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春天开始，明清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长期处于相持局面。这是由于双方都吃了苦头，实力又大致相当的缘故。就南明方面来说，孙可望既同李定国闹摩擦，自己亲自指挥的宝庆周家铺战役又以败北告终，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扼守着辰州（沅陵）、沅州、武冈一线，同清军对峙[66]。清朝方面也吸取了桂林、衡阳连遭重大挫折的教训，在湖南的满汉大员避免重蹈覆辙，力主持重，守着常德、长沙、宝庆地区，待衅而动。这年（1653）十一月，洪承畴以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到达武昌。在摸清了双方兵力部署之后，深知自己面临的局势相当棘手，忧心忡忡地向清廷奉报：
湖广地方辽阔，襟江带湖，山川险阻，为从来形胜之地。今寇乱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姚黄、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兼以土寇附合，苗贼胁从，群聚抢攘，是湖广腹里转为冲边要害。臣今暂驻武昌，见闻最切。如辰、沅、靖州见为孙逆等贼盘踞，水陆不时侵犯。宝庆所属之新化、城步各县虽经归附，而孤悬窎远，屡报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粤，瑶贼出没无常。桂东、桂阳又与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县接壤，有红头逆贼结聚，官兵见在会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后通澧州，苗蛮杂处，时常蠢动。即衡州、长沙虽已收服，而逆党观望，实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论之，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四府粗安，而郧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有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虎踞县界，杀掳肆行。郧县、郧西、上津三县，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贼竟掳舟渡江，两岸**，逼郧阳仅数十里。近又自均州槐树关渡河者万计。襄阳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县有一只虎（李过，即李赤心）养子小李（即李来亨）、马蹶子（即马重禧）、党守素、李世威等诸贼，位于七连坪等处，将居民逼扶（挟？）供粮。光化县倚山滨江，残废无人。荆州府属之归州及巴东、兴山、长阳三县接连西蜀，虽升补官员，从来未入版图，无任可到，为姚黄、王二、王三等诸逆老营。而夔州之界，只有贼首谭诣、谭韬诸头目数营，俱窟穴于巫山县等处，游抢于彝陵、鄷都、远安、松滋、枝江五州县地方。郧阳治臣朱国治屡报贼情紧急，亟图会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计今日官兵分布机宜，湖南见有满洲大兵、陕西满兵及提督各总兵等官兵，分驻武冈、衡州、宝庆、常德一带，可备防御。然各郡窎远，联络不及，实有首尾难顾之虑。若荆州属县，贼孽正炽，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敌，而大江以南，恐至**，此尤当急为筹划。臣与督臣祖泽远会商，长沙系湖南、北总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臣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回应调度，相机进取。……[67]
《清实录》在记载上引奏疏，底下接着说：洪承畴“又疏言：顷者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逆贼李定国距省仅二百里，眈眈思逞，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孙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贼兵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然易见。……”[68]
身膺经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畴这样连篇累牍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隐衷。清廷委派他统率从各省抽调来的“精锐”汉兵经营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汉制汉政策，顺治九年跟随尼堪、屯齐等出征的大批满洲八旗兵被牵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畴之时，颇有言听计从的样子，实际上是让归附清朝的汉族官僚、兵将扮演征服西南未定地区的主角。然而，洪承畴指定调集的兵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原驻湖广、广西、四川的绿营兵也绝对难以同孙可望、李定国等指挥的南明军队相匹敌。跟随他进入湖广的一个幕僚写道：“时可望营头众盟八十余万，各省俱备，独秦人有万余。”[69]对明军兵员数估计过高，但南明兵力尚强当系事实。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畴带领调集的汉兵“精锐”到达湖南，驻防岳州、长沙、宝庆一带，贝勒屯齐立即班师回京，这支八旗兵的进军是清朝入关以来损兵折将、被拖住时间最长又最无战果的一次军事行动[70]。屯齐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后，洪承畴知道仅仅凭借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对付孙可望直接指挥的湘西、贵州明军和夔东十三家军队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连守住湖北彝陵、荆州，湖南常德、长沙、宝庆一线都毫无把握。至于他经略范围内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明大将李定国所控制，就更是力不从心。何况，当时湖南久经战乱之后，地方残破，“大敌在前，小寇在野。满兵络绎，加送迎之烦。而招徕一二难民亦复鼠窜。百姓不来，有司欲去”。经略驻节的长沙“满城极目萧条”[71]，宝庆“城内城外无民无房，并蔬菜买卖俱无”[72]。凭借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同明军相周旋，确实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迅速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给广东当局。[73]
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就在1653年（顺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敕谕中说：“尔等公同经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确，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札，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74]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虽在1653年底，他统兵南下却是相当晚的，大约是在屯齐部清军1654年回京之后方才起行，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春夏之际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季什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75]，直到病死军中也未能参加战斗。二是清廷给他的敕谕措辞上颇有讲究，只命他“镇守”和“驻札”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没有“进取”“剿灭”字样，这充分反映了清廷统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军势尚强，再也不敢孤注一掷了。清方在周家铺战役险胜之后，满、汉大员屯齐和洪承畴等人满足于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军决战。明军方面也同样偃旗息鼓，毫无作为。孙可望在宝庆失利后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据史书记载，他废居昆明时“益循循，谨训子（刘震）读书为儒者风，欲入鸡足山学道”[76]。1654年初在孙可望坚持下他出任“大招讨”，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时领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州、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77]。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当时，正值涨水季节，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78]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明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做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79]。五月二十三日夜，卢明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80]清军乘胜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既告失败，卢明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士气，他随即放弃了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刘文秀出师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讨就很勉强，缺乏克敌致胜的信心，水师失利之后，他自己统率的主力并没有同清方对阵即自行撤返。上文说过，陈泰本人带领的清军因道路被洪水淹没受阻于湖北监利县境，此后不久陈泰就病死于军中。刘文秀在前锋失利、主力完整的情况下本来还可以寻找战机，他的不战而返，说明他无意于此。其次，在战术上刘文秀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天时、地利。水、陆并举的方针固然正确，但是在夏汛到来之际应该率陆路兵马提前行动，然后才出动水师，由于他安排不当，致使水师孤军深入，陷于呼应不灵的绝境。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当时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正是一举击破清经略洪承畴拼凑的汉军、进取江南的大好时机。由于孙可望的图谋篡位，刘文秀只好按兵不动，导致东、西会师的计划全盘搁浅。在几经拖延之后，刘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进攻常德之役。这是原大西军联明抗清以来，最后一次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刘文秀无功而返，随之而来的是围绕拥戴和取代永历帝的内部倾轧，南明朝廷已经无力东顾了。清方在陈泰病死后，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额真阿尔津接替宁南靖寇大将军职务[81]。阿尔津同洪承畴统率的满、汉官兵在军事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军相持。1656年（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畴在奏疏中承认自己奉经略之命“将及三年，犬马之劳不辞，而尺寸之土未恢”[82]。这种局面直到南明内讧，孙可望叛变投降清朝才改观。
[1]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十《张名振传》。
[2]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郑达编辑的《野史无文》卷十收《张名振传》记：乙酉年（1645）“六月初十日，名振刺‘赤心报国’四字于背，自石浦带兵三千，合新募万人，十七日至萧山。”此文未注明作者，推测为张名振之监军金钟所撰。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二之下《张名振传》云，辛卯（1651）“名振既间关监国，为之乞援国姓思明州。国姓责以无功，名振乃露背所刺‘尽忠报国’字样，矢不二。成功心动……”沈光文《挽定西侯》诗中有“留将背字同埋土”句，注云“背上刺有‘忠心报国’四字”，见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四辑）。张名振效法岳飞刺字于背，确有其事，但前二字有三种不同记载。
[3] 杨英《先王实录》。
[4] 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残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九十四页。
[5] 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二页。
[6] 吴兴许杏霞堂刊《郑延平年谱》。许浩基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他把初入长江列在癸巳年（顺治十年，1653）三月，并云张名振于此时至金山“题寺绝壁”；次年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张名振再入长江”，至于第三次入长江则避而不谈。直到目前各种史著对“三入长江”的时间仍然说不清楚。
[7] 顺治十年九月江宁巡抚周国佐“为洋寇乘势鸱张，海邑人心煽惑，微臣谨率旅亲临，以寝邪谋，以巩地方事”揭帖，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1号。
[8] 有的史著认为张名振部明军到达崇明沙洲就是“三入长江”的开始，这是不对的。崇明诸沙洲位于长江出海口，明清双方都把它们看成沿海屏障，而不当作内地。如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南总督洪承畴揭帖中说：“苏州府属八州县，惟崇明县设在海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页。
[9]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为塘报海寇突犯京口等事”题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六至七十九页；顺治十一年五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九册，A19—181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八二页；顺治十二年三月江南总督马国柱“为沿海失事频仍等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一六至一二三页。
[10] 登金山赋诗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张名振题诗金山》条，商务印书馆版在卷十，中华书局版在卷十六，诗末句中华本作“会看大纛祃龙津”，应从中华本。张名振题诗时间在后记中明言“甲午孟春月”，即顺治十一年正月。同年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本残件中说：“臣于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据镇江副将张塘报，海寇船只数百只乘风上犯，傍岸而来，到金山西马头，请发援兵策应等情。”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九页。清工科给事中翁自涵在顺治十一年五月揭帖中也说：“贼登金山顶横槊赋诗，假仁假义，煽我人心。”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七九页。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二编《和定西侯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当系同行时所作。
[11] 《明季南略》中华书局版卷十六《张明正题诗金山》（明正当作名振）条记，计六奇亲身见闻：正月“二十三日上午，予以候试江阴，因诣北门遥望，见旌旗蔽江而下，彼此炮声霹雳，人人有惧色”。显然，这是明军回舟东下。但他在这一条里记张军正月“十三日抵镇江，泊金山”，“二十日明正等白衣方巾登山”，次日复登山，遥祭孝陵，设醮三日，掠辎重东下，似乎明军在金山停留长达十天，与清方档案不符。
[12] 《漕运总督沈文奎残题本》，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九四页。
[13] 顺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安徽巡抚李日芃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三七页。
[1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张名振入长江兵力据清方奏报为六百余艘，计六奇写作“千余”，估计偏高。
[15]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九三页。张名振军在仪真焚烧盐船事在四月初旬，胡来相大约是风闻入告，误写作“今春”。
[16] 张王治《工垣谏草》下册，“为盐法关系甚重，谨陈责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题本。此书前有魏象枢、韩诗顺治十二年写的序，约为顺治年间刻本。
[17] 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宁巡抚周国佐“为贼艘入江窥漕等事”题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18] 张名振五月间南下浙江、福建时，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江宁巡抚周国佐上疏“铺叙夸张，居功自饰”。其实，清廷也知道张名振“忽尔开?南下，明有狡谋”。“逆贼仍踞稗沙等处，应行令该督、抚、镇严加防守……勿得稍有懈弛，致堕狡谋”。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五页，顺治十一年九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
[19]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江南总督马国柱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五十至五十四页。
[20] 姚廷舜《历年记》中，见《清代日记汇钞》。
[21]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二一页缺名残揭帖；同书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页江南江西总督残揭帖。按，这两个残件均无年月，但二二二页残揭帖内有“十二□十八日辰时”，必为十二月十八日。
[22] 南明永历朝廷任命的“督抚浙江军务兼恢剿闽、直”右佥都御史陈璧当时正隐蔽于江苏常熟，在《甲午五十除夕》诗中云：“未知天命将何似，莫问楼船海上军。”自注：“是月闻海兵进京口。”甲午除夕日他只说海师进至京口，还没有得到退出长江的消息。见《陈璧诗文残稿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第二十九页；参见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
[23] 顺治十二年五月江南总督马鸣珮残揭帖，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三五页。
[24] 张煌言《北征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九二页。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三，此句作“此后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归，因师旅单弱，讫鲜成绩”。
[25] 顺治十二年三月江南总督马国柱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三页。
[26]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27]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九页，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本残件。
[28]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八《岭外稿》卷中《姚吴二君墓志铭》《祭姚默先文》。
[29] 沈佳《存信编》卷四。
[30] 钱肃润《南忠纪·教谕眭公》条云：“眭明永，号嵩年，丹阳人，补华亭学博。清兵至，书于明伦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圣贤。’自缢未死，大骂清兵遇害。”
[31]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八四至一八八页《刑部残题本》《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残题本》。按，残题本中说：“与孙可望来的人姚志卓同去。”可证明姚志卓在这以前曾经去过贵州。
[32] 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顺治十一年奏报擒获“叛逆”残题本中提及“未获”人员有“张冲甫”，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九页。
[33] 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咸丰二年重镌本）自序中写作张仲符，卷十六《山居感逝》诗中写作张冲符。
[34] 任光复《航海纪闻》中记载鲁监国政权中有兵部侍郎张冲符；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卷十一作兵部侍郎张中符。
[3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中记乙酉年（1645）五月初六日“茅山道士张充符过访，言大司监俱有引退者，而韩内监赞周且削发。时事可慨矣”。可见，在鲁王朱以海监国以前张充符确为“茅山道士”，但关心时事，同南明高层人士有来往。鲁监国时出任兵部侍郎，后仍以“茅山道士”身份潜伏清统治区进行复明活动。
[36] 钱谦益《牧斋全集·投笔集·后秋兴三之三》。姚志卓在鲁监国政权中原任平原将军，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后加封仁武伯。钱谦益作诗时借明人典故讳“汉”字为兵士，“先装五百罗汉”即先募数百士卒隐语，仁武伯改称神武，也是一种遁词。按，明代有宗室名汉，自讳其名，其子读《汉书》，讳曰读“兵士书”；其妻供十八罗汉，讳曰“供十八罗兵士”。见谢肇淛《五杂组》。
[37]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按，是书记载于顺治十年春，略误，上引档案证明十年十一月姚志卓才从贵州回到江苏。
[38] 参见《张苍水集》第一○九页。
[39] 张煌言《张苍水集》。
[40]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历三年九月《报中兴机会疏》，疏中转报了钱谦益手书。
[41] 钱谦益《投笔集·后秋兴六之一》。
[42]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页。
[43] 见上引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揭帖；参见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三页。
[44] 顺治十二年（原件无奏报日期，仅云“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为严责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八页。
[45]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此件为残本，无年月，考张王治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给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给事中，顺治十二年九月解职出京，此件当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间所上。
[46] 沈桂《存信编》卷四。黄宗羲《行朝录》卷五《永历纪年》载：“永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龙府。……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明末滇南纪略·慕义开科》记甲午岁（1654）“春末调蜀王刘文秀带滇中久练兵士齐赴贵州”，下文即述刘文秀、卢明臣是年七月攻湖南常德。记载有误，攻常德是次年（1655）的事情，当时刘文秀也尚未封蜀王。
[47] 陈乃乾、陈洙纂《徐闇公先生年谱》，在徐孚远《钓璜堂存稿》一书之首。
[48] 沈佳《存信篇》卷四。
[49] 沈佳《存信篇》卷四。
[50]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均有此记载。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
[51] 孙可望《望水亭记》，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四，艺文志引旧志稿。按，镇宁县在明代为安庄卫，从未修志；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修了一部《镇宁县志稿》，未刻版印刷。20世纪40年代地方当局访得该稿本，修成《镇宁县志》。明清之际著名人物孙可望留下了少量奏疏，但他写的文章极为罕见。他为黄果树瀑布题的“雪映川霞”四字在瀑布后水帘洞内，“款识已漫灭”。
[52] 《存信编》卷四。
[53] 《存信编》卷四。
[54]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十五页《颂节录序》。
[55] 《张苍水集》第一四八页《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郧阳》。
[56]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57]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一页。
[58]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七十七页。
[59]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
[60]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抚宜永贵为塘报事。
[61] 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四五页。
[62]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书李际期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二八至一三二页。按，南田为浙江象山县南与石浦相对的海岛。
[63] 《先王实录》。
[64]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
[65]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
[66] 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孙逆党众见占踞辰州、沅州、武冈各处。”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页。
[67] 洪承畴的这件题本收入《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一页；但这部书的编者将此题本系时于“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实是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内容摘要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顺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日，是月癸巳朔，庚申即二十八日。何况，顺治九年洪承畴还没有被任为五省经略。
[68]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69] 丁大任《入长沙记》，丁当时在偏沅巡抚袁廓宇幕中任职。
[70]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四月初旬，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至一四八页。
[71] 丁大任《入长沙记》。
[72]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八页。
[73]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〇页，经略洪承畴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揭帖。
[74]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75]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六六页。《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记顺治十二年八月“革澧州道张国士职，以大军将往荆州，推诿路险难行，不加修葺，贻误军机也”，可资旁证。
[76] 沈佳《存信编》卷四。
[77]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兵燹》记：“乙未十二年，春二月，寇复东下，知县李瑢被执去。札营邑之邹市、李家洲等处，寻旋兵。夏五月，寇大举，水陆俱下，步马十余万，象四十余只，列营燕子寨一带。连雨溪涨，马、步兵滞留数十日，以水师前锋败死，宵遁。”《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疏报，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所统兵马为六万，船千余艘。《清史列传》卷四《陈泰传》也说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帅师六万、楼舻千余，分兵犯岳州、武昌，而文秀以精兵攻常德”。
[78]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为察报桃源失事情形”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五八至二六四页。
[79] 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残件（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到）云：“常德府于四月十七日果有贼警，二十三日报到衡州。五月初十日职闻荆州已发大兵赴常德援剿。”（《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六一页）《清史列传》卷六《苏克萨哈传》说：“十二年，贼帅刘文秀遣伪将卢明臣、冯双礼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时为镶白旗护军统领）伏兵邀击，大败贼众。明臣等复遣贼纵舰拒战，又击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千余蔽江而下，苏克萨哈指挥军士，奋勇截击，明臣等悉众抗御，我军协力扑剿，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船，斩获无算。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遁，降其伪副将四十余人，文秀走贵州。”
[80]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记，大将军陈泰这年六月奏疏中说：“明臣赴水死。”《清史列传》卷四《陈泰传》记常德战役清军先后在常德城下、沅江中、德山下击败明军，接着在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又败明军，卢明臣即在此地“赴水死，（冯）双礼被创遁”。龙阳靠洞庭湖西，参考清方奏报，刘文秀的战略意图很可能是遣卢明臣、冯双礼率舟师由沅江入洞庭湖，东攻岳州。沈佳《存信编》卷五记，永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丙午，“刘文秀、马进忠与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七月癸未朔，孙可望命刘文秀、冯双礼、杨国栋、莫宗文、卢明臣等领兵由辰州袭取常德，水陆并进。明臣战舡夜至常德城下，清将杨□（当为杨遇明）伏兵暗击之，明臣中箭堕水死，水师遂败，陆兵走回”。误将常德战役写成五月、七月两次。
[81]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
[82] 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