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概括描述的明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极度腐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正在酝酿当中。
万历年间，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士已经怀着不安的心情，指出朱明王朝业已面临着社会的大动**。如郭正域在题为《法祖停税赋》的奏章里说：
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汉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韩来朝，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黄巾等贼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灭金灭宋，一统四海，卒之扰乱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韩山童、刘福通一二小民也。[89]
安州知州张遂在《兴除议》一文中，也大声疾呼“盗贼可忧”。他说：
国家自庚戌以来，北击胡，东挂倭，西灭哱，南平播，节年不闻以盗为苦也。间即桴鼓时闻，皆谓鼠窃不足虑，而不知秦之亡非以陈胜乎？汉之亡非以张角乎？唐之亡非以黄巢乎？天以水旱开其机，上以暴敛驱其众，此盗之所由起也。……而奸雄如陈胜、黄巢之流，非可以威降、术羁，此其人最足为隐忧，是在庙堂之上，当预有以罗致驾驭之也。[90]
然而，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正是社会上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它们自身已经无法解脱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封建统治的枷锁，为历史的前进开辟道路的，只能是农民的革命运动。
农民的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从万历年间起，各地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起义旗，向腐朽统治发动冲击。例如，万历十六年，刘汝国在南直隶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济贫王[91]，铸铜印大书“替天大元帅”[92]，“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饥民随者数万人”[93]。起义农民多次击败官军。明政府地方当局派人招抚时，刘汝国断然拒绝，并在回信里义正词严地宣布：“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而违之是逆天也。”[94]同年春，在湖广等地也发生过饥民抢米的风潮。如大冶县“谷价腾踊，闾阎萧条。一夫攘臂大呼，轰然蚁聚，动百十人。持斧破廒，所至一空”[95]。
万历二十七年，白莲教徒赵古元（原名赵一平）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他的徒众到处宣传，“世道之将变，尊古元为真人”。赵古元等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变生呼吸，可为寒心。”[96]
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无为教徒刘天绪等人密谋起义。刘天绪“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又自号为龙华帝主”。[97]
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竟以为上西天云”[98]。起义军很快就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县城，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99]。同时还有北直隶景县民于弘志等起义响应。天启四年九月，南直隶颍州、砀山以及河南永城一带，有杨桓、杨从儒的密谋起义。他们“啸聚徒众，私相部署，伪称懿德元年”[100]。
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在萌芽阶段或初起之时即被明王朝血腥镇压了下去。然而，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势必激起人民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
总之，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年间，整个中国的天空已经彤云密布，不时发出隐隐的闷雷声。那些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农民起义，就像一阵阵刺目的闪电，不仅揭露了笼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1]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2]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八，《吴亮嗣传》载吴亮嗣万历末年任兵科给事中时上的奏疏。
[3] 冯从吾：《请修朝政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九四。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万历皇帝荒于酒色：“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
[4] 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叶向高传》记叶的奏疏说：“陛下惜区区禄秩，不顾祖宗金瓯。夫承平无事，人主尝视士大夫轻而视官重，及乎有事，士大夫又视身家重而视官轻。至视官轻，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5]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记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等上言：“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指兵部尚书）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马（指兵部左、右侍郎）亦未有代匮者，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此犹可为国乎？”
[6] 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7]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8] 同1。
[9] 陈悰：《天启宫词》，见《昭代丛书》丁集，卷三三。
[10]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又见《天启宫词》。
[11] 黄尊素：《说略》。
[12] 文秉：《先拔志始》。
[13] 陈宏绪：《寒夜录》卷中：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见《国榷》卷八九。至于职司风宪的科、道官，“人谓之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净，不顾己污也”。见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韩一良传》。
[14]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揭长安门”条。
[1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
[16] 正德年间，皇庄遍布畿内，“共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见林俊《传奉敕谕差勘畿内田地疏》，引自《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17]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18] 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地理一》。
[19] 《崇祯长编》卷三六。
[20] 费宏：《乞正谷大用罪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九七。
[2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记钱嘉征参魏忠贤十大罪疏中说：“忠贤封公，膏腴万顷。”
[22] 林俊：《传奉敕谕差勘畿内田地疏》。
[23] 《崇祯长编》卷四一。这里再举几个例子：北直隶玉田县在明朝末年“宫勋地”多达十三万余亩，其中乾清、慈宁两宫地为六百三十三顷，寿宁公主地二百三十八顷，景府地四百三十七顷（乾隆二十一年《玉田县志》卷三，《田赋》）。东安一县就星罗棋布了未央宫、永清公主、永安公主、恭圣夫人、英国公、镇远侯、太宁侯、安平伯、惠安伯、嘉祥公主、顺义府仪宾、锦衣卫指挥的大片庄田（见康熙十六年《东安县志》卷四，《赋役》）。明亡时，崇祯帝的姑母荣昌大长公主在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占有“赐田及自置地土”多达三十七万余亩，她还说“仅足糊口”，充分反映了皇室勋戚的贪得无厌（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六四页）。
[24]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25] 《崇祯长编》卷三六。辛陞在《怼言》中列举了明王朝败亡的原因，其中之一为“缙绅势重”：“仕进出身，自非齐民敢望项背，乃高门大阀，仆从如云。田连阡陌而不知休，窖满金钱而不知止。杀人于寸幅之中，破家于立谈之顷。郡县之威立沮，台司之法不行。”见《寒香馆遗稿》卷二。
[26] 《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九七三页。
[27] 《崇祯长编》（不分卷本）。
[28] 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十，《报明屯田牛具以备核销疏》。
[29]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30] 宁夏之役耗银一百八十七万余两，朝鲜用兵费银七百八十余万两，播州之役用银二百万余两。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
[31] 见上条所引王德完疏。
[32] 《明史》卷七九。
[33] 《日知录》卷十二。
[34] 《春明梦余录》卷三六，载御史吴履中论加派疏中说：“国家岁入计一千四百六十余万，而辽饷五百万不与焉。”
[35] 顺治《白水县志》卷上。又如湖广武昌、岳州、长沙、衡州、宝庆等府“钱粮则派自加饷以来，王禄、赡田、藩工等项，比旧额倍加焉。闾阎无完缉之居，郡县少报满之吏。官司相见，无不攒眉”。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六七页。
[36] 康熙《汝宁府志》卷六，《食货下·四》。
[37] 《崇祯长编》卷三六；《国榷》卷八八。
[38] 《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又，漆嘉祉在《实求安攘疏》中说，百姓除了缴纳加派的赋税以外，“复益以地方私派，如供亿修筑之摊派，买米买硝黄之赔补。上檄所下，锱铢皆给于民。公课有额有期，私编难以数定，难以刻待”。见康熙二十三年《新昌县志》卷五。
[39] 《瞿忠宣公集》卷二，《清苛政疏》。
[40] 夏燮：《明通鉴》卷八二。崇祯年间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在疏中谈到中州四大病时说：“又中州之私派病民也，夫钱粮正项尚自不敷，而曷云私派。盖一法出则一弊从之。有等不肖有司，弁髦明禁，不详院、道，有借兵以私加，有假饷以擅派，有因修筑而科敛，有借解运而重征，或立杂支名色，或托费用不充，凡言设处，借一派十。虑乡绅之发私也，则漏阀家而洒茅屋，以为此人所不知者。追呼倍急，比责更严，反留正项在后，假口民欠，耸听吁苦，其实先已饫私橐矣。”见《金双岩中丞集·两河封事》。
[41] 孙承泽：《思陵勤政记》。
[42] 康熙五十七年《西乡县志》卷六，《艺文》载万历六年孙澜《旧均粮碑记》。
[43] 《潜江旧闻》卷六，载万历年间袁国臣撰《清田碑记》。又如：“天启初给事中甄淑言：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见乾隆二十一年《获嘉县志》卷六，《赋役》。
[44] 康熙十一年《景州志》卷一，《版籍》。
[45] 《荆州府志》卷七九，《纪事》载袁宗道：《救荒奇策》。
[46] 顺治十八年《临潼县志》，《人物志》。
[47] 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48] 《崇祯八年手札》。
[49] 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十九，《田赋》。
[50] 吴应箕：《楼山堂集》，《书》卷二。
[5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七五页。
[52] 文秉：《烈皇小识》卷六。
[53] 《日知录》卷十二，《河渠》。
[54] 《明史》卷八四，《河渠二》。
[55] 《烈皇小识》卷一。又，张国维疏中也说：“东南水利未尝不修举，缘视为故套塞责了事，徒令胥役向民邀索而已，以致日坏一日。”见《张忠敏公遗集》卷二。
[56] 《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57] 康熙十二年《青州府志》卷二○，《灾祥》；又见李世熊《寒支初集》卷九，《黄槐开传》。
[58] 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卷三○，《列传二》。
[59] 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艺文二》；又见嘉庆《延安府志》卷七二。《明季北略》卷五题为《马懋才备陈大饥》，文字取舍也有所不同。
[60]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十，《参豪奸孙光鼎抗屯疏》。
[61]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62] 《崇祯长编》卷一。
[63] 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五页。
[64] 《卢忠肃公集》卷八。
[65] 如天启四年刑科给事中解学龙上言，山海关“三帅各万二千金为治第之资，令人骇愕。营房每间价六金，镇将侵克，费不五六钱，马料刍豆，十扣其半”。见《国榷》卷八六。
[66] 吴裕中《治兵理财实效疏》中说：“方今武弁惟事苞苴，参游结契于监司，总戎献媚于抚按。彼别无点金之术，不过借经费名以侵克军糈耳。究其始，岂非枢部（兵部）自树之风声哉！谋登坛者费数万，求专城者费数千。虽关说疏题或出他人，而牵制操纵总在该部。”见同治八年《江夏县志》卷八，《艺文志》十二。
[67] 崇祯二年十一月由于满洲贵族军侵入畿辅，朝廷通令天下勤王的诏书中还特地提到：“废闲将领，家丁可当一部者，抚按验给遣发。”见《国榷》卷九○。
[68] 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二五六页。天启年间，辽东经略熊廷弼在一封信里写道：“操练之檄，何月不行；操练之事，何日不说？乃诸镇将自一二蓄养内丁外，皆视营兵为无用，而不屑操。不惟不操也，且使为内丁厮役，且夺其马与内丁骑，而代为喂养。……幸语诸镇将，以视内丁之心视营兵，则无不强也；以收拾内丁之心操练营兵，则无不可战也。一将官以百十内丁战，何如以一二千营兵战；一大帅以一二千内丁战，何如以一二万营兵战？是大有益于自家者。”引自《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二，《熊经略集》。
[6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家丁》条说：“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
[70] 《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七四页。
[71] 《国榷》卷九五。
[72] 冯钦明：《上家邺仙大司马书》，见《甲申纪事》。
[7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74] 《国榷》卷八六。
[7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7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77] 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四，《艺文》。
[78]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79]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三，《请搭棚厂添马价疏》。
[80] 《明史》卷二五八，《毛羽健传》。
[81] 吴甡：《柴庵疏集》卷五，《回彝大肆骚扰疏》。
[82]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六之一，《艺文志》载练国事《五事疏》。
[83]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七。
[84] 康熙《陇州志》卷七，《艺文》。
[85] 《崇祯长编》卷四二。
[86] 明末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著《两河封事》内收有一件题本，其中谈道：崇祯八年，明四川总兵邓玘在湖广樊城兵变中被烧死。邓玘和当时的大学士王应熊同里，其子文是王的干儿子。邓玘的兄弟邓琳，为了把家眷和搜括来的财物运回老家，竟由王应熊出面托兵部尚书张凤翼题请，借口把邓玘的棺柩运回四川，骗取了乘用驿递从河南淇县到四川的勘合。勘合上规定只准用马十二匹、人夫六十名。王应熊却写了名帖，让邓玘的家丁向沿途州县强行索取驿马二十五匹、人夫一百二十三名，超过定额一倍。不仅如此，邓玘的家人还勒逼驿站穷夫给压马钱、折干银两。行经禹州时，勒索折干银二十两。驿站不敢开罪，向州库借来铜钱十二千。家人未餍所欲，大怒，把两名驿卒锁着脖子，打成重伤。内阁大学士和兵部尚书通同作弊，足以说明这种“整顿”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
[87]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史惇在《恸余杂记》中也说：“余尝北上公车，每见赤条寡汉鹄立站头，候人雇替，一切肩舆重扛，不过十余钱，即送大地十里余，谓之招班，得此便苟延一日之命，其穷如此。而秦、晋之间尤甚。故驿递一裁而此辈无以自活。”
[88] 康熙十二年《延安镇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驿递》。
[89] 《明经世文编》卷四五四，《郭文毅集》。
[90] 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十，《艺文》。
[91] 《潜江旧闻》卷一。毛奇龄《后鉴录》作“自称顺天安民王”。
[92] 《后鉴录》。《潜江旧闻》卷一作“佩大将军印”。
[93] 《后鉴录》。
[94] 同3。
[95]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志》卷四，《治忽·灾异》。
[96]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
[9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八。
[98] 康熙十二年《郯城县志》卷九，《灾祥》。
[99] 王一中：《靖匪录》，见《括苍丛书》第一集。
[100] 道光《阜阳县志》卷二三，《杂志·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