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周围遍地是战壕，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这座小城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声中醒来或睡去，只有在深夜才安静下来。但是偶尔还有一阵枪声冲破夜的寂静，那是双方的潜伏哨在互相试探。每天天刚亮，士兵们就聚在大炮周围忙碌起来。乌黑的炮口发出凶猛而可怖的吼叫声。人们连忙给大炮装上新的炮弹。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颤抖起来。炮弹嘶嘶地呼啸着，飞向离小城三俄里外红军占领的村庄，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无数的泥块抛向空中。
红军的炮兵连驻扎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修道院坐落在村中心高高的土丘上。
炮兵连政委扎莫斯京同志惊跳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一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留神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待它爆炸。接着，院子里响起了他那洪亮的喊声：
“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吧!现在起——床——”
炮手们就睡在大炮旁。他们像政委一样迅速地跳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个人磨磨蹭蹭，睡眼惺忪，懒洋洋地抬起脑袋，说：
“这帮畜生，天刚亮就汪汪乱叫，真是群坏蛋!”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
“嘿，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自觉，也不考虑考虑，你还没睡够呢。”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嘴里还在不满地嘟哝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的大炮开始怒吼。炮弹在城区爆炸。制糖厂高耸的烟囱上搭着一个瞭望台，一名彼得留拉军官和一名电话兵挤坐在上面。
他们是顺着烟囱里的铁梯攀爬上去的。
整座小城一览无余。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射击。围城红军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布尔什维克军队特别活跃。从望远镜中可以监视到红军各个部队的运动情况。一列装甲车一边不停地扫射，一边沿着铁路线缓缓地驶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多次发起进攻，意欲夺取这座小城，但谢乔夫师的部队隐蔽在战壕里负隅顽抗。各个战壕都喷射出凶猛的火焰，四周一片疯狂的射击。在冲锋的时候，枪炮声异常密集，汇成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部队冒着弹雨进攻，后来支持不住，又撤退下来，战场上只留下僵硬的尸体。
今天对小城的轰击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频繁。炮声隆隆，空气也因而震颤不已。从制糖厂的烟囱上面，可以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爬起，在不可阻挡地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要拿下车站了。谢乔夫师团把所有的预备队全都调了上来，但也无法堵住车站上已经被打开的缺口。英勇无畏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冲进车站附近的街巷。在一阵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守卫车站的谢乔夫狙击师的第三团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地向市区逃窜。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逐一扫除敌军的阻击哨，占据了一条条街道。
谢廖沙全家及近邻们一齐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顾母亲的反对，独自跑出了阴冷的地窖。一辆“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正轰隆隆地从他家门口驶过，一面退却一面朝四周胡乱地扫射。彼得留拉的残兵败将们慌乱地跟在它后面逃跑。有个匪兵闯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他慌慌张张地扔掉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然后爬过栅栏，消失在菜园里。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逃窜。一辆装甲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一个红军战士跃上了公路。他迅速卧倒，顺着路面朝前开了一枪。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身子，边跑边射击。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一件贴身衬衣，腰里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毫不掩蔽地在追赶。跑在最前面的是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攻进市区的第一支红军部队。谢廖沙欣喜若狂。他奔到大路上，使劲地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出乎意料地跑出来，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打算朝谢廖沙猛扑，但是这年轻人欢天喜地的表情阻止了他。
“彼得留拉的兵，往哪里逃了？”中国人喘着粗气，朝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顾不上听他的话。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那逃兵扔下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赶队伍去了。直到这支队伍冲进了西南车站，红军战士们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白军火车，把残敌逼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顿队伍。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谢廖沙面前，惊奇地问：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小城里。我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围住了谢廖沙。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他喊的‘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中国人拍着谢廖沙的肩膀赞不绝口。
谢廖沙的心欢快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和他们一块儿参加了攻打车站的刺刀战。
小城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拥到大门口观看开进城区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亚在队伍里看到了谢廖沙。他连帽子也没有戴，腰里束着子弹带，肩上扛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生气了，举起双手拍了一下。
谢廖沙，她亲爱的儿子谢廖沙，也去打仗啦!唉，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扛着枪，在全城人面前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她实在忍不住了，高声喊道：
“谢廖沙，快回家去，马上就给我回去!我饶不了你，小浑蛋。你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朝儿子跑去，想拦住他。
但是，她的谢廖沙，她不止一次揪过耳朵的小谢廖沙，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他又羞又恼，满脸通红，斩钉截铁地说：
“别叫!我是怎么也不离开这个队伍了。”他连停也不停，就从她面前走过去了。
这下可把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惹火了：
“哦，你就这样对你妈说话!以后看你还敢回家来!”
谢廖沙头也不回地答道：
“我就是不回来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不知所措地站在路上。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尘土的战士正从她身旁走过。
“大娘，别哭了!我们还要选你儿子当政委呢!”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跟她开玩笑。
队伍里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连队前面传来嘹亮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
在战斗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那自由之路，
昂首挺胸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跟着唱了起来。在这雄壮有力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谢廖沙高亢的声音。他找到了新家。他，谢廖沙，成了这个战斗大家庭里的一员。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了一块白牌。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贴着一张红彤彤的宣传画。画上的红军战士两道目光逼视着看画的人，食指直指他的胸膛。下面写着：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间，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无声的“宣传员”贴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贴出了革委会第一号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市。苏维埃政权业已恢复。我们号召全体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希望你们踊跃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本市军权属于警备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新人了。“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它付出生命，今天已经到处可以听到。“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忙得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
这木匠正忙于筹建本市的革命政权。
在这住宅的一间小房子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这里的负责人是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她是一个沉着坚强的女人。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筹建苏维埃政府的各个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已经坐到桌旁办公。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蒂日茨基同志是个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制糖厂的助理技师。在本市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开始揭露工厂高层管理人员中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贵族分子。
在全厂工人大会上，蒂日茨基愤怒地用拳头敲击着讲台的栏杆，用波兰话向他周围的工人们发表了情绪激昂、言辞尖锐的演说。
“当然，旧时代别想再回来了。咱们的父辈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做马已经做够了。咱们给他们建造宫殿，可显贵的伯爵大人给了咱们什么呢？不多不少，刚够咱们饿不死，好替他们卖命。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脖子上作威作福多少年了？难道我们波兰人不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有许多人给波托茨基当牲口使吗？可是现在贵族老爷的走狗们却在波兰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咱们各族工人还从未获得过像今天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些贵族老爷，请你们相信，我们就是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杆。
“是谁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是谁迫使我们弟兄自相残杀、血流成河？是国王，是贵族。自古以来，他们一再唆使波兰农民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进攻、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惨剧不断发生。造成多少冤死的灵魂!造成多少苦难!谁愿意这么做？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坏蛋的末日已经来临。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令资产阶级心惊胆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都成为亲兄弟，我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成立共和国，不过必须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一定要彻底消灭这些家伙。苏维埃的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为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千万别听信那些暗藏的毒蛇的鬼话，咱们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庆祝胜利的节日!只要咱们工人互相信任，就一定能把全世界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
蒂日茨基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清新纯朴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由衷地高声欢呼。可是老年人都不敢表态。谁说得准呢？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讲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绞死，也难免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由又瘦又高的中学教员切尔诺佩斯基担任。他是目前本地教育界中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命委员会对面驻着一个特务连。革委会的警卫就是由他们担任的。一到晚上，院子里，面对着大门，架起一挺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个手持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要到革委会去。一名特别年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他：
“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他笑嘻嘻地回答：
“是的，我是在前天的战斗中才加入部队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一块儿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
“你瞧，我给共青团区委会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把谢廖沙打量了一番。
“你是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是扎哈尔的儿子!那好哇，你去干吧，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
谢廖沙惊讶地看看他们，说：
“那么我连里的事呢？”
多林尼克已经走上台阶，丢下一句话：
“这个我们会安排的。”
第二天傍晚，本市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来得如此意外而迅速，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到生活的旋涡里。谢廖沙把家也给忘了，虽然这个家离得是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无数次地从口袋里掏出盖有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区委书记。谁要是怀疑这一点，那就请看挂在他紧身制服皮带上的一支带帆布枪套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的礼物。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件。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委会的各项指示。这会儿伊格纳季耶娃又在等候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到政治部领取发给革委会的宣传品和报纸。他急忙往外跑。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汽车，在大门口等候他们。
到车站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跟谢廖沙谈工作。
“你这一部门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组织建立起来了吗？你应当把你的朋友，那些工人子弟发动起来。要尽快组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份共青团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戏院里，开一个大会。同时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她似乎正在做青年工作。”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身穿茶色的新制服，腰里束一条窄窄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许多新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分手的时候，丽达交给他一大捆书籍，另外又特意送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来。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一见面，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番：
“你真不害臊!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会闹出事来!”
“瓦莉亚，放心吧，出不了事的。我忙得没工夫回家。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她的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仿佛有人给他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到一张椅子上，接着就直截了当地说：
“是这么一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相信吗？喏，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证件，不知所措地看着弟弟，说：
“我在共青团里能干什么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说：
“什么？怕没事干？我的好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呢。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伊格纳季耶娃说了，得把所有的青年召集到戏院里开个大会，给他们详细讲讲什么叫作苏维埃政权。她说我必须发表演说。我想了想，觉得不成，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准会出洋相。好吧，你说说，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这样做，妈妈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吧，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只想让她的孩子们守在身边。她根本不会反对苏维埃政权。恰恰相反，她是拥护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上前线打仗，却不愿意叫她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可这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跟我们讲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母亲怎么想，自己走了。现在咱们获得了好好生活的权利。那么，瓦莉亚姐姐，难道你会拒绝吗？呵，你入了团那才好呢!你发动女孩子，我做男孩子们的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参加进来。瓦莉亚，你到底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我这儿有关于这件事的小册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匪兵再打回来，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到时一定会伤心得不得了。”他默不作声了。
“谢廖沙，你替我写上名字吧。别让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也别告诉任何人。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对的，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谢廖沙对她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亚。我正和她谈入团的事。她是完全合适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母亲那一关很难通过。我们可以秘密吸收她入团吗？万一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我当然扛起枪就走，可是她舍不得扔下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边上，仔细地听着他的话。
“行，这个办法比较稳妥。”
戏院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青年人，他们都是看到市里到处张贴的群众大会海报以后来的。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幕布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他身材瘦小，长着尖尖的鼻子。他的出现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听他演讲。他谈到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青年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还弄不明白这些概念。等他讲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上了台说不出话来。“说什么呢？怎么说呢？”他想寻找合适的话，却找不到，不由得窘在那里。
伊格纳季耶娃救了他，从讲台后边小声提醒他：
“你就说说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沙立刻谈起实际问题来。
“同志们，你们已经都听到了，现在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支部。你们谁赞成这个提议？”
全场静寂无声。
丽达跑过来帮忙。她告诉大家莫斯科青年怎样组织支部。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他看到大家对组织支部的态度这么冷淡，心里非常气愤，禁不住向会场投去愤怒的目光。听众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演讲。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眼瞟着丽达，一边悄悄地跟莉莎说话。坐在前排的几个鼻梁上扑着粉的女中学生，一边交头接耳，一边眼珠滴溜溜地转，朝四处张望。靠近舞台入口处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少年机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入时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毫无顾忌地跟她们的追求者说笑。
丽达感到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讲，就赶快结束，让伊格纳季耶娃说话。伊格纳季耶娃讲得非常从容安详，人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同志一定会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而不只是旁观者。只要你们愿意来，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有谁要发言，请上台来。”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
“我想说两句!”
眼睛微斜、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走上台来：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我决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得笑了。他立刻冲到舞台中央，喊着说：
“同志们，这下看到了吧!我已经说过，米什卡是我们自己人，他爸爸是个扳道工，被火车轧死了，米什卡因此失了学。他虽然没有读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会场里响起一阵喧闹声和怪叫声。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很考究地梳成高耸的飞机头。他扯了扯他的学生制服，然后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不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总得念完中学吧。要是组织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让我们碰碰头或读点书什么的，那倒是另一回事。但是搞政治，搞到后来会给绞死的。同志们，对不起，我想没人乐意干这种事。”
会场里响起了哄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回到座位上。在他后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着下面座位上的人们，使劲地喝问道：
“你们这些坏蛋，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凡·扎尔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一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躺在围墙旁边睡觉。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全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可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成亲儿子，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教我读书写字，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由于他们的教育，我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而且至死也不会变心。我十分明白为什么而斗争：是为我们，为穷人，为工人阶级的政权!你们像一群公马一样在这儿叫个不停，根本不会知道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已经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他的声音就像绷紧的琴弦那样铿锵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全俄罗斯，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可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而你们呢，同志们，”他突然转过身来冲着主席台说，“却把这些人找来，”他又用手指指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对着台下喊，“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浑蛋!只好用机枪来收拾你们!”
他气呼呼地喊出最后这句话，就跳下台，对谁也不看一眼，径自朝门口走去。
主席台上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返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
“真糟糕!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一点用处也没有，只会惹你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子女。必须在工人中间做工作。你把工作重点放到木材厂和制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群众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她说：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政治部要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再过几天，一辆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了。不要忘记列宁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当天晚上，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分手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地笑了。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去家里看看。
面对母亲的责骂，他默不作声，没有还口。但是，当父亲开口骂他时，他立刻反守为攻，把父亲驳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想到过家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让你这样干。我也想过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迫害。但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我们就彻底翻身了。家里我是待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那还有什么好闹的呢？我做的是正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妈也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笑着，一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来启发我的觉悟？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
不过，他的话语里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把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说：
“谢廖沙，开足马力干吧。既然你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让你刹车。只是别撇下我们不管，常回家看看。”
夜晚，一道亮光从门缝透出来，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委会正在开会。五个人围坐在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旁。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子、像个吉尔吉兹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身材高大的铁路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的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咱们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小贩就哄抬物价。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用临时政府发的克仑斯基票子。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没有一个投机商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收这些吸血鬼所有的物品。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手软。咱们决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干得别太过火。我说呢，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出在小商贩身上。今天我就得到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早在彼得留拉匪帮占领本市之前，好多大商人就把大批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他带着讥讽的冷笑，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惊慌地问。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侦查这类事本是他季莫申科的任务，但是每次多林尼克总是比他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说：
“嘿嘿!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地窖的事，”他继续说，“我还知道昨天你跟师长的司机一起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那张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把目光转向伊格纳季耶娃，看见她皱起了眉头，便不再作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这是谢廖沙跟我说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的朋友听厨师们说过，以前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全都由佐恩大批供应。昨天谢廖沙又搞到了可靠的情报：佐恩家的确有一个地窖，不过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和谢廖沙一块儿去吧。就在今天，务必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有物资供应工人和支援部队了。”
半个小时后，八个武装士兵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两个人留在外面守住大门。
老板矮矮胖胖，活像一只大酒桶。他点头哈腰地走到来人跟前，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何贵干？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亮光照射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一身横肉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做了两个字的解释：
“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检查过了。堆满木材的大板棚，几个储藏室和厨房，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地搜遍了，但是连一点秘密地窖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熟，连有人进屋她都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又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惊疑地回答：
“是的，我是这儿的用人。你们是谁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身份就走开了，让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审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溅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打算怎样呢？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饭馆，可如今是个穷人了。彼得留拉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家只有这些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摊开他那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膊。布满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墙角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看样子，你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啦？我最后一次奉劝你，赶紧交代出地窖的位置。”
“哎哟，军官同志，瞧你说的，”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还在饿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假哭一场，却挤不出一滴眼泪。
“饿肚子，家里却雇着用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能算得上用人呀!不过是个寄居在我们家的穷孩子。她没地方投靠。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大喊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对饭馆老板家的搜查仍在顽强地进行。十三个小时过去了，搜查竟然一无所获，季莫申科十分恼火，已经决定停止搜查。可是就在这时，正要走出女仆小房间的谢廖沙，听见她压低声音说：
“多半是在厨房的壁炉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式壁炉被拆开了，里面露出了地窖的铁盖板。一小时后，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一桶桶、一袋袋物品，绕过看热闹的人群，从饭馆老板的家门口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挎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里。她听着阿尔焦姆讲述保尔吃官司的事，哭得十分伤心。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无以为生，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黄昏，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快的脚步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他就喊了起来：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伤到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康复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得到假期，到时我一定回家看你。母亲那儿我没去成，现在已经成为红军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也许，你们已经听到过英勇善战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非常敬佩我们这位旅长。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就说小儿子在这里向她亲热问候。请原谅让你们担惊受怕的我。
你的弟弟保尔
又及：阿尔焦姆哥哥，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转告这封信的内容。
母亲又流了许多泪。这个粗心的小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写。
谢廖沙经常到车站上那节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牌子的绿色客车车厢去。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老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沙不知不觉中和丽达亲近起来。他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书报，还带着一份朦胧的欣喜，那是由短暂的会面激起的。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车上设有印刷室，各种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深夜，他送丽达回车站，师政治部工作人员都住在车站上。突然，谢廖沙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地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在一起真愉快!每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停住了脚步，说：
“你听着，勃鲁扎克同志，让我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作这种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受到训斥的小学生似的，脸涨得通红，回答说：
“我跟你说这话，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丽达同志，今后我当然决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逃也似的跑回市区去了。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每当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的时候，他就推托，说工作太忙。事实上，他也的确很忙。
一天深夜，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制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时，有人朝他打黑枪。于是进行了搜查，搜出了毕苏斯基[17]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市民的自尊心了？你想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车厢里去了。
接着，市里召开代表大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剿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整整追了一天一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此后，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有事需要面谈时也是如此。后来，她坚持要他解释这种行为，他愤愤地说：
“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又要给人家扣帽子，什么小市民习气啦，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抵达车站。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来到革委会。其中一个身上紧束着一条镶银的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多林尼克喊：
“闲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将两手一摊，说：
“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去给你弄一百车草料？这得到村子里去拉，两天时间也不够。”
瘦高个子眼露凶光，吼道：
“你给我听着，要是到了晚上还不见干草，把你们的脑袋统统砍掉。你这是反革命行为。”他砰的一声在桌子上捶了一拳。
多林尼克被激怒了：
“你吓唬谁？我也会使马刀。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今天晚上就要。”高加索人扔下这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奉命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比另外两人受伤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小，他们才稍稍留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三个送回城里。
当天晚上，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因为没有拿到干草，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所有的人，包括一名清洁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抓到的人押往波多尔斯克火车站，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然后把他们关进一节货车车厢里。革委会的院子里还进驻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要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进行了有力的干预，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将更糟。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他们才获得释放。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里去。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来看他。她握住他的手。他头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这样的握手他是从来都不敢的。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住他说：
“等一等，咱们一块儿去。”
他们来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下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诱人。
“你到路口去等一会儿。我要洗个澡。”丽达命令似的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背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英俊，身穿考究的弗伦奇军服，系着军官武装带，脚蹬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边走边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她就是上次替保尔把纸条送给他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他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了她：
“请稍等，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与您有关。”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她。冬妮亚从那个男人手里抽出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问：
“您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脚下有块碎石响了一下。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轻蔑而嘲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他们在列车上找你一整天了。”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工作照样进行。”
丽达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赶走啊!”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湖中碧波粼粼，湖水清澈诱人。谢廖沙想洗澡了。
洗完澡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被伐倒的橡树上。
他俩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块青草茂密的空地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头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丁打补丁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谢廖沙无意间瞧了瞧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看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以后怎么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却只知道打扮自己。他是个混进我党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局势确实很严峻。我们国家得经受坚持长期残酷斗争的考验。”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仅要用语言，而且要用枪来战斗。你可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吗？我想，谢廖沙，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太久了。”
他几乎要忘情地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宛如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一切，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沮丧地摸摸皮带。
“在村子里被那帮富农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亮闪闪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你看见那棵橡树没有？”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一棵布满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见了吗？”她扬扬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纷纷落地。
“给，”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看你的枪法。”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下面显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她轻轻地说：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到天空了吗？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起来。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使他面对枪口，也未必会如此惊慌失措。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这之前，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能会牺牲生命。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些可自由支配的时辰，相亲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向她探过身去。他如痴如醉，克制住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丽达，曾是何等难以捉摸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对丽达深沉而又热烈的同志般的爱恋之情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占据了他那颗充满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刻不容缓。于是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直到夏去秋来，生活只赐给他们三四次相聚的机会。每次相聚都令人心醉，难以忘怀。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悄悄降临，给树林罩上一层黑纱。师司令部的报务员俯身在电报机上，收取着纸带。机上溜出来窄长的纸条，他迅速地把那些点和短线所表示的字句写到电文纸上：
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该市所有机关一律撤退。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向师长报告。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亮着车灯，飞速穿过城市寂静的街道。它在革委会的门口突突地停下来，通信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特务连在集合整队。一小时过后，几辆满载着革委会物件的马车驶过市区。波多尔斯克车站上，人们忙着把物品装上火车。
谢廖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信员跑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面吧，不过，要抓牢。”
宣传鼓动科的绿色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在离那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爱的东西。他喃喃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他真怕自己会马上放声大哭。他不得不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显得空空****。最后一列火车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在做告别。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的铁轨两侧布下了警戒线。
树枝光秃秃的，地上铺满了黄叶。风卷着落叶，在路上轻轻地打着转。
谢廖沙身穿军大衣，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候在制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敲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身子，问道：
“出什么事了？”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指扛着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满怀忧愁地看了他一眼，问：
“您可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躁地挠了挠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绞尽脑汁去合新政府的意。”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宁静。车站附近有个火车头鸣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沉重的炮击声。一颗重型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飞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道旁的灌木丛即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一排排紧皱双眉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一颗冰凉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颊滚落下来。他赶紧擦掉泪珠，回头看了看同志们，幸好谁都没有看见。
“这回咱们的家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的家人。他们肯定会说：‘一个波兰人，竟然同波兰大军作对。’他们准会把我的老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可是他舍不得丢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家伙，恨不得赶紧碰上他们干上一仗!”安捷克烦躁地把滑落到眼睛上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再见了，肮脏而难看的小城、简陋的小屋、坎坷不平的街道!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瓦莉亚!再见了，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异族的、凶狠残酷的波兰白军已经逼近了。”
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穿着布满油垢的衬衫，用悲愁的目光送别红军战士。
“我们还会回来的，同志们!”谢廖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