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里的雪融化了，空中的冬云化成湿雪和雨水，落到地面上；太阳在慢慢延缓白天的行程，空气渐渐暖和起来，快乐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但开了个玩笑—躲到城外旷野里，但很快会涌进城里。街道上，到处是棕红色的泥浆，人行道附近，一道道水流淌过，囚徒广场[ 就是干草广场。该广场上有一栋三层楼建筑，里面关着犯人，所以该广场又称囚徒广场。]上，雪融化了的地方，麻雀在快乐地跳着。人们也像麻雀一样忙碌起来。在这喧闹的春天，大斋的钟声从早到晚几乎不停地响着，柔软的撞击摇动着人们的心，—在这钟声里，就像在老人的话语里，藏着某种不满，这钟声好像带着冷冷的惆怅述说着人间的一切：
“有过啊，有过，这个，有过……”
在我的命名日[ 俄历3月17日。]，作坊送给我一个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画像，日哈列夫动情地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让我印象深刻。
“你是谁？”他一边耍着手指，抬起眉毛，问道，“还是个孩子，孤儿，十三岁了，而我，差不多比你大上三倍，我要赞扬你，表扬你总是面对一切，从不回避！你要永远这样，很棒！”
他又讲到了上帝的奴仆和上帝的人，但人和奴仆的区别我还是没搞明白，而他自己似乎也没搞清楚，他讲得很枯燥，整个作坊都在笑他，我双手捧着圣像站在那里，既感动又尴尬，不知该如何是好。卡别久辛终于懊恼地向演说家嚷嚷起来：
“停止你的安魂祈祷吧，瞧他耳朵都发青了。”
然后，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也称赞起来：
“你好就好在你对所有人都很亲切，—这就是你的好！就算是有缘由，不要说揍你，就是骂你都很难！”
大伙儿都用和善的眼神看着我，善意地嘲笑我那尴尬的样子，再过一会儿，我也许会因为自己成了被这些人所需要的人而忽然高兴得大哭起来。恰好这天早上在铺子里，掌柜朝我一点头，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一个讨厌的小男孩，干什么都不行！”
像往常一样，我一早就到铺子里，但是中午掌柜对我说：
“回家去把货仓顶上的雪扫下来，填到地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相信没谁知道这个。作坊里的庆祝仪式结束后，我换了身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棚子顶上，去扫除这个冬天沉重厚实的积雪。但是，我兴奋过了头，忘了打开地窖门，弄得雪下来把门堵住了。我滑到地面，发现了这个失误，就马上刨开门上的雪。潮湿的雪已经压得很严实，木耙子耙不动，又没有铁铲子，我就把木耙子弄断了，恰巧这时掌柜出现在篱笆门前。真应了那句俄国俗话：“乐极生悲！”
“原来如此！”掌柜嘲笑着说道，走到我身边，“瞧你这干活儿的，见你的鬼！看我狠揍你那愚蠢的脑袋瓜子……”
他拿起木耙柄就朝我挥过来，我一闪，气愤地说：
“我又不是雇来扫地的……”
他把木棒扔到我脚边，我抓起一把雪打到他脸上，他哼哼着跑了，我也不再干活儿了，回到作坊里。过了几分钟，从楼上跑下来他的未婚妻，这是个闲不住的脸上长满粉刺的女子。
“叫马克西莫维奇上楼去！”
“我不去。”我说道。
拉里昂诺维奇吃惊地悄悄问：
“这是干吗，为什么不去？”
我把缘由跟他讲了。他担心地蹙起眉头，上楼去了，临走时对我悄悄说：
“哎呀，老弟，你太冲动了……”
作坊一下子炸开了锅，都在骂掌柜。卡别久辛说：
“哎，这次准把你赶走！”
这吓不到我，我跟掌柜的关系早就难以维持了，—他把我恨死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我也没法容忍他了，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莫名其妙地对待我。
他常常在铺子地板上撒些银币，我扫地的时候看到就捡起来放进柜台上的零钱碗里，作为给乞丐的施舍。因为常常捡到这种银币，我明白了，就对掌柜说：
“你这些钱撒给我，算是白撒了！”
他一下子脸就红了，矢口大叫起来：
“还轮不到你来教我，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马上改口：
“这个，我怎么会把钱白白扔掉呢？那是它们掉那里的吧……”
他禁止我在铺子里读书：
“这个可不是你这头脑能做的事！你啊—你这白吃饭的还想当读书人？”
他一直没停止用二十戈比当诱饵来“钓鱼”抓我的尝试，我很清楚，一旦扫地时硬币滚到了缝隙里，他肯定会断定是我偷的。于是，我再次叫他停止这样的把戏。但是，就在这天，我从小餐馆打开水回来，听到他正怂恿隔壁铺子才雇的掌柜：
“你教他偷《赞美诗》[ 《圣经》中的一篇，这里指这一篇的单行本。]，我们马上要到赞美诗，有三箱呢……”
我明白这是在说我，—我一走进铺子，他们两个就不知所措，除了这点形迹外，我还有一些怀疑他们愚蠢地密谋陷我于不利的证据。
隔壁铺子的那个掌柜已经不是第一次帮他做事。这是个脑瓜灵光的生意人，但是喜欢酗酒，一喝醉，老板就把他赶走，然后过段时间，又把这个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的人雇回来。他有一双狡猾的眼睛，外表温顺，能完全领会老板的一举一动，他留着小胡子，总是带着聪明的微笑，他喜欢讲俏皮话，说话时带着一股害烂牙病的人常有的口臭，虽然他的牙齿又白又结实。
有一天，他让我吃了一惊：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走过来，忽然一把扯下我的帽子，然后揪住我的头发。我们打了起来，他把我从走廊推进铺子里，就想把我推倒在地板上的大神龛上，—要是这招他得逞，我就会打破玻璃，打烂雕花，还很可能划破昂贵的圣像。可他太弱小，被我打败了，这时，让我十分吃惊的事发生了，这个大胡子男人居然坐在地板上，抹着被打破的鼻子，伤心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铺子里就剩我们两个，他用一根指头抹着鼻梁上的和眼睛下的肿块，友好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来打你是我的本意和想法吗？我不傻，我就知道你会揍我，我弱小，还喝酒。这是我家老板叫我干的，他说：‘走，去找他的茬，打架的时候尽可能让他多破坏些自己店铺里的东西，反正要让那边受些损失！’我自己—本不想这样，瞧你把我的脸弄得多脏……”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也同情他，我知道，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还常常挨她的打。但是我还是问他：
“那要是有人叫你下毒，你也干？”
“他会叫我这样干，”掌柜悄声说着，带着可怜的冷笑，“他—会的……”
这事之后没多久，他问我：
“哎，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家里没吃的，那女人老吵闹，朋友，你从你们库房拿张圣像给我，我拿去卖了换钱，好不？拿吗？要不，拿本《赞美诗》好不？”
我想起鞋店、教堂看守，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出卖我！但又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没敢拿值好几卢布的《赞美诗》，这个对我来说可是大罪啊。怎么办？道德中总是藏着算计，圣洁的《刑法典》就常常很明显地出卖这种小秘密，其中就隐藏着私有财产的巨大骗局。
当我听到我的掌柜怂恿这个可怜人教我偷《赞美诗》时，我愕然了。事情已经很清楚，我的掌柜已经知道我在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掌柜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拿他人东西送人情的恶劣行径和这种陷我于不利的“钓鱼”圈套，都让我非常愤怒，讨厌自己也讨厌所有的人。那几天，我备受煎熬，期待着那几箱书的到来，货总算到了，我在库房拆箱子，隔壁掌柜走过来，叫我给他一本《赞美诗》。
我问他：
“你把圣像的事告诉我的掌柜了？”
“是的，”他沮丧地回答，“兄弟，我这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
我当场觉得五雷轰顶，一下坐在地板上，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慌慌张张地嘟囔着，手足无措，一副可怜无助的样子：
“你也看到了，是你们掌柜自己猜到的，其实是我们老板猜到了，去告诉了你们掌柜……”
我觉得这下完了，—这帮家伙串通起来陷害我，准会把我送少年犯集中营了！事已至此，什么都无所谓了！既然要淹死，那就找个水深的地方吧。我往掌柜手里塞了一本《赞美诗》，他藏到大衣里，就走了，但立刻又折了回来，然后—《赞美诗》掉在我脚边，这人马上走开了，说：
“我不要了！会跟你一起倒霉的……”
我没懂他这句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倒霉呢？但我还是很满意他没把书拿走。这之后，我的小掌柜看我就更是多疑和冒火了。
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后，我就回想起这一切。没多久他回来了，神情比往常更凝重了，晚饭前，他单独对我悄声说：
“我忙活了好一阵，想让你别去铺子了，就到作坊做工。没搞定！‘金龟子’不干。你让他很不爽……”
这屋子里还有个敌人—掌柜的未婚妻，那个很轻浮的女子；作坊里的年轻人都在跟她调情，在门廊下等她，过来就一把搂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轻轻尖叫着，像只小狗。从早到晚，她总是嚼着什么，她的衣口袋里塞满了饼干和薄饼，下巴不知疲倦地嚅动着。她那呆滞的脸和不安分的灰色眼睛叫人看着很不爽。她常常叫我和巴维尔猜谜，谜底总是些猥亵下流的玩意儿，还教我们说绕口令，内容也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下流话。
有一天，一个上了年纪的师傅对她说：
“你可真不害臊，姑娘！”
她就挑逗地用下流歌词回答：
要是姑娘害了臊，
她就没法成女人……
我头次见到这样的姑娘，我很讨厌她，她吓唬我，要跟我乱来，见我不愿意，就更加起劲地纠缠我。
有一次，在地窖里，我和巴维尔帮她蒸洗装过格瓦斯和黄瓜的空桶，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比你亲得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她。我跟她说，要亲找未婚夫亲去。我说得不是很客气。
她一下子就冒火了。
“哎哟，真粗野！小姐跟他献殷勤，他还不理不睬，你说，你算什么东西？”
然后，用一根手指威胁着说道：
“等着瞧，我要叫你记住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回敬她说：
“要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样胡闹，他会让你好看的。”
她不屑一顾地皱起满是粉刺的脸：
“我不怕他，凭我的嫁妆我找十个都有余，还优秀得多，姑娘家就是要在婚前多玩玩。”
于是，她就跟巴维尔胡玩起来，而我，从此就多了一个在背后不厌其烦说我坏话的人。
铺子里越来越难待下去了，所有的宗教书籍我都读了个遍，鉴定家们的讨论和争吵也不再吸引我了，—他们讲的都是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了解人间的黑暗，讲起来绘声绘色，还能吸引我。有时候，我想，那个孤单、爱报复的先知爱丽舍[ 《旧约·列王记下》第二至第九章中描写的一位行走江湖惩恶扬善的先知。]就是这样行走四方的吧。
但是，每次我跟这个老头儿坦率地谈起人们的事情、我自己的想法，他总是善意地听我讲完，然后把我讲的告诉我的掌柜，掌柜知道后要么难堪地笑话我，要么就气得破口大骂。
一天，我告诉老头儿，说我有时会把他的话记在本子上，那本子里我已经抄了各种诗歌、各种书里的名言警句；这可把他吓了一跳，他急忙晃到我身边，恐惧地问：
“你干吗要这样？孩子啊，这可不行啊！为了能记住？不行，你把它扔了吧！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你把那些记下的给我，好不？”
他跟我磨蹭了很久，要我把本子交给他或者烧掉，然后就跟掌柜气愤地耳语起来。
我们回家的路上，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你在抄什么东西吧—这可不允许！听见没？这勾当只有密探才会干。”
我脱口而出：
“那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呢。”
“他也抄？那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良久，他非同寻常地柔声细气地说：
“这样吧，你把你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只是你要做得不让西塔诺夫发现，要悄悄地……”
也许他相信我会实现他的愿望，也不说多余的话，就迈开短腿跑到我前面去了。
回到家里，我把掌柜的想法跟西塔诺夫说了，他蹙起眉头，说：
“这回你真多嘴了……现在他肯定会教某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本子给我，我来藏起……瞧着吧，他很快会把你赶走的！”
我已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决定，等外婆一回到城里，我就走。外婆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公又住回了库纳维诺，我不去找他，他到城里，也从没来看过我。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遇到。他穿一身厚重的浣熊皮大衣，缓慢地派头十足地走着，像个神父。我跟他打招呼，他手搭凉棚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问：
“哦，原来是你啊……你在画圣像，好、好啊……嗯，你走吧，走吧!”
他把我从道路上一把推开，就继续这样派头十足地慢慢走了。
我很少见到外婆，她要养活患老年痴呆的外公，在拼命地干活儿，还要照顾两个舅舅的孩子。给她添麻烦最多的是萨沙，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梦想家、书虫。他换了好几家染坊工作，经常炒老板鱿鱼，没工作的时候就靠着外婆过日子，静静地等她给他找到新的去处。靠外婆过日子的还有萨沙的姐姐，她命不好，嫁了个爱喝酒的工匠，把她打出了家门。
每次跟外婆相见，我就更加由衷地赞叹她心地真好，但我也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心灵被各种童话蒙住了，无法看见，也无法体会苦难的现实表象，因此她没法理解我的不安和焦虑。
“要忍啊，阿廖沙！”
我跟她讲了一大通生活的不堪、人们的痛苦和忧伤—一切让我愤怒的事，她就这么一句话回答我。
我无法忍耐，要说有时候我表现出这种牲畜、树木、石头才有的美德，那也不过是为了磨炼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余度和在这地上的坚韧程度而已。有时候，半大孩子们，因为愚蠢地逞能，因为羡慕大人们的力量，而去尝试举起，也确实举起了超过他们肌肉和骨骼承受力量的很多重物，炫耀自己能像大人一样，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十字。
我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直接和间接地干过这些事，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我才没受伤致死和变成终生残疾。因为没有什么能像忍耐、对外界力量的屈服那样可怕的让人残废的了。
如果最终我变成个残废躺进地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会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们，在四十多年里，总是想扭曲我的心灵，但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越来越频繁地、强烈地想胡闹，想逗大家开心，想让大家笑起来，我还真常常做到。我会一边讲尼日尼集市上买卖人的故事，一边做出他们的各种表情；绘声绘色地表演乡下人和女人们如何买卖圣像，掌柜如何巧妙地哄骗他们，鉴定家们如何吵个不停。
整个作坊都哈哈大笑起来，师傅们常常扔下手里的活计来看我的表演，但每次“演出”结束后，拉里昂诺维奇就对我说：
“你最好晚饭后再表演，免得影响干活儿……”
“演出”一结束，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就像卸下了一个重担；有那么半小时、一小时我的脑袋里很空很愉快，但过后又像塞满了尖尖的小钉子，它们蠕动着，发着热。
周围好像有种泥浆煮沸了，我感觉自己也在里面慢慢地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这样了吗？而我就跟这些人一样地生活，不去寻找，不去看看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了？”日哈列夫盯着我问。
西塔诺夫常常这样问：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执着而粗暴地洗去我心灵上最好的字迹，不怀好意地换上某种不需要的废品，—我愤怒地坚决地抵抗这种强暴，我跟大家在同一条河里游着，但是这河水对我来说冷了点儿，也没法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松地浮起我，—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在往某个深渊沉下去。
大家对我越来越好，不像对巴维尔那样呵斥我，不随意使唤我，用父称叫我，以表示对我的尊敬。这很好，但是，看到人们狂饮伏特加，醉醺醺的令人讨厌的样子，以及跟女人的病态关系，我内心就很难受，虽然我明白，女人跟伏特加是这生活里仅有的消遣。
我常常忧郁地想起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连她都说女人是一种消遣。
但是，那我的外婆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我会带着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回忆起女王，—她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像是在梦中见过她。
我开始非常频繁地想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下个节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都去的那个地方呢？这不是生理欲望，—我是个健康有洁癖的人，但有时候，我会疯狂地想拥抱一个温柔的、聪明的人，像对母亲那样，坦率地无休无止地讲我内心的惶恐。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晚都跟我讲他跟对面那户人家女佣的罗曼史。
“是这么回事，老弟，一个月前，我朝她扔雪球，不喜欢她，现在却坐在长凳子上依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值得珍惜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是什么都谈啊。她跟我讲她的身世，我也讲我的身世。嗯，还亲嘴了……只是她—是个正派人……她啊，老弟，真是太好了！……哦，你抽烟像个老兵油子！”
我烟抽得不少，烟草能让人醉，能让躁动的思想和恐惧的感觉麻木。至于伏特加，幸好我不喝，它那味道和气味让我讨厌，巴维尔喜欢喝，喝醉了就伤心地哭起来：
“我想回家，想回家！让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父母老早就死了，兄弟、姊妹都没有，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怀着这种令人恐惧的不满足的心情，以及春天那日益强烈的召唤，我决定回到船上去，等船一到阿斯特拉罕，就去波斯。
记不得为什么决定去波斯，也许，只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尼日尼集市上的那些波斯商人：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腿坐着，在阳光中展示着自己染了色的大胡子，淡定地抽着水烟，他们的眼睛都很大，黑黑的，见多识广的样子。
也许，我还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复活节这一周里，一部分师傅回家了，回到自己的村子去了，留下来的也是一天到晚醉醺醺的。阳光灿烂的一天，我沿着奥卡河边的旷野散步，遇见了我的旧主人，外婆的外甥。
他穿着一件薄薄的灰大衣，双手插在裤兜里，牙齿间咬着一支香烟，帽子戴在后脑勺上；他那愉快的脸友好地对我微笑着，他有一种自由快活的人才有的讨人喜欢的外表。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人，就没其他人了。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 俄国东正教徒在复活节相见时这样互致节日祝福，并行亲吻礼。后来不限于教徒，任何人都可以行此礼。]！”
我们互吻三次，他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作坊、城市和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厌倦了，我决定去波斯。
“拉倒吧，”他严肃地说，“那是什么地方，见鬼，波斯吗？这个，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的年龄，也是想走遍那些个鬼地方!……”
我喜欢他这种开口闭口就见鬼的豪放做派，他身上有种很好的、春天的味道，整个人都是自由洒脱的样子。
“抽烟吗？”他问道，向我伸出一个装着粗大烟卷的银烟盒。
这下可把我给彻底征服了！
“嗯，彼什科夫，还到我这里来吧！”他建议道，“老弟，今年我在集市里承包了四万多的工程，你明白吗？我安排你到集市上去，你就相当于我的监工，负责接收各种材料，监督一切，以便都能准时到位，不要让工人偷东西，可以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外加每天五戈比午饭钱！我们家女人不会接触你，你早出晚归，跟她们不相干！不过你千万别跟她们说我们路上碰见过，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天，你来就是了—那就这样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分了手。分别的时候，他握了我的手，甚至走出去老远，还在礼貌地向我挥着帽子。
我告诉了作坊里的人，说我要走，起初，大部分人都表露出让我得意的依依不舍之情，巴维尔尤其激动。
“你再好好想想，”他责备地说道，“跟我们一起习惯了，你怎么能够跟各种乡巴佬过日子？那些木匠、油漆工……哎呀，你真是！这叫作—教堂执事不做，要去做圣堂义工……”
日哈列夫埋怨道：
“鱼往深处游，帅气小伙子却要越过越惨……”
作坊为我举办的告别仪式也是悲伤而乏味的。
“当然，这样那样都该去尝试一下，”日哈列夫说，他脸膛因为喝醉了有些发黄，“但最好是一下子牢牢抓住一个什么就干下去……”
“然后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轻声补充道。
但我觉得他们这么说很勉强，或者是一种责任,—我跟他们连在一起的那条绳子，不知怎么的，就一下子霉穿了，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翻来翻去，沙哑着嗓子说道：
“只要我想，你们全都给我关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谁信上帝？呵呵……”
像往常一样，靠墙放着没有脸的还没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大家早就不在灯下干活儿了，玻璃球没用了，上面蒙上了一层煤烟和灰尘。周遭的一切印象都如此深刻，以至于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在黑暗中看见整个地下室：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带笔插的毛笔、圣像、屋角的脏水桶及其上方消防兵头盔似的铜质洗脸池、从高板**垂下的戈戈列夫的赤脚，发青，就像淹死鬼的脚。
我想尽快离开，可是在俄国，人们总是喜欢拖延忧伤的时刻，告别的时候，就像在做安魂弥撒似的。
日哈列夫眉头一撩，对我说：
“这本《恶魔》我没法还你，你要愿意的话，给你二十戈比算书钱，好不？”
这书是我的私有财产，是消防队那个老头儿队长送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莱蒙托夫的作品送人。我有点不爽，拒绝了他的钱，日哈列夫淡定地把钱塞到钱包里，毫不动摇地说：
“随便你，这书我是不会还你了，带这书很容易出事，会给你招罪的……”
“可是店里也有卖啊，我见过！”
结果，莱蒙托夫的书还是没还给我。
我上楼去跟老板娘告别，在门廊碰见她的侄女，她问：
“听说你要走？”
“嗯。”
“你要是不走，我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话虽说得不是很客气，但非常诚恳。
醉醺醺的老板娘开口了：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孩子不乖，太不听话！我虽没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大家都说你不是个好孩子！”
她忽然哭起来，含着泪说：
“要是那个死人还活着，我那个可爱的丈夫，我的心肝还活着，他一定会找你的碴，会打你的后脑勺，但是会留着你，不会赶你走！现在真是完全不同了，一丁点儿不合适，就叫人滚蛋！哎哟，孩子，你要去哪里啊，去投靠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