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怀着沉闷的心情从上海到南京转赴徐州。

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微雨成行，乘车向徐州进发，见沿途景物萧条，充满战时荒废离乱之苦状。仅一江之隔，即失去江南宁静而恬淡之空气。抗战八年，继之以剿匪戡乱，民不聊生，国势垂危，可慨可痛。”

徐州位于津浦、陇海两铁路交会点，据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攻占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地带后，中国军队曾在此与日军展开了一个多月的血战，赢得了台儿庄、临沂战役的大捷。

而现在，这支名为“国军”的军队，却要在此地与同是中国人的中共军队进行一场大决战了。

薄暮时分抵达徐州，到车站来迎接文强的，有总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少将总务处长施华威、第二处处长李剑虹等人。

这郭一予原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共产党员。当年从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他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的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主持教学事务。文强在长沙初识毛泽东，并以文家大少爷身份请毛泽东、毛泽覃兄弟和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吃“神仙钵饭”时，就还有毛泽东手下的二郭（郭亮与郭一予）在内。因此文强与郭一予是老相识了。

黄埔军校创办时，经何叔衡推荐，郭一予在长沙参加了秘密报考后，又去上海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复试，才选拔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去的。后来他也投入到国民党一边，受到重用。他有一个绰号叫“六一居士”，是指他曾先后在六个“第一期”受训：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航空学校第一期、高等教育班第一期、庐山训练团第一期、中央训练团第一期。

此时的徐州已俨然成了一座兵营，到处晃动着冷冰冰的美式钢盔。

他们在站外九洲餐馆进食后，驱车前往前进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大楼。总务处长施华威对文强说，这座大楼本已成为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产，是杜聿明副总座要来的，原先顾祝同不肯给，后来他也知道徐州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是无法办学的了，才做顺水人情，拨给了前进指挥部。

郭一予把文强安排妥帖后，说今晚总部有晚会，唱戏跳舞，还在过太平日子。杜副总座、舒参谋长都去了。他要文强早点安歇，明天够忙的。

文强送走郭一予等人，只觉户外西风劲吹，寒气逼人，他连徐州的夜色也没闲情看一眼，就上了床，梦中都在战马奔驰、车声辘辘的不安之中。

次晨，参谋长舒适存来看文强，为昨晚没有去车站接他连说“非常失礼”。

舒适存也是湖南人，比文强长7岁。他早年在湘军时，曾与彭德怀同进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有趣的是，在1930年（即文强在四川领导一路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浴血奋战那一年），舒适存在国民党军中与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作战，一次战斗中舒适存被红军俘虏，投降后，他被彭德怀作为军事人才留用，担任了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1933年，舒适存在国民党重兵围剿红军时，又投降回到了国民党军。他不是黄埔军校学生，但得到蒋介石赏识，被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受训。在东北时，他曾任新六军副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是杜聿明的得力部下。

舒适存告诉文强，杜聿明要为他举行“布达式”，介绍他与前进指挥部的全体官兵见面。

布达式是在江苏省立师范学院的大操场上举行的，杜聿明郑重其事地让文强站在他的身旁，向全体官兵宣布了文强的职务，并说明重点是管理人事、军法、后勤。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随后，杜聿明邀舒适存和文强在办公室内密谈。

舒适存先开口，他说，一定要吸取在东北战场上失败的教训，这次一定要打胜仗，守住南京的北大门徐州。他认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只要能守住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据点，就可以使共军四野陷在东北，不能移师入关。华北傅作义只要能据守平、津、保，拖住共军华北野战军，时间越长越好。徐州“剿总”可以作一次决战部署，佯攻济宁，实取济南，切断共军二野与三野的联系，以巩固徐州，这样就能转变目前战局的被动形势。

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主动进攻，不能等待挨打；二是要趁此千载难逢之时机，抓住兵权实力，打几个胜仗立威，大胜不可能，小胜还是有望的。

舒适存踌躇满志地说：

“若能如此，将来校长亦必依副总座为长城之靠了。”

杜聿明显得对舒适存的见解很欣赏，他又向文强征求意见。

文强当即表示同意，并对抓兵权实力一点，作了补充。他提出，在徐州“剿总”所辖的几个中央王牌部队中，是否能团结无间，将士是否听命，要有正确估价。

接着，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了解具体分析说：第二兵团的主力新编第五军，是杜聿明起家发家的本钱，机械化，美式装备。不过，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兼任第五军军长，此人平日骄横跋扈，目中无人，又自吹所向无敌，从不打败仗，而且对友军信义差，甚至对上司也阳奉阴违……

杜聿明插话说：

“一点不错，他一贯对上欺、对下傲，根本不能团结人，真没办法。”

文强又指出，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也难听令。

李弥同文强一样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抗战以来，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昆仑关战役，又曾在滇西反击战中与军长何绍周一起率军攻占龙陵松山高地，全歼日军。文强认为，他这些年出过两次风头，也有些目空一切，与邱清泉很难合作。

至于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文强知道他在胶东已被共军打得胆小如鼠，平时就说“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保存实力为主，决不当手中无兵的官”。

杜聿明又插话说：

“此人过去还算是个战将，现在却变得如此自私。你刚才所说的李弥也是实情，他过去对范汉杰就是表面一套、骨子里一套。他和邱清泉是难兄难弟，同样不易驾驭。”

舒适存冷笑一声道：

“这两位一谈到共军便嗤之以鼻，根本不看在眼里，其实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们也都戴过红帽子呢。”

舒适存所说的“戴过红帽子”，大约是指邱清泉曾于1922年在国共合作、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专门研究过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后来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一、二次东征，属于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李弥在大革命时期曾是朱德领导的革命部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排长，南昌起义时因拒绝参加才脱离共产党队伍。

文强刚一提出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杜聿明就说：

“在咱们黄埔系统中，孙元良也算老资格了。虽然才干有限，却官瘾越来越大，只知排除异己。他把同学胡长青的一个军排挤出去，只因胡长青是胡宗南一手提拔的嫡系部队，不是他能指挥得了的。他只知依靠他叔父孙震遗留下来的两个土著川军，又怎么能和共军作战呢？”

当文强一提起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杜聿明立刻表示赞赏，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黄百韬是河北人，是可以信任的。不过，此人和邱清泉也是一对冤家。在开封战役中，黄部被围，急电邱清泉前去解围，邱却按兵不动，连老头子的三令五申都置之不理，如果不是黄百韬苦战突围，早就被刘邓大军吃掉了。从此，黄、邱之间的裂缝更难以弥补了。他们三人谈来谈去，都一致认为抓兵权必须先抓人事团结。

可是，要想消除这些人为的隔阂与矛盾，谈何容易！

杜聿明是靠机械化部队发迹的。文强又将程潜批评他没有吸取东北失败的教训，仍然迷信机械化部队的话转述了一次。并直言不讳地说，对付共军的游击战术，机械化部队等于用大炮打苍蝇，白费劲。

文强知道杜聿明是个谨慎人，对上不敢有忤，对同辈不示骄，对下也很少疾言厉色。尽管不同意程潜这个意见，认为是因噎废食，但杜聿明还是表现得胸怀宏大。

对程潜所说的“决定战争的胜负，主要要看人心的向背”。“南京已失去了人心，延安却抓住了人心”，杜聿明认为有道理、要深思。他还说，这样的意见，有人曾向蒋介石提过，却遭到了严厉申斥，说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与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

文强暗想，这会不会就是杜聿明自己呢？但从杜聿明的性格来看，似乎又不大可能。

在当天日记中，文强记下了对杜聿明的如下感想：“听训两小时，对剿匪军事，详加指示，对国际形势现势，亦作一概略之说明，发人深省。杜公治军之余，对国际政治十分留意，诚不愧为现代军人中之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