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酝酿的明末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这次农民起义由于它所处的历史条件，注定要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里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次农民战争。但是，它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参加起义的群众，需要经过同旧王朝的反复较量，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增长斗争的智慧、才干和勇气，才能够逐渐成熟起来。
在起义爆发的初期，揭竿而起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在思想认识上、作战能力上、军事组织上都呈现出幼稚的特征。第一，在思想上，起义农民们尽管拿起了武器，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伟事业。由于他们的眼光狭隘，还不可能对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们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他们的斗争不过是为饥寒所迫，采取武力挫败官府的催科，并且从富家大户的粮仓里夺取活命之资。正因如此，起义农民在这个阶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赈的时候，起义队伍中的许多群众以至于不少领袖人物，往往自投罗网，接受招安。他们既然尚未意识到，明王朝维护的正是使自己遭灾受难的暴虐统治，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地把起义初期农民们的接受招安，看作觉悟尚低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过分苛责，一见“受抚”就给加上投降、背叛之类的罪名。
第二，起义初期的农民，在组织上是相当松散的。他们刚从逃荒的饥民（流民）、饥军转化而来，常常牵家带口，队伍庞杂得很。[57]史料中提到他们的人数时，动辄成千成万，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兵力在数量上早已对官军占了绝对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真正出阵迎敌的人是比较有限的。
第三，在早期的起义队伍中，虽然有一部分来自现役兵丁或出身卫籍，具有多少不等的军事知识，但多数是吃大户的饥民。他们缺乏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同官军作战时常常打败仗。由于明朝政府和各级官吏的残酷榨取，迫使大批的饥民涌入起义军。尽管他们敌不过官军，大批地遭到屠戮，人数却在不断增长。等到他们自己也从斗争中积累起作战经验之后，他们的勇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就使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优势从官军手中转到农民军方面。
第四，这次起义是在西北地区首先爆发的，这里本来就是汉、回、蒙古各兄弟民族错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动统治下，各族劳动人民都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所以，几乎从起义爆发之日起，就有许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参加进来，同汉族人民并肩战斗。像绰号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就是陕西清涧县最早投身农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领袖。他所带领的队伍，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转战大河南北，为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五，这次起义的首领人物，甚至于一些部下偏裨以及战士，差不多都起了一个绰号。史籍说：“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58]这种起诨名、立绰号的做法，主要是起义前期敌我力量悬殊的产物，它一直延续到明末农民战争的中期。后期起义军已经在斗争中壮大起来，逐渐走向正规化，就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1]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十。
[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4] 康熙十四年《汉阴县志》卷三。
[5] 道光六年《直隶霍州志》卷十六，《灾祥》。
[6] 康熙三十四年《洋县志》卷一，《灾祥》。
[7] 康熙五十七年《西乡县志》卷一，《僭乱》。
[8] 《国榷》卷八八。
[9] 乾隆四十九年《澄城县志》卷七。
[10]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一，《附纪》；《熹宗实录》卷七七。按：这两部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当时陕西巡抚张维枢的奏疏，比较翔实可靠。其他一些史籍关于澄城起义的记载，就多有失实之处。例如被农民砍死的知县张斗耀，往往误写为张耀采。据《澄城县志》和《蒲州志》（张为蒲州进士）均作张斗耀，可以同前揭书相印证。
[11] 《鹿樵纪闻》卷下。
[12]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13] 顺治四年《白水县志》卷上，《扼要》。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改“白河北王二、种光道倡乱”为“洛河北民王二、种光道聚众为盗”。
[14] 管葛山人（彭孙贻）：《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说，王嘉胤是定边营逃卒。
[1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作黄陇山。
[1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1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又，该书说“左挂，名之爵，非子顺”。《国榷》卷九一，于崇祯三年正月下记“陕西边盗王子顺，号左挂子”；六月下记“王子顺，一名王之爵”；十二月下引总兵杜文焕语“清涧贼王之舜”。可见爵字乃舜字形近之讹。其他史籍多作王子顺，当从之。此外，《国榷》卷八九，记崇祯元年十一月，“白水盗王子顺……”；《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也有崇祯元年十一月“白水王子顺反”的记载，似乎把王左挂误认为王二了。
[18] 《国榷》卷九一。
[1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20] 《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
[21]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根据杨鹤奏疏写作赵四儿，应当说比较可靠。
[22] 《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二。
[2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卷四；《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语；《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说神一元是从辽阳逃回的边兵。又，《杨鹤对诏狱供状》中说，神一元起义中的另一位首领高应登，也在保安战役中被官军杀害。但史籍中，在这以后仍然多见闯天王高应登的名字。究竟是杨鹤的报告有错误，还是某些史籍把高迎祥误书为高应登，或者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两位首领人物都叫高应登，现在还不清楚。
[24] 孙承泽：《山书》卷一。
[25] 《国榷》卷九○。
[26] 范景文：《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27] 据耿如杞《世笃堂集》所收《勤王揭稿》，哗变的军队是张鸿功所统山西镇兵，耿如杞所领抚标营兵和太原营兵，后来也散去七百名。朱由检却不问情由，不据刑律，把耿如杞、张鸿功一并处斩，借以发泄自己因后金贵族军队深入畿辅的羞怒。
[28] 《绥寇纪略》卷一。
[29] 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一，《定乱疏》；《崇祯长编》卷三一。关于这次兵变，还可以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30]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31]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32] 《绥寇纪略》卷九云，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又说与献忠同岁。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说，九月十八日为献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十六，《张献忠围桐城》条云：“九月初十为献忠生日。但这条记载，说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在南直隶桐城庆寿，实际上那时献忠在四川，所记有误。”
[33] 《续编绥寇纪略》卷五。
[34]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张献忠》条。
[35]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七，《张献忠记》。
[36] 沈颐仙：《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
[37] 《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
[38] 《平寇志》卷三，也有类似记载：“献忠少从军，隶总兵王威麾下，犯法当刑。陈洪范以别将谒威。献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见陈，仰而乞命，洪范为之请，威不肯赦。献忠缚最后，年少，貌奇伟。洪范目而异之曰：‘若必不可原，请特贳此儿。’威笑而允之，曰：‘诺。’十七人伏法，献忠鞭一百独免。”佚名《纪事略》中说：“大盗张献忠者，系陕西榆林卫军，先隶抚军洪承畴标兵。承畴奉敕办寇，献忠随师（中）牟县。承畴见其剽悍亡命，遂充旗手。历行间多年，鸠凶徒为翼，恃勇逞强，不守兵律。承畴虽每示以法，而不置之以死者，怜其勇也。时有响马绰号黄虎者，啸聚群盗，围掠中牟四十日，承畴率兵逐之，黄虎过黄河，走山西五台山。献忠率亡命往从之，绰号八大王，改营曰西，示自立也。”同书内还以张献忠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一段他在1645年称帝于成都之后，“谕诸文武”的话说：“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勠力同心所致也。”这类记述虽然绘声绘色，叙述得相当详细，但用有关的背景材料来检验，却很难令人置信。
[39] 乾隆八年《宝丰县志》卷五，《杂志·兵燹》。按，崇祯十五年，张献忠起义军没有到过河南宝丰县，这里记的年代有错误，应当是崇祯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0]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41] 关于张献忠参加起义的时间，除了某些不大可靠的记载（如《平寇志》卷一）以外，一般都付之阙如。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中说：“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从神一魁，领红旗为先锋，有力多诡，同伙咸尊事之。”把张献忠的开始投身农民革命说成是“从神一魁”，看来不对，因为神一魁兄弟起义是在崇祯三年十一月，而张献忠在这以前就据有米脂县十八寨（诸书都记于崇祯三年，但月份不一致），而且从后来的活动情况看，他同神一魁部也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目前所见到的史籍，最早提到张献忠是在崇祯三年。
[42] 同1。
[43] 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四，《田赋》。
[44] 《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都说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鹿樵纪闻》亦作是年八月；《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记于同年五月。冯甦《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作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巳刻”，比上述诸书提前了一年。康熙十二年谭吉璁重修《延绥镇志》，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己巳之酉刻”自成出生。这些说法都没有举出原始材料作根据，仅录以备考。
[45] 崇祯十五年正月，明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写的塘报稿中说：“贼（指李自成）祖李海、父守忠，系本县双泉都二甲人。”见顾炎武《明季实录》。康熙《延绥镇志》云，其母吕氏为怀远堡人；《绥寇纪略》卷九、《见闻随笔》卷一，谓其母为金氏。同书又说“自成于高（迎祥）为甥舅”，其母又当为高氏，恐不可信。
[46] 有的史籍说，李自成的家庭本来比较富裕。如说他的祖父“世农自饶”（《平寇志》卷一）；甚至还说他娶了一个妓女为妻（《绥寇纪略》卷九），后来因为李自成和侄儿李过荒嬉败家，“尽亡其赀”，以致家道中落。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传》，说他“少孤贫，为驿卒”；费密《荒书》也说其“父为农，贫甚”。明末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在崇祯十五年正月，掘毁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后，给陕西总督汪乔年的报告里描述的情况是：墓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除了下葬时从土中挖出的一个黑碗以外，没有任何殉葬品，足以证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非常贫穷的。
[47] 费密《荒书》记载：“自成产时，其父梦一黄衣人入其土窑，故小名黄娃子。”按，《米脂县志》收录当地土语称幼儿为“娃”，费氏所记与当地风俗相合。《绥寇纪略》卷九，记自成小名为黄来儿。《明季实录》所收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塘报稿中说：“闯贼李自成，幼曾为僧，俗名黄来僧。”又冯甦《见闻随笔》云：自成“小字硙生”；《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条，记“李自成，初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48] 前引边大绶塘报稿中，记自成曾“为姬氏牧羊奴”，最可信。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惠世扬》条云“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二，记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说：“十余岁即与回回婆家牧马。丧父，为酒佣，日沉醉；主者遣之去，学锻，又不成。为人耕田，常枕耒而卧，不事事。”
[49] 见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冯甦《见闻随笔》说，自成“年二十余执役银川驿”。按，据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等书，银川驿当写作圁川驿。圁川，又名圁水，即无定河，流经米脂县境。
[50] 参考清初当地志书和其他史籍，李自成初起事时，似乎并没有攻下米脂县城，县尉堕马而死也无从证明。郑廉在崇祯十五年，曾经卷入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部起义军，有可能听到一些起义军首领人物的情况，但由于他在起义军中时间短、地位低，所谈细节不一定很准确。
[51] 《平寇志》卷九。
[52] 《绥寇纪略》卷一。
[53] 各种史籍叙述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很不一致。边大绥塘报中，引述与李自成同里的一个名叫李成的人的话说，李自成“自崇祯三年，西川贼卜（不）沾泥作乱，流入贼营，不知下落”。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记“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卷一，《舆志》第一），可以大致确定是在崇祯三年。
[54] 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五，《邮传》第五。
[55] 《绥寇志略》等书说，李自成曾经和侄儿李过一道赴甘肃投入明政府军。崇祯三年，甘镇军队在巡抚梅之焕统率下奉诏入卫京师，途经金县时，李自成领导士卒起义，杀金县知县和参将王国，从此走上了农民起义的道路。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请参看拙文《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又，许多史籍都说，李自成之被称作“闯将”，乃因为他是闯王高迎祥属下的一员将。根据现存档案文献来判断，可以肯定闯将和闯王都是绰号。李自成同高迎祥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这点，我们在下面叙述到明末农民战争的进程时，还将进一步阐明。有的书（如冯甦《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说，高迎祥“于自成为甥舅”，有的书（如《绥寇纪略》卷九）又说“自成于高为甥舅”，未必是事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证明自成的母亲姓高；也没有材料能说明自成妻高氏是高迎祥的同族。至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前，称作“八队”“老八队”，是因为他投入不沾泥手下时，被编为八队。不久，不沾泥受抚，李自成部和其他几队就成了独立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从来不是闯王高迎祥下面第八队的首领。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这里，把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定于四年十一月以后，失之过迟；但指出他是不沾泥部下的队长则是正确的。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中说，自成从驿站被裁后，“亦复无聊”。里中“谬相推为里长，使主征会以自给。值催科甚迫，县令笞之，加以杻。自成脱去，窜入王左挂子、苗美队中，号八队闯将。八队者：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也”。尽管谭吉璁误不沾泥为王左挂，所开列的八队首领名单确凿与否，目前还难以考定，但他也没有把李自成列为高迎祥的部将。
[56]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57] 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5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