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阿济格部由陕北南下追击大顺军。这时李自成正带着军队进至河南内乡一带。据说，李自成曾有意直趋南京，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东南财富之区，由于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才决定南下襄阳、承天。[53]阿济格受命进攻陕北时，曾经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马匹，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严厉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54]。阿济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区官员之后随即率师南下。当时大顺军在数量上仍然超过清军，但是连续大败之后，士气低落，撤退时又拉家带口，行动迟缓。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内乡后，在这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时，才于三月十八日拔营南下湖广。[55]
据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清军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广承天（今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56]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大顺军主力同阿济格部清军展开的正面交锋，但反映了大顺军从西安撤退下来的行经路线和清军的追击情况。[57]
三月，大顺军由承天进抵汉川、沔阳，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就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往蕲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洲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驻防军，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借着“北来太子”[59]问题大做文章，打起清君侧的旗帜，声称要打到南京，讨伐马士英、阮大铖。左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全师东下后，武昌遂无驻军，李自成乘机占领该城。
李自成当时的计划是夺取东南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所谓“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60]。到达襄阳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驻防的七万人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61]。李自成把襄、荆四府的驻防军调随主力东下，是因为同清军争夺南京，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但是，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当时负责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就曾提出意见，认为这些地方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但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没有办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根本没有力量阻滞清军前进。
李自成刚到达武昌不久，清军就跟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62]。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败还，大顺军只好弃武昌东下。[63]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顺军当时向东南方面进发，战线拉得比较长。南明江西等地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64]所以他当时派出署总兵邓林奇等增援蕲黄，自己则准备带副将汪硕画等领兵往江西袁州，防备大顺军由岳阳进入湘赣。
由于大顺政权没有留下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没有适时地组织必要的反击，只是一味地东进，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终于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四月，清军追至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使大顺军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明降将左光先、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的将领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和左光先却可耻地投降了。[65]就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竟然不告而别，开了小差。牛金星的儿子牛佺原任大顺政权的襄阳府尹，在大顺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认贼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后来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逃离大顺农民革命队伍后，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着老太爷的清福，直至寿终正寝。[66]“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以一个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大顺军在湖广阳新、江西九江连遭重大挫折之后，东下的去路已被清军截断，所掌握的数万艘船只也被清军掠夺一空，多铎部清军已由归德（商丘）、泗州直趋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不得不掉头向西南方向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广南部。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广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67]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八名战士。地主武装见兵马不多，就一拥而上。二十八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关于李自成牺牲的情况，明末清初人士费密所著的《荒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百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68]
关于李自成牺牲的地点和时间，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地点问题有通城说[69]，通山说，辰州说[70]，新昌（今江西宜丰县）说[71]，等等。有的书说李自成并没有牺牲，而是病死于罗公山[72]；甚至说他兵败以后遁往湖广石门县夹山寺[73]，或湘黔交界的清水江畔野寺[74]，或山西五台山[75]当了和尚。史学界在一九五六年考证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76]，其说良是，兹不赘。时间问题，《明史》载于九月，他书或作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以至顺治三年，主张石门为僧说的人甚至认为“李自成”（奉天玉和尚）圆寂于康熙十三年，但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传闻和推测。近年来，学者多倾向于五月说，但究竟在五月的哪一日，尚无定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三月无宁宇。”[77]同书又说：“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78]与大顺军相比，程九伯等地主武装在力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种文献都说，他们之所以敢于向李自成及其随从发起攻击，是因为不知道出现在面前的这支小队伍就是声名赫赫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其中就有大顺皇帝在内。何腾蛟在前引疏中就说：“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缘故就在于“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翦灭……”[79]所以，如果大顺军大队人马奔驰而来的话，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李自成带着近三十名随从，行进在大队人马之前（作为全军统帅也不可能距离大队太远）[80]，乡团练见来人不多才敢于上前寻衅。在刘姓伴当逃回报告“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的噩耗后，大顺军“满营聚哭”[81]，部下将士对通山县一小撮地主武装立即实行报复性打击乃是必然之事。就是说，李自成仓促遇难，同大顺军在通山的“毁戮四境”应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的话，李自成牺牲的日期，可初步确定为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82]其他材料也有助于推断李自成遇难的日期。康熙《宁州志》载，大顺军攻克宁州是在五月十三日。[83]江西宁州（今修水县）同湖北通山接境，大顺军在领袖遇难以后必然要经过一番料理，将近十天之后这部分大顺军才进抵宁州，也在情理之中。
李自成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牺牲了。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在他领导下，受尽欺凌压榨的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向腐朽透顶的明王朝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在广阔的土地上**涤了官绅地主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起义农民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光照史册，受到后世人们的景仰。
[1] 王度：《伪官据城记》，引自《荆驼逸史》；又见康熙《泰安州志》。
[2]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3]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载，当地乡绅卢世、赵继鼎、程先贞等发动叛乱时，“求得王孙朱帅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载，以朱帅金炊名义发布的檄文中有：“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可见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复明朝相号召的。朱帅火欽（按：有的书写作朱帅金炊，有的书写作朱帅火欽，此据顺治元年朱帅火欽本人给清廷的启本）原为明庆藩宗室，崇祯年间换授为北直隶香河知县。他的济王称号是冒牌的。《德州志》讳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七，《秩官志》记载：“朱帅金炊，宗室换授，陕西宁夏人……值李闯犯阙，遂率健卒至山东德州，为州人共推立为济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在顺治元年七月给清廷的奏本。
[4] 《清世祖实录》卷五载大同总兵姜瓖启本中说，他“恐无主生乱”，故立枣强王朱鼎，被清摄政王多尔衮斥之为“大不合理”。
[5] 《甲申传信录》卷首原序。
[6] 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按，宋荦是宋权的儿子，文康公即宋权。宋荦在这篇文章里，竭力掩盖他父亲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可是在叙述经过情形时又一再露出马脚，如说大顺军守将黄锭见宋权时“向上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记遵化事变即取材于这篇文章。
[7]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帖中说：“风闻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韩文铨今为节度使矣，李若星为直指使矣，总兵陈永福为权将军矣。城内兵马约有一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页。
[8]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9] 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0] 参见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营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县志》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1] 康熙五十一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2] 康熙二十五年《滑县志》卷十，《丛志》。
[1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三页。
[14] 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六二页。
[16] 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其尚书皆留守陕西，每府（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一侍郎从征，称行在。如吏政宋企郊、户政杨建烈、兵政喻上猷、刑政陆之祺、工政张璘然及（礼政巩）焴，皆侍郎也。”
[17] 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官姜瓖塘报，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五八页。关于高一功是否曾随李自成东征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卷六，《杂记》载：“明庄烈帝末年四月，流贼李自成率兵东行入丰润，居于西察院，于墙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众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阅视战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问何人，曰生员也。即令戴巾，云：有人问即云是我将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记不误，那么高一功不仅参加了东征，而且参加了山海关战役。由于目前只是一个孤证，暂按高一功在大顺军东征前后一直守陕西绥德的说法。
[18] 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雍正《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9] 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 顺治元年七月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1] 金之俊：《贼谋甚狡疏》，见《息斋集·佐枢疏草》。
[2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四页，《直隶真顺广大巡按监察御史卫周胤揭帖》。
[23]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
[24]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纪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见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纪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
[25] 康熙四十一年《永宁州志》卷八附《灾祥》。原文记载，大顺军克城后，“在城庠士被杀死者百七十人”，可见参与崔有福叛乱的骨干都是绅衿地主。
[26] 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个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中部县令陈尚新在“李贼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笔赃银五百两“侵扣入己”。同一内容又见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为贪婪伪官匿藏伪印事》题本，亦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7] 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 张缙彦：《菉居文集》卷二，又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9] 王继文：《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揭帖》，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见顺治十四年《麟游县志》卷三上，《田赋》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顺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抚马国柱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十二两”。这项措施不知道是哪一个月开始的，就内容来看属于军屯，征收的籽粒银每亩高达四钱银子，是相当重的。
[30] 《清史列传》卷七九，《吴惟华传》。
[31]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调往山西。
[32] 见多尔衮致唐通书稿，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九页。
[33] 唐通降清以后被封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权，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后，大顺政权把他的家属处斩，家产没收，给予了应得的惩罚。见顺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4] 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 陈永福何时何地降清未见到明确记载。但顺治五年八月，清廷给投降将领授职时，陈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清世祖实录》把陈永福的名字误写为陈有福，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
[36] 康熙十一年《束鹿县志》卷七，《仕迹列传》，刘昆：《冯中丞传》。
[37]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
[38] 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9] 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
[40] 同2。
[41] 《豫变纪略》卷六说：“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而其实英王尚远未来也。豫王抵潼关，关中卒无几人，遂长驱而入。贼方筹谋御北鄙，而潼关溃卒残甲断秋而带伤者踵至矣。贼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蓝田。”这里对潼关战役的经过叙述得严重失实。潼关战役前，刘宗敏并不是潼关的守将，战役开始时李自成本人也已赶到潼关。但是，书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御的重点放在陕北，抽调大批军队北上准备迎敌阿济格部清军，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42] 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按，这里所说的“战败，复奔白水”，是错误的。顺治四年《白水县志》作：“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县为古今兵争冲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陕北的途中接到多铎部清军威胁潼关的消息以后又调过头来赶往潼关，他本人并没有参加陕北战役。
[43] 康熙六年《洛川县志》卷上五之四，《杂志》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间。
[44]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45] 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十，《轶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章记载，当清兵围剿的时候，有一位妇女携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跕，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悬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没有清军攻破陕西米脂县事，当时叶臣所部清军也没有进入陕西。《清世祖实录》的这条记载可能有误。
[46] 潼关战役的经过，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四所载豫亲王多铎顺治二年二月奏报和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绥寇纪略》卷九记：“二月，本朝大兵至潼关，攻之。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大败，潼关破，世耀死。”《钦定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也依样画葫芦，大书“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时日和战况无一不错。看来清朝明史馆的编纂人员，连本朝的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目，仅拾他人牙慧敷衍成篇，疏漏荒诞乃至于此。
[47] 《绥寇纪略》卷九。
[48] 顺治二年三月《凤翔总兵董学礼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七五页。
[49] 《陕西三边总督陈之龙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页。
[50] 同2。
[51] 这时还没有叛变的原明朝将领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广被清军俘虏后也屈膝投降了。
[52]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六九页。
[53] 康熙六年《钟祥县志》卷十，《杂志》记：“顾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为伪吏政府，宠待最隆。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为顾君恩反对东进、主张南下襄阳、承天，大概确有其事。但是，李自成决策从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阳一带留驻的大顺军比较多有关，顾君恩未必能发挥那么大影响。
[54]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 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
[56]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57] 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的记载，邓州之役的情况是：“时贼自西安收败卒出蓝田，分道鼠窜，由西而南，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会谍者言河南邓州贼兵甚众，葛布什贤、噶喇额真席忒库率兵薄其城。城溃，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余悉就抚。”（见《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德安之役，清军所遣的只是偏师，作战规模也很小。可见，所谓连战八次，并不都是双方主力对阵。
[58] 袁继咸：《浔阳纪事》。
[59] 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称崇祯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为伪，云系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王之明，监于狱中。时任大学士的王铎，在崇祯朝曾教太子读书三年，他去看后说，相貌风度全然不似，问以当年讲书情况，“竟懵憧罔知”，连他这位讲书时仅离二尺的老师也不认识，立即断定为假冒（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认为是假太子，并记载了崇祯朝另外两位东宫讲官刘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视后都说不像。然中外多有疑其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极大。当时闹成轩然大波，实质上是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不得人心。
[60] 《绥寇纪略》卷九。
[61]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62] 《张文贞公集》卷七。
[63] 有的史籍说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当时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却说：“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盘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顺军在武昌只停留了两天，也没有提到清军围攻武昌的事。
[64] 《浔阳纪事》。
[65]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这些人员被俘以后，“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敏）俱斩于军”，没有涉及对宋献策、左光先怎样处理。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条记载，他在顺治十年到北京以后得知“满洲人重其术，隶旗下。出入骑从甚都”。说明宋献策又用算命占卦献媚于满洲贵族了。另据《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 牛金星究竟在什么时候逃离大顺军有不同的说法。《绥寇纪略》卷九，记李自成撤离陕西之后，“宋企郊等皆于道亡，牛金星亦留而从其子于襄阳”。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间随军撤到襄阳时就脱离了大顺军。近年来又有人说，在江西瑞昌县隔江对面的一个属湖北省管辖的村子里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虚，牛金星脱离大顺军就有可能是在刘宗敏、宋献策被俘以后，在大顺军已转移到通山、瑞昌、宁州一带时。据道光二十一年赐绮堂刊本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时嘱咐牛佺说：“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于香山（在河南宝丰县境）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钢同志从郑州抄赠，谨此致谢）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为他和牛佺的政治态度已经改变。顺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给事中杭齐苏、六年八月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先后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并处斩，多尔衮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训斥道：“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疏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职回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八页；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传三一《季开生传》，所载常若柱奏疏中说，牛金星在顺治初年“复玷列卿寺，?颜朝右”，与《清世祖实录》所载不同。牛金星大概没有出任清朝官职，原因未必是他讲究什么气节，而是他在大顺政权中地位太高，在汉族地主中又名声很坏，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职。
[67] 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一，《乡坊》记载，这里历来有官府组织的地主武装。“成化间，设三十五堡……各有保长。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屡警，抚按檄照旧规，每大村或合数小村，共设团长一名。十人编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为一总，置总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县吴道夫编为一十九堡……万历十年，知县张书绅复置张公隘、九宫隘二堡于要害处，并旧二十一堡。各立堡长以守之。岁时儆点，以戒不虞。”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臣揣知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何腾蛟在报告李自成死讯时特别写上这段话，目的是引为己功。所谓“联络乡勇以待”，就是指动员这类地主武装准备同大顺农民军为敌。
[68] 费密记载李自成牺牲的经过相当详细，也比较准确，可惜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个别细节可能有错误，比如当时跟随李自成的人数，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的说法是二十八骑，张鼐幸免于难，当时张鼐正在何腾蛟部下，应该更接近事实。
[69]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同治六年《通城县志》卷二三，《兵事》，又见同书卷三，《山川》。
[70] 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一；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六，《载记》下，《闯贼》。又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71] 《石匮书后集》卷四六，《陈泰来传》记：“先是，甲申闯贼败窜，期径道新昌走长沙。泰来将兵御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高，乡民群以梃击杀自成，实泰来功也。里人生祠泰来，东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陈刚长先生杀逆贼李自成于此’。”
[72] 嘉定苏瀜眉函《惕斋见闻录》；《明季遗闻》卷一。
[73] 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又见同治十三年《石门县志》；近年来发表持这种观点的文章甚多，可资参考。
[74] 《甲申朝事小纪》载王怀民转述阎南宫的一段话说：“凡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谬也。湖广孝廉张琮伯，字和汉，于壬寅、癸卯（康熙元年、二年）间赴云南同知任，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于清（在辰州西、镇远东，黔楚交界处），因林谷幽胜，乃登高四望，忽闻磬声，即觅径步至禅院。叩门入，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语甚投合。留连数日乃别。后升江西抚州知府，复道经于此。访老僧，已物故矣。其徒悬像，所陈设彝鼎，皆非常物。询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张惊问：‘当日九宫山死者谁邪’，其徒曰：‘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己者数人，彼时有孙某者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张益奇之，后转甘肃道，以语阎南宫，阎又语予云。”
[75] 光绪三十三年《米脂县志》卷十二记：“有传其削发至五台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尝趺坐，不诵经卷。死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尝有诗云：‘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二语恰肖其人。”
[76] 《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77]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八，《灾异》。
[78]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五，《人物·武勋》。
[79] 《烈皇小识》卷八所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0] 认为李自成和他的随从走在大队之前，并不仅是一种推测，查继佐在《国寿录》卷四《中湘王何腾蛟传》中就说：“自成弃关中，南走楚，众犹二十余万。方至九宫山下，自成先以二十余骑前观屯处。乡之人向团结，有事共起，防小掠也。见数骑，一呼数百人，持田器竞前搏，骑不能敌，尽走散，一时俱死。须臾后队至，始知有自成顺皇帝在此二十骑中。乡人惧，咸走匿。”又，何腾蛟《逆闯伏诛疏》内说：“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用“窥伺”这个字眼，也意味着李自成行进在大队之前。
[81] 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2] 不久前湖北通山县有人拿出了一份题为《甲申岁弋闯志》的文件（《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刊有该文的影印件，可资参阅），文尾有“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拙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字样。据说这是当时目击李自成牺牲经过的一位本地人士朱万年的记录。文中说李自成被乡勇“弩铳击毙”，时为“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是确切无疑的。如果是这年的五月癸未，那就是五月初二日，比笔者的推论早两天。但是，通观《甲申岁弋闯志》全文，可疑的地方甚多，比如顺治二年腊月记载当年五月间的重大事件，何至于误为上年，文中提到“清大将阿济格、多铎”，都是规范化以后的满人译名，在顺治二年是不可能运用的。这个“文件”极其可能出于近人的伪造。在没有就其真伪做出结论的时候，既不能轻易相信李自成牺牲于五月初二日的说法，也不宜采用其中描述的情节。
[83] 康熙十九年《宁州志》卷一，《祥异》，卷五，《列传·宦绩·万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