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底渊源非常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的思想所成底宗教。但从玄想这方面看来，道教除了后来参合了些佛教思想与仪式以外，几乎全是出于道家底理论。道家思想底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从传说方面，我们知道在现存的《周易》以外，还有《连山》与《归藏》两种。三《易》不同之点，在乎对于卦底安排次序。学者又以为《归藏》是殷朝底《易》，为道家思想之所从出；《周易》是周人用底，儒家思想本于它而来。《周易》底《系辞传》虽然说是孔子作底，但其中引申《归藏》底意思比较《周易》似乎多一点。《系辞传》当成于先秦时代，与《吕氏春秋》《道德经》《礼运》等先后出现于世。如将这几本书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一下，定然很有兴味。
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来又进而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推其原始也出于《河图》《洛书》，故亦可视为解《易》底一派。《河图》《洛书》是阴阳与术数学底雏形，《易》就是从这两样脱形出来底。故《易》为阴阳象数之学，全书所有解释都不外乎此。郑康成以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三面的意义为道家思想或道教玄学之所从出。《系辞传上》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无论对于什么事体，总要把这个简易底道理明白了，然后可以成德立业，然后德业可以久大。
简易底道理在《道德经》里更说得明白。“易”本是要人生趋到无思无为底境地，故为政者当存我无为而民自治底心，不必用什么法律、道德、风俗等等，来约束人民，政府越管得简易，人民越觉得安适。“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不必，也不能用力去煮它，犹如国君不必用权势去治国一样。人民所以能治是顺乎自然底性情而来，如果用权势去压迫或勉强他们顺从一件事情，那就是违反了自然。在自然里头自然有一种不可摧灭的势力，它底自身能够成坏事物，毋须人去激发它。可惜我们日常的生活已经失了道德之自然状态，而被仁义礼教所约束及压迫，因此人民越难治。欲望便是从使用不自然的权势去治理人民才会产生出来底。人民底欲望越多，越不能知足，不知足，则国越难治，灾祸就随着发生了。要灭绝这种不自然的权势，自然得从寡欲知足做起。而知足寡欲必要与外界接触底机会少，所处底社会简单才能办得到。所以小社会是最理想的国家。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下八十）
能够实现返到原始的小社会去过那简易的生活，自是道家底政治理想。从这点，道家立了柔弱与清静底教义，因为这两点是简易生活底要素。柔静是坤道，是秉承天道底自然，本来含着刚动底能力，自然调和，人若跟着它进行，也不至于失掉刚柔动静底调和生活。《庄子》所说“慎守女身，物将自壮”（《在宥》），也是表明人如能承顺自然，保守天地所赋与底性情，一切事物都要自己调和地发展了。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易·文言传》）
道家之所谓“道”与儒家之所谓“道”，其不同的地方在前者以为人生应当顺从天地之道与万物同流同化，故立基在阴阳、动静、刚柔、强弱等等自然相生、自然相克底观念上头，而忽视人为底仁义；后者偏重于人道底探索与维持，故主张仁义。我们或者可以说道家与儒家皆以顺应天道为生活底法则，所不同底在前者以地道为用，后者以人道为用而已。地道是无成无为底，故《易》（《坤》）有“地道无成而代有终”底说法。地底德不在创作，而在承顺天道以资生长养万物，所以常是站在静底或消极底地位，凡天所赋与底事物，它都不必费力去改作，只能保守便够了。假如必定要说地道也有“作”，那么，这个“作”必是“作成”，“作成”不过是就所有现成底事物去培养它们，使它们长成，故仍是属于保守底。“保守”是道家对于生活底态度，因为保守比创作简易，也合乎地道底柔弱静止底品性。《系辞传》（下）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又说：“夫乾，天下之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是守最重要底事情。《道德经》（二十八）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全部《道德经》都是教人怎样知，和怎样去守，而这个“知”就是《系辞传》所谓“乾知大始”底“知”，“守”就是《坤卦》底“顺”。道家所谓顺乎自然，及无为而治，都是本乎地道而来底。道一有造作，便有所私；有所私，则不能长久。《道德经》（七）说：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假使天地有所造作，那就有恩有为，而物失其本真了，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长生”，就是万物柔和地顺从自然。人从自然而来，本是能与天地同其久长底，为何人生不过百年就要归于死亡呢？因为人爱护自己的虚形，比爱住在内里底“真人”更甚，为他创造许多娱乐受用。在创造中，根本地说，就有创造底苦；在进行中，难免夺人所有以自饶益，结果便成此得彼失。既然有得失，便不能免于生死。死亡底存在，只是私心和“创造的冲动”所致；故说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本于自然化育万物，故“万物持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自然并非有所创作，因为一说到“作”便是不自然了。天地本着自然底进行长养万物，表面上似乎有所作为，其实是极无所作，也无所私，无所享受，故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在人与人相处底时候，如柔弱能让，便是顺乎自然之理。让底反面是争，故圣人要使人不争，必得使他们少有接触底机会更好。为国也是要本着这自然底道理，使为政者“无为而民自治”。“自治”云者，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无须要什么政府来替他们立仁义，制法度，作礼乐。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马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澶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
民与民相疑相争都由于圣人为他们立仁义，作礼乐。人若顺着自然，守着天地所赋与固有的性情，一切的需要本已齐备，何必再与外境交通，去要求什么供给呢？民人相争相攘至于死亡，都是因为他们底要求过于他们所需要底，后面又有一个强有力的圣人或国家去替他们出力，替他们维持，使他们遂意，于是贪得底心就发达到不可制止的地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剖斗折衡”是根本解决底方法，因为没有人代人规定权衡，贪得贪利底心也就消灭了。
生活要求简易，欲望要尽量排除，就是道家所谓“葆真”底工夫。人一有了欲望，便想去求满足，从欲而“得”，从得又想多得一些。欲得之心日盛一日，不安宁的生活因之而生。“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就是清心宁志底工夫。世间一切的作为都是根于“我想做”这个念头来底，故越有作为，越多欲望。所得愈多，欲望愈大，对于所作愈不知足，而精神上底苦痛常敌不住获得时底愉快。一不愉快，心便乱了。从需要方面说，所造作底愈多，需要之量也随着增加起来。人本是可以简易地过日子底，但因我们底祖先对于物质上底要求不已，以致形成今日烦琐的生活，使人与外境底关系越来越深切，甚至有缺乏了些少便有不能生活底情形，《老子》说，“少则得，多得惑”（二十二）便是这个意思。譬如水是日用必需的，从前几家共用一口井，所关系底极小，纵使一旦井枯了，还可以想法子，生活犹不致于受多大的累。今日住几十万人底大城市，水底供给集中了，从用水方面看固然利便得多，假使水源一旦断绝，全城人民所受底痛苦比起从前用井底时代就大多了。故人民与公共事业底关系越大，越是危险，越发痛苦。生活越繁琐，人物彼此底关系大有拔一发而动全身底光景，“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底话，正是为此而发。如我们今日用一副机器可当千百人底劳力，可是他已使千万人变成物质及机械底牺牲了。“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五十七），也就是这个意思。是故圣人当使民无欲。无欲并非有欲以后用强力去压制底意思，乃是根本地排除它，使人各乐其生而安其居。要这样，才能保持“三宝”（六十七）。无欲故不争，不争故无伤害，而能“慈”。无欲故生活简易，简易故省物力，而能“俭”。无欲故静，静故谦让，“不敢为天下先”而能长久。
明白了返到自然及简易底道理，我们当再进一步去研究道家对于宇宙底见解。道家以为宇宙底进行即是“造化”底现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一造一化循环地迁变，并没有什么成就。这就是《易》始于《乾》终于《未济》底意思。造化本无全功，成就与失败，祸患与福利都是互相循环底。我们所见宇宙底现象没有一样不是由造而化，由化而造，故可以说道只是不断的造化。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五十八），庄子更进一步说，“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齐物论》）。成败生死是存在天道与地道里头循环底造化。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
这与《易》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一意义。所谓感应就是在虚无恬淡中理会造化循环之理，既然知道这个现象，事物底成毁自不能有何影响，来扰乱我底心神。
凡一种事情底成就皆有它底来由，并非由于一朝一夕之故。所谓“成功”或者是从许多失败积下来底，或者是从许多小成功结成底。积涓滴成海，积沙石成山，积愚成智。但海有时也会枯，山有时也会平；今日之智，未必不是将来之愚：故成海成山成智底“成”只是相对的话，绝对的成就究竟不能得着。道之所以大，在乎虚空不积，虽积而不见，不理会其积。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十一）车行因于毂之虚空，而毂底自身并没有车底功用。庄子更申明这个意义。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原始道家底“长生说”并非恋世主义，只是要随着造化底玄机运转，自然能够年寿永久。人所以会衰老底原故是由于忧患；忧患由于心不虚静恬淡，一味去求知。这个“知”，与上头知白守黑底“知”不同，乃我们底心对于事物底解释，即是平常所谓“知识”与“智慧”。从我们心中或经验中所生底知与智并非真的，故应当舍弃掉。道在于无，有心则非，吾人求知，均赖心识，故欲去知，先当虚心。人所以求知底原故，必是由于一种成法不适宜，欲知其所以然，进而求其处治之方。在这种情形底下才会产生圣人。圣人之生在于道德沦亡之后，而仁义底建立，权利底分别，都是知所以处置当前的情境底结果。但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八）；智本以防害，而害反因之而彰，仁本以成德，而德反由之而坠，仁义智慧究竟是靠不住。社会越知道防止盗贼底方法，不见得就能把盗贼扑灭，有时反可以养成他们的机巧。知本是靠不住，又是一件无底止的事，纵使用一生底心力去探求也不能有多少把握，甚至产出许多烦恼来。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
自然底道本是大智，不必用人心去思虑知觉就能够使生活安适，寿命久长。故老子以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大道具有无限知识，可是永远没曾表示出来，天地所以能够长久地存在也是在此。人如能效法天地，就可以长生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知愈多，性命愈疲，故圣人治国务使人返朴还淳。人生底最大困难是在生活底机械化。用知愈多，则是非、取舍、去就等愈明，而机械愈繁。所谓“经常”或“法则”，都是社会积了许多经验知识才能成立底。但社会一有了这些机械的法则，人们便不能自由，必要时常受它底辖制。机械的生活，总一句说，都是知底毛病。所以我们要由自然得着解放。自然是不立何等法则，不有何等知识底。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老子》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