的一幢琉璃瓦大楼的门前，挂出了“国防部”的招牌。
为了招徕和引诱更多的灯蛾扑火，国防部部长由实力最为雄厚的桂系头目白崇禧来担任显然是必要的。掣肘的角色自然应该是嫡系人物，而且最好是浙江人氏，所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职务便落到了陈诚的肩膀上。
至于这幢琉璃瓦大楼里的第一把交椅究竟应该让谁坐的问题，蒋介石则不需要任何人指点，采用了中国紫禁城的方式：疏者位尊而大权旁落，亲者位卑而独揽一切。
杜聿明前时出席南京“整军会议”的时候，曾经走进过国防部的大门。他在甬道上碰见了陈诚的亲信刘云瀚，在走廊里碰上了陈诚的老友侯腾，在饭堂里碰上了陈诚的部属罗泽闿，在厕所里碰上了陈诚的爱将方天……他没有理睬他们，不过，只有在他得知他们分别担任着主管全国将官人事的第一厅厅长，主管国内外情报的第二厅厅长，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以及主管装备补充的第四厅厅长之后，他才后悔没有扭过头去，对着他们的背影，对着整个国防部大楼，来个“呸，呸，呸！”
“中正大学”的宏亮的钟声，算是替杜聿明出了口粗气了：你那几个厅长算什么？只要我控制住了东北行辕，马上就可以派出我的人马，让他们去当市长、去当省主席！到时候陈小鬼你来吧，反正你没有到过东北，不知道中国之大……
悠长的钟声携挟着杜聿明的春梦，与太阳的金丝穿梭交织、结伴而行，乘坐上云朵的摇船，跨过黄河，越过长江，到浩瀚的世界遨游去了。然而，杜聿明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结束了“董事会”第一轮会谈，乐不可支地回到长官部“官邸”双手推开窗户的时候，晚风送进来的竟是来自钟山脚下国防部大楼的闷雷般的回响：
“杜聿明贪污军费达十万两黄金之多，火车都要装满两车皮，一座‘中正大学’怎么抵得了账呀！”
“杜聿明在东北安插的亲信就更不得了啦，比大豆还要多，比高粱还要密呢！难怪东北老百姓只知道有杜聿明，而不知道有熊式辉呢！”
“不知道熊式辉倒也罢了，东北境内连蒋主席也有人不知道啊！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总理纪念周会堂是怎么布置的？国父的画像底下是杜聿明的画像，虽然也像蒋主席那样，蓄着仁丹胡子……”
消息是文强当晚通过电话传到长官部“官邸”的。他除了侦知熊式辉终于噘了起来的嘴巴，与国防部的突发之声有着遥相呼应的关系而外，还获悉陈诚将奉命前往东北查处“贪污”诸案的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伴随着一场毛毛细雨，南京的谣传便洒落在沈阳的街头巷尾了。而且愈到后来，有关的数字的变化也就愈大，“十万两黄金”被扩大为“百万两黄金”；而加盖着杜聿明印章的老法币，也就是曾经作为东北正式的流通券的价值，却从“一元”被缩小为“一角”。再过几天，有人就干脆从箱底刨出这种老法币，大把大把地捏在手中，勉强当作手纸用了。
杜聿明忍着胸部的阵痛，一连在窗前站了几个清晨。屋檐下是那没完没了的雨滴，树梢上是那一成不变的瓦灰色的天壁。早晨八点钟之前是听不见钟声的，可是看得见“中正大学”的旗杆呀——唉，这哪里是什么旗杆，分明是捏在陈小鬼手中的那根长矛，直端端地插在操场的草坪上，直端端地插在自己长有败草枯藤的心田里……
事到如今，杜聿明只有关掉窗户，打开房门，唤过传令兵，无可奈何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没收中正大学教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纸厂，取消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壁生的职务，以赵家骧兼任。命令发布完了，他也就把房门关了，紧紧地关了。像一条冬眠的毛虫，如果没有别人打扰，他要等到下一个季节才开始蠕动。
等到杜聿明重新推开窗户的时候，迎接他的虽然已经不是绵绵愁雨，却也不是暖暖春阳，而是炎炎烈日了。不过他还是以苏醒过来的姿态，伸了伸懒腰，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以舒展舒展他那麻木和萎缩了多时的神经。此举果然是奏效的：窗外的蝉鸣，淹掉了耳畔熟悉的钟声，却没有淹掉身后陌生的但又决非是陈诚的叩门声。
像是在口干舌燥的时候，舍不得一口气喝完那唯一的一瓶汽水那样，杜聿明轻轻地慢慢地拉开房门，然后稍稍偏过脑袋，在门缝里露出一只闪亮的眼睛。
“白部长！”杜聿明大开房门，双脚真要跳起来了。“你来沈阳，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到机场迎候你去了，怎么敢动你的龙步！”
“杜长官不必客气，也不必拘谨。”白崇禧微笑着走进屋里，随手关了房门，“我在南京日长无事，简直有髀肉复生之感，所以决定到沈阳走走，便中也好与你闲谈闲谈。”
杜聿明紧紧地跟在白崇禧的身后。“有许多事情，我早就想当面请教白部长了。自从何总司令离开南京以后，唉……”
白崇禧径自走到窗前，伸手关了窗户，方才转身坐下来，让杜聿明坐在自己的对面。“你接着说，何总司令离开南京又怎么样了，哦，对了，何应钦已经不是战区陆军总司令了，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
“知道的。他在纽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杜聿明看了白崇禧一眼，那淡淡的目光似乎在说：我总不能把我们的何应钦称作何团长呀！
“我问的不是这个。”白崇禧也看了杜聿明一眼，目光却是深邃而严峻的。“你知道何应钦为什么去美国的吗？”
杜聿明摇摇头。是的，去年隆冬的一个夜晚，何应钦走得太匆忙，或者说走得太慌张了。他仅仅在上海机场候机的时候给杜聿明通了一次电话，除了留下“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这十个字而外，别的什么也没说。
“是这样的：日本投降以前，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派代表到重庆，询问过中国的继承人的事情。委员长以自己体力还健，尚未考虑为答；日本投降以后，罗斯福总统又派代表到南京重提旧事，委员长不得已姑以何应钦何总司令应之。”白崇禧侃侃而谈，一种莫名的热忱使他高跷着二郎腿，不停地摇晃着油亮的皮靴。“何应钦探得个中消息，本应不露声色，愈加小心谨慎才是，却不料我这位敬之兄一高兴又不自量起来：今天去找顾祝同，明天又去找刘峙，想把几个往日有交道的战区司令长官都召集到一起，来一个‘自成体系’，搞什么‘何氏内阁’！你想想看，这种搞法，还有不碰到委员长的鞋尖上去的么？”
杜聿明相信白崇禧的话不会有假，但是他没有点头。他被蒋介石的“革命连坐法”激怒了：“就算何应钦该杀头，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呀！”
“你说的‘他们’是指哪些人？”白崇禧迅速放下那只悬在空中的腿，双手叉在腰杆上，煞有介事地追问着。
杜聿明圆睁怒眼，正在寻找刺激呢。他不准备再骂那个不知道被他骂过多少回的陈诚了，他要骂那些过去他不敢骂的人：
“我指的是熊式辉！兴办‘中正大学’，是他同意的，筹建董事会，是他指示的。可是这个老不死的政客却在背地里告我的状，造我的谣，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指的……是蒋经国！他到东北来当他的外交特派员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以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让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挂三青团中央干事的头衔，为什么要拉我的人马去壮大他的‘太子系’……”
“说呀，说下去呀！”白崇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前倾着身体。
杜聿明不想再说了。祸从口出。他虽然相信白崇禧不会是一条张着大嘴的巨蟒，却也毫不怀疑他面前有一只意欲捕捉毛虫的青蛙。
“杜长官真是太胆小了，太胆小啦！”白崇禧果然鼓着腮帮，像青蛙那样呱呱大叫起来，“你的口水理应喷到蒋经国的老子头上去的呀！”
白崇禧霍然起身，倒剪着双手，边说边朝窗前走去。“不是么？一个好生生的国家，一支好生生的军队，全给蒋介石蒋先生糟蹋了！人为的对抗，无端的纠葛，挖不完的鸿沟，铲不平的山头，哪一样不是他干的！就拿你在东北的处境来说吧，你能怪谁人呢？怪熊式辉？怪陈诚？怪美国人？怪俄国人？我看是谁人也怪不上的。要知道，故意使军政分家，不时倾轧，以免有什么人的权力过大，控制不了，这便是蒋先生‘分化统治’的奥妙！”
白崇禧说到这里，皮靴已经抵拢墙根，鼻尖已经贴上玻璃了。他停止了说话，开始了观察。他在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了杜聿明佝偻的身腰，憔悴的面容。当他看见了那对彷徨不定的眼睛的时候，竟像旋风那样转过身体，又像流星那样迈开脚步，天神下凡般地出现在杜聿明的身旁。
“光亭兄，蒋先生不要国家，我们要国家；蒋先生搞‘分化’，我们搞‘联合’！”白崇禧一把抓住杜聿明的手，“东北有光亭兄，华北有李宗仁先生，只要这两块土地能够连成一片，中国的一半就在我们手里！是的，我们！我和何应钦先生合作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就像当年在龙潭战役中共同击退过孙传芳那样。不，应该比那时还要有声有色，还要轰轰烈烈……”
杜聿明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缩回来了，望着手板心上被白崇禧捏出来的汗水，哑然失笑了。不过，他想到大白天说梦话要比大热天关门窗还要可笑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打断白崇禧的话说：“白部长，你这番话说得出来，可曾想过能否收得回去么？”
“光亭兄自然不会告发我。”
“未见得。这个年辰，老子也顾不了儿子哩！”
“那么就由叔叔去照看侄儿吧！”
“白部长这是什么意思？”杜聿明的笑容顿然消失了。他已经在白崇禧闪烁的目光之中看见了不祥之兆。
“杜斌丞先生前日被捕入狱了，罪名是贩卖毒品。”白崇禧虽然使自己的神色黯淡下来，但仍保持着先前高昂的语调。“当然，蒋先生抓杜先生，是抓给共产党看的。杜先生的朋友李公朴，闻一多既然在昆明归天，杜先生本人在西安的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蒋先生不用胡宗南出面，而让陕西省主席朱绍周出面，这就是抓给你看的了——你不是想驾驭九省主席吗？现在先请你尝到一个省主席的厉害吧！”
杜聿明听着听着，随着耳朵嗡然作响，全身有一种坠落的感觉。像一个突然跌进巨浪里的溺水者那样，他的脑子里只存在着关于自己的生命的信息：胸部的阵痛已经无法忍受 ——替他分担痛苦的是他的腰部——不健全的腰部只接受了其中的一半——另一半正在寻找出路……
杜聿明终于惨叫一声，猝然倒地。溢出他嘴角的口沫中的气泡，一个一个地破灭了，发出来一连串微弱的绝望的呻吟：“我的肾结核复发了，我要去国外治病，到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