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等部在崇祯九年占领米脂、绥德一带后，曾打算渡黄河再入山西。由于山西巡抚吴甡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只好变计西行，主要活动在宁夏、甘肃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奏疏里谈到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等部的活动情况时说：崇祯十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75]这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十几支起义军从秦州地区出发，取道徽州、略阳，向汉中进军。其“声势甚猛”，队伍“宽约四十余里”，“两日尚未走尽”[76]。明政府急调总兵曹变蛟赶赴汉中，于夜间进入府城南郑县。九月二十六日，义军不知官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以为汉中府守御单薄，贸然开始攻城。曹变蛟狡猾地不动声色，等到义军冲到城壕附近时，突然“雷鼓喧天，旌旗山立，矢石如雨而下”[77]。起义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攻取汉中的计划没有实现。
汉中失利以后，李自成、过天星等义军首领决定率部南下四川。这年十月，先破陕西通往四川的咽喉宁羌（今陕西宁强县），接着攻克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起义军进川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昭化、金堂、剑州、什邡、彭县、郫县、新都、西充、遂宁、梓潼、绵州、新繁、温江、江油、彰明、罗江、德阳、汉州等州县，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78]。明四川总兵侯良柱中了起义军的埋伏计，被击毙于梓潼县境的百顷坝。短短的一个月内，李自成等部攻克四川州县达三十八座。[79]十一月初二日，义军三路大军会合于省城，“扬兵成都郊外”[80]。明四川巡抚王维章、巡按陈廷谟吓得面无人色，拼命求救。朱由检接到报告后，深恨四川文武官员无能，下令把王维章、侯良柱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81]；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以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名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一带，准备在起义军出川时加以堵击。明政府四川当局也“调到各处川兵数有六七万之多”[82]，主要摆在成都到阆中一线，防止义军向川东和川南发展。当时，义军攻占的地区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畴带领从陕入川的官军在嘉陵江以东。李自成、张天琳等见官军云集四川，东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易发展，就在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军阻拦[84]，出川北上。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经文县、西和、礼县，西攻河州、临洮；争世王（六队首领之一）、过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折回陕西[85]。洪承畴带着陕西官军在四川扑了空，急忙赶回陕西。此后，洪承畴所统官军，西追李自成等部于甘肃；巡抚孙传庭则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带，追剿过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队的争世王、大天王等部义军。
[1] “玄默”在一些史籍中写作“元默”，是由于避康熙皇帝的讳而改。
[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九九页。
[3]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见《河南通志》卷七六，《艺文》五；《豫变纪略》所载有删改。原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见《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4] 乾隆十三年《商南县志》卷十一，《纪事》；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引旧志。
[5] 《绥寇纪略》卷二。
[6] 同2。
[7] 同3。崇祯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郧阳抚治，接替了蒋允仪，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一，《到任谢恩疏》。
[8] 《平寇志》卷一。
[9] 《绥寇纪略》卷二说：“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10] 傅永淳（当时任陕西巡按）：《劾总督陈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十，《艺文》下。
[11] 同1。
[12] 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在崇祯八年二月的一件题本中说“去岁陈奇瑜曾抚过男妇四万有奇，一激则铤而是（走）险”，见《枢政录·策寇》卷十。陈克家补纂《明纪》卷五三和夏燮《明通鉴》卷八四，载当时陕西巡抚练国事的奏疏说：“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官军防护，一大帅止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耶！贼皆借口归籍，然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按，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说受抚的起义军总数为三万四千余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作“上籍军门者一万七千人”。
[13] 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14] 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15] 《绥寇纪略》卷二。
[16] 《杨文弱先生集》卷二六。
[1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
[18]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史籍都讲到义军是经栈道出险的。当时宝鸡生员韩珽上言，驳斥陈奇瑜关于“激变”的说法就指出，义军“一出栈道即破凤县，杀唐三镇乡官辛思齐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里连云栈横尸撑柱，四十村落尽为灰烬，此在宝鸡之南，岂亦激变所致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这里虽多诬蔑夸张之词，但以当地人谈事件发生的位置，大抵是不会错的。所谓八百里连云栈道是指北起宝鸡益门镇，南抵褒城的古道。崇祯十二年八月，杨嗣昌奏疏中说：“至于通栈之法，臣部时切访求。有新推汉羌中军朱国玺深知其事，谓连云栈从褒城至益门镇，八百里中惟弹丸一凤县耳。”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四，《复瑞王营兵鼓噪疏》。清初陕西总督孟乔芳，在顺治四年的一件题本中也说：“至于栈道为通汉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连宝鸡，计程七百余里，皆深山茂林，杳无人烟，中惟凤县城堡，仅有居民二百余人。”（《孟忠毅公奏议》）这些材料都说明某些史籍把起义军被困地点搬到兴安是违反事实的。再从起义军出险以后的情况来看，诸书都记载李自成等部立即占领凤县，沿凤翔、麟游、乾州一线进军，也表明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在汉中。如果是在距离较远的安康，就不可能立即占领凤县。
[19] 《绥寇纪略》卷八，载韩王之言：“九月初五日攻平凉，不下，转攻四境，平凉属城十破其五。”
[20] 《平寇志》卷一。
[21] 同1。
[22] 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所引康熙三十一年卢志逊所修旧志。
[23] 《平寇志》卷二。
[24] 同4。
[25] 和吴伟业同时的彭孙贻、谈迁、郑廉在所撰《平寇志》《国榷》《豫变纪略》等书里，都没有提到荥阳大会。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中，还针对《绥寇纪略》的记载批驳道：“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划，非流贼矣。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荥阳者（原书作‘会议者荥阳’）讹也。且自成不出关，而谓解回、献之争，不亦诬乎？故不取。”
[26] 金光宸：《金双岩中丞集》。
[27] 康熙十七年《荥阳县志》卷八，《艺文》内收有本县举人张凤毛在崇祯八年十一月写的《颜公生祠碑记》，文中说：“是岁首月，流寇披猖，阙剪我庐舍，虔刘我百姓……”同书卷一《地理志·兵燹》记：“崇祯八年正月初六日，流寇破城。”附带说一下，康熙《荥阳县志》里并没有记载起义军在本县召开大会之事，直到乾隆年间重修县志才引用《官修明史》的记载补入，说明本地人并不知道这次大会。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起义军攻克荥阳的日期为正月初七。河南巡抚玄默在《剿贼图记》里说：“崇祯八年正月元旦，（左）良玉又有滕家店之捷。然贼愈杀愈多，我兵日分日少，不数日而贼复猖狂荥（阳）、汜（水）二县，城池尽失。”（《鲁灵两捷图第二十二》说明文字）这些材料都证明起义军到达荥阳在八年正月上旬。
[28] 这里所列时日和引文都是根据张凤翼的《枢政录》。
[29] 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十，《武备·军功》。
[30] 康熙《上蔡县志》卷十二，《编年志》。
[31] 康熙《庐州府志》卷九，《祥异》。
[32] 参看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二，《寄刘同人》。
[33] 康熙五十六年《罗田县志》卷一，《祥异》。
[34] 原名於皇寺，元末毁于兵燹，洪武年间另行择地重建，改名大龙兴寺。
[35]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36] 天启元年《凤书》卷七，柯仲炯：《中都五美帖·上太守李公》。
[37] 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一，《祭告礼成回奏用因陈目击民瘼疏》。
[38]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引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又见孙承泽《山书》卷九。
[39] 《绥寇纪略》卷九说：“凤阳之陷也，张献忠与自成皆在焉。献忠得陵监所教响手小奄十二人，每饮酒，令之奏乐。自成求之，勿与，固以请，献忠毁乐器，而后以其人归，自成杀之。两人由此相失。”《平寇志》和《国榷》都说攻取凤阳的是扫地王、太平王二部。在没有查证清楚以前，暂按二书的说法。
[40] 兵科给事中林正亨《查凤阳失事疏》中报告，“班军杀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见《绥寇纪略》卷三。
[41] 《平寇志》卷二。
[42] 关于攻克凤阳之后，起义农民的旗帜上出现“古元真龙皇帝”的字样，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拙稿《古元真龙皇帝试释》（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也只是一种推测。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中，记载崇祯八年正月义军进攻太和县时，曾“胁令”一个当地生员“写闯天王兴武元年告示”。又崇祯八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书张凤翼就凤阳巡抚杨一鹏塘报事题本中说：“看得流寇僭号称元，罪恶上通于天……”（《枢政录》卷九）可以肯定起义军当时确实有改号称元之举，详情还需考证。
[43]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说：“宝顶被穿一穴，不知深浅，地方官多讳言之。”《国榷》卷九四也说，“闻幽宫之骨不能保，诸臣忌讳，无一以闻。以后以獾穴为解，又因而窖之。”
[44] 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
[45] 张凤翼：《枢政录》策寇卷九。
[46] 《绥寇纪略》卷三。
[47] 卢象升：《与蒋泽垒先生》，见《卢忠肃公集》卷十一。
[48] 同2。
[4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记艾万年被起义军击毙，柳镇国（当作柳国镇）、刘成功、王锡命“俱重伤”。按，诸书均云柳国镇与艾万年同死，故不取戴笠、吴殳之说。
[50] 《绥寇纪略》卷三。
[51] 《绥寇纪略》卷三。按，曹文诏败死的地点，史籍记载有分歧。《平寇志》卷二和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八《曹文诏贺人龙列传》，记作婆罗寨。乾隆二十八年《正宁县志》卷四，《地理志·古迹》项下载：“曹总兵战场：凤洲续纲载在婆锣寨，距县四十里；吴伟业《绥寇纪略·真宁恨》编载在湫头镇，亦距县四十里。”说明到康熙年间，当地人士也弄不清昔年战场究竟在哪里。
[5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3] 《枢政录》卷八。张岱记曹文诏有一次领兵路过平凉，正碰上起义农民和家属数万人屯驻在附近山谷中，文诏“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见《石匮书后集》卷十八。
[54] 《绥寇纪略》卷三。
[55]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又，卢象升《剿**愆期听候处分并陈贼势兵情疏》载，闯王高迎祥于八年“十二月内自秦中突汝、雒，自汝、雒奔江淮，其众不下四五万人，又有曹操、摇天动、满天飞、南营八大王等附之，为数几于十万”。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56]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57] 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十一，《与少司成吴葵庵书八首》。
[5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59] 左懋第：《申贼掠韩城防御文》，见《梦石山房文钞》卷二。
[60] 此段主要依据《绥寇纪略》卷四所载洪承畴崇祯九年六月十一日疏。《国榷》卷九五记：“甘肃总兵柳绍宗败贼惠登相于西宁。”西宁距义军当时活动的地区比较远，疑有误。《平寇志》卷二，记“柳绍宗破过天星于宁州”。按，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两位起义首领绰号都叫“过天星”，其真名一为张天琳，一为惠登相。根据孙传庭的奏疏可以判定，崇祯九年前后，经常同李自成联营作战的过天星是张天琳。
[6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6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记崇祯九年自成“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据陈傎所作《边大绶传》，大绶于“崇祯十三年以保举除米脂令”。顺治元年七月边大绶《为孤臣为国蒙难感荷再生矢心图报事》启本中说：“臣本任丘书生，荷先朝特典，于崇祯十三年除绶米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可证崇祯九年时边大绶尚未任米脂知县，《明史》所记未必实有其事。
[63] 《国榷》卷九五。
[64] 据《平寇志》卷二与《国榷》卷九五校补。
[65] 《国榷》卷九五。
[66] 《绥寇纪略》卷五。
[67] 《卢忠肃公集》卷四。
[68]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69] 康熙、乾隆《盩厔县志》都写作黑水谷，又称芒谷。孙传庭《孙忠靖公集》卷上《鉴劳录》，写作黑水峪，其他史料亦同。
[70] 关于高迎祥被俘的日期，乾隆和民国《盩厔县志》都说是七月二十一日。孙传庭《鉴劳录》的记载是：“大寇闯王高迎祥由盩厔黑水峪出犯。臣亲提孤标扼峪奋剿，四日三捷，生擒闯王等，余众歼散殆尽。二十日，臣会同总督洪承畴塘报兵部。”据此，高迎祥被俘不应迟于二十日。
[71] 《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2] 史籍中关于高迎祥的牺牲，还有另一种说法，如许德士《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信阳州志》卷五《王星璧传》；同治五年《郧县志》卷十《艺文》所收储欣《明卢忠烈公传》，都说高迎祥是在同卢象升的部将祖宽交锋时被杀，卢象升考虑到洪承畴当时处境困难，劝说祖宽把这件“功劳”让给洪承畴。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因为孙传庭《鉴劳录》内，明载献俘奏疏，文尾还有朱由检的朱批“圣旨”，显然不是在对阵时被杀害的。
[73] 《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4] 同1。
[75] 孙传庭：《孙忠靖公文集》卷上，《恭报官民两战获捷疏》。
[76] 同3。
[7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起义军进攻汉中府的日期，根据洪承畴的奏疏，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78] 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79] 崇祯十一年七月试监察御史宗敦一的题本中说：“昨岁剑、绵**，直逼会城，所过州邑，有同拉朽。”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五四页。
[80] 李馥荣：《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的题本中说：“大贼入川，于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围省城。”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七页。
[81] 《平寇志》卷三。按，这时朱由检还不知道侯良柱已经被农民军击毙。又，该书把侯良柱误写为侯良极。
[82] 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本，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83] 史料中多称为白水江，其实指的是嘉陵江。白水江只是嘉陵江的一支流。
[84] 康熙四十一年《文县志》记：“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流寇数十万从川入文，经城过者七日七夜不绝。”
[85] 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题本中说：“……乃入蜀之寇，忽又尽报还秦，老营已扎西、礼，塘马已至秦州矣！查各贼自至蜀中三阅月，皆盘旋于川西一带，在白水江西，故所失城池亦俱系江西地方。川西西阻羌番，东南俱阻大江，川兵亦尽聚于东南，故贼不能东出夔门，南走叙、泸。设使我兵即从川西进发。川兵扼堵于前，秦兵驰击于后，贼逃死无路，势成釜鱼。不谓兵从川北南下，贼遂从川西乘罅而北矣。”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