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占领长沙后，大西政权的重心就从武昌移到了湖广南部。张献忠本人先在长沙，后在衡州总揽军政事务。这一期间，大西政权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布文告宣传大西政权的政策。占领长沙之初，张献忠就发布了下面这个著名的檄文：
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42]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常德，这里是农民起义的死敌杨嗣昌的老家。大西军以平南先锋的名义颁布命令说：
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43]
大西政权常德知府周圣楷、司理王宇帱当即遵令执行。
这两个文告具有鲜明的农民革命特色。首先，文告中公开把矛头指向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称明朝为“朱朝”，呼杨嗣昌为“朱贼杨某”[44]，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日益成熟，他们反对当今皇帝的旗帜是何等鲜明！其次，文告宣布了对明政府文武官僚的政策，归顺者加官晋爵，抗拒者严加惩办。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减少了进军中的阻力，对尔后大西军在湖广、江西、四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大西政权提出了“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和“霸占土田，查还小民”的革命政策，对于在明政府无情压榨和官僚地主疯狂兼并下的贫苦农民，是个有力的号召。明广西布政司参议方震孺说“临武、星子，伪官罗列，纷纷告谕，皆以免三年饷为言。愚民眩惑，利其私恩；而我征兵运饷，未免劳民动众。闾左之间怒于心而形于色矣”[45]，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人认为，大西政权把杨嗣昌家霸占的田土“查还小民”，只是出于对杨本人的报复，属于个别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在大西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的变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大西政权确实没有发布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全面性法令，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把平南先锋的命令说成普遍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应当估计到，大西军对明宗室和官僚地主的扫**必然在土地关系上引起重大的变化。如明朝吉王仅在长沙、善化两县就霸占了肥沃田地七八十万亩，占两县田额总数的十分之四[46]，又在醴陵县占有籽粒田六千八百九十五亩。[47]楚王占地数字不详，但每年租银多达二万一千三百两，租谷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七石。[48]荣王仅在湖广桃源一县就征收田租一千八百两、山场刀斧钱九十六两。[49]正是在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的楚王、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不是覆宗灭祀，就是远窜他乡。[50]他们原先霸占的田地，在很大程度上转归了生产者所有，这可以说是不容怀疑的。
二、普遍设立各级政权。史载张献忠“陷长沙，据府署称王府，设官分属，招兵命将。凡四阅月”[51]。当地乡绅、原明朝给事中史可镜投降了大西政权，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52]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湖广南部绝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
在湘、赣地区，大西政权也非常重视吸收知识分子，采取的方法有礼聘和开科取士两种。前者是争取当地有名望的文人参加大西政权的工作，后者主要是吸收那些在明朝腐败科举制度下不得志的文人。如史籍所载，“癸未，献贼陷郡（指长沙府），大索名士”[53]。衡阳著名学者王夫之多次拒绝大西政权的征聘，最后毁坏面容，伪称病重，才免于出仕。这固然说明了王夫之的封建正统立场牢不可破，也反映了大西政权的礼贤下士。“九月，献忠入衡。……开科殿试，考授伪员。劣衿或羶逐之。”[54]在江西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时间，也通过征聘和科举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为大西政权服务。如在袁州府“初至日，以伪官啖人，蚩蚩者走如鹜”[55]。吉安的吴侯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据记载，吴侯“性狂不羁，能为诗、古文、四六，年四十余不得入庠，惟肮脏自怜”。崇祯十六年冬，张献忠义军攻克吉安，属邑皆下，大西政权“开科求贤，诸落拓者争赴试”。吴侯参加考试后，取中在三甲，被任命为龙泉（今江西遂川县）知县。到任不久，明江西总督吕大器领兵重占吉安，龙泉县的官僚地主郭维经等人发动叛乱，吴侯被捕。受审时，吴侯“从容慷慨，颜色不变，所书供状千余言皆四六骈语，琅琅可诵”[56]。这个在旧政权下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最后献身于大西农民革命，说明了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1] 《绥寇纪略》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亦同，仅文字小异。
[2] 崇祯刊本：《御寇详文》。
[3] 乾隆八年马格撰《重修宝丰县志》，记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张献忠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系年有误，当系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 《平寇志》卷五。
[5] 陈宏绪：《寒夜录》卷中。
[6] 《绥寇纪略》卷十，记“献忠寻陷无为州”。据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致应天巡按等人的信件，“庐州、无为相继失守，在五月初七、初八”（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张献忠起义军于五月初七日攻占庐州，初九日才起营转移。初八日占领无为州的是革里眼，见《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
[7] 《平寇志》卷五。下文又说，献忠“因谋取安庆、桐城，渡江入南京，僭号天命，先刻伪宝，选自宫男子，伪署副总、参、游诸官”。
[8] 《绥寇纪略》卷十。
[9] 据郑二阳的奏疏，他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即已离任，新任巡按徐世荫也已接事，庐州等处被义军攻克，都是这以后发生的事情。然而，明廷仍然追究他疏于防范的责任（见《郑中丞益楼集》卷一）。徐世荫任安庐池太巡抚的时间很短，九月间就为黄配玄取代。
[10] 《兵科抄出湖广巡抚宋一鹤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七四至九七五页。
[11] 《国寿录》卷一《皖将廖应登传》说，张献忠在桐城地区活动时，曾大书“一统齐天”的联幅。
[12] 康熙《蕲水县志》卷十七，《人物·熊文灿传》。
[13] 《绥寇纪略》卷十。
[14] 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三，《变乱》。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五，《武备·兵事》，记张献忠改麻城县为“长顺州”。
[15] 《绥寇纪略》卷十。
[16] 《平寇志》卷六。
[17] 《薛谐孟先生笔记》上册记：“癸未五月三十日，湖广省城又破矣。楚藩以九十耋龄，引佩带自缢。”《平寇志》卷六云：“楚宗从贼者执王见献忠。”
[18] 《竹中记》云：“贺公被执，贼犹称为先生，公闭目不语，舁出，死于登子湖。”
[19] 《平寇志》卷六。
[20] 据《绥寇纪略》及《竹中记》；《平寇志》卷六，记李时荣为巡按，误。
[2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22] 《竹中记》，见《汉阳魏氏丛书》。
[23] 《竹中记》。
[24] 《竹中记》。按，眉史氏著《复社纪略》卷一，“复社姓氏”汉阳府下有龙土贯，当即此人。
[2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说，献忠“发银赈武昌五千，汉阳、六安五千”。数额似乎过小，而且六安当时不在献忠管辖之下，疑有误。
[26] 《竹中记》里记载了张献忠进入湖广后，没收官僚地主家产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楚王是个典型例子。
[2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妇女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资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起义军战士又不准私藏银财，“夜合之资”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28] 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然焉”（见《竹中记》）。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29] 彭观民：《彭节愍公家书》，附于彭孙贻《湖西纪事》，《虔台节略》之后。
[30] 是时李时荣已经病死，由谢凤洲升任巡抚。
[31] 同治《蒲圻县志》卷三，《祥异》记：“十六年秋七月十一日，流寇张献忠陷城，知县曾孩死之。”
[32]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九，《笔记·决疑》。
[33] 《平寇志》卷七。光绪二年《韶州府志》卷二四，《武备略·兵事》。大西军在湖广南部掀起的革命风暴还波及广西。史载大西政权委任童佐圣为江华知县后，“有临武矿夫头蒋应开自号魁楚，率众到江华招悍奴亡命，横挟殷户出银养兵。领童贼牌令破广西贺县，惨杀甚多，刦县印还报”。（见同治九年《江华县志》卷七《寇变》）
[34] 《平寇志》卷七。康熙二十二年《万载县志》述丘仰寰事云：“麻棚丘仰寰聚党数千，结寨天井窝行劫。后胁从万余，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年四月方受抚投诚。”这里没有说明到一六四四年四月受抚的是丘仰寰本人还是他的部众。据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兵部题本，十一月左良玉部副将吴学礼攻破袁州府，“生擒伪都司丘仰寰”（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袁继咸《浔阳纪事》载，后来投降的是卢南阳等人，未再提及丘仰寰。可见丘仰寰在袁州战役时已经牺牲。
[35] 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与此相对照的是，大西军却严禁任意屠杀。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献忠无子，可能是第四个养子艾能奇，有的书写作艾四）。……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36] 《平寇志》卷七，《国榷》卷九九。
[37] 《平寇志》卷七。
[38] 同3。
[39] 《平寇志》卷七。按，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中说“改为龙成县”，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
[40] 同上条引《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
[4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明季北略》卷十九《吕大器复江西郡县》条记：“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时，路过峡江，城门四闭。闻是官军，反行遮杀。吕以八王兵到，开门出迎，手持县印，口称：‘千岁，备有大马三十五匹，粮草无算，新旧知县俱已拿下，听候发落。’大器立取奸民枭示之，次第恢复。”
[42] 《平寇志》卷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收录了这个檄文，但缺后半段，文字也略有不同。中间一段云：“其长沙地方已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沙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语意较完整，盖以吕凤起升任长沙府知府，而非接替任维弼之岳州知府。
[43]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参看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
[44] 由于这个文件是杨嗣昌的儿子保存下来的，原文肯定是直呼杨嗣昌之名，被杨山松等人改成了某字。
[45] 《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十，《定难》，《详行大法责成诸将》。
[46] 《堵文忠公集》卷二，《地方利弊十疏》卷三，《直陈颠末疏》。
[47] 康熙二十四年《醴陵县志》卷三，《赋役志》，《旧赋役纪存考》。
[48]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九二页。
[49]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派办》。
[50] 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记：“荣邸承奉云：贼有老成者亦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
[51] 康熙二十四年《长沙府志》卷一，《沿革》。
[52] 大西军西上准备入川时，史可镜为官军俘获，后来在南京被杀。见《绥寇纪略》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53] 乾隆十二年《善化县志》卷九，《人物》，《吴愉传》。
[54] 乾隆二十六年《衡阳县志》卷十，《祥异·兵燹》。
[55] 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
[56] 同治十二年《遂川县志》卷十八，《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