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统历闰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山高路险，“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66]。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67]。埋伏的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68]。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69]，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窦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鸣炮出战；二伏、三伏军也应声鸣炮，冲入敌军，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70]被击毙，明将窦名望等也战死[71]。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听见号炮次序不对，知道情况有变化，派后军增援，终于击败吴三桂所统来追清军。但因兵将损失严重，李定国决定离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令定朔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卒，自己率领主力前往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之勐定街，他书多讹作孟艮[72]）。卢桂生叛变告密使李定国部署的磨盘山战役未能取得预定效果。卢因在关键时刻有“功”，被清朝赏给云南临元兵备道的官职[73]。
磨盘山战役是李定国统率明军给予占有明显优势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清廷因损兵折将，大为恼怒，经诸王、大臣会议后于顺治十七年六月惩罚统兵将领；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二千两，都统济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莽古图、傅喀、克星格也受到处分，征南将军赵布泰革职为民。[74]从清廷对三军主帅的处分情况来看，磨盘山之役战斗十分激烈，清军的伤亡肯定相当大。李定国在兵势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追剿清军在进抵永昌、腾越、南甸土司一带之后，由于粮草难于接应，在这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前后撤回省会昆明[75]。当时，南明军队为数尚多，分别退到边境地区。据清经略洪承畴疏报：除了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贵、靳统武、杨武、梁杰、吴子圣、吴三省、郭尚贤、王国勋等在云南迤西边境地区外，还有广国公贺九义带领伯、将军、总兵李承爵、雷朝圣、黄元才、王三才、张国用、赵得胜、杨成、彭应伯、何起龙、阎惟龙等部从临安府撤至“沅江府（当为元江府）边外”；“又有伪将军都督邹自贵、马得鸣等领残贼奔逃于顺宁府边外；再有伪伯李如碧等领残贼奔逃于云龙州边外；又伪伯廖鱼等领残贼奔逃于澜沧边外；又伪国公马宝、马惟兴、刘镇国、高启隆等领残贼奔逃于丽江边外。是云南迤西及迤东接界俱所在有贼，所在需兵，先事防备，临时进剿，实为今日至急要著”[76]。只是由于明军撤退时似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兵将虽多，却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指挥系统失灵，难以集中兵力对入滇清军展开有效的反击。
[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同书卷一一二记是年十月间命赵布泰驻防江宁。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至五八八页经略洪承畴揭帖。
[2]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四。阿尔津不久病死，见同书卷一一七。
[3]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七九页。
[4]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卷七《事变志·事纪》；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
[5]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
[6] 马玉《征行纪略》，计六奇摘编入《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五。马玉所记吴三桂军至保宁和自保宁启行日期与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揭帖、同月十五日四川巡按陈洪柱揭帖（二件均藏第一档案馆）完全一致。《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记顺治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吴三桂、李国翰奏报：“官兵败贼于合州，斩获甚多。”据随军的马玉所见，合州“俨同鬼域，盖彼此所不到也”。只是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派“轻舟”溯嘉陵江到合州江口侦探清军消息，并没有战斗。
[7] 马玉《征行纪略》。刘健《庭闻录》卷三记“三月初四日至合州”，误。
[8] 《庭闻录》卷三。《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记：“贼首李定国、刘文秀遣伪将军刘正国等率贼众、象只在三坡、红关等处据险设伏以拒我兵。”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五八页说：“《播雅》云：三坡有二，一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阳。此处当指后者。”判断失误。吴三桂军正是由重庆、綦江、桐梓南下遵义的。诸书所记以马玉《征行纪略》最为准确，他说吴军“历东溪、安稳、松坎、新站、夜郎”，前两地属綦江，后三地属桐梓。《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吴三桂奏疏中有“臣兵至桐梓”语。清方文书内提及的三坡、红关、石台关均在桐梓县境。民国十八年《桐梓县志》卷十四《军事中》云：“顺治十五年六月（当为四月）……蜀师至三坡，桐梓兵民悉溃。刘镇国拒战，大败。”同书卷六《舆地志中·山脉》记，“山坡，古称上天梯，言其险也”，距县城六十里。“山坡”即三坡，同书卷二十赵旭、李铭诗均有《三坡》诗，述其“险峻处名上天梯”，又名滴泪三坡，为历来两军相争要地。“红关”当作“虹关”，虹关又名酒店垇，即今桐梓县地名“酒店”，在县北一百五十里，“前连綦江界，升之若登九天，下之若降九渊”。石台关疑为石炭关之讹，桐梓县有两处名石炭关，一在东北，一“在西八十里，下有大石横江，谓之关门石，为遵（义）、桐（梓）、仁（怀）三县交界处”，见同书卷七《舆地志下·关津》，今名石关。
[9] 马玉《征行纪略》。
[10] 刘健《庭闻录》卷三。
[11] 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征行纪略》。《庭闻录》卷三与《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均作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梁亦英部。按，《庭闻录》卷三引吴三桂顺治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奏疏曰“杨武原守倒水，经臣战败，至滇只领残兵二百”，降清后“不胜暴戾”云云，可证梁亦英之名为误记。
[12]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征行纪略》及《庭闻录》卷三。明兴宁伯王兴与广东文村的绣花针王兴同名，降清原因三书记载稍有差异。
[13]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八○页。
[14] 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偏沅巡抚袁廓宇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三〇三页。
[15]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丰宁司误写作“抚宁州”。
[16] 道光《贵阳府志》记，罗大顺于五月间“陷清平、新添。七月，洪承畴命张勇击罗大顺于新添，大顺弃城走”。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八《纪事》云：“七月，故明桂王都督罗大顺夜焚新添卫城，经略右标总兵张勇赴剿，大顺遁入十万溪。”
[17]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一些史籍记载张先璧在顺治九年保宁战役后被孙可望杖毙，两说必有一误，待考。
[18]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固山额真侯李国翰卒”。马玉《征行纪略》亦云：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将军墨侯以病卒于遵义”。
[19] 杨老堡会议见《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原文说，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议分兵进取云南，多尼自桂（贵）阳入，三桂自遵义入，赵布泰自都匀入，订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洪承畴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揭帖中说：他“自贵州省城赴杨罗（当即杨老堡）迎王师会议，十月初七日回至平越府。”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四四页。
[20]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21]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二○页。
[22] 《征行纪略》。
[23] 《求野录》。
[24] 见上引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洪承畴揭帖。
[25] 据宣统元年《贵州全省地舆图说·永宁州》记：“鸡公背山，城东四十里，与关索岭对峙。”按，明代在关索岭置守御千户所，“领有鸡背堡”，鸡背堡即鸡公背，见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一《地理》。
[26] 李成爵在《安顺府志》等书中写作“李成蛟”。凉水井在清方档案及依据档案修成的《清世祖实录》中误译为“梁瑞津”。
[27] 罗英《乡征记》，收入光绪五年《毕节县志》卷十《艺文志·记》。
[28] 见上引《安顺府志》。
[29] 民国《镇宁县志》卷一《前事志》，卷二《营建志·桥梁》记，击败刘镇国军的是多尼部将白尔赫图布叶锡；响水桥后来改名为化龙桥。
[30] 据宣统元年贵州调查局印行的《贵州全省地舆图说》，罗炎在贞丰州境内，有镇、递铺，为北盘江渡口之一。
[31] 咸丰《安顺府志》卷三十一《信郡王传》中说“卓布泰亦斩李成爵于罗炎河”。《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仅云击败“伪伯李成爵”于梁瑞津（凉水井）。
[32] 据民国《兴仁县补志》卷首兴仁县略图，鲁沟在安龙县北面，宣统《贵州全省地舆图说》标于兴义县北；1986年版《贵州省地图集》第八十一页，凉水井、鲁贡均在今贞丰县境内，鲁贡当即鲁沟。在清方文书如《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卷二二二《迈图传》中写作“鲁噶”；卷二二三《布尔哈传》写作“芦噶”：卷二二四《库尼雅传》《尹塔锡传》《简泰传》则写作“鲁冈”：《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三更写作“陆格”。
[33] 铁索桥在永宁州之西、普安州安南县之东，是由黔“入滇要道”，见咸丰《安顺府志》卷四十六李肇基《盘江考》；卷四十七卞三元《重修盘江铁索桥碑记》。
[34] 咸丰《安顺府志》卷三十一《名宦·信郡王传》记三路清军会于罗平。马玉《征行纪略》云：吴三桂领军“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将军于板桥”。板桥在罗平县东偏北。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我师三路会于曲靖”；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所记相同。按，曲靖与罗平接境，三路大军会合于这一地区应属情理当中，但三将会面地点当以马玉所记板桥为准。
[35] 刘《狩缅纪事》。
[36] 刘《狩缅纪事》。按，当时巩昌王白文选已经退入云南，但在四川的南明军队确实为数尚多。
[37] 刘《狩缅纪事》。
[38] 按，宾州在广西；宾川州在云南，属大理府。《狩缅纪事》所记必为宾川州，传抄时脱落一字。
[39] 金维新原为李定国记室。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三八页云：“近人李根源《曲石诗录》谓‘金公趾，名维新’，不知何据。”按，《求野录》记“督理晋王李定国之军事者为金维新，秩左都御史”。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永历十一年二月“以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刘健《庭闻录》卷三记，李定国“为人勇敢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动，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时时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定国大感悟。”《行在阳秋》记撤离昆明时“晋府中书金公祉，云南人，极言入蜀不利”。可见金维新即金公趾。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卷十一内记载他在崇祯十一年游滇时曾经在昆明会见金公趾，“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其昌），风流公子也。……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金公趾既擅长书法，好交游，在明季又被革去生员，大西军入滇后充当李定国记室极为可能。
[40]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时清师三路会于曲靖。朝议犹莫知适从。有陈建者，举蜀王遗表请入蜀。马吉翔恐蜀将夺其权，力沮之。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急则退守阿瓦、太公诸城，缓则据大理两关，犹不失为蒙段。上可其议。”这段话说明包括沐天波在内的云南人士大抵是主张西迁的。
[41] 《安龙逸史》卷下。
[42]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西走缅甸》记：“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等议，欲烧仓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晋王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烧仓廒官署，腾城而去。”《安龙逸史》卷下云：“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李定国同意当系事实。
[43]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九页，经略洪承畴“为云贵兵饷中断，十分紧急”事揭帖。另外，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洪承畴揭帖中对“贵州米谷甚难”，不足以供应驻贵州清军粮草的情况有详细报告；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报告四川“千里荒烟”，“一切粮饷俱从秦省略阳运发入川”（均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这都证明了清朝重兵入滇后，如果不是得到明方留下的大批粮食，极难立足，更谈不上追击。
[44] 永历“敕命之宝”现藏云南省博物馆，为暗绿色玉制，中断为二，虽经黏合，仍稍有残缺。这个玉玺曾有人怀疑为吴三桂伪周时期所造，经前辈学者核对永历敕命文书所钤印文，“尺度字形，不差毫黍”，证明是永历遗物，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三册，第一二四二页。按，永历在位时间较长，所造不同用途的国玺应当有多种。方国瑜先生述及此“敕命之宝”时附带提到朱由榔流落缅甸后，囊空若洗，群臣索俸，愤而将黄金制成之“皇帝之宝”錾碎分给（方先生误书为“皇帝之宝玉玺”，实为金制）。估计当时未必没有玉制国玺，只是玉玺砸碎不值钱罢了。现存永历三年五月永历朝廷颁给左都御史袁彭年诰命绢本原件，上钤“制敕之宝”，永历国玺可考者至少有三种。
[45] 刘《狩缅纪事》。
[46] 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明按察司佥事宿士敏作《邹公易斋传》。参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二，《邹简臣传》。
[47] 刘健《庭闻录》卷三。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云：“职先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具有云南省城已报平服，防剿官兵亟应预计等事一疏。……”二月初二日他奉信郡王令谕亲赴滇中，“职于今二月十六日自贵州省城起行，亲赴云南，以候信郡王臣商酌料理”。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四八页。
[48] 刘《狩缅纪事》。
[49] 刘《狩缅纪事》。
[50]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云：永历十一年“二月，复以马吉翔兼内阁。吉翔素党可望，知不为朝议所容。时吏部侍郎金维新、兵部侍郎龚铭，方见重于定国，遂谄事之。二人言于定国，得奏请，即令入阁办事”。
[51]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52] 刘《狩缅纪事》。
[53] 屈大均《安龙逸史》。
[5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按，同书卷一二七记，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授伪德安侯狄三品为抒诚侯，伪总兵冯万保为都督同知，以擒伪王冯双礼来献故也”。但狄三品实际官职仅为云南广罗镇总兵，康熙元年病卒，同年九月其子狄从仁降袭抒诚伯，见《清圣祖实录》卷六与卷七。
[55]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
[56] 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四册，A34—123号。
[57] 刘健《庭闻录》卷三。
[58]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记，顺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吴三桂奏报：贼寇薄重庆城，我军炮击贼船，伤死甚多，贼众败遁”。
[59] 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揭帖中没有提到郝永忠、李来亨、王光兴等部，估计是让他们留守夔东基地，以防止湖广清军乘虚来袭。
[60]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渝围已解，谨汇报情形，仰祈睿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八至九六一页。
[6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记载，四川巡抚“高民瞻在重庆时，会夔门诸逆狂逞犯城，竟弃城逃遁，赖大兵救援始解”。同书卷一三八又记：“民瞻在重庆，值夔门诸逆犯城，民瞻弃城逃遁。”顺治十七年七月查实，得旨革职。
[62] 上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又，谭诣自称他在顺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后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陆大举进攻重庆后，他又到万县同谭弘密商归附清朝，并派使者赴保宁通报军情，见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谭诣揭帖。
[63] 前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
[6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65] 前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按，谭诣自称他担心陆路明军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赶到丰都杀败“诸贼”，一直追到万县。这显然是夸功之词。明军水师战败后东撤的残余水兵必然向陆师报告情况，文安之和领兵大将在基本失去水师战船的情况下，只有决定退兵。
[66] 刘健《庭闻录》卷三。
[67] 《残明纪事》。刘健《庭闻录》作：“俟敌至三伏，山巅举炮，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似更合乎情理。
[68]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
[69] 《残明纪事》记卢桂生为定国中书。
[70] 沙里布为多尼部将，蒙古镶白旗固山额真。同时被击毙者尚有阿达哈哈番珲津（见《八旗通志）卷一七〇《沙理布传》、《清史稿》卷二二九，《珲津传》、《沙尔布传》，沙尔布即沙里布的另一译音）。《清史稿·珲津传》作：“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师渡潞江，明将李定国为伏磨盘山。师至，破其栅，珲津与固山额真沙尔布率众深入，伏起，遂战死，谥壮勤。”沙尔布传云：“明年，与珲津同战死，谥襄壮。”征南将军赵布泰的侄儿多婆罗也被击毙，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七。
[71] 屈大均《安龙逸史》记：“名望为流矢中目，自刎死。”明将在磨盘山战役中牺牲者除窦名望外，诸书记载颇有分歧，如《庭闻录》记王国玺为王玺亦与名望同时阵亡，然刘《狩缅纪事》记他自己和王国玺一道在庚子（顺治十七年）正月被叛将杨武所俘，三月解至昆明。
[72] 《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传》作孟定土府；刘健《庭闻录》也说：“定国遂收余兵走孟定。”郭影秋著《李定国纪年》第一七二页认为《逸史》所记可靠。
[73] 雍正九年《建水县志》卷三《兵防》记：卢桂生，字月仙，四川垫江县人，选贡，顺治年间任整饬临元兵备道。道光二十七年《澂江府志》卷八《秩官》记卢桂生于顺治十七年任临元道，又云任迤东道。刘健《庭闻录》记卢桂生初降时任清大理府知府。
[74]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七。
[75]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九五至五九六页，其中云：“三路追贼大兵皆以云南迤西无粮，不能久驻。今信郡王大兵俱驻于云南省城及近州近所；平西王臣大兵分驻于省城西北之富民、罗次二县，仅离百里；征南将军臣大兵驻札省城东南之宜良县，离省城仅一百二十里，各行歇喂。”
[76] 见前引洪承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九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