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鼓着一只猫头大小的眼睛，眼睛周围呈暗红色，中间发绿，不时地闪着亮光。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蠕动着，像一团小蛇似的盘成一团，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那些腕足在他身上慢慢爬动起来，冰凉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如同蚂蟥一样，死叮在他的头上，一张一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的身体流进不断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刺还在不停地吸呀、吸呀。而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痛难忍。
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他的脉搏是多少？”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
“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点五摄氏度。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依旧很疼。保尔感到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沉甸甸的，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大概妈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
“现在的脉搏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火烧火燎的，热得喘不过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真想马上爬起来，喝它个够。但不知为什么，他却站不起来：刚想挪动一下身子，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马上就会拿水来的。他要告诉她：“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晃动。是不是章鱼又游来了？就是它，瞧它那只红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茹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回想着，但是一动脑子，便又跌入了黑暗的深渊。当他从那黑暗的深渊里漂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他好像慢慢苏醒过来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变得更清晰、更近了：
“伤员同志，您想喝水吗？”
“我怎么成了伤员了？大概不是跟我说话吧？对了，我患上伤寒啦!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图睁开眼睛，这次他终于成功了。眼睛睁开了一条小缝，他首先看到在他头部上方有一个红色的球，但这个球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碰到了玻璃杯口，沾到了甘露般的**。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能看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发出来的。这时，他又渐渐昏睡过去，但还来得及答上一句：
“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竟然还能活过来？可是，您瞧，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感到自豪。这完全是您精心护理的结果。”
一个女人异常激动地回答：
“哦，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整整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苏醒了。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在慢慢地恢复。这是他的新生，一切都显得新鲜、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丝毫动弹不得。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手指也都能屈能伸了。
正方形的小房间里，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旁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的日记本，里面是她用秀丽的斜体字所做的简短记录：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护列车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房角落靠窗的床位上。他只有17岁。人们把一个纸口袋交给我，里面放着从他衣袋里找出的证件和医生诊断书。他的名字叫作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证件有：一本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着入团时间是1919年；一本残破的红军战士证明书；还有一张红军团长给他的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此外还有一张显然是他亲笔写的纸条：
拜托诸位同志，如果我牺牲了，请通知我的家属：谢佩托夫卡城，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8月19日被炮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将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穿透了，造成整个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球发肿。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取出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但是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暂时先别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这样提议，完全出于爱美的想法。要是小伙子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右眼，让他破相呢？
他不停地说胡话，折腾个没完。必须经常有人守护在他身旁。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太年轻了，我很怜惜他。因此，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昨天换班之后，我又在病房里待了几小时，他的伤是最重的。我仔细听着他在昏迷中说的胡话。有时候他就像在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里的许多事情，可是他有时会说出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我听着他那些可怕的咒骂，不知为什么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堆奇说他不会活了。老头子生气地嘟哝着说：“我真不懂，几乎还是个娃娃呢，部队怎么就把他收下了？这真叫人气愤。”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已经把他移到专门病房去了，那里都是些危重病人。一个叫弗茹霞的女护士守在他身旁，几乎寸步不离。原来她认识他。他们从前在一起做过工。她对待这个伤员多么体贴入微啊!不过，现在连我也觉得他没有希望了。
9月2日晚11时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的病人柯察金恢复知觉了。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最近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我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我们的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了。在我繁忙的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看见病人恢复健康。他们都像小孩似的依恋着我。
他们的友谊真挚而纯朴，所以在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会哭出来。这未免有点可笑，但这是真的。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只说他受了轻伤，很快就会痊愈，一定会回家看望他们。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跟纸一样白，身体还非常虚弱。
9月14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的笑容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他的健康在恢复，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茹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床边。显然，她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了他，当然，是过分地夸奖了我。因此每次我进去的时候，病人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
“医生，您手上为什么会有黑紫的伤痕？”
我没有说，这是他昏迷的时候狠命抓我的手留下的印记。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吃惊。
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常常不断地呻吟或是发脾气。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伤口涂碘酒的时候，他都把身体挺得像绷紧了的弦。他时常疼得晕过去，但是从来也不哼一声。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要是他也呻吟了，那一定是他昏迷了。他怎么会如此顽强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轮椅，被推到医院的阳台上。他非常兴奋地望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户外清新的空气!从他那缠着纱布的脸上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是活泼的、明亮的，它看着这个世界，仿佛是头一次看到它。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见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亚这名字我很熟悉——柯察金说胡话时常常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10月8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不用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探视日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不呻吟，而且决不肯呻吟。对我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10月14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互相亲热地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解掉，只有额头还包扎着。他的右眼瞎了，不过表面上看来还是正常的。跟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情况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要是左眼瞎了，反倒好点。现在我可怎么打枪呢？”
他还在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一开头住在冬妮亚寄居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全市的共青团大会。她答应了，等她换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那么别出心裁，他简直不敢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穿得那样漂亮，她委屈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穿得一样。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了色的制服或短上衣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保尔感到十分难堪。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察到了，所以故意用挑衅的、轻蔑的目光看着大伙儿。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衫的码头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看保尔，又瞟了冬妮亚一眼，说：
“那位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吧？”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可不像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怎么能带她到这里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住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来了，懂吗？她对咱们并无敌意，至于在穿戴上，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你总不能光凭穿戴来判断一个人吧。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刺儿，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克制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一肚子的怒气都撒到冬妮亚身上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缝。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其间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交谈，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越来越让保尔觉得难以容忍。
他们两个都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秋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做最后一次交谈。他们斜倚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灰暗的水流在栏杆下面闪烁。一艘拖轮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它的轮翼无力地拍打着水面，后面还拽着两艘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将各家的窗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阳，满腹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情真的会像这落日的余晖一样暗淡消失吗？”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了。当然，你知道我曾经深爱过你，而且即便是现在，我对你的爱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惭愧。如果是现在，那我说什么也不会去跳。可以拿生命冒险，但不应该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事情，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然后才属于党，那么，我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人的。”
冬妮亚悲伤地注视着碧蓝的河水，两眼噙满泪水。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影和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不禁对他曾经那么疼爱又那么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一股怜悯之情。
他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对她说：
“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让我们一起为消灭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千斤重担，和我们一道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没你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占有你，但是丘扎宁是红军中的堕落分子，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对你不友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打扮得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呢？是虚荣心害了你，你说你不愿意穿上肮脏的军便服。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布告，签名的人正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不由得心头一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办公的地方，但是卫兵不放他进去。他软磨硬缠，卫兵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们见了面，彼此都很惊喜。朱赫来已经被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朱赫来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上前线。你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已经打到华沙城下的红军，因为消耗了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远离自己的大后方，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这次红军的撤退称作“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得以苟延残喘，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未能实现。
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保尔没能回家看望亲人，因为谢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成了双方战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保尔没日没夜地在肃反委员会工作，完成各项任务。他就住朱赫来的房间里。得知波兰白军占领了谢佩托夫卡，保尔非常担忧。他对朱赫来说：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样停战的话，我母亲不是要留在国外了吗？”
但是朱赫来安慰他说：
“也许，边界会沿哥伦河划分，这样一来，谢佩托夫卡还在我们这边。很快就可以知道结果的。”
许多师团由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当共和国把所有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匪帮趁机从克里米亚的老巢爬了出来，沿着第聂伯河北上，逼近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
现在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以摧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列车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经过基辅驶向南方。保尔所参加的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列车像水流一样不断地涌来，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常常由于腾不出一条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命令给某某师让道。印满密码的小纸带不停地从收报机里吐出来，电文的内容一律都是“十万火急……”“军事命令……”“立即让道……”，而且，差不多每封电报都提出警告，说违令者将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一面挥动着手枪，一面要求根据某某集团军司令员所发的某某号电令，首先发走他们的列车。
他们谁也不愿意听：“这是办不到的。”他们都说，“不管怎么样，你们也得让我们先开。”然后就开始一场可怕的争吵。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找来。于是，气势汹汹、眼看就要开枪动武的双方立刻安静下来了。
这个钢铁一般的人的形象，他那沉着冷静的态度，坚决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挥舞着的手枪重新插回枪套里去。
肃反委员会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可是还得站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列满载着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子就跳下车来扑向他，差点儿把他撞倒。谢廖沙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互相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才好。自从他们分手以来，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连汽笛声都没有听见。直到列车缓缓地启动了，他们才松开紧搂着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相见，又得分别。火车的速度在渐渐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朋友喊了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他一把抓住车厢的门把手，车上许多只手立刻把他拽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谢廖沙还不知道姐姐瓦莉亚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谢佩托夫卡，而保尔在意外见面的惊喜中，竟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暗暗想：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心里难过。”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见面。此时站在车顶上、挺起胸膛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谢廖沙，坐下吧。”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友多罗申科劝他。
“没关系，风跟我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沙笑了笑，回答道。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中弹后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没有喊叫，身子晃动了一下，双臂张开又合抱起来，紧紧捂住胸口，随后弯下腰，仿佛要一跃而起似的，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蓝色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尚未恢复的健康。他的头痛病经常发作。终于，在连熬了两个通宵之后，他晕倒了。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否应该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去铁路工厂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的人说我不适合在军队里服务，可是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我得暂时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是啊，你的脸色的确很不好。我早就该调换你的工作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关心得不够。”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封介绍信来到共青团省委会。
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外安排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嘴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快乐地对保尔眨眨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出来的吗？那可是个好机关。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安排个工作。我们正需要人呢。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呢？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么样？不愿意？那就算了。到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去怎么样？也不愿意？哦，那你可就错了。那是个好地方，可以领到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了这个小伙子的话：
“我想到铁路上去，进铁路工厂。”
那青年人惊疑地看了看他：
“进铁路工厂？嗬……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着吧，你去找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安排一下。”
他和那个肤色黝黑的姑娘简短地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时候，在克里米亚的大门口，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咽喉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曾经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扎波罗什的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彼列科普。
那些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米亚半岛。他们自以为躲在彼列科普身后是绝对安全的，所以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千万名劳动人民的儿子跳进了冰冷的海水，预备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袭击躲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永存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大军跟随着这两位将领奋勇前进，他们要去砸烂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后一条毒蛇的头，它的毒舌已经伸到了琼加尔附近。伊凡·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涉水前进。
天刚亮，红军的先头部队就渡过了锡瓦什湖，在敌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数千名红军越过层层障碍，从正面猛攻。彼列科普要塞里立刻一片惊慌，乱作一团。伊凡·扎尔基是最先爬上石头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狂暴的野兽一般扑向正在登陆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向四周喷射着死亡。人马成堆地倒在密集的弹雨中。扎尔基用狂热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装着子弹盘。
几百尊大炮在彼列科普要塞上空怒吼。大地似乎正在崩坍，沉入无底的深渊。千百颗炮弹刺耳地呼啸着划过长空，爆裂成无数的碎片，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飞上半空，黑烟遮天蔽日。
毒蛇的头终于被敲碎了。红色的怒涛涌进了克里米亚。红军第一骑兵军各师团在这最后一次的进攻中大显神威。白卫军失魂落魄，慌慌张张地挤上离港的轮船，逃往海外。
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那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胸前也挂上了这样一枚勋章。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所希望的那样，谢佩托夫卡依旧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离那小城约三十五公里的哥伦河成了界河。在1920年12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布满积雪的月台，看了看“谢佩托夫卡站”的路牌，立刻向左拐，朝机车库走去。他寻找哥哥阿尔焦姆，不料他不在那儿。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森林，朝城里走去。
他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敲门声，转过身来，说了声“请进”。一个满身披着雪花的人出现在门口。她认出了亲爱的小儿子的脸，当即双手捂住胸口，欢喜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她那瘦小的身子紧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着他的脸，幸福的热泪滚滚流淌。
保尔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由于担忧与期待而消瘦了的、布满皱纹的脸。他什么话也没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历经磨难的老妇人的眼睛里又闪现出幸福的光芒。她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保尔。这些天里，她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和他说多久也说不完。三天之后，半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行军包走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了。
这样，柯察金的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现在又都平安归来了……
“往后，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母亲问他们。
“妈妈，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后，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新调来一位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时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思想深处多少还是有些妒忌吧。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立下了头功。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部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扎尔基当上了区委书记，成了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内心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羞愧，也热情地同他握手问好。
他们在一起工作很协调，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好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工人区团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向厂里要了一小间住房，保尔、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四个人搬了进来，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白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里。
党要推出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说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几天以后，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带着怀疑、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离开了会场。他在铸造车间遇到了矮墩墩的杜达尔科夫，他是一个工长，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着亮光，眨巴着暗淡无神的眼睛，叫住保尔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吗？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张旗鼓地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还是老方一帖。”
保尔没有搭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积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且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令人心烦意乱、痛苦的日日夜夜。各级党、团组织都参与到辩论中来，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强硬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团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材结实，额头高高，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毫无效果。保尔粗鲁而又直言不讳地说：
“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是否又获得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但有一点我明白：新经济政策[20]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扛枪打战，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所以要竭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心甘情愿地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可要明白你都讲了些什么？你是在侮辱我们的党，诽谤党。你狂热地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最简单的道理。如果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会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煽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愿意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看来，我们在你们身上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经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来自中央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作了言辞激烈、尖刻得让人难以容忍的发言，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免去保尔和另外四名同志的团省委委员职务。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了，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团支部里，保尔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支部会上还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发展，结果保尔又被开除出区委会，还撤销了他团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追随者一起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惨淡的时光。
扎尔基离开公社，搬走了。保尔脱离了生活常规，心情异常压抑。他站在车站的天桥上，失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往奔驰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也没看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此人满脸雀斑和疙瘩，既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保尔一向很讨厌他。
“怎么搞的，他们把你也给开除了？”他问，一双白森森的小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的。”保尔简单地回答道。
“我说过多次，”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表白，“你图个什么呀？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无孔不入，到处发号施令。他们巴不得开店赚大钱呢。当初你上前线打仗，他们却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如今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事。他控制不住自己，用手一把抓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将他晃来晃去。
“你这个地地道道的白卫分子、卑鄙的娼妓，你胡说些什么？你在对谁说这些话，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富农？浑蛋，你知不知道，我们城里被白匪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一半以上是犹太工人？你呀，哼!你在跟谁说话？连你也钻进了反对派？这帮浑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开身子，没命似的沿着阶梯往下跑。保尔愤怒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瞧瞧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流如同一条条小溪涌进各个入口处，坐满了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要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人们纷纷议论着，今天将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返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谈论着这个话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
“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营造一种同志式的氛围。同时为了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态度的信任，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重新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团省委。我非常激动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全场才安静下来。
“刚才省党委作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内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请柯察金同志上台讲话。”
从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沿着台阶快步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前，用手摸了一下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事情，随后倔强地摇了摇他那长满鬈发的脑袋，两手紧紧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满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鸦雀无声。人们在企盼着。
他默默地站了几秒钟，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实在是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朝他微微一笑，这笑容既严峻又饱含鼓励。看到这么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上衣的一只袖子却是空****的，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方，佩戴着一枚四周呈深红色的闪闪发亮的椭圆形红旗勋章。
“同志们!”刚一开口，他的心头便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又似乎大厅里亮起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激昂的话语犹如战场上的呐喊声，在大厅里震**。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人人为之动容。这年轻的、激越的、热情澎湃的声音迸发出阵阵火花，一直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最高的楼层、最远的座位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都期待着我，我得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但这大概不能叫作政治宣传，这是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我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里话。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这烈火如同在巨大炉膛里燃烧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热血粉碎并歼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青一代和你们这些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开辟了新天地。我们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坚强的党的旗帜指引下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两代人，父辈和子辈，曾一同在疆场浴血奋战。今天，我们两代人又一起聚集在这里。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却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们想知道答案吗？正是为此党把我们赶出了战斗队伍，赶到了远离火热生活的后方，赶到了无人理睬的偏远荒漠。
“同志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经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却险些背叛了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都没有掉过队，如今却发动了这场动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对资产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把新经济政策视为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仅仅是用另一种形式，从另一种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因而我们就更加有恃无恐，执迷不悟。因为我们青年人知道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耿耿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应该懂得，并非任何时候发起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的背叛，可惜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连领袖的名字，引导我们国家走上一条新道路的列宁同志的名字，都未能使我们有所收敛，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追随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内部大肆活动，纠集人马来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清除出省委。于是我们又转移到各个区继续活动。团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接着我们又回到各支部巩固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过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里更是拼命顽抗。在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注定要被粉碎的前夕，我们的对抗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让生命长存，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从明天起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坏的家园。让生命长存，同志们!我们将重建一个新世界!心中有强大动力的人永远不会被打败。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激动得说不下去了，他浑身颤抖着，走下了讲台。大厅被震撼了，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周的墙壁也随之向大厅倾倒一般。欢呼的声浪在圆形屋顶回**，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沸腾了。
保尔向侧门走去，但他双眼模糊，看不清台阶。一股热血涌向头部。他急忙一把抓住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才没有摔倒。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
一阵剧烈的头痛使保尔差点失去了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
“伊万，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一道大踏步并肩向前。”
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已不仅仅是友谊……
[1] 《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旧约》主要讲律法，《新约》主要讲恩典。从时间上讲以耶稣降生来划分新旧约，从意义上看以上帝和人所立的第一个约——旧约与耶稣代表人类立的最后之约——信之约来划分。(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是最古老、最有意义的基督教节日之一。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3] “二十一点”和“九点”分别为一种赌博游戏。
[4] 孟什维克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俄文音译，意为少数派。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联合社会革命党将受它们领导的苏维埃变为俄国临时政府。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由于它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并从事敌视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而被取缔。
[5] 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成立于1897年10月，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
[6] 布尔什维克是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俄文音译，意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从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1912年1月起布尔什维克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1918年3月根据列宁建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25年易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7] 盖特曼，指1919年4月至12月奥地利-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时期建立的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
[8] 纳德森(1862—1887)，俄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9] 保夫卡，保尔的小名。
[10] 《朱泽培·加里波第》是记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1807—1882)的一部传记小说。
[11] 列宁(1870—1924)，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列宁的全部著述达55卷，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12]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的特殊社会阶层。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沙皇政府用各种办法收买哥萨克的上层分子，使之成为向外进行侵略战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1918—1921年，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哥萨克富裕阶层参加了白卫军。国内战争后，作为社会阶层的哥萨克已不复存在。多数人在集体农庄劳动。分布在顿河、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等地。
[14] 维德罗，俄国液量名，一维德罗等于12.23公升。
[15] 保夫鲁沙，保尔的爱称。
[16] 博贡团，1918年在乌克兰建立的一支屡立战功的红军团队。博贡是十二世纪乌克兰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
[17]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0年领导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18] 诺维茨基手榴弹，大约四公斤重，主要用来爆破铁丝网。——原注
[19] 《牛虻》，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1960)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的一生。
[20] 列宁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对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的结果。列宁找到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