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披露了“混沌行动”，以及中情局对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的邮件拦截和监控，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理查德·尼克松引咎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在一次私人午餐中，他脱口对《纽约时报》的编辑说，中情局曾密谋暗杀事件，对政治风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特任命他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蓝丝带总统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公众所担心的这个机构是否是个流氓机构。国会也不再满足于让“家丑”高高挂起在兰利的架子上了。调查委员会由两名民主党人主持，一位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另一位是纽约众议员奥蒂斯·帕克，他们要求科尔比交出报告及其他文件，并为调查委员会作证。科尔比愿意配合，他希望通过说服委员会同意安全规则来引开他们的请求，让中情局的重要秘密不至于流入国会山。
数月以来，科尔比日夜操劳。白天在国会上作证，晚上打理中情局。对于像暗杀等敏感的话题，他耐心地向委员会解释，中情局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在被拉到证人席之前，他去拜访了一个杰德堡老战友兼古典学者伯纳德·诺克斯，去试探他对自己的看法。白宫认为他们的中情局局长已经失控，兰利的老朋友们依然对赫尔姆斯效忠，并对科尔比让国会插手他们认为有关总统的情报的行为怒不可遏。
赫尔姆斯认为，科尔比的合作与见证是背叛中情局以及美国的行为。一天，芭芭拉接到电话，一位殡仪人员告诉她，一个身份不明者打电话通知他，科尔比不日归天，她的家人可能需要殡仪馆的服务。科尔比很强势，而且在欧洲的战斗之旅让他内心无比强大，有勇气和决心不在任何人面前退缩。但私下里，这种诽谤，尤其是中情局同事的中伤，深深刺痛了他。
关于他为什么面对国会可以如此坦率的依据不胜枚举。批评者指责他是一个随性的童子军，一个在忏悔室被误导的耶稣会信徒。有些战略情报局老兵将之追溯到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准军事突击队员，他已经被训练得适应了嘈杂的行动。科尔比从来不会像赫尔姆斯一样，做个对秘密守口如瓶的情报搜集者。科尔比总是在上衣胸前口袋里塞上一本袖珍《宪法》，在其回忆录中表达更崇高的动机。他认为，中情局是民主体制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需要制约与平衡。他的职责是向公众——那些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经历创伤的人，通过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露一些秘密，说明设立情报机构仍有其价值。
然而，科尔比让家丑外扬的真正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法律上的息事宁人，他对作为律师的儿子保罗坦白说。作为一名律师，科尔比知道，如果在一个反托拉斯案件中，他不做出真诚的努力去遵守法庭秩序，一个愤怒的法官就会收去客户办公室的一切。在这场“僵局”中，法官就是国会。科尔比有必要说服这个机构，通过真诚的努力，出示委员会在他们的发现中所需要的东西。自始至终，他都试图用适当的文字来上交材料，以便让中情局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反之，如果他不再对行政特权毕恭毕敬，国会将通过一系列的法庭传票，用车拉走所有的秘密。他思量着，赫尔姆斯永远搞不懂这一点。事实证明，科尔比这种权衡利弊的、依法行事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他百般阻挠，中情局有可能已经分崩离析。而与之相反，国会对中情局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仍然符合国家利益。
科尔比的做法到死都没有得到凯西的认同，他在远处惊恐地看着“丑闻”被揭露。当一个朋友向他指出，在一个国会议员向科尔比提出问题时，科尔比在宣誓下只好如实回答。凯西冷冷地回应：“他可以不必听懂那个问题。”考虑到他会成为1976年总统竞选的负累，1975年11月2日，福特总统将科尔比革职。1976年1月30日，在把他的继任者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介绍给兰利总部礼堂聚集的中情局职工后，科尔比溜到了游客停车场他那辆年代久远的别克云雀车上。在他离开后，走廊里的部分员工还鼓掌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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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的调查中，几乎每一个与罪行有关的中情局文件中，都有赫尔姆斯的名字。他先后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达16次，作证100小时以上。他一边躲避在他看来哗众取宠的问题，一边怒火中烧，那些虚伪的议员故意假装不知道总统如何利用中情局对抗危险的世界。
但他内心对自己一度指点过的科尔比尤其厌恶。国会并不是唯一一个要求获得中情局丑闻的政府机构，司法部也希望能看上一眼。迫于兰利职工的压力，科尔比勉强向司法部交出中情局智利行动的档案，让他们调查赫尔姆斯是否在国会作证时犯了伪证罪。1977年11月，赫尔姆斯最终接受不抗辩认罪，承认没有在国会面前“充分、完整、准确地”作证。联邦法官当面羞辱他，判他缓刑两年并缴纳2000美元的罚金。他依然表现得傲视一切，在离开华盛顿一家法院时，还对记者说：“我并不以此为耻。”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们凑钱替他交了罚款。
中情局由此分裂。赫尔姆斯的拥护者认为科尔比是叛徒，而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官员，虽然只占少数，相信科尔比做的事是正确的。1981年，“战略情报局老兵俱乐部”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宴会，在晚宴前的鸡尾酒会上，两者的分歧彰显无遗。宴会厅里都是“二战”时期的间谍和现任中情局军官，赫尔姆斯和他的支持者在一边，而亲科尔比的团体在另一边。在华盛顿一家麦克阿瑟酒水店，科尔比的儿子约翰在车里看见，他父亲走进一家商店，正好碰到赫尔姆斯抱着一箱酒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时候，两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冷淡地互相点了点头。父亲回到车上的时候，约翰探询地看着他。科尔比说：“什么也别问，开车回家。”
威廉·凯西被罗纳德·里根的为人热情、脚步稳健和人缘魅力而迷惑，但是里根的浅薄和善变刚开始也令他震惊。像其他里根班子里的工作人员一样，凯西越来越欣赏这个人，而且坚定地认为，这位前二流演员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高明。1980年2月，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之夜后，凯西接手了里根麻烦重重的总统竞选活动，结果一路好转。秋天，在里根大败现任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后，凯西被誉为这场胜利的设计师，他期望成为国务卿或国防部长作为回报。
但南希·里根万万没想到，凯西衣着如此邋遢，而且餐桌礼仪也不讲究，他觉得凯西的形象无法做美国最高外交官。前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参谋长、退休将军亚历山大·黑格，在国务院内部很有人脉关系，做国务卿比较合适；而卡斯珀·温伯格，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参谋团成员（而凯西不是），将就任国防部长。里根请凯西做中情局局长，但凯西不冷不热的态度令总统很惊讶。不过凯西很快就想通了，他先是咨询了战略情报局的朋友，自己又深谋远虑，最后觉得该机构对于促进里根强硬的反共的议程是个理想的高位。
大多数曾在多诺万手下任职的军官，都对凯西去中情局感到兴高采烈。即使是自由派的阿瑟·施莱辛格也很高兴看他掌舵中情局。施莱辛格说，凯西来自多诺万的情报搜集行列，而不是在战后中情局制造了很多麻烦的准军事部队。但有些战略情报局老兵对这种选择感到不安。科尔比和赫尔姆斯担心，凯西在兰利会成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在凯西顺利通过参议院确认后，赫尔姆斯开始造访他的办公室，在中情局外的餐馆同他吃午餐。他认为机构中还有些遗留的问题，并为他提出建议，向凯西推荐应该雇佣的战略情报局的老兵，表现得像是这位新局长思想的决策咨询人。凯西对他以前的战略情报局助手很有好感，他设法让里根为赫尔姆斯颁发国家安全奖章，多诺万和杜勒斯都曾被授予过这一奖章。科尔比也写信，建议凯西如何组织中情局间谍来面对未来的威胁，并在信中寄去了他撰写的有关情报的文章，凯西没有理睬那个邮件，从未邀请科尔比到他的办公室或与他一起吃午饭。
凯西一辈子都没变，总是给别人留下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这次去兰利总部也不例外。67岁的他，人高马大、驼背、双下巴，秃顶上飘舞着缕缕白发；他每套西装都价格不菲，但看上去都皱皱巴巴的，就好像穿着睡过觉一样；他用回形针剔牙，开会的时候，一个劲咬着他的丝绸领带尖。局里的官员，特别是年轻的军官，起初都很嫌弃他，把他当成曾从事非正当买卖的政治黑客，之所以爬上局长位子是因为里根欠他一个人情。
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的新老板思维相当敏捷、嗜书如命，案头总是同时放着好几本书；他会使用“情报语言”，在其战略情报局的岁月积累了丰富的管理间谍行动的经验，管理效果丝毫不逊于兰利的专业人士；对于中情局现行业务，他会以无限的热情查漏补缺迎头赶上。他的活力很快激励了他的员工，让他们想为他努力工作，而这正是凯西所期望的。
正如在战时伦敦的下属所发现的一样，凯西作为上司能激励别人，但同时也让人困惑。工作日和周末，他花大把的时间在办公室。最初，大多是阅读中情局关于国家和案件的档案以便工作迎头赶上。高级助手为了效仿他，被迫放弃他们的周末。像多诺万一样，他做事决断，事后对所做的决定也不推卸责任。他要求快速交付任务，并期望员工知道他想要什么，而认为不必浪费时间告诉他们他想要什么。就如将军一样，他下放权力但同时又微观管理，让人们更加沮丧。他发出的只有更多的工作，而无赞美之声。
凯西在他七楼办公室墙上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罗纳德·里根，另一张是“野蛮比尔”多诺万。没过多久，他还委托别人给多诺万塑像，将其放置在中情局的门厅，他对这位长者十分尊敬。凯西觉得自己在用将军的套路管理中情局，他总是大门敞开，广开言路，哪怕是一些古怪的想法。他痛恨官僚主义，总是绕过指挥系统，去下面的办公室探头探脑；他深感自豪，就如多诺万在战略情报局一样，拥有庞大的博士阵容在兰利工作，对企业专家、智囊团和各类大学注入的新思想唾手可得。同多诺万一样，他喜欢去他的海外站参观，不仅为了鼓舞士气，了解在实地为他工作的官员，同时也为了逃避华盛顿的政治战争。每次巡游归来，他总是给里根交付生动的旅行报告，就像多诺万对罗斯福所做的那样。
然而，凯西与里根总统的关系就如多诺万跟罗斯福一样的复杂。虽然他在内阁得到了职位，也在白宫旁边的行政办公楼为自己经营了一间办公室，但与里根的私交并不深。他尽最大努力拉拢南希，但在白宫社交场合，他很少受邀。他从不公开诋毁里根，但他知道总统兴趣狭窄，注意力有限，对外交政策也只有初步的了解。里根有点耳背，在会议上经常听不懂凯西在说什么，因为他总是咕咕哝哝。有朋友怀疑，这位中情局局长在进行敏感行动时，当不想让里根和国会弄明白时，会打开“干扰器”。
但凯西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仿效他的导师。不像多诺万，他鄙视华盛顿的联合报道组，对国会流露的蔑视是将军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且习惯性地把监察委员会成员称为“这些混蛋”。记者们变得充满敌意，议员们则以同样的方法表示轻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保守派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称凯西为“吧嗒嘴”。作为美国研究院经验丰富的分析师和作家，凯西成了一个苛刻的编辑，大刀阔斧对中情局给行政官员的报告进行修改，以便直接切中主题。局里的分析师不久就开始抱怨：凯西越俎代庖，欺负他们，歪曲报告以符合他强硬的意识形态，而且将有独立思想的专家赶出了组织。
凯西接手中情局时，就相信共产主义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就如同“二战”期间的纳粹主义一样危险。他打算利用他的机构发起对苏联的“战争”，就像多诺万当年对付轴心国一样。他认为，正如战略情报局曾帮助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开展抵抗运动一样，中情局现在也应加大对外国政府或游击队反共的援助力度。凯西对其官员说，越战、“水门事件”、丘奇委员会事件之后，百无聊赖的日子已经结束，他打算对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战略情报局以往“打擦边球”和一切皆“可为”的文化在他的监管下会在兰利再现，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将击退苏联和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进攻”。某些更圆滑的高级官员警告他，试图开展秘密行动对抗苏联是痴心妄想，凯西没有理睬他们的警告，中央情报局的预算一跃升至30亿美元。确信他的行动处已经过于松散和自得，他决定重组，为战略情报局同心协力的人群腾出空间。他跃跃欲试，准备在阿富汗、萨尔瓦多和波兰等地发动反共秘密战斗，他下令中情局要赢得这场战争，不会因为僵局或缓和政策就善罢甘休。
对凯西来说，尼加拉瓜（他总是称其“尼加瓦瓦”）是个关键，可率先测试反对分子如何击败这个国家的马克思桑地诺政权，就如“二战”中游击队战胜纳粹占领者一样。但他的行动最终搞垮了一位美国总统。里根批准了凯西提出的一个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建立秘密营地的计划，训练数千名“反叛军”，用中情局的数万美元推翻马那瓜政府。正如多诺万在战略情报局一样，凯西也绕过中情局的正规渠道，让秘密行动的积极分子直接向他汇报。国会非常担心出现另一个越南，最终停止进一步给中情局援助“反叛军”秘密行动的资金拨款。凯西受白宫安排，背着立法者偷偷从友好政府沙特阿拉伯、文莱等收集资金，保持反政府游击队不受影响。该任务的特工头目是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一位好胜心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海军中校，凯西把他视为一个桀骜不驯的儿子。
这位从多诺万手下脱颖而出的年轻海军官员，现在作为中情局局长深陷麻烦。他显然违反了国会指令，向第三国家筹集资金用于反政府武装。在伊朗，他陷入泥潭难以自拔。里根一直困扰于黎巴嫩的美国人被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宗教极端分子”绑架的事件。凯西发现一名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贝鲁特站站长威廉·巴克利，惨遭的酷刑和谋杀令人发指，不亚于“二战”期间纳粹对他的战略情报局特工的处决。里根曾承诺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批准了凯西、诺斯和他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提出向伊朗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和猎鹰防空飞弹来拯救贝鲁特人质的要求。中东经纪人安排了中间一系列的周转。里根还下令凯西，不要按法律要求向国会报告与此有关的暗箱操作，凯西当然乐得卖个人情。
1986年夏，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认为，为人质兜售武器而不告知国会，对机构无异于“自杀”。赫尔姆斯还根据经验之谈，在早些时候对凯西说：“你唯一不能告诉国会的，就是一开始就不应该从事的行动。”凯西对这个技巧并没有上心，也不顾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胆进取的伊朗人释放了两名人质，但抓了更多人质来取代他们，以保证武器的流动。在他看来，这次行动仅仅是一场大型国际比赛中的小比赛，失败的代价也就只有几百枚导弹及其零部件。他完全忽视了所付出的更大代价，那就是国会与公众的信任，大多数美国人在得知这笔交易时都很反感。
这个事接下来还包括一个“诺斯孵化”的方案，将贩卖给伊朗的军火以高价出手，把赢得的数百万美元利润转移给反政府叛军。接替麦克法兰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声称他批准了资金的转移，但从未知会里根总统。整个卑鄙的勾当不可避免地在新闻报道中蔓延。紧接着，11月25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站到了公众面前，撼动了罗纳德·里根政权。
米斯对媒体透露，伊朗武器销售利润多达3000万美元，可能都支持了反政府叛军。里根宣布诺斯已被革职，而波因德克斯特也已辞职。后来诺斯作证，凯西知道伊朗的军火利润给了反政府叛军，而且对此非常热衷。调查该丑闻的国会委员会相信中校，但是关于凯西实际参与资金转移的证据还不明确。即使诺斯没有把他列入交易的那一部分，凯西所参与的其他部分，连同他为掩盖此事而向国会上报的谎言，都足以让他面临刑事指控，他对拖垮里根总统的任职显然难辞其咎。他差点也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黑暗岁月，信誓旦旦要重建的中情局毁于一旦。“伊朗门事件”对他所希望的遗产也是不可磨灭的玷污。
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和威廉·凯西对阿道夫·希特勒展开的“影子战争”远比这个最伟大时代的画像所描绘的更加“肮脏”。间谍活动与破坏活动总是如此。然而不容否认，他们的战斗确实有不被人看到的远见和高贵性。这四个人都顽强地、机智地、英勇地战斗过。他们在战胜暴政和压迫中做出了超越自我的奉献。他们回到美国，满怀希望，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早已深入骨髓，他们决心以反纳粹的方式来对抗共产主义。但悲剧的是，在欧洲的枪炮声沉寂之后，他们每个人在“冷战”中的结局都很“悲惨”。杜勒斯终结于古巴海岸的沼泽海滩；赫尔姆斯在法庭上为避免重罪证词达成了认罪协议；科尔比被自己机构的很多人视为贱民；凯西成了一个被指责和嘲笑的对象。四个人的下场都很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