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权所面临的局势就逐渐恶化起来。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大西政权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就全国而言，李自成部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被清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也跟着覆亡，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为了实现其征服全国的野心，在东南和湖广地区大举用兵，企图镇压大顺军余部和其他汉族士民的抗清斗争。而对于张献忠则一再派人进行招降，妄图不费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顺治二年春，清陕西总督孟乔芳致书大西川北巡抚吴宇英，“令其说张献忠投降”[84]。同年秋，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也派人“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85]。张献忠对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当他发现吴宇英在广元暗自组织反革命乡勇，准备叛投清方时，便断然派兵平叛，处死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官僚。[86]
于是，清廷改而采用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的方针。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率兵前往陕西，“会剿四川，征讨叛逆”[87]。同一天，又颁布了招抚张献忠的诏书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谕旨。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谕旨说：“凡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为奴。开诚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88]
由于当时在陕西汉中等地的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牵制了何洛会等统率的清军，使他们无暇进剿大西军。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等，统率官兵前往四川征讨张献忠。[89]清军在陕西先后击破孙守法、赵荣贵、贺珍等部。大顺军刘体纯部在这年正月，虽曾一度由河南邓州攻入陕西商州，终因兵力不敌败回湖广。豪格等人在陕西粗定之后，就着手准备入川。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变事件。[90]刘进忠原是大西军骁骑营都督，据说其部下四川籍将卒较多。在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他的一名部将叛投了南明。刘进忠惧怕受到张献忠的严厉惩罚，竟然率部仓皇出逃，先南奔重庆投靠明将曾英；不久又率部北移，同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合营，自称新天王。大约在顺治三年十月间，他又派部将吴之茂往陕西向豪格投降，接引清军入川。[91]
此时，张献忠正处于内外交困、举棋不定的境地。八月，他下令放火焚毁成都，带领大军转移，打算丢掉四川另寻出路。[92]九月初八日，到达顺庆（今南充）。次日，攻克叛乱分子谯应瑞、冯有庆等人窃据的顺庆府城。在这里屯驻二十余日后，又引兵移往西充县境。
十一月，清军准备就绪，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县境从大西军俘虏口中，得悉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下。[93]豪格密令昂邦章京鳌拜、固山额真准塔等率领精锐充为先锋，自己则带着满、蒙军队随后进发。清军“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94]，于二十七日抵达西充凤凰山。张献忠当时拥众数十万，不但对于清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直到清军迫近，侦探一再报告清军已经到来时，张献忠还是不相信。等到清军已经近在眼前，张献忠才带着少数随从出营观察，仍然没有做任何战斗的准备。双方隔着一条名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张献忠被清兵箭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关于张献忠牺牲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西军“皇营”（当作“御营”）中的外国传教士有以下一段叙述：
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铎到皇营欲见献忠……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于是提讯昨日某逃官之夫人，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95]
清军乘势冲杀，大西军由于变生意外，毫无战斗准备，被打得大败，牺牲战士数万名，损失骡马一万二千余匹。[96]其余战士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大将的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在联合南明永历朝廷共同抗清的斗争中，大西军余部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张献忠牺牲了，在他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也被摧毁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却被大西军将士继承了下来。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从表面上看，张献忠的牺牲和四川被清军占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这种偶然之中却寓着必然。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
一、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武装，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因而在官绅地主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层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导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杀，使自己更加孤立。自古以来，任何一支队伍想要战胜敌人，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即自身的团结一致和争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大西军在其后期基本上没有同盟者，甚至作为大西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普通农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吓得远离而去，自身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长。这正是大西军在四川站不住脚的基本原因。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轻易地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在大西政权统治的后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码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条件。这固然同官绅地主的叛乱有关，但张献忠等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并没有做出多大的努力。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政权，只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的基础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大西军领导人麻痹轻敌，也是导致兵败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了达到保存自己、相机出击的目的，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猝然袭击。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张献忠（李自成也有类似情况）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官军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以后，就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突出地表现为麻痹轻敌，不再兢兢业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张献忠、李自成的突然牺牲，都不是由于兵力削弱到连自己的领袖人物都保卫不了。相反，他们在牺牲时都还掌握着几十万大军。只是由于麻痹大意，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卒致以身予敌。这种无独有偶的悲剧，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
[1] 欧阳直：《蜀乱》。
[2] 摇黄十三家的首领，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的《荒书》和李馥荣的《滟滪囊》卷一《摇天动黄龙寇巴蜀》。《滟滪囊》把行十万呼九思写作“邢十万扈九思”，《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曾经被掠入行十万营内，说他“绰号行十万”，当可信。又，《滟滪囊》卷一尚记有夺食王王友进。
[3] 《国榷》卷一〇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记。
[4] 费密：《荒书》。
[5] 李蕃：《雅安追记》。
[6] 费密：《荒书》。
[7] 同3。
[8] 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同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守应统兵“下袭江陵”，迫使自成派驻荆州的守将任光荣、防御使孟长庚退走，遂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忠来到荆州，“自称西王，诡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部随大西军入川后，任光荣、孟长庚回到荆州，恢复了当地的大顺政权。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备遗》。
[9]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10] 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十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月、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笔者做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
[11] 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
[12] 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13] 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14] 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佥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〇三。
[15] 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16] 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17] 《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纪事》。
[18] 杨鸿基：《蜀难纪实》。
[19] 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投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
[20] 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降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2] 《蜀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崩塌城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〇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23] 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年》二。
[24] 《蜀难叙略》。
[25] 同4。
[26] 《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进兵汉中，说成是李定国未取得献忠同意的擅自行动，甚至说献忠“恨定国挑衅”。据《蜀难叙略》记载，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门征运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显然不是一个前方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载，顺治元年张献忠“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卷八，《兵事》附）。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27] 张献忠称帝的时间，诸书说法不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记：“十月初八日，贼僭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佚名《纪事略》说：“献忠遂于八月十五日僭位。”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载：“献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称西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亦从此说。乾隆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八记：“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贼张献忠僭号成都。”当时四川简州人士傅迪吉谓，十月初四日，大西军发兵至简州招安，“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五马先生纪年》）。这里所说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称帝，有的是指“僭称”大西国王。但《纪事略》等书在记献忠“僭位”之后，紧接着说立刘氏为皇后，并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前，供以香花”。显然是认为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已经称帝。《圣教入川记》根据两位混迹于大西政权中的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说张献忠于公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进入成都之后，“随即称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适值阴历正月”，才在新年佳节之际正式称帝。诸书说法不一，确切情形尚有待于考证。此外，《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张献忠屠蜀》条，记张献忠攻克成都之月“建号大西，又自称秦王，改元义武”。关于张献忠称秦王的问题，孙可望后来要求南明永历朝廷封秦王，说是“国继先秦”，又称张献忠为“先秦王”，看来必有所本。我们知道，张献忠早年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十六年在武昌称大西国王，在四川建立政权时也以大西为国号，那么秦王的称号从何而来呢？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于西安建国时，曾经封张献忠为秦王，所以张献忠初进川用的是大顺政权永昌年号。后来见李自成败于清军，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马科统兵进川使双方矛盾激化，才干脆称尊建号的。国号大西是自己的传统，年号大顺，很可能是因为一度奉过大顺政权正朔，一下子全改过来会给人以突兀的感觉，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顺国号借作年号。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须通过发掘史料加以检核。至于说张献忠改元义武，只是一种捕风捉影之谈。产生这种讹传的原因，是张献忠曾收得“义武左营关防”废印一颗，崇祯十二年在谷城受抚期间他没有官印，请求总理熊文灿准许他使用这颗关防，熊文灿转报朝廷后遭到拒绝（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由于张献忠一度想用义武作为自己的营号，后来就误传为他曾改元义武。
[28] 王国麟，湖广人，崇祯十七年任四川彭县知县（见嘉庆十八年《彭县志》卷二六，《职官》）。他书或作王国宁。
[29] 龚完敬，四川彭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明临安府推官（见嘉庆《彭县志》卷四二，《外纪》；同书卷二八，《选举》）。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义王》条记，“蜀绵州鹿头关庞士元祠，（孙）可望重修，有石坊大书伪衔：柱国太师兵部尚书。凡数百字，犹称张可望云”。龚完敬任兵部尚书后不久被处死，是否由孙可望接替，或者孙可望的兵部尚书只是个虚衔，尚须进一步查考。
[30] 吴宇英曾任明工科给事中。《纪事略》吹捧他“姜桂之性，老而愈辣”，说他“焚伪敕，斩伪使，尽出所藏，招集义勇，扼险以待”。“据神仙峒以抗献忠”，始终拒绝大西政权的委任，最后被大西军剿灭。《绥寇纪略》卷十也说：“给事中吴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顺治二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可见吴宇英确实任过大西政权巡抚职务。
[31] 《绥寇纪略》卷十。
[32]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33] 同2。
[34] 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当时都随献忠姓张。史籍中关于他们在四川建国时授予的职位记载不一致，如《纪事略》说：“封义子张可望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张文秀封勇义伯，挂平南先锋印；张能奇挂平南将军印；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君用为右军都督；马元利为左军都督；冯双礼为后军都督；其余贼将俱各封赏有差。”《滟滪囊》卷三，记献忠封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为“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伪王，其次封伪将军，设鹰扬、龙韬、虎韬、豹韬诸伪宿卫，分四十八营”。这里是根据欧阳直《蜀乱》的记载。
[35] 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张宏畉《邑志纪闻》。
[36] 《五马先生纪年》。
[37] 《纪事略》。又，沈荀蔚《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费密《荒书》也说：“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38]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39] 《纪事略》。
[40] 《滟滪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张成恩道邻人闺门，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说张家长，李家短何为？’贼诇知，侵晨执见献忠，问之，民以实对。献忠曰：‘我家长，他家短，是良民也。’赏而释之。”《绥寇纪略》卷十记最后一句话作：“献忠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释之。”
[41] 《绥寇纪略》卷十，记张献忠曾经“声言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似乎是针对土司而言。《纪事略》说大西军占领成都后，汪兆龄曾条陈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内有“定赋税各项事宜”；后面又说孙可望建议“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马元利部将后来还说：“蜀川千百万生灵，挽粮输赋，供给三载，未见负嵎梗化。”好像大西政权在四川期间一直实施了赋税制度。但是，《纪事略》这本书多有夸诞不实之处，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 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曾叙述当地农民不愿意下秧，他归之于“懒惰”。不过他没有解释四川的农民历来非常勤快，为什么这时突然变得懒惰起来。真正的原因，是大西军随意打粮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农民无心从事生产。
[43] 嘉庆十八年《什邡县志》卷三八，《人物》。
[44] 《蜀难叙略》。
[45] 《雅安追记》。
[46] 至今见于文献和实物的大顺通宝有两种：一种背面无字，略小；另一种背面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 见丁福保撰《古钱大辞典》下编《补遗》，第五一九页，图版上编《补遗》，第四一一页，《拾遗》上编图版，第八页；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版，也有西王赏功铜币拓片。这种赏功钱至今只发现于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还没有见到发现的报道。钱上用“西王”二字，推测当在入川初期铸造。
[48] 《五马先生纪年》。
[49] 《圣教入川记》，本节内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书。
[50] 《圣教入川记》记载了三件仪器的情况：“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与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俱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教，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出之物。”
[51] 《圣教入川记》。《绥寇纪略》等书说，献忠“聘井研陈氏（明末大学士陈演之女）为伪后，封其兄为国戚。不十日，陈赐死，兄及两尚书皆极刑”。
[52] 清陈祥裔耦渔辑：《蜀都碎事》卷三。
[53] 乾隆《新繁县志》卷十一，《兵燹》。
[54] 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四。
[55] 《圣教入川记》。
[56] 《雅安追记》。
[57] 《圣教入川记》。
[58] 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及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所附图片及释文。
[59] 沈荀蔚：《蜀难叙略》。按，对明朝仕宦，初期主要是征聘他们出任官职。“皆杀之”一语不确，但杀了一部分（包括授职的某些人员）则是事实。
[60] 杨鸿基：《蜀难纪事》，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61] 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三，《中兴十事书》。
[62]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国榷》卷一〇三记甲申十二月弘光朝廷再谕：“督师大学士王应熊：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士兵惟卿用之。”
[63] 《蜀难纪实》。
[64] 《国榷》卷一○四。
[65] 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
[66] 《滟滪囊》卷三。
[67] 《蜀难纪实》。
[68] 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卷二六，《贼盗·张献忠》。
[69] 雅州由于混入大西政权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图反水，伪造了张献忠的诏书，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员全部追回，雅州生员因此逃脱了这次屠杀。见李蕃《雅安追记》。又，乾隆四年《雅安府志》也记载：“是年（一六四五年）献忠檄蜀士子尽赴省试，违者以军法论，监军郝孟旋矫献忠诏曰：‘雅系边地，承平时自专心文墨，今羌夷不时窃发，久已弃诗书而事干橹矣。宾兴之典，宜俟异日。’时蜀士赴试被歼无遗，独雅安诸生获免。”（卷十，《勘乱》）
[70] 某些史籍记作青羊宫事件。如李馥荣《滟滪囊》记：“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人，尽杀于青羊宫侧。”《蜀碧》中说，欧阳直是当时被起送到成都参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于年龄较小，免于被杀，发到大西军营内帮办文书。他在所著《蜀乱》一书里，记载各地士子集中的地点是大慈寺。特科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如道光八年《新津县志》，记该县生员蓝炜奉调参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于东门外”（卷三三，《忠节》）。康熙年间西充县人李昭治所作《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杀绅士，自进士以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见康熙《西充县志》卷十，《艺文》上）
[71] “除城尽剿”，在当时四川人士的记载中是常见的，有的还根据亲身见闻叙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记叙的可靠性。
[72] 详见后文。
[73] 毛奇龄：《后鉴录》。
[74] 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难纪略》。
[75] 参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76]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77] 《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实际上就是这个“圣谕”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发的谬论“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等。这种语言同现存“圣谕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78] 如光绪三十一年《内江县志》说“官兵之虐，甚于流贼”（卷十二，《外纪》）。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79] 当时江津人士龚懋熙记载说：“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里巷恣睢雄杰之徒，借起义为名，驱民为兵，众至千、万，文士反依依焉。督抚崇衔、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已。其究也，民尽为兵，废耕绝食，旋亦自相食以尽，全川自此烟火断绝凡十五年。”（嘉庆九年《江津县志》卷十五，《艺文》，龚懋熙：《叙略》）又如南明范文光、曹勋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粮食，竟至于“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官军在路上碰见百姓，哪怕只有一碗米也“杀而夺之。由是僵尸横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记》）。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也说：“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稆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蜀难至斯转剧，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欧阳直《蜀乱》云：“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闲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80] 明末清初四川“以人为粮”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崇庆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众避难，至晚无食，众择其肥大者杀而食之。五人已杀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县，竟免其难”（光绪三年《崇庆州志》卷十二，《杂识》）。又如时人欧阳直，“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遇十数饥人邀于路，见人众不敢近，犹狂呼曰：‘走不去，丢下两个与我们做粮饭罢’”。他自己在顺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抚马乾委任为安居县令，抵任后，“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借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说得欧阳直头皮发麻，连夜逃走。（《蜀乱》）
[81] 如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记载：“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卷十六，《外纪》）
[82] 张宏畉：《邑志纪闻》载，顺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马蹄瘟，患者多死”。（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 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卷三五，《祥异》）。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加上“以人肉为家常饭”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乐至“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86]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
[87]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88] 同4。
[8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三。
[90] 刘进忠叛逃事，欧阳直在《自纪》中云：“乙酉（1645）年春三月，营将刘进忠叛献走秦陇。”当时，欧阳直正在刘进忠营内，似乎不应该弄错时间。可是参考其他文献，可以肯定说乙酉三月是不对的。他在所著《蜀乱》中，也把刘进忠叛投清朝载于丙戌年下。
[91] 刘进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经过，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荒书》和韩国相《流离外传》（见民国《南充县志》卷十六）。顺治十八年三月张凤起撰写的神道碑，叙述了刘进忠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公讳进忠，字虎山，陕西汉中人……夙传华胄。其先人多以军功武烈显著当时。”“父胤昌，原任汉中宁羌卫千户。”“公弱冠，喜儒术，习文辞，然而读书通大义，不斤斤章句为务。”也许能够说明刘进忠的叛变具有较深的思想根源。由于蜀道险阻，非有向导莫能得其要。熟悉地形和大西军内情的刘进忠自告奋勇，充当引路人，对肃亲王豪格部顺利入川，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事后被“题名剑阁”，任为益阳总兵，用农民革命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参见《清故镇守益阳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刘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
[92] 据《圣教入川记》的记载，张献忠的这次战略转移，是计划前往陕西。《纪事略》也说，献忠“一日召兆龄、可望等议曰：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朕意欲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时人韩国相记，献忠带领大西军行至南充、西充地区后，“备舟造楫，声言直取南京”（见《流离外传》）。直到献忠牺牲为止，大西军在顺庆府滞留了将近三个月，原因不清楚。至少说明他决策北进陕西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93] 李昭治：《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是时，贼将刘进忠已降大清肃藩，导之讨贼。贼营人马不戒，弓刀无备。初有言大兵至者，逆献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兵将近，复报献。献又杀之。大兵已压贼营，献不披甲，衣常服，加飞蟒半臂，率牙将出现，与大兵隔太阳溪。刘进忠指曰：‘此即张献忠。’大兵中南伊马喇射穿逆左乳下，仆马而毙。”《绥寇纪略》卷十、《寄园寄所寄》卷九引《诛剿新编》、毛奇龄《后鉴录·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献忠屠蜀》条、顾山贞《客滇述》等书，都说是刘进忠投降清朝后，充当向导，引清兵直奔献忠驻地。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根据档案文书写成《纪灭闯、献二贼事》其中说：“比抵南部县境，有前锋擒贼生口至，具言献忠方列营顺庆之西充县，急击之可就擒……”（《张文贞公集》，卷七）《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两种说法略有不同。
[94] 《张文贞公集》卷七。
[95] 张玉书记载张献忠牺牲的情况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充之凤凰观。会大雾昼晦，勒军登山。贼谍者知之，驰白献忠曰：‘王师至矣。’献忠坚卧不为动，曰：‘岂真从天而降耶！或秦督孟乔芳兵至耳，一战当立败矣。’顷之，王师逼贼营，献忠方在厩阅马，闻急，大惊，仓皇麾所部马、步兵迎敌，自乘所爱马驰走，不及擐甲。有裨将某驰射之，贯其胸。献忠负创还营。鳌拜、准塔等鼓勇力击，大破贼众，遂擒献忠，斩于军前。士民饮恨献忠者，争往斫其尸于军门外，不移时骨肉俱尽。”（《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
[96] 《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豪格奏报：“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同书卷五三、卷一○七，两次追叙豪格的“功绩”说，“又复入川，攻克内江县，击败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斩贼首献忠及其伪巡抚、总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俘获无算。广宣德意，招来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余，四川大定”。