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4日，星期日，晚上8点多，威廉·凯西降落在苏格兰西南海岸刺骨寒冷的普雷斯特维克。他从飞机上搬下了50磅重的行李。出发前，战略情报局的伦敦办公室警告过他，要备足行装，因为大不列颠的配给券不能满足他到达后的疯狂购物。一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带他穿过了荒凉的平原到达火车站，他买了一张去伦敦的车票。他感到饥肠辘辘。他乘坐的从华盛顿到英国的航班飞行了24个多小时，中途只在纽芬兰岛站稍作停留，整个旅行中，他只吃了两块午餐肉三明治和一个苹果。在普雷斯特维克，他能找到最好的食物就是一张薄饼和一杯茶。在火车上，他从包里摸出的仅有的营养品就是维生素片和一颗止咳糖。
1943年底，一度席卷战略情报局的华盛顿官僚战日渐平息，凯西确信多诺万的组织会得以幸存。他很高兴能够远涉重洋。如果不算在加拿大和加勒比度过的短暂假期，这应是他第一次出国。此刻到达伦敦的凯西充分地意识到，仅凭他那一知半解的西班牙语和法语，无论是面对英国的老牌间谍，还是在他们引以为荣却满目疮痍的首都生活，自己都是个“新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大英帝国最伟大的城市已经成了最大的袭击目标。纳粹德国空军在1940年到1941年间的闪电战期间，往伦敦投下了近5万吨的炸弹，摧毁了大约30万家庭，伤害了450万人，杀死了2万人，造成了60多万名儿童的最终疏散，得以幸存的成人至今心怀恐惧。伦敦最珍贵的地标建筑遭到袭击，如下议院、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杜莎夫人蜡像馆和白金汉宫（攻击当时住在那里的国王和王后，只为了打击英国的士气）等。紧闭门窗、放下窗帘的舞厅和伦敦西区的酒吧里依然人满为患，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人们看到新闻影片中出现希特勒的时候，仍然嘘声震天。而外面，伦敦成了一个黑暗寂静的城市。这场战争让城市的居民显露了其最好的一面和最差的一面。英国宣传家大肆称颂的英国人的坚定沉着和风趣幽默依旧可见，精神科医生报告称闪电战中炮弹爆炸使人休克或神经衰弱的案例很少。然而，近三分之一的人告诉民意调查者，由于轰炸，夜间少于四小时的睡眠令他们无精打采，几乎每个居民都变得更加暴躁。
凯西住进一家旅馆，由于旅途劳累，他睡了一整天。战略情报局伦敦站已经通知他可以休息24小时。伦敦站还告诉凯西，普雷斯特维克的海关人员问起他在英国什么地方工作的时候，不必实话实说。火车经过城市的时候，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防御圈。他很快发现“所有关于”伦敦的事情都那么“有趣”，他给索菲亚写道。虽然早期密集的轰炸已经过去，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许多政府大楼都围上了铁丝网和沙袋，士兵匍匐在防御工事上，手握重机枪。闪电战期间，1000个阻拦气球形成障碍网，迫使纳粹德国空军在高空投弹。公园和开放区布满星罗棋布的探照灯和高射炮，当防空炮炮弹的弹片和未爆炸的炮弹从天而降的时候，给伦敦人造成另一个致命的威胁。凯西抵达时，大约有12架德国轰炸机一周数次袭击都市区，造成的损失要小一些，但伤亡仍然很严重。整个伦敦都在传言，这些袭击是一个更具破坏性和报复性空袭的前奏。
没过多久，凯西就跟这里饱经锤炼的居民一样，可以熟练地识别战争中不同的声音——空袭来临时防空警报信号的嗡嗡声，解除警报时均匀的刺耳的巨响声，远处德国飞机引擎震动的隆隆声，重量不同的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嗖嗖声，高炮弹片落回地面的叮当作响声。他习惯了晚上用手电筒在城市街道上绕行。灯火管制虽得到了缓解，但在许多个烟雾笼罩的夜晚，他一不小心还是会撞到电线杆上。当敌人的轰炸机呼啸而过时，凯西也会非常敏捷，就像其他伦敦人一样，沿着门边连跑带跳地快速移动，直到找到防空洞。凯西抵达伦敦的时候，战争初期肮脏的、散发恶臭的地下设施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增设了公共厕所、洗手池、提供饮料和热食的食堂，甚至还有了图书和播放古典唱片的留声机。
1943年冬季伊始，城市变得寒冷刺骨。取暖用的煤供应短缺，伦敦人已经开始为圣诞晚餐寻找食材，不过跟以往节日餐一样，除了羊肉正常供应外，其他的食物配给贫乏得可怜，加上去年夏天的干旱，其他肉类以及土豆和绿色蔬菜供不应求。虽然没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但大家都不胖，也不开心，也不会用酒或威士忌来伴餐。战略情报局伦敦站给了凯西一个名单，上面列了城中36家像样的餐馆，但那些地方十分拥挤，菜品有限，菜量不足且价格昂贵。他发现红十字会食堂和为美国人设立的伦敦俱乐部提供的食物还稍好些。
1943年底，伦敦许多社区破碎的窗户已经收拾好，瓦砾也已清除，但首都的部分地区因为损坏严重依然无法居住。凯西觉得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看上去仍然有一种寒酸、破败、压抑的感觉。伦敦人穿得又旧又烂，很少有房子涂刷了新的油漆，甚至许多豪宅都已破旧不堪。这座城市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老鼠出没，这要“归功”于1940年那个未经深思熟虑的“灭猫计划”，消灭了40万只猫。
凯西可以看到，人们已经被四年的战争搞得身心疲惫，倦怠的玩世不恭的情绪折磨着他们。虽然英国人对待凯西会流露出愉快的神情，但太多身穿军装来结束这场悲惨战争的美国人却令他们百感交集。大多数人欣喜于美国加入盟军阵营，但美国军官与士兵的大量涌入将拥挤的伦敦人从稀缺的房屋中挤了出去，甚至约会他们的女人，很多人因此十分愤怒。凯西不久就听到当地流行的副歌：美国人“工资高，性欲猛，人数多”。凯西战友反驳道：英国人“工资低，性欲衰，受艾森豪威尔领导”。
所有认识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埃斯特·布鲁斯的战略情报局官员一致认为：他是他们见过的最英俊潇洒、久经世故、魅力十足、谨言慎行的成功特工，一个即使穿着上校制服也贵族气十足的人。大卫·K. E. 布鲁斯是如此的自控和自信，很少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紧张和不安。布鲁斯与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他做过律师，先是在马里兰州任职，后又进入弗吉尼亚州议会工作。他与匹兹堡亿万富翁安德鲁·梅隆被宠坏了的患臆想病的女儿艾尔萨·梅隆结婚。作为共和党政府的财政部长的梅隆，让女婿做了自己的金融顾问和艺术品买手。
后来，布鲁斯厌倦了投资金融，于1941年10月加入了多诺万的机构，创办了秘密情报处。他来到了伦敦，这个他并不陌生的城市，因为之前他作为一名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1943年2月，因为多诺万对前两任站长都颇有微词，布鲁斯接管了正在发展壮大的战略情报局伦敦站。具有贵族气质的布鲁斯对英国政府和上流社会的“交际”可谓是得心应手。他收藏昂贵的古董，装饰在利兹区3号的公寓，而且这个足智多谋的寻宝者还善于发现隐藏在伦敦的美酒。布鲁斯与他的上司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和多诺万一样，喜欢周游欧洲前线，对创新的，甚至古怪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他暗地里塞钱让爱德华·R. 默罗为战略情报局做宣传工作，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伦敦记者拒绝了他，却愿意偶尔免费提供帮助。布鲁斯还建议用100万人的伞兵攻击德国，而不是搞什么诺曼底登陆，但美国陆军部对这一想法置之不理。
凯西来到布鲁斯的办公室，手中拿着多诺万的高级顾问小奥托·多林的推荐信，这封信向他保证这位年轻的中尉接受了“全面的工作训练”。布鲁斯之前告诉过多林，他的站点不再需要只会吃干饭而没有任何情报经验的军官了。凯西并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间谍，好在布鲁斯也不是。为此，凯西来的时候拿着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九条建议，指出布鲁斯应如何在该站设立一个秘书处，以便更好地管理文件流程，并帮助监督他的庞大企业。然而，布鲁斯对那份单子或华盛顿派遣凯西到这里组建秘书处并无兴趣。他让凯西漫无目的地在他的总部晃悠，没给他安排任何工作。
这位温文尔雅的站长跟咄咄逼人的纽约客毫无共同之处。凯西很快注意到他们的私生活也大相径庭。到感恩节的时候，凯西思乡心切，索菲亚信封里夹着的家庭照让他更加伤怀。“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你。”他在那个假期给她写道。每当他看到伦敦那些跟伯纳黛特年龄相仿的小姑娘时，他就变得特别伤感。他和索菲亚甚至给他们的信件编号，以确保一封也不会漏掉。布鲁斯却从不理会他的女儿，他和艾尔萨的婚姻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凯西和其他助手都会不禁地注意到布鲁斯办公室门口的办公桌前，一个有着褐色眼睛、深褐色头发的美丽的29岁女人——伊万杰琳·贝尔，似乎与老板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她受多诺万派遣到伦敦站做前任站长的行政助理。她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生，讲一口无可挑剔的法语。一向喜欢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布鲁斯，开始了与贝尔小姐的战时罗曼史。他打算战争结束后与艾尔萨离婚，然后娶他的这位助手为妻。
凯西抵达时，伦敦站已经是多诺万手下最大的海外情报站，有近1300名陆军、海军和文职人员。情报站设在格罗夫纳广场，这里已成为美国的飞地，云集了美国大使馆、艾森豪威尔指挥部、美国陆军和海军总部、美国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等机构。人们所知的“艾森豪威尔广场”周围的333家住宅和宾馆不久也被征用为美国士兵的生活区。多诺万的间谍机构刚开始设于格罗夫纳广场1号美国大使馆的顶层，但很快其分支就扩展到几栋乔治和非乔治风格的联排别墅。战略情报局还租了市中心的公寓和城外的乡间别墅来招待线人，并为特工提供任务完成后幽静的休养之地。凯西要想出入所有的地方，口袋里需要装满各种各样的通行证。在他的钱包里有战略情报局徽章，旁边还有带着《圣经》诗句的“为上帝和国家”的卡片。
布鲁斯的指挥所设在格罗夫纳大街7号一个五层楼的砖砌的联排别墅里，在伊万杰琳的办公桌旁边，他给凯西安排了个位置。凯西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看到椅子上放了一份六页的备忘录，上面有详细的安全说明：“本办公室获悉的任何事情不得外传”“不要吹嘘你做过什么或知道什么，要假设敌人在监听你所有的电话”“任何人不得暴露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或行为可疑引起猜忌”，只要告诉别人“你在大使馆工作”即可。
情报站“冷漠的气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索菲亚写道。隔壁的办公室坐着的是大银行家继承人朱尼厄斯·S. 摩根，负责管理秘密行动的资金；还有原芝加哥肉类加工商莱斯特·阿穆尔，现在是一名海军指挥官，他告诉凯西，他的工作就是“筛选”行动中的“废话”。凯西发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米高梅电影公司制片人的儿子是多诺万的朋友，最终因为酗酒和游手好闲而被送回了美国。凯西还与布鲁斯队伍中几乎不可能建立关系的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如年轻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他担任欧洲政治研究分析师。施莱辛格后来写道，凯西“慢吞吞地喃喃而语”下隐藏着“钢铁般的毅力”。两个人都意识到了成为终生至交的讽刺意味。后来，支持保守派的凯西很鄙视施莱辛格所效力的约翰·F. 肯尼迪政府。
在找到一间合适的公寓之前，凯西先得在一家昂贵的旅馆住下（每天20美元，含早餐，一碗凉粥和肉肠）。1940年的时候，很多富有的伦敦人已经腾出了许多设施完善的公寓，凯西找到了一处曾属于某个麦克马洪女士的豪宅。他与另一名军官合租，直到被强制退租。他的第二个公寓可以住七个房客，在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奥尔福德街，他与其他三名军官合租，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是个邋遢的室友。尽管他设法在海军俱乐部申请了会员卡，但他无法靠战略情报局每日给他的酬金来挥霍度日，因为伦敦市场上每样东西都非常昂贵。
1940年，大多数英国高级公务员通常会工作12小时，并在办公室支起行军床，因为回家太浪费时间。英国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更是忙碌，凯西很快发现他们无法容忍愚蠢的人，尤其是他们认为幼稚的美国人。令布鲁斯恼怒的是，美国高级司令部早些时候也认为战略情报局伦敦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平民聚集地，拒绝挑战英国对欧洲间谍行动的垄断。经过一年与军情六处秘密行动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的讨价还价，1943年夏，多诺万终于设法缓解了他们对从英国飞往欧洲被占领国的航班服务的严密管控，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可以搭乘部分航班。他还与前国际银行家、现英国特别行动处处长查尔斯·汉布罗达成协议，为每家情报机构的突击队和破坏者在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即便如此，凯西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英国老哥试图阻挠战略情报局的行动。比如丹西就曾抱怨多诺万派遣了“许多可疑人物”到伦敦执行进入欧洲大陆的任务。在初来乍到的几个月中，凯西看到英国的秘密行动的确高明，令布鲁斯望尘莫及，但美国这些初级伙伴们正在迎头赶上。凯西还意识到布鲁斯的魅力是克服英国对美国冷漠和敌意的关键。
他决定不强求他的新老板按多林的要求在伦敦设秘书处。如果凯西想融入其中，硬将这个部门置入布鲁斯的咽喉之地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最初的一个半月，他不停地在站点晃悠，学习其运行机制，同时平息人们对他毫无用处的抱怨。和他一起在伦敦工作的休·蒙哥马利回忆道：“他根本坐不住。”
凯西最终决定，如果布鲁斯不任命他为秘书处的负责人，他会使自己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天分，起草布鲁斯发给多诺万的信函和发给艾森豪威尔的行动计划。他为站点构思了长远的情报计划，制定英美联合战地演习计划，为布鲁斯解决“疑难杂症”，还设立了汇入站点的海量电报的备忘录和报告的登记系统以便合适的人查阅。
布鲁斯原本有一个由他的高级顾问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凯西慢慢地进入了这个委员会。由此，他几乎可以涉猎伦敦的每次行动——从向陆军部队分配战略情报局报告的建议，到协调战地上的战略情报局突击队接收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再到随时向布鲁斯汇报杰德堡计划的进展。凯西实际上成为了布鲁斯人才库的唯一主将，处理各种杂活，如设计员工保险政策来满足《纽约时报》编辑对战略情报局的工作方式的提问。这个热心的中尉还抽时间来编辑利奥·彻恩的美国研究院在华盛顿出版的一本参考书。
到1944年2月，凯西被工作淹没，他觉得“非常有趣”，他在信中对索菲亚说。每天都是无休无止的员工会议，没完没了的工作午餐、晚餐，然后他回办公室工作，有时直到午夜，时间完全模糊了。布鲁斯给他派了一名助手。同事们发现，凯西会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不可能不注意他”，蒙哥马利说——时不时他会头脑发热。一次，一个海军中校命令他去取把椅子，凯西中尉反而嚷嚷道：“自己去拿！”上级领导要求对凯西不服从上级一事进行听审调查，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凯西在美国研究院练就的写作和管理技能对伦敦站来说是无价的。
布鲁斯终于心服口服。在凯西抵达伦敦七个月后，他正式任命凯西为该站新设立的秘书处处长——实际上他已经在承担处长的职责。凯西迅速将一批他称之为“聪明人”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以防止大量文件流向布鲁斯，确保他手下膨胀的官僚机构听命于他，并监督任何可能冒出的特殊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凯西开始与在伦敦避难的流亡政府合作，为布鲁斯评估欧洲被占领区中哪些抵抗组织应该得到战略情报局的支持。他认为，随着盟军反攻法国的临近，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将非常重要。他发现纳粹几乎已经摧毁了荷兰的间谍网络。丹麦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反纳粹行动的技能和奉献精神，他对布鲁斯说。波兰流亡政府依然在其国家内部保留了积极有效的情报机构。但凯西发现，正如其他人早已经知道的那样，法国人拥有最重要的间谍和游击队资产。他与布鲁斯费尽心思了解戴高乐将军，并培养与德瓦弗兰上校的情感。凯西甚至开始上法语课，虽然他的语言能力并未有太大长进。
凯西也开始充满敬意地阅读发到本站的艾伦·杜勒斯的电报，他认为，其伯尔尼微小的机构运作对战略情报局的重要性可与伦敦站相媲美。他暗中仔细观察杜勒斯因为一个代号为乔治·伍德的德国特工在暗中与“克劳德伯伯”进行的火爆较量。他也成了杜勒斯向华盛顿提交的外交政策建议的忠实读者之一，而且他倾向于同意伯尔尼站长对罗斯福无条件投降公告的批评。凯西认为，盟军极力说服德国人投降的计划是高高挂起的“沉重负担”。中尉注意到，杜勒斯已经成了战略情报局的大明星。凯西也想成为一个明星。
他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来破坏德国内政。他的想法是：潜入中立国战前与德国合作的顶级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领导层。美国高管将渗透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家，重新联络德国老熟人，诱导他们推翻纳粹政权，这样战前双方之间红红火火的生意可以在希特勒倒台之后重新恢复。布鲁斯支持这个想法，但多诺万的高级助手不赞同，并称这种想法太不着边际。首先，任何一家顶级公司的总裁都不可能从业务中抽出时间为战略情报局做间谍。如果他这样做，他将违反《对敌贸易法》中所规定的“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人与德国人之间进行任何商业性质的对话”，总部给布鲁斯的信中指出。即使那个不算小的法律障碍可以清除，德国的顶级商人“也不是傻瓜”，信中接着说，“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指示就可以摆脱他们的领导”。多诺万最终还是给凯西开了绿灯，不过只是代号为“哈佛”的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计划——每周发布四页题为《汉德尔与旺德尔》的简报，包含合法传播失败主义的世界经济新闻，这个简报在访问瑞典的德国实业家之间流传。凯西还招募了到德国旅行的斯德哥尔摩商人，让他们向他汇报他们参观过的工厂，为盟军飞机轰炸确定目标。
布鲁斯所要应对的诸多干扰之一就是多诺万来访伦敦站，而且经常不事先通知。11月后，战略情报局局长开始注意到这个忙碌的年轻海军中尉，跟他一样马不停蹄，作为布鲁斯的得力助手活跃在各个地方。凌晨时分，多诺万会与凯西和其他战略情报局职员在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久负盛名的克拉里奇酒店开会。该酒店有华丽的客房、餐厅烧烤，还摆放奢华的自助餐，门卫穿着制服戴着高帽迎接客人，只不过现在饭店旁边到处都是沙袋。凯西回忆，多诺万对行动总是“充满奇思妙想”。访问伦敦期间，他在克拉里奇酒店租下一间套房作指挥部。这位间谍头目开始派遣凯西到牛津街上的邦珀斯书店购买军事和政治方面最新的书籍，凯西非常喜欢这份差事。他还出没于城里的各个书店中搜寻那种日益稀缺的图书。图书馆藏书数量不足，闪电战大大摧毁了纸张库存，因此出版的新书很少，而且新书一经出版，很快就售空了。由于阅读材料的极度匮乏，凯西还让索菲亚给他寄了些美国杂志。
尽管凯西每天醒来后就是做不完的间谍工作，但他始终坚持每个周末到最近的天主教堂做弥撒。深夜回到公寓后，精疲力尽的他仍会挤时间及时写信给索菲亚。在信中，除了想让她邮寄一些书（让·卡尔斯基的《波兰地下战争回忆录》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之外，他还央求她从当地报纸中弄些关于他本人的新闻剪报。他承认，“你知道我是多么虚荣。”他还不厌其烦地向索菲亚详细说明为他投资组合需要买或卖的股票。这场战争——或者至少是他所看到头顶上空的战争和战略情报局的灰色行动，让他只有在写家信时才有空闲得以沉思。1944年2月21日，在收到索菲亚送的情人节贺卡后，他给小伯纳黛特写了一封动情的信：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爸爸甘愿从与你的美妙生活中离开，来到不列颠群岛。我这个年纪的所有人都与历史有个约会，有份工作要做，目的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使像你、妈妈和爸爸这样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和愿望平静而安宁地生活。每当有人欺负他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阻止他，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就会变得强大到欺负我们所有的人，这样我们就不能过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过着他认为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在爸爸为扑灭这场战火而尽微薄之力后，我会为我们全家人计划很多事情。
在伦敦待了四个月后，凯西认为他的秘密战争改变了他。他写信跟索菲亚说：“这个经历教会了我很多，如事情是如何办成的，政治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不会，它不会使我变得冷酷。我觉得我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宽容”。他确实设想了很多回家后要做的事。他告诉她，伯纳黛特长到四五岁之前，他想让她们住在纽约的顶层公寓而不是华盛顿。“然后我想在韦斯特切斯特（纽约的一个县）北岸或康涅狄格水岸地带买一所带草坪的房子，我们会拥有一条小船，我可以发挥我在海军训练中学到的技能。”他写信对她说。凯西确信战后“若能如愿，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