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妻子还没搬走的时候，我主人家房子楼下搬来了一个黑眼睛的年轻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和她年老的母亲。她母亲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总是不停地用那琥珀烟嘴抽烟卷。太太很漂亮，气度不凡，说话低沉、悦耳，仰着头看周围的人，稍稍眯缝着眼睛，好像这些人离她很远，她看不清楚似的。有个叫久非亚耶夫的士兵几乎每天都会牵着一匹细腿枣红马来到她家门口，那太太穿一件长长的铁青色丝绒连衣裙，戴一双喇叭口形状的白手套，脚穿长筒黄色靴子，来到门口台阶上。她一手抓着长裙后襟和手柄上有淡紫色宝石的马鞭，用另一只小手亲切地抚摸龇着牙的马嘴，那马儿睁着火红的眼睛斜线瞟着她，整个身子都在哆嗦，一只马蹄轻轻踢打着被踩实了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轻声叫着，用力拍着马儿那弯曲得很优美的脖子。
然后，她把一只脚踩在久非亚耶夫的膝盖上，飞身跳上马鞍，那马儿扬扬得意地跳着舞，沿着大堤走起来。她老练地坐在马鞍上，就像跟它融为了一体。
她容貌出众，总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常常让人心里充满了陶醉的喜悦。看着她，我就想，狄安娜·普阿提埃[ 法国大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历史小说《两个狄安娜》中的女主人公，法王亨利二世的宠姬。]、玛尔戈王后[ 大仲马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法王亨利四世之妻。]、拉·瓦尔埃尔少女[ 大仲马长篇小说《二十年后》的女主人公。]及其他历史小说中的美人、女主人公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她周围常常围着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军官，他们每天晚上来她这里弹钢琴，弹吉他，拉小提琴，唱歌跳舞。其中来得最勤的是奥列索夫少校，他身材滚圆，一双腿短短的，头发花白，浑身油光光的，活像轮船上的轮机工。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对待太太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像妈妈一样幸福、漂亮的是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这是个长着满头鬈发的小胖墩，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严肃、沉静地闪着憧憬的光芒，这孩子身上已经有了某种非孩童的思想深度。
那位老婆婆从早到晚与一声不吭、脸色难看的久非亚耶夫、胖胖的斜眼女仆一起操持着家务。家里没有保姆，小女孩就无人看管，整天在门廊或者对面原木堆上玩耍。我常常傍晚过去找小女孩玩，很喜欢她，她也跟我混熟了，我一跟她讲童话故事，她就在我手上昏昏欲睡。临睡时，我就把她抱回家放上床。不久后就到这种地步，临睡前，她一定要我去跟她道别。我每次去，她郑重其事地朝我伸出那胖胖的小手，说：
“明天再会！外婆，该怎么说呢？”
“上帝保佑你。”外婆说道，从她嘴里和鼻孔里冒出一缕缕瓦蓝色的烟。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啦，我也要睡觉了。”小姑娘学着说了一遍，就钻进了绣着花边的被窝。
外婆提醒她：
“不是到明天，是—永远啊！”
“明天不是永远都有吗？”
她喜欢“明天”这个单词，把她所喜欢的一切都搬到明天去。她把摘来的花、折断的树枝插在地上，说：
“明天这里就将是一座花园……”
“我明天某个时候也要埋（买）匹嘛（马），跟妈妈一样骑着走……”
她很聪明，但不是很快乐，常常玩着玩着就忽然沉思起来，出人意料地问道：
“为什么神父头上的长毛跟女人一样啊？”
被荨麻刺了一下，她就会伸出一根指头，威胁道：
“你等着，我给上帝刀（祷）告，他会狠狠轰（弄）你。上帝谁都可以轰（弄），甚至可以惩罚妈妈……”
有时候，一种严肃的、轻轻的悲哀落在她身上。她靠在我身上，用那蓝色的充满期待的眼睛望着天空，说道：
“外婆老是生气，可妈妈从来不生气，她总是笑。大家都喜欢她，因此她总是没时间，总是有客人来，他们来看她，因为她长得漂亮。她啊—是个可爱的妈妈。奥列索夫也这样说：‘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说话，—她给我讲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她总是乐于谈起自己的妈妈，说了很多，—在我面前悄悄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我又回想起“玛尔戈王后”，这加深了我对书籍的信任，以及对生活的兴趣。
有天傍晚，我坐在门廊等着去“斜坡”散步的主人们，小女孩在我手中打着瞌睡，她妈妈骑马跑过来，飞身跳到地上，头一扬，问：
“她怎么啦？睡着啦？”
“是的。”
“哦，还真是。”
士兵久非亚耶夫跳了出来，一把拉住马，太太把马鞭往宽腰带上一掖，伸出双臂，说：
“把她给我！”
“我自己抱她回去吧！”
“不！”她对我吼了一声，像吼马一样，一只脚在门廊台阶上跺了一下。
小女孩醒了，眨着眼睛，看到了妈妈，伸手要她抱。她们就走了。
我是习惯了被人吼的，但是不爽的是这位太太也这样吼我，—就算她轻声吩咐一下，谁都会听她的啊。
过了几分钟，斜眼女仆过来叫我，—小女孩任性，不跟我道别就不去睡觉。
我在她妈妈面前不无得意地走进客厅，小女孩坐在妈妈的双膝上，她妈妈正用麻利的双手给她脱衣服。
“好啦，你瞧，”她说，“这个怪物来了！”
“不是怪物，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这样啊？那太好了。那我们送点礼物给你的小伙伴，好吗？”
“好啊！”
“那太好了，这事我来办，你先去睡觉！”
“明天再会，”小姑娘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太太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谁教你的，外婆？”
“是……的……”
她走后，太太用一根手指招呼我：
“该送你什么呢？”
我说我不需要她送什么，只希望她能借我一本书。
她用暖和的散发着香味的手指把我下巴轻轻一抬，和颜悦色地笑着说：
“原来如此，你喜欢读书，对吧？那你读过什么书？”
她一笑起来就更漂亮了。我诚惶诚恐地给她列举了一些长篇小说的名称。
“你喜欢这些书里的什么呢？”她双手放在桌子上，指头轻轻动着，问道。
她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甜甜的某些花的味道，同时奇怪地混杂着马的汗味。她透过长长的睫毛，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还从没被人这么注视过。
房里满是柔和的、漂亮的家具，显得很挤，像个鸟巢；窗户被花儿浓浓的绿荫覆盖，昏暗中，雪白的火炉瓷砖放着光，与之并排而立的是一架铮亮的三角大钢琴，墙上暗金色的框子里，是一些暗色的奖状，上面布满巨大的斯拉夫斜体字母，而且每个奖状下面绳子上吊着一个暗色的大印。这些东西都怯生生地顺从地望着太太，就跟我一样。
我尽可能给她解释，我过着艰苦寂寞的生活，只有读书的时候，才能把这一切都忘掉。
“哦、哦，原来如此啊。”她说着，站了起来，“这—还不错，这个嘛，也许，是对的……那怎么办呢？我会给你一些书，但是我现在没有……要不，你把这本拿去……”
她从沙发上拿了一本黄色封皮的已经破散了的书。
“拿去读吧，看完再给你第二部，一共四部……”
我带着一本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回来，开始全神贯注地读这本书，但刚读开头几页，我就明白了，这本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巴黎的那是无聊多了。让我觉得好玩的只有那个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可是棍棒答道：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力气比你大。”
双方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棍棒把自由揍了个半死，我记得，后来，自由因为伤重死在了医院里。
该书谈到了虚无主义者。我记得，按照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观点，虚无主义者是那种相当恶毒的人，被他瞧上一眼，连母鸡都会咽气。“虚无主义者”这个名词我觉得是骂人的、不大礼貌的词汇，再多我就搞不懂了，陷入了沮丧：看来，我还是读不懂好书！我深信这是本好书：如此高贵、漂亮的太太是绝不会看坏书的！
“怎么样？喜欢吗？”我把梅谢尔斯基的黄封皮小说还给她时，她问道。
我很为难地答道“不”，我想，这一定会激怒她。
不料，她只是一个劲地大笑，跑到门帘后面，那是她的卧室，拿了一本蓝色山羊皮封面的小书出来。
“这本你一定会喜欢，只是不要弄脏了！”
这是本普希金的长诗。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就像掉进一个从没见过的美丽地方，浑身充满了贪婪的情感，想一下子都跑遍。当你长时间行走在沼泽林子的长满青苔的树墩间，忽然眼前出现一块干燥的满是阳光和鲜花的林中空地时，就会有这种感觉。你会愣在那里看上好一会儿，然后，幸福地跑遍它，脚板每触碰一次肥沃土地上的柔软青草，都能让你一阵窃喜。
普希金诗句的朴实和乐律让我很吃惊，弄得我很长时间觉得散文不自然、不好读。《鲁斯兰》的诗序让我想起外婆讲的童话故事，它巧妙地将这些故事压成一个，其中一些诗句以其刻骨铭心的真实震撼了我：
那里，未知的路上，
有着没见过的兽迹。[ 引自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我一直默诵着这美妙的诗句，眼前隐约出现了一条非常熟悉的小路，看见了沉重如水银般的露珠还未被抖落掉的青草被践踏后留下的神秘足迹。充满乐感的诗句让一切它们所谈及的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非常容易记住；这让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我的生活—轻松而愉快，诗歌响起来，仿佛新生活的钟声。啊，做个能识字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普希金那优美的童话故事，我觉得是最亲近最容易理解的，读了好几次，我已经能够背诵了。躺下睡觉，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念诵诗歌，直到入眠。我不时把这些童话故事转述给那些勤务兵，他们听着，哈哈大笑，亲切地骂起来。西多洛夫抚摸着我的头，轻轻说：
“真不错，是不？天啊，真好……”
我激动得有些反常，被主人们察觉了，老太婆骂起来：
“读书读糊涂了，淘气鬼，茶炊都四天没擦了！看我拿擀面杖……”
什么—擀面杖？我就用诗歌对付：
黑心眼，做恶事
老巫婆啊……[ 引自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年轻太太在我眼里更高大了，—瞧她读的是什么书啊！这个—可不是瓷娃娃裁缝妻子……
我把书给她拿过去，伤感地交给她，她自信地说：
“你喜欢上这个啦！听说过普希金吧？”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关于这个诗人的事迹，但我希望她亲口给我讲关于他的事，所以我说我没听说过。
她简短给我讲了普希金的生平和死亡，然后，像春天般微笑着，问我：
“瞧瞧，爱上女人是不是很危险啊？”
根据我所读过的所有的书，我知道，这确实危险，也很美妙。我说：
“虽说危险，但大家还都在爱啊！而且女人们还常常为此烦恼……”
她像看所有东西一样，透过睫毛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
“是吗？你还明白这个啊？那我但愿你—不要忘了这句话！”
接着，她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挥舞着双手，一边背诵，一边对她说着什么。她静静地严肃地听着，然后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呀，小可爱，该去上学了！我给你想想办法……你的主人们都是你亲戚吗？”
我回答说是的，她惊叫了一声：“啊！”仿佛在责备我似的。
她借给我一本《贝朗瑞歌曲集》[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杰出的民主诗人，写过四部歌曲集，《老乞丐》是其中一篇。]，这是本很精美的书，带版画，裁口喷金，红色皮革封面。这些歌曲，凭着揪心的痛苦和疯狂的欢乐的奇怪组合，彻底让我疯掉了。
当我读到《老乞丐》的痛苦话语时，心里一阵发凉：
我这个害虫妨碍了你们吧？
那就用脚踩死这个害虫吧！
还怜悯什么啊？快来踩扁吧！
你们为什么不教我，
不让怪物循规蹈矩！
但愿害虫能变成蚂蚁！
但愿我死去，还拥抱着兄弟。
流浪汉老死之际，
我还是要报复这些仇敌。
可是这之后读到《哭泣的丈夫》，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特别记得贝朗瑞的这两句：
快乐生活的科学道理
对普通人不算什么！……[ 引自贝朗瑞的《劳动之歌》。]
贝朗瑞激起了我无法无天的快乐—恶作剧的愿望，让我想对所有人说粗鲁的刻薄话。于是，短时间内，我就在这方面得到了长足进步。我把他的诗也记得烂熟，然后跑到厨房待上几分钟，如痴如醉地念给勤务兵们听。
但是，不久我就不得不停止了这样的做法，因为下面这两句：
十七岁的姑娘啊，
各种帽子都合适！
这两句引起了关于姑娘的令人作呕的话题，—这种侮辱把我气得发狂，我拿起平底煎锅照着叶尔莫辛的脑袋就是一下。西多洛夫和其他勤务兵把我从他那笨拙的手里夺下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往军官厨房跑了。
主人们不让我逛街，我也确实没时间逛街，—工作是越来越多，现在除了平时身兼女仆、男仆和“听差”，我还要每天用钉子把白棉衬布钉在宽木板上，往上面贴上图纸，抄写男主人的工程预算，检查包工头的台账，因为男主人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像个机器似的。
那个年代，市场的公有建筑转变成了商人私有，一系列的商业建筑在抓紧改建，男主人承包了一些店铺的装修和一些新店的建设。他制作出“改造房梁、在房顶开天窗”等设计草图。我带着这些设计图和一个装着二十五卢布钞票的信封去找老建筑师。建筑师收下钱，写上：“设计图符合现场情况，工程监理由某某负责。”当然，现场情况他没见过，也不会承担工程监理，因为患病，他就一直没出过家门。
我还给市场管理员和其他一些有必要的人行贿，从他们那里拿到男主人称之为“各种非法勾当的许可证”。由于这一切，我得到了当主人们晚上出去做客的时候，在门口，在门廊上等他们回来的权利。这种事不常有，但有时他们要过了半夜才回来，于是我就坐在门廊平台上或者原木堆上，一连几个小时望着那个太太房子的窗户，贪婪地倾听着快乐的谈话声和音乐。
窗户打开着，透过窗帘和花网，我看到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各个房间晃动，身材滚圆的少校在滚动，太太游走其中，她打扮得出奇地简单和漂亮。
我自己默默称她为—玛尔戈王后。
“这就是法国书里描写的那种最快活的生活吧。”望着窗户，我这样想。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但看到“玛尔戈王后”周围那些男人跟黄蜂似的缠着她、盯着她，也难免产生强烈的嫉妒，心里总是有些难过。
客人中来的次数最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闷闷不乐的军官，额头上有道砍过的疤痕，眼窝深陷。他每次来都带一把小提琴，拉得很是美妙，路人们在窗户下停下来，原木堆上站满了整条街上的人，甚至我的主人们，只要他们在家，就会打开窗户，一边倾听，一边不住地称赞这个音乐家。我的记忆中，除了教堂的辅祭长，还真没见他们称赞过谁。我知道，相比音乐，他们更喜欢鱼油煎饼。
有时候，这个军官会用他那略带低沉的嗓音唱歌、念诗，同时，一只手掌按住额头，奇怪地喘着气。有一次，我在窗下跟小姑娘玩耍，“玛尔戈王后”就请他唱一曲，他推辞了好一阵，最后清晰地唱道：
只有歌儿需要美，
而美却不要歌儿……[ 引自俄国诗人阿·费特（1820—1892）的诗《我仅仅见到你的微笑……》。]
我很喜欢这首诗，不知何故，不禁同情起这个军官来。
我更喜欢看到我的太太一个人坐在那里弹钢琴。音乐让我陶醉，我什么都视而不见，除了那个窗户，那个窗户后面，黄色的灯光里，一个女人匀称的身影，骄傲的侧脸和那鸟儿似的在键盘上飞舞的白手。
我望着她，听着忧伤的乐声，恍若梦里：我要去找到一座宝藏，全送给她，—让她成为一个富人！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 斯科别列夫（1843—1882），1877到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的主要将领。]，一定会再一次向土耳其人宣战，战胜后，收了赔款，在城中最好的地段奥特科斯（斜坡）修一幢房子送给她，—只为了让她离开这条街，离开这幢房子，这里的人都在说她的坏话。
邻居们、我们院子里所有的下人，尤其是我的主人们，都在说着“玛尔戈王后”的坏话，就跟说裁缝妻子一样，但要更小心一些，声音更低一些，还得四处张望一番。
人们怕她，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大名人的寡妇，—她房间里挂着的那些奖状都是先前的沙皇戈东诺夫、阿列克谢、彼得大帝等赏赐给她丈夫的祖辈的，—这些都是那个老念一本福音书的识字的士兵久非亚耶夫告诉我的。也许，人们怕挨她那手柄上有淡紫色宝石的马鞭痛打，—据说有个大官就挨过。
但窃窃私语其实跟大声说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我的太太生活在敌视的氛围中，我不明白这敌视的原因，这让我很难受。维克多说，有天半夜回家的时候，他望了一下“玛尔戈王后”的窗子，看到她穿着衬衣坐在沙发**，那个少校，跪着给她剪脚指甲，并用海绵擦干净。
老太婆咒骂着吐了口唾沫，年轻的女主人红着脸尖叫起来：
“维克多，呸！好一个不害臊的！哎，这些贵族**棍啊！”
男主人一声不吭，微笑着，—我很感激他的沉默，但又不安地等着他同情地加入到这喧嚣和狂吠中去。女人们尖声叫着、感叹着，详细地向维克多打听那太太怎样坐着，少校怎样跪着。维克多呢，就添油加醋地加上一些全新的细节。
“他脸红红的，舌头伸得长长的……”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少校给太太剪脚指甲，可我不信他会伸出舌头，我觉得这是侮辱人的胡扯，就对维克多说：
“既然这不是什么好事，那您干吗往窗户里看啊？您又不是小孩子……”
不用说，我又被狠批了一顿，不过我并没在意，我只想一件事—跑下楼去，像那个少校那样跪在太太面前，请求她：
“请您离开这幢房子吧！”
现在，自从我知道了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别样的感情和思想，这幢房子和它的居民就越来越让我反感了。整幢房子包裹着一个可耻、肮脏的谣言网，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被恶意说过。比如那个团里的牧师，病恹恹的，很可怜，却被人说成是酒鬼和好色之徒；那些军官和他们妻子的生活，按我的主人们的说法，都犯了乱**的罪孽；我开始反感士兵们老是老套地谈论女人，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的主人们—我看透了他们热衷于人身攻击的真实目的。找人家身上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唯一的不花钱的娱乐。我的主人们用流言八卦来伤害、折磨周围的人，似乎是因为他们自己日子过得虔诚、艰苦和寂寞，而要报复所有的人。
当他们下流地说着“玛尔戈王后”的时候，我就感到一阵小孩子不会有的焦躁不安的感情冲动，心里充满了对这些八卦婆八卦男的憎恨，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想冒犯所有人、惹是生非的强烈愿望。有时候，我又体会到内心涌起对自己、对所有人的怜悯，—这种默默的怜悯甚至比憎恨还难受。
我比他们了解“玛尔戈王后”，但又怕他们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事情。
每逢节日，我的主人们去教堂做祷告的时候，我就一早跑到她那里。她把我叫进自己的卧室，我坐到那个小小的包裹着金色绸缎的圈椅上，小姑娘爬上我的膝盖，我给她妈妈讲我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宽大的**，脸枕着两只叠起来的小手掌，身体盖在一床金色的被单下面，卧室里的陈设都是这种颜色。黑头发编成一根辫子越过她那黝黑的肩头挂在她胸前，有时候，就从**垂到地上。
听着我讲，她那柔和的目光看着我的脸，露出一丝笑意，说道：
“哦，那又怎样？”
就连她那善意的微笑，在我眼里，也不过是女王宽宏大量的微笑罢了。她用浑厚温柔的嗓音说话，我感觉她总是说着一个意思：
“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秀、纯洁，所以我不需要任何人。”
有时候，我跑过去，见她正坐在镜子前一个低矮的圈椅上梳着头发，发梢落到她的膝盖上、圈椅把手上，并且顺着椅背滑到地板上，—她的头发又密又长，跟外婆一样。我在镜子里看见了她那黝黑的、壮实的**，她当着我的面穿上束胸、长袜，但她那纯洁的**并没有唤起我的羞耻感，而只是让我为她感到骄傲和喜悦。她身上总是散发着鲜花的香味，让人不会对她有非分之想。
我健康、强壮，很了解男女关系的奥秘，但是人们当着我的面谈论这些奥秘时带着一种没心没肺、幸灾乐祸、冷酷无情，说得如此肮脏，弄得我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在男人怀中的情形，很难想象谁会成为她的占有者，不知羞耻、放肆大胆地染指她的身体。我相信，“玛尔戈王后”一定不知道厨房和储藏室的那种爱情，她知道的是另一些高尚的喜悦、另一种爱情。
但是有一天，暮色降临的时候，我刚进客厅，就听到卧室的门帘后面我心爱的太太在高声大笑和一个男人祈求的声音：
“等等……天啊！我不相信我本来该退出，这个我懂，但—我不能走……”
卧室里花香扑鼻，光线昏暗，窗帘放下了……“玛尔戈王后”躺在**，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她身旁靠墙坐着那个小提琴军官，他只穿一件衬衣，敞着胸，胸口上也有一道伤疤，从右边肩头直到**形成一条红线，如此明显，甚至在这昏暗中都清晰可见。军官的头发蓬乱得很滑稽，我第一次在他那悲伤的被砍伤的脸上见到微笑，—只是他笑得有些奇怪。而他那大大的女人似的眼睛凝视着女王，就像初次见到她的美貌。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不知这是指我还是指他。
“你有什么好怕的？”我听着她这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快过来……”
我走过去，她用一只热烘烘的**的手搂住我的脖子，说：
“你要是长大了，也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一本书放在架子上，拿了另一本，就走了，恍若梦中。
我心里某种东西碎裂了。不消说，我连一分钟也没多想，我的女王也会恋爱，就像所有女人一样，而这位军官，也不容我这样想。我眼前浮现出他的笑脸，—他高兴地笑着，像个孩子，简直出人意料、令人吃惊，他那悲伤的脸焕然一新。他应该爱上了她，难道可以不爱她吗？而她也慷慨地向他献出了爱情—他小提琴拉得这样好，又是那么真挚地朗诵诗句……
但我必须找这些来**，我很清楚，在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及对“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中，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是一切都是可信的。我觉得有些失落，在深深的悲伤中过了几天。
有一天，我狂暴地盲目地发了一通脾气，接着，我去太太那里借书，她很严厉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不要命地胡来！我可没想到会这样……”
我没忍住，就跟她说起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人作呕，听到大家关于她的流言是多么难受。她面对我站着，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起初还聚精会神地、严肃地听我讲完，但很快就笑了起来，轻轻把我推开。
“够啦，这些我都知道。懂吗？我知道！”
然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非常温柔地说：
“你越是不理睬这些污言秽语，你就会越好……啊，你手没洗干净……”
哦，这话还轮不到她说，我想，如果她也跟我一样，要擦铜器、拖地板、洗尿布，她的手就不会比我的干净多少了。
“人若是会过日子，那就会有人恨他、嫉妒他；若是不会过日子，就有人嘲笑他、瞧不起他。”她搂住我，把我拉到身边，微笑着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爱我吗？”
“是的。”
“很爱吗？”
“是的。”
“那，怎么爱呢？”
“不知道。”
“谢谢，你真可爱！我喜欢人家爱我……”
她笑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但，叹了口气，抱着我，沉默了很久。
“你—要常来我这里，能来就来……”
我利用去她家的机会，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吃过午饭，我的主人们睡午觉。我就跑下楼，如果她在家，我就待上个把小时，甚至更久。
“应该读些俄国的书，需要知道自己国家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巧的玫瑰色的手指把发针插进香气四溢的头发。
她列出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能记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地说话，带些伤感：
“你需要学习，学习，可我老是忘记这个！唉，真是要命……”
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本新书跑上楼，就像从里到外整个身心洗了一遍。
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出色的俄国长诗《在林中》、异常优美的《猎人笔记》，还有格列边卡、梭罗古勃的一些选集、韦涅维季诺夫、奥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集。这些书洗涤了我的心灵，剥去了罩在它上面的穷困艰辛的现实印象。我体会到什么叫好书，明白了它对我的不可或缺。因为这些书，我心里淡定地累积起一种坚定的信念：这大地上我并不孤独，我不会走投无路！
外婆来了，我兴奋地跟她谈起“玛尔戈王后”，外婆一边津津有味地嗅着烟草，一边肯定地说：
“嗯，嗯，这很好！好人还是很多的，你得去寻找—会找到的！”
有一次，她提了个建议：
“要不，我去她那里一趟，替你说声谢谢？”
“不，不要去……”
“好，不去就不去……天啊，天啊，一切是多么好啊！我要长命百岁啊！”
“玛尔戈王后”没能帮我上学，—三圣节那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差点把我毁掉。
临近节日，我的眼皮忽然肿得厉害，几乎盖住了眼睛，主人们担心我会瞎，我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把我带到熟识的亨里希·罗泽维奇产科医生那里，他从里到外给我割了眼皮，我眼睛包着纱布，在无聊的黑暗中躺了好几天。三圣节前夕，纱布去掉了，我重新站起来，仿佛到阴间走了一遭。再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糟糕的事了。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它夺走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庆三圣节的那天，我因为还在病中，从中午开始，就免除了一切劳务，于是就去各家厨房，看望那些勤务兵。除了严于律己的久非亚耶夫，所有人都喝醉了；快傍晚的时候，叶尔莫辛拿块劈柴照着西多洛夫的脑袋就是一下，西多洛夫晕倒在外屋里，叶尔莫辛吓得跑到沟里去了。
恐怖的谣言迅速传遍整个院子，说是西多洛夫被人打死了。门廊附近聚集了很多人，都看着那个士兵，他头靠在厨房到外屋的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有人悄声说得叫警察，但是谁也没去叫，谁也不敢上去触摸这个士兵。
洗衣妇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出现了，她穿一件全新的紫丁香色衣服，肩头披了个白头巾，气冲冲地推开众人，进到外屋，蹲下身子，大声说：
“蠢货们，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众人劝她：
“你别瞎掺和！”
“快拿水来啊，我说！”她像是在火灾现场似的，麻利地把自己的新衣服撩起来，高过膝盖，扯了一下衬裙，把士兵那血淋淋的头放到膝盖上。
围观的人们厌烦而害怕地散去。我在昏暗的外屋看到洗衣妇白白的圆脸上，浸满泪水的眼睛愤怒地闪着光。我提来一桶水，她吩咐往西多洛夫的脑袋、胸口上倒水，警告说：
“别泼到我身上，我还得去做客……”
士兵苏醒过来，睁开迟钝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抬起来。”纳塔莉娅说道，把手伸进他的腋下架着，手伸得很长，悬空，以免把衣服弄脏。
我们把士兵抬到厨房，放到**，她用湿布擦干净了他的脸，然后就走了，临走时说：
“你把那布片放到水里浸一浸，然后放到他头上，我去找那个浑蛋，见鬼，这样喝，就等着去做苦役吧。”
她把衬裙脱到地板上，扔到角落里，细心整理了一下簌簌作响的、揉皱了的衣服，就走了。
西多洛夫身子一伸，打着嗝儿，哼哼着，黑乎乎的浓浓的血液一滴滴地从他脑袋上滴到我**的脚背上。这很不爽，但因为害怕，我不敢把脚从这血滴下抽出来。
这真是倒霉。外面一派节日气氛，门廊、大门都装饰了小白桦树，每个柱子上都缠上了新砍的槭树、花楸树枝条。整条街都洋溢着快乐的新绿，一切都是那么年轻、新鲜；一大早我就感觉春天的节日来了，且会待上很久，从这天起，生活将越来越纯洁、明亮和快乐。
士兵呕吐了，令人窒息的热烘烘的伏特加酒气和青葱气味弥漫了整个厨房，窗户玻璃上不时粘上一些模糊的、宽大的嘴脸和压得奇形怪状的鼻子，托住双颊的手掌让这些嘴脸成了变形的大耳朵。
士兵一边回忆一边喃喃说道：
“这，我这是怎么啦？我摔倒了？叶尔莫辛呢？他是个好……好朋友……”
然后开始咳嗽，流着醉泪哭起来，哀号着：
“我的小妹妹……好妹妹……”
他站起来，踉踉跄跄，全身湿漉漉的，散发着臭烘烘的味道，他走了一步，就扑通一声倒在了**，怪异地翻着眼睛，说：
“都打死了……”
我不禁笑了。
“见鬼，谁在笑？”士兵问，笨拙地看着我，“你怎么还笑呢？我都给人永远打死了……”
他开始用双手推我，嘴里还念叨：
“第一个日子是先知伊利亚，第二个日子是骑在马上的伊戈尔，第三个日子—不准过来！滚一边去，狼……”
我说：
“别闹了！”
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咆哮着，脚蹭着地。
“我都给人家打死了，可你……”
一只沉重、无力、脏兮兮的手向我的双眼挥过来，我绝望地大叫一声，什么都看不见了，勉强跑到院子里，正碰上纳塔莉娅，她拉着叶尔莫辛的手，大声嚷嚷着：“走啊，蠢马！”
“你怎么啦？”她抓住我，问。
“他打人……”
“他—打人？”她吃惊地拖着长音，一把拽着叶尔莫辛，对他说，“瞧，怪物，你该好好谢谢老天！”
我用水洗了眼睛，从外屋望着房门，看到两个士兵和解了，拥抱着，哭泣着，然后，两个人又去拥抱纳塔莉娅，她打了他们的手，叫起来：
“收起你们那爪子，狗东西！我可不是你们那号骚娘们，趁着你们家老爷不在，赶快回去睡觉，快去！否则，有你们瞧的！”
她像糊弄小孩似的，让他们躺下，一个睡地板，一个睡**，等他们都打起鼾来，她就去外屋了。
“我这一身弄得脏兮兮的，哎，还是穿着去做客的！他打了你？……瞧这傻瓜！那酒，伏特加可不要喝啊，永远别喝……”
“就是没喝醉的我也不怕啊，我有—这个！”她给我展示她那红红的紧握着的拳头，“我那个死鬼丈夫，也是经常醉醺醺的，我常常这样收拾他，把喝醉了的他手脚都捆起来，看他快醒了，就扒下他的裤子，用树条子狠狠抽他：‘不准再喝酒，不准酗酒，你既然娶了老婆，老婆就是你唯一的乐趣，而不是伏特加！’我一直打到筋疲力尽才收手，从此他就跟蜡似的软了……”
“您可真厉害！”我说道，想起连上帝都骗了的女人。
纳塔莉娅叹口气，说：
“女人的力气应该比男人大，她们该有双倍的力气，上帝亏待她们了！男人嘛—都是三心二意的。”
她坐着，双手叠在高耸的胸前，背靠着围墙，悲伤地望着那垃圾遍地、堆满碎砖烂瓦的堤坝，平静而没有恶意地说着话。我听着这些智慧之语入了神，忘记了时间，猛地看到堤坝尽头女主人正挽着男主人走着，他们走得慢慢腾腾，趾高气扬，活像公火鸡和母火鸡，仔细望着我们，嘴里互相说着什么。
我连忙跑去开门，门开了，女主人一边上楼，一边恶毒地对我说：
“在跟洗衣女人调情吗？跟楼下太太学会周旋了吧？”
这话愚蠢至极，一点也没触动我；倒是男主人的一番话让我感到很难受，他冷笑一声，说：
“有什么奇怪的，到这个年纪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下面柴棚取柴，看见在柴棚门口正方形猫洞旁有一个空钱包。这个钱包我在西多洛夫手里见过不下几十次，就马上捡起来给他送过去。
“钱呢？”他边问，边用一根指头在钱包里面翻弄着，“一卢布三十戈比呢？快拿出来！”
他头缠着毛巾，脸黄黄的，人也消瘦了，气愤地眨着肿起来的眼睛，不相信我捡到的钱包是空的。
叶尔莫辛跑来了，一边朝我点着头，一边向他确认：
“就是他偷的，他把钱拿给东家了！当兵的不会偷当兵的！”
这番话提醒了我，这钱包正是他偷的，他拿了钱，悄悄把钱包丢到我的柴棚里。我马上当着他的面吼道：
“胡说，就是你偷的！”
我终于坚信我的猜测是对的，—他那笨拙的脸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他转过身，细声细气地号叫：
“证据呢？”
我拿什么来证明呢？叶尔莫辛嚷嚷着把我拖到院子里，西多洛夫跟在他身后，也嚷嚷着什么，从各家窗户伸出来各种人的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一边淡定地抽着烟，一边看着。我明白，这一切都被我的太太看在眼里了，于是，我疯了。
我记得，几个士兵扭住我的胳膊，我东家的主人们站在他们对面，同情地彼此附和着，听着士兵的抱怨，女主人肯定地说：
“是这个理儿啊！”叶尔莫辛叫起来。
我脚下地板快要塌了，气得脑袋都晕了，冲着女主人就是一顿吼，然后就结结实实地挨了顿痛揍。
与挨顿打相比，让我更难受的是不知“玛尔戈王后”现在会怎么看待我。在她面前我该怎样自圆其说呢？在这最难堪的几个小时里我真是太不走运了。
算我走运，士兵们很快把这事传遍了整个院子、整条大街。晚上，我躺在阁楼上，听到楼下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在嚷嚷。
“不，干吗我要沉默？不，宝贝儿，过来、过来！我说，你倒是过来啊！不然，我要去找你家老爷，他会强迫你……”
我立马觉得这吵闹跟我有关。她就在门廊旁边嚷嚷，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义正词严：
“你昨天给我看的钱是多少？钱是哪里来的？你说！”
我差点高兴得没透过气来，我听见西多洛夫沮丧地拖着调子说：
“哎—哎呀，叶尔莫辛啊……”
“亏你还有脸诬陷人家小孩子，打人家一顿，啊？”
我真想跑到院子里，畅快地跳上一场，感恩地亲吻洗衣妇，但在这时，大概是从窗户上，传来我东家女主人的吼声：
“揍他是因为他骂人，至于他是否是小偷，除了你这泼妇，谁也没当他是小偷！”
“太太，您才是泼妇呢，我可告诉您，您是头奶牛。”
这骂声，如同音乐一般，委屈和感谢纳塔莉娅的泪水炙痛了我的心房，我喘着气尽力忍住眼泪。
接着，我的男东家沿着楼梯慢慢走上阁楼，他坐在我身旁房梁的连接处，一边理着头发，一边说：
“是这样，彼什科夫老弟，你运气不好吧？”
我默默背过脸。
“不过你骂得太不像话。”他继续说道。于是我轻声解释：
“等我能站起来，我就离开你们……”
他默默坐了一会儿，抽着烟卷，凝神看着烟头，低声说：
“这样啊，那你看着办！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自己好自为之吧……”
他走了。像往常一样—我还是挺同情他。
这事之后第四天，我离开了这户人家。
我不禁想去跟“玛尔戈王后”道别，但又没勇气去找她，我得承认，我是在等她召唤我。
和小姑娘分别时，我托她传话：
“告诉你妈妈，就说我非常感谢她，非常！你能替我说吗？”
“我一定说！”她温柔而嫩气地微笑着，“明天见，是吗？”
大约过了二十年，我又见到了她，她已经嫁给了一位宪兵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