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了城里，住在一栋两层楼的白色房子里，它就像一个用来装很多人的棺材。这是栋新房子，看上去有点营养不良、浮肿，就像一个要饭的，忽然有天发了横财，然后一下子吃成了个胖子。它一侧面向街道，每层楼有八个窗户，而房子正面有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朝着狭窄的街巷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院墙可以看见洗衣工的小房子和一条脏兮兮的冲沟。
这里没有我印象中的那种街道。那条脏兮兮的冲沟在房前铺展开来，两道狭窄的堤坝把它横切成两段。往左，它一直延伸到犯人强制劳改场，各家院子的垃圾都往里面倒，沟底形成一个黏稠的墨绿色的脏水洼；往右，是冲沟的尽头，满是淤泥的星池臭气熏天。冲沟的中央，正对着我们的房子；冲沟的一半都堆满了垃圾，长满了荨麻、牛蒡、团酸模，另外一半是多利梅东特·波科罗夫斯基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刷了绿漆的细木条搭建起来的凉亭，如果往凉亭扔石头，那细木条准会断裂。
这地方无聊至极，脏得要死；秋天把这片满是垃圾的黏土弄得一塌糊涂，变成了棕红色的油脂，脚一踩上就会被粘住。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有这么多的垃圾，尤其，在习惯了田野、森林的清净环境后，这个城市的角落让我很是郁闷。
冲沟外面是破旧的院墙，远远看过去，那里中间有座褐色的小房子，那是去年冬天我在铺子里做学徒时住过的地方。靠近这房子让我更加郁闷，—我干吗又要住在这条街上呢？
男主人我认识，他跟他兄弟两人以前常到我母亲那儿做客，他那位兄弟嗓子细得好笑：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俩还是老样子：哥哥长着鹰钩鼻、长头发，愉悦，感觉很和善；弟弟维克多，还是那张马脸，一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婆的妹妹，脾气很大，爱吵爱闹。哥哥已经结婚，媳妇模样生得松泡泡的、白白的，像一个白面包，有一双黑黝黝的大眼睛。
最初的日子里，她差不多要一天两次跟我说：
“我送过你妈妈一件带玻璃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压根就不相信她会送什么礼物，更不相信母亲会收她的礼物。当她再次提到斗篷时，我规劝道：
“送都送了，就别自吹自擂了。”
她吓得往后一跳。
“怎么啦？你这是在跟谁说话？”
她满脸红晕，眼珠子都要滚出来了，叫来了她男人。
她男人手拿圆规，耳朵根别着铅笔，来到厨房，听了老婆的陈述，对我说：
“你对她和所有人都该称呼‘您’。不得造次！”
然后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别拿这些小事来烦我！”
“什么啊，小事？要是你家亲戚……”
“见鬼，亲戚！”男主人大叫一声就跑了。
我也不想外婆的亲戚是这样的人。据我的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连外人都不如，都知道彼此的家丑和笑话，揭起短来毫不留情，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喜欢男主人，他总是潇洒地甩头发，然后撩到耳根后面，让我觉得有几分像“好事情”。他常常心满意足地笑，那双灰色的眼睛和善可亲，鹰钩鼻子旁边有几条好玩的皱纹。
“吵够了吧，野母鸡们！”他对老婆和自己的母亲说道，温柔地微笑着，露出小而整齐的牙齿。
婆媳之间天天吵架，我很吃惊她们怎么这么容易这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开始，两个人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就在屋里转来转去，就像家里失了火似的；两人整天忙个不停，只有在午餐、下午茶和晚饭时才坐到桌子前休息一下。他们每次都要大吃大喝，直到酩酊大醉、累得不行才收场。她们午饭时谈论着美食，有一句没一句地拌着嘴，为下一场吵嘴热身。不论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会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样做的。”
“不这样烧，那肯定不好吃！”
“不，很美味！”
“那就去你妈妈那里。”
“不，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那我又是什么？”
这时，男东家插话了：
“够了，野母鸡们！你们怎么啦，疯啦？”
这家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来的奇怪和滑稽：从厨房到餐厅，要穿过这套房子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卫生间，茶炊和各种吃食要经过它才能到餐厅，于是它就成了各种开心玩笑的对象，常常闹出各种滑稽的误会。我的差事是往卫生间水箱里倒水，我睡在厨房，正对着卫生间的门，靠近通向正门门廊的门口：厨房炉子让脑袋热得够呛，双脚又吹着门廊过来的凉风；睡觉的时候，我得把所有的擦鞋底的粗地毯盖到腿上。
大厅里，两个镜子挂在墙上，几张《田地》杂志奖励的画片装在金边画框里，一对牌桌，十二把椅子，—这间屋子空****的。小小的客厅堆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细软家具、装“陪嫁”的玻璃橱柜、银器和茶具，还装饰着三盏大小不一的灯。没有窗户的黑黢黢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床，就是几个衣橱、柜子，散发着烟叶和波斯除虫菊的香味。这三间房子老是空着，男主人一大家子挤在小小的餐厅里，磕磕碰碰的。早上八点，喝过早茶，男主人兄弟两个就挪开桌子，摊开白纸，放上制图仪器、铅笔、墨水碟子，就开干了。他们一个在桌子这头，一个在另一头。桌子摇晃着，占满整个房间。保姆或者女主人要从儿童房出来的时候，她们常常会碰到桌子的拐角。
“别老在这里晃来晃去啊！”维克多嚷嚷起来。
女主人委屈地求丈夫：
“瓦夏[ 男主人瓦西里的小名。]，叫他别朝我嚷嚷！”
“那你就别摇桌子。”男主人一团和气地劝导。
“我，有身孕，那边太挤了……”
“好吧，我们到大厅里去工作。”
但女主人怒吼起来：
“天啊，谁会在大厅里工作？”
卫生间门口伸出马特连娜·伊万诺夫娜凶恶的、被炉火烤红的脸，她叫道：
“你瞧，瓦夏，你在干活儿，她占着四个房间都还没产下牛犊子。山脊区[ 下诺夫哥罗德的中心城区，在奥卡河河畔的高处。]来的贵族太太，就耍那么点小聪明吧！……”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着，男主人怒吼一声：
“够啦！”
但媳妇还是把最恶毒的语言滔滔不绝地泼向婆婆，然后往椅子上一倒，呻吟着：
“我走！我要去死！”
“别打扰我干活儿，真是见鬼！”男主人铁青着脸，吼道，“变成疯人院了，我累弯了腰，养着你们！哼，一帮野母鸡……”
起初，这样的争吵可把我吓住了，特别是当女主人拿了把餐刀跑进卫生间，把门一锁，在里面放声号叫的时候。屋子有片刻的宁静，男主人双手靠着门，弯腰对我喊：
“来，爬上去，打烂玻璃，摘下门闩。”
我赶紧跳上他的脊梁，打破门上面的玻璃，当我弯下身子时，女主人用刀柄使劲打我的头。我还是打开了门，男主人边打边把老婆往餐厅拖，夺下了她手里的刀。我坐在厨房里，轻轻揉着挨打的脑袋，很快回过神来，我真是白费功夫：那把餐刀钝得很，切个面包片都够呛，更别说割破皮肤了；我也没必要踩着男主人的脊背爬进去，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打破玻璃，至于摘下门闩，其实大人的手更长更容易。这件事之后，这家人的争吵再也不会吓着我了。
兄弟两个都在教堂合唱团唱歌，他们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轻声哼唱，哥哥用男中音唱:
心爱的姑娘送我的戒指
我却不慎掉到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附和：
连同这戒指我也
葬送了人间的幸福。
从儿童房传来女主人低低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孩子在睡觉呢……”
“哦，那我们就来段教堂歌曲……”
但女主人暗示：“教堂歌曲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唱的，更不要在……”她演讲似的用一只手指了一下小门。
“得换套房子，要不，真是见鬼！”男主人说。
他不止一次说过要换个桌子，可这话他已经说了三年了。
听着男主人一家谈论别人，我就常常想起那个鞋店，—那里也是这样子的。我明白了，男主人一家也认为自己是城里最优秀的人，只有他们才最清楚为人处世的规矩，他们可以依照这些我弄不明白的规矩，毫不留情地审判任何人。这种审判让我对他们的规矩产生强烈的厌恶和恼怒，破坏这些规矩让我开心、满足。
我干的活儿很多：兼任女仆的职能，每周三要擦洗厨房的地板，清洗茶炊和铜质餐具，周六要擦洗全部套房的地板和两边楼梯；给炉子劈柴、搬柴，洗碗、洗菜；陪女主人逛市场，挎个菜篮子跟在她后面；跑到铺子、药店买东西。
我的直接领导是外婆的妹妹，一个喜欢吵闹的、桀骜不驯的、怒气冲冲的老太婆。她每天起得很早，差不多六点就起床了；匆匆洗个脸，只穿一件衬衣，就跪在圣像面前，然后就长时间地向上帝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媳妇。
“上帝！”她把手指捏成一撮，放在额头上，抽泣着感叹道，“上帝啊，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歇息一下，凭你的神力，让我安静一下吧！”
她的哭声把我吵醒，我从被子下看着她，恐惧地听着她那热烈的祷告。秋天早晨那浑浊的光线，穿过被雨水打湿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地板上的清冷昏暗中，一个灰色的人影在挥舞着手；从她那小脑袋上，从已经磨破的头巾下，稀疏的白色头发披散下来，落到颈子上和肩头上。头巾老是滑下来，每次她都用左手一下子扶正，嘴里埋怨道：
“真是烦人！”
她使劲打自己的额头、肚子和双肩，念叨着：
“上帝，请替我惩罚一下我这个媳妇吧，把我的一切冤屈都算在她头上吧！请把我的儿子眼睛打开吧，让他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 维克多的小名。]！上帝啊，你帮帮维克多鲁什卡，把你的恩泽赐予他……”
维克多鲁什卡就睡在厨房的高板**，母亲的念叨把他惊醒，他用半梦半醒的语气叫道：
“妈妈，你又一大早嚷嚷，真见鬼！”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愧疚地轻声说，她默默地摇晃了一两分钟，然后又旧仇难消地嚷开了，“得开枪打烂他们的骨头，叫他们不得好死，上帝……”
就算我外公，也没有如此狠毒地祷告过。
祷告完了，她叫醒我：
“起床，要贪睡，就别过日子！……烧好茶炊，把柴火搬过来，昨晚上没把松明准备好吧？哼！”
我为了不听老太婆的唠叨，就尽快搞定一切，但要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里的风雪似的，在厨房转来转去，嘴里念叨着、嚷嚷着。
“轻点啊，鬼东西！你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弄醒了，我要你好看!快到铺子那里跑一趟……”
平常日子，要给早茶买两磅小麦面包并给年轻的女主人买两戈比的小圆面包。每次我把面包带回来时，这帮女人总要一边用怀疑的眼神打量面包，一边拿到手掌上掂量，问：
“没吃甜头吧？没有？那把嘴张开！”然后煞有介事地嚷嚷，“你吃了甜头，瞧，牙齿上还有粉渣呢！”
我很乐意干活儿，喜欢清除掉屋子里的脏东西，喜欢洗地板，擦铜器、通风窗、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女人们在和好的时候谈论我：
“很勤快。”
“爱整洁。”
“就是太没礼貌。”
“啊，天啊，谁把他教养大的！”
两个女人竭力想培养我对她们的敬畏，但我却觉得她们是呆鸟，不喜欢她们，不听她们的，跟她们说话也是针锋相对。年轻的女主人肯定发现了有些话对我完全不起作用，因此就越加频繁地对我说：
“你可要记住，你是我们从穷人家收来的！我送了一个绸斗篷给你母亲，还带玻璃珠串的！”
有一次，我对她说：
“怎么啦，难道要我为这件斗篷剥下我的皮来给你们？”
“不得了，这孩子会放火的啊！”女主人吓得惊叫起来。
我也大吃一惊：为什么会放火啊？她们两个动不动就去向男主人告状，男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兄弟，你在我这里可得当心！”
但有天他冷冷地对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过分！把这小孩当骟马使，要换了别人早跑了，要不就累死了……”
这句话把两个女人气哭了，他老婆一边跺脚，一边狂叫：
“你怎么能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话？你这个长发蠢货！有你这些话，你叫我以后怎么对他？我还怀着孩子哪！”
他母亲哭哭啼啼地说：
“求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你得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她们气冲冲地走后，男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吧，小鬼头，为你闹出多大乱子？我要是把你送回你外公那里，你又得去当破烂王！”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你家强！收我当学徒，可你教过我什么？就知道倒脏水……”
男主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但是不痛，他警觉地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还真是个刺头！兄弟，这可不行，不行……”
我想这次他准得让我滚蛋，可才过了一天，他就拿着一卷厚纸、铅笔、三角板、直尺，来到厨房。
“把刀洗完了，来画画这个！”
一张纸上画着一栋两层楼的正面图，有不少窗户和雕塑装饰。
“这圆规给你，把所有的线都量一遍，在两头各打上点，然后照着尺子用铅笔点对点画线。先横着画，这叫水平线，然后竖着画，这叫垂直线。开工吧！”
能干上这种干干净净的工作，又能学手艺，我很高兴，但我诚惶诚恐地看着这卷纸和这些工具，什么都不懂。
于是我立即把手洗干净，坐下来学习。在纸上把所有水平线都画好，检查了一遍—很好！只多画了三条。把所有垂直线也都画了出来，然后惊讶地发现房子的正面走形走得太离谱：窗户都歪到了一边，其中一个伸出墙外，悬在半空，跟房子比邻。门廊也升到了空中，跟两层楼一般高，房檐不知怎的画到了屋顶正中，通风窗画到了烟囱上。
我差点没哭出来，久久地看着这无法修改的“杰作”，想搞懂是怎么完成的，最后还是没弄明白。于是我决定凭想象来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屋檐和屋脊上画上乌鸦、鸽子和麻雀，房子面前的空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撑着伞，但是无法完全遮盖他们的畸形。然后我就把这些都涂上一条条斜线，把“作业”交到“老师”那里。
他把眉毛抬得老高，挠了一下头发，阴沉着脸，问：
“这是什么啊？”
“在下小雨，”我解释道，“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是歪的，因为雨本身也总是歪的。这些是鸟儿，这些都是鸟儿，正躲在屋檐下呢，下雨的时候它们都这样。这是一些人，他们正往家里跑，这个女人跌倒了，还有这个，这是个卖柠檬的……”
“真是多谢了，”男主人说道，身子俯到桌子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哈哈大笑起来，大叫起来，“哎呀，我要把你千刀万剐，小畜生！”
女主人摇晃着木桶一般的大肚子走过来，看了一眼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你就狠狠抽他一顿吧！”
但男主人和气地说：
“也没什么，我开始学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多少……”
他用红铅笔在歪歪倒倒的房子正面打了标记，又给了我几张纸：
“再画一次！直到画好为止……”
第二次重画，就要好些，只有一个窗户画到门廊门上去了。不过我可不喜欢房子空****的，我给它安排了各种人物：窗子前面坐着手摇扇子的女人、抽香烟的骑士，其中有一个没抽烟，而是捏住鼻子，用其余手指头逗人笑。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地上趴着一条狗。
“你干吗又乱画一气？”男主人气愤地说。
我向他解释，说如果没有人，就太没有气氛了，他一下就骂开了：
“见你的鬼去吧！你要是想学习，那就好好学！这—简直是胡闹……”
后来，我终于画了一张跟他原图一样的房子正面图，他很喜欢。
“瞧啊，还是会画啊！这样的话，我跟你也许会很快接单了……”
他给我布置了功课：
“你画一张套房平面图：房间如何分布，门窗位置，什么东西在哪里，我不会给你说，你自己干吧！”
我走到厨房，陷入沉思，从何处着手呢？
可我的绘图艺术研究就此打住了。
老主妇走过来，恶狠狠地说：
“想画图？”
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着桌子撞过去，我的嘴唇和鼻子都弄破了，她跳起来，撕碎了图纸，把桌子上的绘画工具一下都扔了出去，双手往腰上一叉，扬扬得意地吼道：
“哼，我看你画！不，这可不行！为了让一个外人来画画，就让自己唯一的亲兄弟滚蛋？”
男主人跑来了，他老婆也慢慢晃了过来，一场闹剧就揭幕了：三个人互相顶撞、吐口水、号叫，最后两个婆娘哭着各自散去，男主人对我说：
“你暂时把这些放一边吧，别学了！你自己也看到了，就是这么个结果！”
我很是同情他：窝窝囊囊、无依无靠，总是被女人们的嚷嚷弄得晕头转向。
我早就明白老婆子并不想让我学习，一直在故意捣乱。坐下来画图之前，我总要问问她：
“有什么事要办？”
她皱着眉头答道：
“有事我叫你，去吧，去桌子边胡整去吧……”
才一会儿，她就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一趟，要不，就说：
“正门阶梯打扫没有？那些角落里的垃圾、灰尘！快去扫一下……”
我跑去一看，没什么灰尘啊。
“你还跟我顶嘴？”她嚷嚷着。
有一次，她把格瓦斯泼到我所有的图纸上，另一次，她把圣像油灯倒在图纸上，—她就像个小女孩，老是调皮捣蛋，用孩子似的小聪明和幼稚的笨拙来掩饰她的心计。我还从来没见过像她那样这么快这么容易生气的人，她是那样喜欢抱怨所有人和一切事情。一般说来，人们都喜欢抱怨，但她抱怨起来特别兴奋，就像唱歌似的。
她狂热地爱着儿子，这种爱的力量让我觉得又好笑又可怕，只能称之为一种狂热的力量。常常是这样，做完晨祷后，她站到炉子前的小台阶上，胳膊肘靠着高板床的床沿板子，热切地含混不清地念叨：
“你是上帝赐予我的意外恩宠啊，我的热烘烘、纯洁无瑕、钻石一样的心肝儿，天使一样轻盈的翅膀啊！他正睡着，睡吧，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梦吧，梦见你的心肝，你的新娘。你的新娘是天下最美的人儿，是公主、有钱的女孩、商人的女儿！愿你的仇人还没出生就断气，愿你的朋友长命百岁，愿姑娘们成群结队追你，—就像一群母鸭追一只公鸭！”
我禁不住觉得好笑：她小儿子维克多又笨又懒，像一只啄木鸟，一脸的雀斑，大鼻子，固执而愚钝。
有时候，她的低声呢喃会把他闹醒，他就半梦半醒地嘀咕：
“真是见鬼，妈妈，你怎么老对着我的脸呼气！……真没法活了！”
有时候，她会乖乖从台阶上下来，微笑着：
“好好，睡吧，睡吧，不知好歹的……”
但经常会这样：她双腿一弯，扑通一下碰到炉炕边缘，张开嘴巴，大口呼气，就像舌头被烧着了似的，喷出一连串恶毒的词语：
“什么啊，叫你妈去见鬼？狗崽子！哎呀，你真是我那半夜的羞耻，你这该死的刺头儿，魔鬼把你刺进了我的灵魂，你真该在生出来前就烂掉啊！”
她说着脏话、大街上醉鬼的话，叫人听着难受。
她觉睡得少，睡得也不安稳，有时候一晚上要从炉炕上跳起来好几次，扑倒在我的沙发上，把我叫醒，我问：
“你怎么啦？”
“别说话，”她悄声说着，画着十字，黑暗里往某个地方看着，“主啊，伊里亚先知……女殉教者瓦尔瓦拉……别让我暴死[ 女殉教者瓦尔瓦拉在东方国家和俄国东正教教会中很受崇拜。君士坦丁堡的瓦尔瓦拉寺曾经是避难所，因此信徒们认为瓦尔瓦拉有使人免于暴死的法力。]……”
她哆嗦着手点燃蜡烛，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紧张地鼓胀起来，灰色的双眼吓得直眨巴，盯着那些半明半暗的东西。厨房很大，堆满了柜子、箱子，夜里显得很窄。月光静静地洒在厨房里，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抖动着，墙上的菜刀像冰柱似的闪着光，架子上，黑色的煎锅就像没有眼睛的脸。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就像从岸边爬到水里，然后，光着脚往角落走，那里的脏水盆上方挂着一个带耳朵的悬壶洗手器，就像被砍下的脑袋，一旁立着一个水桶。
她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吸，一边喝水，然后透过窗玻璃上的一层淡蓝色的霜花望着窗外。
“上帝啊，保佑我吧，宽恕我吧。”她悄声央求着。
有时，她把蜡烛灭了，跪下来，委屈地低声抱怨：
“谁爱我呀，上帝，谁会要我啊？”
她爬到炉炕上，对着烟囱的小门画了个十字，摸一摸，看看风门是否盖严实了，手沾上煤灰，不断狠毒地咒骂着，不知怎的，一下子就睡着了，像是有个看不见的力量把她打死了似的。每当我受她欺负时，我就想：可惜外公没娶她，她会要他好受！她也会领教外公的厉害。她常常整我，但她那张胖乎乎的松软浮肿的脸时常愁容满面，眼睛浸着泪水，非常理直气壮地说：
“你想想看，我容易吗？生了小孩，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他们，让他们长大成材，这是为什么啊？这不，给他们当厨娘，我这是在享清福吗？儿子娶了老婆，就不要老妈了，—这好吗？嗯？”
“不好。”我老实回答。
“啊哈？就是嘛……”
然后，她就不知羞耻地谈起儿媳妇来：
“我常跟儿媳一起洗澡，看着她，不知我那儿子被什么迷住了，就这也叫美人？……”
一谈起男女关系，她用词总是惊人地肮脏下流。开始，她的话让我很讨厌，但我很快就习惯了，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觉得这些话背后有某种沉重的真相。
“女人是种魔力，她连上帝都能骗，你瞧多厉害！”她用手掌拍打着桌子骂道，“就因为夏娃，弄得大家都得下地狱，你看看！”
她一谈起女人的魔力就没个完，我总觉得她说这些是为了吓唬谁。我特别记住了“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
我们院子里有跟正屋一样大的厢房，两幢楼有八套房子，其中四套住着军官，第五套住着一个团队神父。洗衣妇、女仆、厨娘常去他们那里。每个厨房经常爆出各类罗曼史和肥皂剧，内含泪水、吵架和打斗。士兵们自己跟自己打，和挖土工人打，跟男主人家的工匠打，还打女人。院子里不断蒸腾着荒**无度的气氛，—血气方刚小伙子那无法抑制的兽性饥渴。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裸的感官刺激、空虚无聊的虐待、胜利者肮脏的炫耀。男主人一家每次吃午饭、喝晚茶、吃晚饭的时候，总会恬不知耻地谈起这些细节。老太婆总是知道院子里的所有故事，讲起来总是兴高采烈、幸灾乐祸。
年轻的女主人听着这些故事，厚嘴唇默默地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男主人皱着眉头，说：
“别讲了，妈妈……”
“天啊，现在话都不要我说了！”老太婆埋怨道。
维克多鼓励她：
“讲吧，妈妈，有什么好怕的？这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单独面对她，如果两人碰到一起，母亲就会向他倾诉媳妇的不是，而且肯定会找他要钱。他会急急忙忙把一卢布或三卢布、一些银币塞到她手上。
“妈妈，您要钱也没什么用，不是我舍不得钱，而是—您拿来没什么用！”
“我要布施给讨饭的，还要去买蜡烛、上教堂……”
“算了吧，哪有什么讨饭的呀？你会把维克多惯坏的。”
“你不喜欢你弟弟，你造了大孽啊！”
男主人手一甩就走开了。
维克多对母亲粗暴，而且喜欢嘲笑她。他很贪吃，老是觉得饿。每逢星期日，母亲烤了些油饼，总要藏一些到罐子里，然后放到我睡觉的沙发下面。维克多做完日祷回来，找到罐子，嘟囔着埋怨：
“就不能多弄点儿吗，这些就够塞牙缝！”
“快吃吧，别让人看见！”
“我偏要说，就说你为了我偷了油饼，明摆着的事啊！”
有次，我端出罐子，一口气吃了两个油饼，—维克多为这把我饱揍一顿。他不喜欢我，就像我不喜欢他，他老是捉弄我，要我每天给他擦三次靴子，睡在高板**的时候，他会把木板推开，往板缝里吐唾沫，尽可能精准地落到我头上。
哥哥的口头禅是“野母鸡们”，维克多可能也想鹦鹉学舌，但他的话极其荒诞无聊、毫无头脑。
“妈妈，往右往后转！我的袜子在哪里？”
他常常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想把我难倒：
“阿廖什卡，你回答：为什么写成‘蓝色’，而读成‘海枣’呢？为什么读成‘排钟’[ 一种铜管乐器，由十二至十八根铜管组成，奏乐时敲打黄铜管。]，而不是‘在管子旁边’呢？为什么说成‘到树旁边’，而不是‘我该在哪里哭’呢？”
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这些话。我是被外公外婆用美好的语言教养出来的，我起初没搞懂这些生拉硬扯在一起的说法，诸如“滑稽得可怕”“想往死里吃”“快乐得吓人”。我感觉，好笑的事不可能是可怕的，快乐的事情不可能是吓人的，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吃饭吃到死的那天。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骂开了：
“什么老师啊，跟我们说说！得摘下他的耳朵……”
但我又觉得“摘下耳朵”说法不妥：只可以摘花摘草和核桃。
他们使劲摘我的耳朵，想证明给我看耳朵是可以摘的，但这并没有说服我，我郑重其事地说：
“耳朵毕竟还是没摘下来吧！”
周围有这么多残酷的恶作剧、肮脏无耻的行为，跟库纳维诺街那些“青楼”、那些“流莺”（流动妓女）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数不胜数。在库纳维诺肮脏和恶作剧的背后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解释这些丑恶现象的不可避免：比如困苦的半饥半饱的生活、艰辛的劳动。可是这里的人吃得饱，日子过得还轻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里的人终日忙忙碌碌，但都是瞎忙一气，不能算干活儿。一种刺激人的极端无聊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我过得并不好，外婆来看我，我就更难受了，她总是从后面门廊进来，进到厨房，对着圣像画十字，然后对着小妹深深鞠躬，这个鞠躬好似千斤重物，压弯了我的腰，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
“啊，是你啊，阿库琳娜。”女主人漫不经心地、冷冷地迎接外婆。
我没认出外婆：她拘谨地紧闭嘴唇，面容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她在门口脏水桶边的长凳子上坐下来，一声不吭，像有罪之人，轻轻地、顺从地回答她妹妹提出的问题。
这让我很不好受，于是我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样的地方？”
她亲切地向我眨眨眼，不容置疑地答道：
“你少多嘴，这里你不是主人！”
“他就是爱多管闲事，任你揍，任你骂，不管用。”老太婆抱怨起来。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姐姐：
“怎么啦，阿库琳娜，还在讨饭？”
“嗯啊，过得不好。”
“只要脸皮厚，就不会过得不好。”
“据说，基督从前也是靠讨饭过日子……”
“傻愣的人才这样说，邪教徒才这样说，可你这个老糊涂蛋，居然听进去了！基督—不是叫花子，而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据说，是来光明正大地审判活人和死人，—连死人都不放过[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记住吧！老大姐，就算你把骨头烧成灰，也逃不过他的审判……他会因为你跟瓦西里[ 高尔基的外公。]的骄傲，因为我过去曾经请求过你们这些富人的帮助而惩罚你们……”
“那时我可是尽可能帮助过你，”外婆冷冷地说，“但上帝惩罚了我们，你是知道的……”
“惩罚太少了，还不够啊……”
她用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唠叨了很久，把外婆好好奚落了一顿。我听着她那恶毒而刺耳的话语，伤心中又觉得疑惑：外婆怎么忍受得住这个？这时，我就不喜欢她了。
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里出来，恭敬地朝外婆点点头：
“请去餐厅，没什么，走吧！”
身后响起外婆妹妹的声音：
“脚要收拾干净！云杉村可是建在沼泽地里的！”
男主人高兴地迎接外婆：
“啊，聪明的阿库琳娜，日子过得怎么样？卡西林老人还好吧？”
外婆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你还在弓腰驼背地工作？”
“一直都这样干活儿，就跟囚徒一样！”
外婆跟他亲切交谈，很投缘，又不失长辈的派头。他有时在谈话中提到我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多棒的女人啊—是个女汉子，对吧？”
他的女人对着外婆打岔进来：
“您还记得吧，我送过一个斗篷给她，黑颜色的、绸缎做的，上面还有玻璃珠链呢？”
“当然记得……”
“那斗篷从里到外都是新崭崭的……”
“是啊，是啊，”男主人嘟囔着，“什么斗篷、长把猎刀啊，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干吗这样说呢？”他老婆疑惑地问。
“我吗？没说什么呀……快乐的日子容易过，善良的人儿容易走……”
“我没懂你这是什么意思。”女主人不安起来。
后来，她带外婆去看新生的宝宝，我收拾桌上用过的茶具，这时男主人若有所思地低声对我说：
“你外婆真是个善良的老人啊……”
我深深感谢他这句话。但当我单独跟外婆在一起时，我痛心地对她说：
“你干吗上这里来啊？你明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哎呀，阿廖沙，我都清楚。”她看着我答道，那张完美的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不好意思起来：嗯，当然，她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明白，也知道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往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来，然后搂住我，亲切地说：
“要是你不在这里，我是不会来的，我干吗找他们？你外公病了，我要照顾他，没工作，我已经没钱了……另外，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接走了，要管他吃喝。这里答应每年给你六卢布，因此我想，他们多少会给你一卢布吧？毕竟，你在这里已经差不多待了半年……”
她凑到我耳边说：
“他们叫我教训你，骂你，说你谁的话也不听。所以啊，我的心肝儿，暂时在这里待着，忍两年，站住脚再说！忍住，啊？”
有时我想：跑了算了！可是这时正值该死的冬天，暴风雪整夜整夜地呼啸，阁楼上的风声阵阵，房梁被严寒挤压，发出嘎嘎的声响，—往哪里跑啊？
他们不许我出去游逛，其实本来也没有游逛的时间：冬季短暂的白天飞快地不知不觉地耗在家务琐事中了。
但每逢周六，我还是要到教堂去做彻夜弥撒；每逢节日，就去做晚祷。我喜欢去教堂，站在角落的某个既宽敞又黑暗的地方，我喜欢远远地望向圣像墙，它像是在烛光中融化，变成一股股浓稠的金黄色小溪流向教堂讲道台前灰色的地板。圣像的黑色影子在轻轻摇晃，圣障中门的金黄色花边在快乐地颤动，若隐若现。烛光像金黄色的蜜蜂，悬停在淡青色的空中，妇人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就像一朵朵鲜花一般。
四周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和谐地融合，一切都像童话般怪异，整个教堂都在慢慢摇晃，摇篮似的在树脂一样浓稠的黑色空中摇晃着。
有时候，我觉得教堂像是沉到了深深的湖水中，从地面隐去了，为了去过一种特别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或许，这种感觉源于外婆给我讲的基捷日城[ 据说在13世纪拔都入侵时，该城隐入地下，后来在该城原址出现斯特洛亚尔湖（高尔基州，即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市境内）。]的故事。我也常常和周围的一切迷迷糊糊地一起晃动，被唱诗班的歌声、祷告声和人们的叹息声弄得昏昏欲睡，默默念叨着一首忧伤而婉转的叙事诗：
凭着异教徒的狂热力量，
一群该死的鞑靼人围攻过来，
围攻光荣的基捷日城，
就在复活节晨祷的时刻……
基督徒们哀告着：
“啊呀，上帝，我们的主，
至高的大慈大悲的圣母！
保佑保佑您的奴隶吧，
让他们做完这早晨的祷告，
让他们听完这《圣经》的布道！
啊，别让鞑靼人
嘲弄我们神圣的教堂，
欺辱我们的妇人和姑娘，
玩弄我们的小孩，
把老人置于残暴的死亡！
耶和华啊，我的主，你听听，
圣母啊，你听听
那些人的叹息、
基督徒们的抱怨啊。”
上帝耶和华告诉
天使长米哈伊尔：
“去吧，米哈伊尔，
去摇晃基捷日城的地基，
把基捷日城沉入湖底；
好吧，就让那里的人们
没有休息不知疲倦，
从晨祷到彻夜祷告，
教堂的所有神圣法事
万世长在，一代又一代！”
在那些年代，我满脑袋都是外婆讲的诗歌，就像蜂箱里塞满了蜂蜜；甚至，我似乎是在按照她的这些诗歌形式在思考。
因此在教堂里，当心头涌上淡淡的忧伤，或者过去一天的一些小委屈刺痛、抓挠我的心时，我就苦思冥想自己的祷告词；只要一想起自己不愉快的命运，—不用费神，那些不满和抱怨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诗歌：
天啊，天啊，我无聊至极啊！
但愿我能快快长大！
要不然—已没有耐心活着，
不如去上吊—上帝请原谅！
学习也没有成效。
那个见鬼的蠢女人马特连娜，
像狼一样对我咆哮，
于是活着已没什么指望！
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些“祈祷词”，—儿时脑袋里装的东西在心里刻下一道道深深的伤口，一辈子都没法长好结疤。
教堂里不错，我在那里就像在森林和田野里一样休息。这颗饱尝各种欺辱、被生活的粗暴和恶毒玷污的小心脏，在这朦胧而热烈的梦想中被洗干净了。
但我只在严寒的天气去教堂，那时暴风雪疯狂扫过路面，天空似乎已经凝结，又被风吹成一朵朵的雪云，而地面也在雪堆下冻结，似乎永远无法复苏，没有起死回生的时候。
我更喜欢在静静的夜晚漫步城市，从这条街到那条街，钻进最偏僻的角落。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像是身上长了翅膀飞起来似的，孤零零的，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自己的影子就在你跟前爬动，遮住了雪的光芒，滑稽地撞到石柱和围墙。街道中央走着巡夜的更夫，他手拿打更板，身穿厚皮袄，旁边跟着条浑身打战的狗。
这个笨拙的人像一个狗窝，—从院子里出来，在街头漫无目的地移动，一条郁闷的狗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会遇到快乐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大概也是从彻夜弥撒中偷跑出来的。
有时，被照亮的窗户透气口，会流出一种特别的味道，流到清新的空气中，—这种细腻的不熟悉的气味，让我想起我所不知道的另类生活。站在窗台下，鼻子闻闻，耳朵倾听，揣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什么样的人住在这幢房子里呢？教堂在做彻夜弥撒，而他们却在快乐喧闹，大笑，弹着某种特别的吉他，从透气口飘出浑厚的铜弦叮咚声。
冷清无人的吉洪诺夫街和马丁诺夫街转角处，有幢低矮平房特别吸引我。我第一次撞见它是在一个静静的月夜，化雪的时候，谢肉节[ “谢肉节”源于俄国多神教春耕节，又叫“送冬节”“烤薄饼周”。在东正教为期四十天的大斋期里，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因而，在斋期开始前一周，人们纵情欢乐，家家户户抓紧吃荤，以此弥补斋戒期苦行僧式的生活。“谢肉节”因此而得名。]之前；从窗户的一个正方形透气口，伴着热腾腾的蒸气，一种不寻常的声音流到街上，像是有个强壮而善良的人在闭着嘴巴哼唱，虽然歌词听不清，弦音盖过了歌声，妨碍了听歌，但曲子好像还是很熟悉很好懂的。我坐在石墩子上，心想这曲子就是撕心裂肺的小提琴声，这是一把拥有非凡魅力的小提琴，说这琴声撕心裂肺，是因为听上去很痛苦。有时，这琴声铿锵有力，好像整幢房子都在颤抖，窗户玻璃都在吱嘎作响。屋檐上掉下水滴，我的眼泪也滴落下来。
“你待在这里干吗？”
“听音乐呗。”我解释道。
“闲得没事！快走……”
我飞快地绕着这段街区跑了一圈，又回到那个窗户底下，但是那幢房子里已经没有了琴声，一阵阵的欢笑从透气窗流淌出来，这完全不像那种忧伤的曲调，好像我刚才是在梦中听过它。
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都要跑到这幢房子跟前，但只有一次，春天里的一天，我又在那里听到了小提琴声，—这琴声不间断地一直响到深夜；我一回家就被痛揍了一顿。
冬夜星空下，在城里空旷的街道散步，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我故意选择远离城中心的街道，因为城中心有不少街灯，很容易被主人家的熟人发现，主人家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做彻夜弥撒。最麻烦的是遇到醉鬼、警察和“流莺”。在偏远的街道，只要底层窗户没被冻着，而且里面的窗帘没放下来，就可以往里张望。
这些窗户给我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画面：我看到人们在祷告、在接吻、在打架、在打牌，有些人在关切地悄无声息地交谈，无声的、鱼一样的生活就像西洋景一样展现在我眼前。
我看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些，她们的对面坐着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正挥舞着一只手，给她们读一本书。年轻的那位，正紧皱着眉头，仰面靠在椅子上听着；而年长的那位—一位身材瘦削、头发蓬松的女人忽然用手掌蒙住脸，肩头颤抖起来，中学生把书扔到一边。年轻的那位猛地站起身，跑了。中学生在头发蓬松的女人面前跪下去，吻她的手。
我探望另一个窗口，看见一个大胡子男人把一个穿红上衣的女人放在膝盖上像孩子似的摇晃，他鼓起眼珠，张开大嘴，像在哼哼着什么；她笑得浑身颤抖、前仰后合，双腿不停地摆动。他把那女的身子弄直，又哼唱起来，而她又开始狂笑。我看了很久，直到弄明白他们要这样狂欢一通宵后才离开。
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画面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常常因为看得出神而回家迟了。这引起了主人家的怀疑，他们盘问我：
“去了哪个教堂？哪个神父做的布道？”
他们认识城里所有的神父，知道什么时候念什么福音书。—他们很容易抓住我在撒谎。
婆媳两人对着外公那位怒气冲冲的上帝膜拜，这个上帝要人们对他心生恐惧；她们嘴上老挂着这个上帝，甚至吵架的时候都要这样互相威胁：
“你等着！上帝会惩罚你，会让你变罗圈腿，下流坯！……”
大斋期头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煎油饼，但是都煎煳了。她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气得大叫：
忽然，她闻闻煎锅，脸一沉，把煎锅往地上一扔，号啕大哭起来：
“天哪，锅里不干净，有肉味，怪我周一吃素时没洗干净，主啊！”
她跪下去，眼泪汪汪地祈祷：
“上帝啊，请看在你威望的分上饶恕我这该死的老婆子吧！不要惩罚我这老糊涂啊，上帝……”
煎好的煎饼都喂了狗，平底煎锅洗干净了，但是儿媳妇吵架的时候还是会责备婆婆：
“您连大斋期都用荤油煎锅煎东西。”
她们把上帝拉进家里的一切事务中，拉进小日子的方方面面，—因此乏味的生活也拥有了表面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仿佛时刻在为高端阶层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生活里琐碎事物的做法让我很是压抑，我会下意识地往四周张望，觉得自己处在某人无形的监视中，一到晚上，恐惧像冰冷的云朵把我裹起来，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就是那个黑色圣像面前点着长明灯的地方。
橱柜架子旁边，有个大窗户，两个窗框被中间一根柱子分开，无底的蓝色天空正往窗户里张望，仿佛房子、厨房和我，都挂在这天空的边缘，如果运动剧烈一点儿，全部都会脱落、掉进这蓝色的寒冷洞窟，在死一般的寂静中飞过星辰，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无声地沉下去。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不敢翻身，期待着生命的终结。
不记得我是如何走出这个恐惧的，但我很快就走出来了。当然，外婆那个善良的上帝帮了我一把，我想，我那时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我没干坏事，没有罪过，就不会受惩罚，而我是用不着给别人背黑锅的。
白天做日祷的时候，我也会开小差，尤其是春天，—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坚决不让我去教堂。如果他们给我两戈比蜡钱，那就简直害了我：我买了一副羊拐子（一种玩具），整个日祷中都在玩，弄得每次回家都晚了。有一次，我竟然把用来追祭亡魂和买圣饼的十戈比输光了，没法，我不得不从教堂执事（司祭）从圣坛端下来的盘子里偷拿了一块饼子充数。
我玩得很痛快，玩得很投入。凭着足够的小聪明和实力，很快，我就成了这一带街头玩羊拐子、玩球和玩打棒游戏的名手。
大斋期的时候，他们逼着我做忏悔斋戒祈祷，于是我就去邻居多利梅东特·波科罗夫斯基神父家做忏悔。我觉得他是个严厉的人，而且在他面前我犯过不少罪：扔石头打他花园里的亭子，老是与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可以对我提起许许多多我干过的各种令他不快的事情。因此，这令我分外尴尬，站在有点寒酸的教堂里排队等忏悔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但是多利梅东特神父用好心责备的感叹迎接我：
他把一块厚丝绒布放到我头上，我在蜜蜡和神香的气味中透不过气来，说话很费力，也不想说话。
“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说吧：我有罪！”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偷过圣饼。”
“这个—怎么回事？在哪里偷的？”神父想了想，不慌不忙地问。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都有偷……”
“哇—哇,所有教堂都偷了个遍！这个，老弟，可不好，是罪孽，明白吗？”
“明白。”
“说吧：我有罪！简直胡来，偷来吃吧？”
“有时候—吃了，有时是玩羊拐子输了钱，但是得带圣饼回家啊，所以我就去偷……”
多利梅东特神父开始叽里咕噜默默念叨着什么，然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忽然严厉地问：
“没有读什么地下出版的书吧？”
当然，我没懂这个问题，反问道：
“什么啊？”
“没读过禁书吧？”
“没有，什么样的禁书都没读过……”
“宽恕你的罪孽……起来吧！”
我吃惊地看了一眼他的脸，—那是沉思而善良向着我的脸。我觉得尴尬、内疚。
送我来做忏悔的时候，主人家要我老老实实地忏悔所有自己的原罪，把忏悔说得恐怖可怕。
“我向你的亭子扔过石块。”我坦白道。
神父把头一抬，说：
“这可不好！走吧！”
“我还扔石头打过狗……”
“下一个！”神父招呼着，看也不看我一眼，直接忽视我的存在。
我走了，感觉自己受了欺骗，很委屈：以为忏悔有多可怕，心都绷紧了，哪知道没什么可怕的，甚至很无趣！唯一有趣的是他问了我所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他就是在地下室给女人们念书，还想起了“好事情”，他有不少黑书，厚厚的，里面有些莫名其妙插图的那种。
第二天，主人家给了我十五戈比，让我去领圣餐。复活节来得晚，雪早都化了，街面都干了，路上尘土飞扬，是个阳光明媚、令人开心的日子。
教堂墙根附近，一大群作坊工人正在赌羊拐子，我想领圣餐还来得及，就对那些赌徒说：
“加我一个吧！”
“交一戈比就参加。”一个棕红色头发的麻脸汉子傲气十足地说道。
我也不无傲气地回应：
“那就从左边第二对，押三戈比！”
“下注吧！”
于是就开始赌了。
我把十五戈比换成零钱，押了三戈比的注到一对羊拐子下面；谁要是打中这对羊拐子—拿钱，没打中—他就得给我三戈比。我运气不错：两个人瞄着我下的注，两个都没打中，—我从两个中年汉子那里赢了六戈比！这让我玩兴大发……
“大伙儿可得留神，别让他赢钱就跑……”
我一下就生气了，像打鼓似的猛地吼道：
“左边头上那对，押九戈比！”
可这并没引起赌徒们的注意，只是有个年龄跟我一般大的小孩大声警告：
“可得当心，他正走运呢！他是星街的绘图员，我认识他！”
一个瘦小的手工工匠，从气味看是毛皮匠，挖苦着说：
“小鬼[ 俄语中“绘图师”和“小鬼”发音很接近。]？好……好呀！”
他用灌了铅的羊拐子瞄准，精准地打掉了我下的注，然后俯身问我：
“哭了？”
我答道：
“最右边上—押三戈比！”
“我会打中的。”毛皮匠得意地说，但他输了。
连续押注不能超过三次，—该我来打人家的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和一堆羊拐子。但是，当轮到我押注时，我押了三次，输光了所有的钱，这时正好日祷结束，教堂钟声响起，人们从教堂走出来。
“结婚了吗？”毛皮匠问，他故意伸手来抓我头发，我把身子一缩，就跑开了，然后，追上一个身着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客气地问他：
“你们都领了圣餐？”
“嗯，那又怎么样？”他疑惑地看着我答道。
我请求他给我讲一些领圣餐的细节，神父说了些什么，我该如何做。
小伙子把脸一沉，用唬人的声音对我吼起来：
“领圣餐的时候出去玩儿，你是异教徒吗？嗯，我什么都不跟你说—让你老爸剥你的皮吧！”
我跑回家，觉得他们肯定会盘问我，弄清我没有去领圣餐的原委。
但是，老太婆问候了我后，只问了一件事：
“你给了教堂管事的多少圣餐酒钱？”
“五戈比。”我随口说道。
“给他三戈比足够了，剩两戈比给你自己啊，呆子！”
春天里，每天都是新装，一天比一天鲜艳、可爱，青草和白桦树散发出新绿醉人的清香，令人不禁想跑到旷野里去，仰面躺在暖和的土地上，倾听云雀的啼啭。可我却在忙着把冬衣弄干净，装进箱子里，还要切烟叶，把家具上的灰掸下来，—从早到晚都在忙一些对我来说毫无乐趣、毫无用处的事情。
闲暇时间里，我完全无所事事。我们这条寒酸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想走远点—又不被允许；院子里尽是一些怒气冲冲的疲惫的土工、粗野的醉醺醺的大兵、头发凌乱的厨娘和洗衣女工，一到晚上，就是狗一般的婚礼，—弄得我觉得烦闷、受辱，真想变成一个瞎子。
我拿了剪刀和花纸，上到阁楼，剪出各种花边图案，拿来装饰房梁，算是我的一个苦闷中的消遣。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不贪吃、少争吵，不大爱向上帝倒苦水、提要求，也不经常怒气冲冲地责备人、欺负人。
圣像在一个不是礼拜天的寻常日子来到我主人家。我在厨房擦铜器，听到年轻的女主人在房间里惊叫：
“快去打开外边的大门，奥兰斯基圣母抬过来了！”
我冲出去，一身脏兮兮的，满手都是油渍和砖头粉末，开了门。一位年轻的修道士一手提灯笼一手提长链手提香炉，轻声埋怨道：
“在家睡大觉？来，帮下忙……”
两个普通居民抬着沉重的神龛沿着狭窄的楼梯往上走，我在一边用脏兮兮的手和肩头帮他们扶着神龛，后面一群身子沉重的修道士一边踏着步伐跟上来，一边有气无力地低沉吟唱：
“至圣的圣母啊，请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祈祷……”
我悲催地想：“我这么脏兮兮一身抬着她，她一定会怪罪我，我的两只手一定会干瘪的吧。”
圣像被安放在屋子前角两个盖着干净床单的椅子上，神龛两侧各站着一个修道士扶着神龛，这两个人都长得年轻漂亮，像天使一般—眼睛明亮、喜气洋洋、头发蓬松。
“至圣的圣母啊，宽恕我们吧。”修道士们疲惫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外婆的童话里讲到她为了安慰穷人，在地上种下所有的花所有的喜悦—所有的美好和感恩！当该我去吻她的手时，我没注意到大人们是怎么吻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吻了圣像的脸和嘴唇。
有人用力把我一下推到门槛边上，一个角落里。记不清修道士们是如何带着圣像离开的了，但我清楚记得我坐在地板上，主人们围着我，十分恐惧而忧虑地讨论着：这孩子该怎么办呢？
“得跟神父说说这事，他什么都懂的。”男主人说，然后没有恶意地训斥我，“真没规矩，你难道不知道不允许亲嘴吗？那还……进过学校呢……”
一连几天，我绝望地等待着—会发生什么吧？我用脏手扶过圣像，冒犯地亲了她，—这一切都会有报应的，会有报应的啊！
可是，圣母似乎宽恕了我下意识的好心办坏事。或许，她的处罚很轻微，弄得我并没有感觉到那些好心人给我的处罚。
有时，为了激怒老太婆，我故意难过地对她说：
“上帝看来是忘了处罚我了……”
“你等着，”她恨恨地说，“我们走着瞧……”
我一边用粉色茶叶包装纸剪的图案、锡纸、树叶等各种材料装饰阁楼房梁，一边用教堂赞美诗的调子吟唱起来，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就像卡尔梅克人[ 俄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在路上边走边唱：
我手握剪刀
坐阁楼。
剪纸啊，剪纸……
我这粗人好寂寞！
哪里都可以跑，
可现在却是各种骂：
规矩点儿，小鬼头，
别出声，会要你的命的！
老太婆打量着我的手工，笑着摇头：
“你要是这样装饰厨房就好了……”
有次，男主人来到阁楼上，看了我的手艺，叹口气说道：
“你可真会玩，彼什科夫[ 高尔基的姓。]，见鬼……你是要当魔术师不成？真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一个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五戈比大硬币。
我用一根细铁丝做了个“绶带”，把硬币系起来，挂在我那些五颜六色的手作里最显眼的地方，像一枚奖章。
可是才过了一天，硬币就不知去向了，连同那个“绶带”，—我相信这一定是那个老婆子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